作为一个被宦官拥立的天子，而且是一个与敬宗年龄相仿的天子，刚刚上台的李昂是很不被大唐臣民看好的。
穆、敬二宗将娱乐进行到死的那副德性太让人印象深刻了，并且鉴于遗传力量的强大作用，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叫李昂的年轻人十有八九也是个顽主。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可这回群众却看走了眼。
因为新天子刚一上任就狠狠地烧了三把火。
烧得大唐臣民应接不暇、惊喜万分。
他先是一道诏命遣散了三千多名没有职事的宫女，紧接着放掉了“五坊”中饲养的绝大部分鹰犬，实际上就是把一贯滋事扰民的“五坊”变相取消了；随后又裁汰了教坊、翰林院和内苑总监中的一千二百多名冗员，最后把御马坊和球场的占地，以及穆、敬二宗私藏的钱、粮、田地等物全部划归有司。此外，新帝还一改敬宗李湛不上朝的恶习，不但该上朝的时候准时上朝，而且在朝会上孜孜不倦地向宰相和百官询问政务，以至于经常忘记了退朝的时间……
种种迹象表明，李唐天子一蟹不如一蟹的历史宿命正在被李昂改写。
人们看着朝气蓬勃的年轻天子，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励精图治的宪宗皇帝。
原本弥漫在朝野上下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
长安士民争相庆贺，相信太平日子很快就会到来，帝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第二年二月，天子李昂把年号改为“太和”。
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人们殷切的目光中隆重开场了。
可在这个世界上，现实与理想往往相隔遥远，而失望与希望却总是比邻而居。
李昂登基不过数月，宰相们就发现，眼前这位天子虽不乏宪宗皇帝年轻时那种去奢从俭的品质与虚怀纳谏的雅量，可他却没有宪宗皇帝那种坚定的意志和果断的执行力。往往是君臣在朝会上煞费苦心反复研究才做出的重大决策，一转身就被天子本人莫名其妙地推翻了。如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尔反尔，使得宰相们的积极性屡屡遭受严重打击，最后终于把刚刚入相不久的中书侍郎韦处厚给惹火了。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四月，韦处厚在延英殿上发了一通牢骚之后，愤然要求辞职。
天子赶紧赔笑脸，而且赔了很长时间的笑脸，同时不住地好言劝慰。
韦处厚最后当然是收回了辞职请求。一来是不好太折皇帝的面子，二来是韦处厚也隐隐地察觉出了皇帝的苦衷——他身后站着一个黑影。
一个可怕的黑影。
那就是宦官王守澄。
皇帝是王守澄一手扶立的，在他面前自然是处处矮了半截。不管什么事情，只要王守澄说“不”，皇帝就决不敢说“是”。换句话说，从文宗即位的那一刻起，王守澄就已经毋庸置疑地对帝国的一切事务拥有了最终裁决权和一票否决权。
这是天子的无奈。
更是帝国的悲哀。
即便身为朝廷的宰辅重臣，韦处厚又奈宦官何？满朝文武又奈宦官何？
帝国宰辅和满朝文武奈何宦官不得，不等于天下士人就会对这种反奴为主、太阿倒持的帝国乱相始终保持沉默。
太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文宗李昂亲自主持的“贤良方正”科的策试中，一个叫刘贲的考生呈上了一份慷慨激昂的策论，终于替金銮殿上的天子和朝堂上的衮衮诸公说出了他们人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
陛下如欲杜绝篡位弑君之源，则应居正位而近正人，远离受过刀锯之刑的贱人，亲近忠正耿直的诤臣，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祸起于萧墙之内，奸生于帷幄之中；忠良不为陛下之心腹，阉宦必操废立之权柄；害先帝不得善终，致陛下不能善始；君权式微、藩臣跋扈；首乱者以安君为名，兴兵者以逐恶为义，则刑政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诸侯！
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贼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奸臣窃权而震主。伏见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唯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鸿业可绍、三（皇）五（帝）之远踪可追矣！陛下诚能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则心无不达、行无不孚矣！
法宜划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朝臣于南宫举行朝会，故称‘外官’，亦称‘南司’；宦官衙门集中于玄武门，故称‘内官’，亦称‘北司’），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而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
如今兵部官员不掌军籍，仅止于出席朝会、敷衍天子；禁军将领不管兵事，仅止于培养资历、追求勋阶。军政大权归于中官，兵戎之机决于内臣。首一戴武弁，视文臣如寇仇；足一蹈军门，视兵民如草芥。谋略不足以翦除凶逆，而奸诈适足以专擅威福；勇悍不足以镇卫社稷，而凶暴却足以横行乡里。控制役使地方官吏，冒犯欺凌宰辅大臣，败坏法度，紊乱朝纲。逞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怀诈、待机而发之祸心，无赴汤蹈火、为国死难之正义。此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
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
刘贲的策论无疑是切中时弊。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所有看过卷子的人都觉得这个刘贲实在是太有才了，骂得也实在是痛快！
可有才归有才，痛快归痛快，就是没人敢录取刘贲。
因为没人敢得罪宦官。
包括天子李昂在内。
十五天后，朝廷张榜。同科应考的杜牧、裴休等二十二人皆被朝廷录取，且被授予官职，唯独刘贲名落孙山。考生们义愤填膺，说：“刘贲落第，我辈登科，岂不令人汗颜？”甚至联名上疏，请求把他们的官职转授刘贲。与此同时京城的舆论也一片哗然，人们纷纷为刘贲鸣冤叫屈。
可天子只能用沉默来回答他们。
刘贲默默收拾行囊，在这一天黯然离开了长安。
据说刘贲后来辗转数道，先后做了几个节度使的幕僚，终其一生都没能正式进入仕途。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宗皇帝这么做也算是在保护他。
道理很简单——连天子本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一个小小的刘贲就算入仕，不也是宦官砧板上的鱼肉吗？
和“宦官乱政”互为表里的是，这几年帝国的藩镇事务也一直是一笔糊涂账。
穆宗一朝，成德出了个王庭凑，卢龙出了个朱克融，魏博出了个史宪诚，武宁出了个王智兴。无一例外，全都是通过兵变上台的。穆宗李恒像一个有心无力的救火队员，刚开始还东奔西突地扑了几下，后来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索性闭上眼睛当鸵鸟，对藩镇一律采取妥协政策。
到了敬宗朝，局面更是混乱不堪。先是昭义的刘从谏父死子继，朝廷承认他为留后，不久又任其为节度使。紧接着幽州又发生兵变，乱兵杀了朱克融和他的长子朱延龄，拥立其次子朱延嗣接管军政；稍后，都知兵马使李载义又杀了朱延嗣和他一家三百多口，自立为留后。敬宗照例听之任之，于数月后任其为节度使。
差不多在此前后，横海节度使李全略卒，他的儿子、节度副使李同捷又擅自兼任留后。文宗登基后，李同捷送他的两个弟弟入朝为质，希望以此换取朝廷对他的任命。
对李昂来讲，这是他帝王生涯中的第一个考验。
如果承认李同捷，那就等于自动承认自己跟穆、敬二宗毫无二致，都是奉行鸵鸟政策的窝囊天子；如果拒绝承认，那就意味着一场战争。
可刚刚即位的文宗却下不了与藩镇开战的决心。
要是既想避免战争，又不被藩镇拖着鼻子走，应该怎么办？
文宗最后只好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调动，即把天平节度使乌重胤调往横海，再把李同捷调往兖海（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市）当节度使。
天子这一招叫调虎离山。
李同捷接到调令时发出了一声冷笑。
老虎一旦离开深山，被人扒皮的日子就不远了。这么简单的道理，李同捷不会不懂。于是他假托被将士留住，拒绝赴任。
文宗犯难了。
他意识到眼下的河北诸藩早已被穆、敬二宗宠坏了，中央要么一切听之任之，要么断然对其宣战，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怎么办？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不畏强藩迎难而上，继承宪宗遗志，让昙花一现的中兴大业重放光芒？还是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步穆、敬二宗之后尘，关起门来做一个眼不见为净的“太平”天子？
要论志向，打从江王时代起就熟读《贞观政要》、对太宗皇帝充满无限景仰的文宗李昂绝不至于胸无大志。对穆、敬时期的种种乱相和弊端他也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文宗李昂的匡复社稷之心和中兴李唐之志绝不在宪宗李纯之下。
正是凭着这一点，使文宗最后选择了战争。
太和元年八月，文宗下诏革除了李同捷的所有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史宪诚、李载义、李听等七道节度使一同发兵讨伐李同捷。
这场战争头尾打了将近三年，其过程不可谓不艰难。
首先，在战争初期，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天平节度使乌重胤刚打了几个胜仗就因病去世了，这对文宗朝廷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其次，河北割据时间最久的三镇中，除了卢龙的李载义效命中央之外，魏博的史宪诚始终首鼠两端、拥兵观望，而成德的王庭凑则公然与横海结盟、对抗朝廷，所以文宗不得不在太和二年九月同时讨伐王庭凑，在横海与成德之间两线作战。
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使得中央政府的军费开支急剧增长，文宗李昂看着迅速被耗干的国库，终于明白了一条真理：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志大才疏，而是——志大“财”疏。
太和三年四月十九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进入尾声。被朝廷任命为横海节度使的李佑攻克德州；同日，卢龙节度使李载义攻破了沧州外城。李同捷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是月底，李同捷的首级被传送京师，横海宣告平定。
文宗李昂无力地笑了。
与其说这是充满喜悦的胜利笑容，还不如说这是近乎虚脱的庆幸笑容。
假如李同捷再坚持半年，先垮的肯定不是他，而是朝廷。
所以李昂很感慨。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虽然赢得很惊险，但毕竟是赢了。
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毕竟挽回了朝廷的尊严。
然而，李昂断然没有想到，就在李同捷败亡之后，魏博旋即又爆发了一场兵变。
横海平定后，文宗命魏博史宪诚转任河中节度使，而命义成节度使李听兼镇魏博；同时把魏博辖下的相州、卫州、澶州（今河南内黄县东南）三地划出去另设一道，并另行委派节度使。
魏博的骄兵悍将眼看自己的藩镇即将被朝廷肢解，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史宪诚，希望他能在这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维护藩镇和地方将士的利益。
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史宪诚不但心甘情愿服从了朝廷的安排，而且还把魏博府库中的金银绸缎搬运一空，准备全部带往河中。魏博将士忍无可忍，于六月二十六日突然发动兵变，杀死史宪诚，拥立牙内都知兵马使何进滔为留后。同日，毫不知情的节度使李听抵达魏州城下，何进滔趁其不备发兵进攻。李听仓猝应战，结果招致惨败，士卒死伤过半，余皆逃散，辎重和粮草全部丢弃。李听仅以身免，只身逃回滑台（义成治所，今河南滑县）。
消息传来，天子李昂目瞪口呆。
国库早已见底。如果接着对魏博开战，朝廷拿什么充当军队粮饷？
此时此刻，志大“财”疏的天子李昂终于明白了另一条残酷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的人是不配享有尊严的。
无论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是一个位居九五的天子。
这一年八月初五，文宗被迫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而且把相、卫、澶三州归还给了魏博。八月二十五，文宗又下诏赦免了成德的王庭凑和他的部众，恢复了他们的所有官爵。
这是在宣告失败——宣告李唐中央经过三年苦战所换来的胜利果实已经在转瞬之间付诸东流。
平藩之战功败垂成。
与藩镇的第一次较量居然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对即位不久的李昂来讲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天子既无奈又悲凉。
他觉得燃烧在自己胸中多年的那股中兴李唐的豪情壮志似乎一下子就冷却了。
李昂从此变得一蹶不振。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即便后来有钱了，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天子在藩镇事务上也没有恢复早年的锐气，而是变得跟他的父兄如出一辙——成了一个彻底的妥协主义者。
对一个曾经胸怀大志的人来讲，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充满了悲剧色彩。
然而，当我们纵观文宗李昂十四年的帝王生涯，我们发现，和他此后要遭遇的一连串失败比起来，太和三年平藩之战的功败垂成实在算不上什么。
换句话说，李昂的悲剧人生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