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端郡王载漪发配西北二十年后，在孙子毓运陪同下，于民国十年（1921）辗转回到北京。大总统徐世昌派汽车到前门火车站迎接，载瀛也携惇王府的亲戚们去接站。载漪祖孙被接到一辆汽车上，毓运觉得这车子貌似西北的骡拉轿车，只是外身是铁皮的，车窗是玻璃的，座位是软的。不一会儿，汽车突然走了起来。毓运大惊，高声冲爷爷载漪说：“这个车怎么没有骡子拉就跑了？”载漪故作冷静，暗地里推了孙子一把，但这话还是被司机听见并窃笑不止。此前，爷孙俩都没见过汽车。载漪望着车窗外面的街景，叹道：“北京变了，什么东西都洋起来了。”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自南京北迁。5月5日的日记记：“上午11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寥寥数语，勾出当年北方的“春色”。
黎元洪任大总统时，住北京东厂胡同。有时晚上骑马到东华门大街真光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去东安市场的国强咖啡馆喝咖啡。国强的茶房老温在东安市场的从业经历贯穿民国的始终，曾多次接待黎元洪。
民国时期的一些名流如吴稚晖、梁漱溟等，为倡导人道主义，出行时坚持不坐人力车。陶行知更甚，一次因急事坐了回人力车，半道上非要和车夫对换，让车夫满含热泪地坐了半程车。学者刘文典常在课堂上怒斥人力车的不平等，课后则赫然登上人力车而去。
溥仪成了废帝后，常和婉容坐着小汽车出宫转悠。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颐和园和玉泉山。每次出门，都排成一列由几十辆小汽车组成的车队。他不时让司机加速，在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竟然开出时速六七十公里以上的疯狂速度。直至把随同出行的“内务府大臣”绍英吓得紧闭双目，双手合十，大呼“南无阿弥陀佛”。
1925年，俞平伯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乘七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我为什么爱搭那趟车呢？佩弦（朱自清）代我说了：‘堂堂的白日，界画分明的白日，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她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呀！’我虽不能终身沉溺于夜之国里，而它的边境上总容得我的几番彳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浦江清在清华任教。按当时的概念，学校属于郊外，进城须乘长途汽车。浦坐过几次后，感到汽车太颠且汽油味刺鼻难闻，常晕车。后入城时索性雇人力车，浦称之为“虽慢而舒适也”。
北平时期，出行以人力车（洋车）为主，乘坐方式有如今天的出租车。在北平生活了十年的学者谭其骧晚年回忆：“出门都坐洋车，随便你住在哪里，大门口外或胡同口，准有几辆洋车停在那里，坐上再说到哪里去，拉起就跑，到目的地按时价路程给钱，很少有要求添几文的，绝不会发生争吵……我住在景山西门北平图书馆宿舍时，在宿舍门口上车，到东安市场门口下车，给七大枚就行了。下大雨刮风下雪时酌加。全城不论哪里，西直门外远至香山，只要不是跑不动的老头，没有拒载的。”
陈岱孙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从美国回国后，在母校任经济系主任。陈一直独身，有美国友人送了他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他便开着这辆车进城或出游，这在当年的大学教授中恐怕是独一份，一时引人注目。
1931年春假期间，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与若干同事出游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访问古迹，购买古董、书籍，还特地到大名拜访崔东壁后人。而顾颉刚在《辛未访古日记》前言中却写到另一种对“时情”的印象：“黄河流域为我国文化之摇篮地……何意时移世易，其贫若斯，其愚若斯，鸦片、白面、梅毒，肆虐凶焰……兵灾、匪祸连结不解，人民不识正常生活为何事……我自作此旅行，常居明灯华屋而生悲，以为国人十之七八，犹过其原始生活，我不当超轶过甚……”
刘半农有两个女儿生在伦敦，故一个叫刘伦，一个叫刘敦。回国后都在孔德学校读书。每天早晨，两个女孩同乘一辆包车上学。起初两个孩子是并坐，后改成一个朝后跪着，一个朝前坐着，再后来改为两人叠坐着。很多北大学生每天都和姊妹俩相遇，都能看到她俩天真的笑容。
上世纪30年代有段时间，张中行经常和二三同好骑车到玉泉山郊游。他对这种例行的休闲活动有如下记述：“出西直门，沿平坦的土路西北行，十余里到海淀镇。进东南口，到西端北拐是西大街商店集中地。先买烧饼、酱牛肉、花生米，最后买酒。卖莲花白酒的是仁和号，在近北口路东，两间门面，靠南一间开门，柜台上有酒坛，卖酒。我们酒量都不大，只买半斤。到玉泉山，总是在西部山下树林的草地上野餐。莲花白酒是好白酒加若干种有香味的中草药蒸馏而成，味纯厚而幽香，当时觉得，在自己喝过的多种酒中，它应该排在第一位。”
张中行小时候生活在河北香河农村，他叔叔家养着一头“识途”的黄牛。张的姑姑住一二十里之外的另一村，有时几个孩子去看姑姑，就让这头牛拉车出征。孩子坐上去后，大人牵着牛送到村外岔路上就撒手不管了。牛自己掌握方向和速度，走得很慢，孩子可以在车上东张西望、打打闹闹，或下车掐一把花草再上来，十步八步就能赶上，牛一直把车拉到姑姑家门口才站住。午饭后回来，孩子累了，往往睡一路，有时牛把车拉到本村家门口停下来，他们还不醒。
上世纪20年代，学者陈西滢说：“（上海）南京路上的汽车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你如果像我一样在那里立一会，数一数来往的汽车，你就会发现每十辆汽车至少有七八辆里坐的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人。”
上世纪20年代初，周有光在常州念中学，家在苏州，因而经常往返于沪宁线上的常州与苏州之间。他后来回忆：“常州到苏州很方便，那个时候来回火车票是一本一本买的，一本10张，撕一张给检票员就可以上火车了。”
北平时期，从城里出西直门到香山、玉泉山等地郊游，有两条路可走。邓云乡在《增补燕京乡土记》里有如此记述：“一条出西直门笔直往西，经过万牲园（后改动物园）路口再往西转入去海淀的大路；一条出西直门走关厢不远就拐弯往北，进入关厢北街，再往前走不多远，就到了高梁桥了。一到高梁桥，风景便豁然开朗，南北的大石桥，桥北是开阔的北方田野，桥下是清澈见底的流水，这水都是由玉泉山、昆明湖流来，流向德胜门水关的，西北一望，西山、玉泉山、万寿山色调深浅、层次分明，可以说是北京城郊最美的一条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以人力车为主。当时北京人口近200万，人力车达10万辆，平均每20人一辆。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讲师，几乎都有包车。这10万辆车，车况和车夫是参差不齐的。最高档的进口人力车，售价可达100块银元。车夫则各取所需。康有为的女婿罗昌当年七十多岁，他的车夫也已五六十岁。老车夫每天拉着他慢悠悠上路，出和平门去北师大上课。据说这种念旧也是一种“京味”。
溥仪没出宫时，为学自行车，把宫里许多门槛都锯了。有一次他骑车乱转，被一个在宫里装电灯的看见了，连忙下跪向他讨封，溥仪笑道：“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这是北京当年桥头行乞者的诨名。有人据此认为：溥仪小时候够坏的，属于“阴坏”一类。
李四光从美国回来后，任北大教授，兼北京图书馆副馆长，每月收入500元。他平时骑自行车上下班，曾被鲁迅撰文讥讽。
1928年首都南迁后，阔人们各奔东西，北平的汽车市场也跟着疲软。二手车高不过1000元一辆，低者仅百八十块。北大教授刘半农说：“我们朋友中，从前同是两轮阶级，现在升做四轮阶级的也不少，有时间上什么地方去，承他们的邀请我同坐，我也就乐得大揩而特揩其油！”
吴稚晖出行，从不坐人力车。他住上海时，去南京见蒋介石，只坐四等车，满目穷人，吴则甚觉其乐。到了南京，蒋介石的官邸吴可以不经通报，直进直出。一次，吴从浦口坐轮渡到下关，忘了带船钱，被售票员当成乡下佬，抽了一个嘴巴。
徐志摩曾问梁实秋：“你坐过飞机没有？”梁答以没坐过，一来没有机会，二来没有必要，三来也太贵。徐说：“你一定要试试看，哎呀，太有趣，御风而行，平稳之至。在飞机里可以写稿子。自平至沪，比朝发夕至还要快，北平吃早点，到上海吃午饭。太好。”当时徐志摩有个朋友在航空公司，见他在京沪两地穿梭奔波，便送了他一张长期免费的机票。没想到比票价更昂贵的是，徐志摩因此搭上了性命。
1946年3月17日上午10点，戴笠自青岛乘航委会222号运输机飞南京。一说戴笠此行是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沪，实则胡蝶并未与戴笠同行。下午1点左右，飞机到达南京上空，因遇雷阵雨，无法正常着陆。南京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引导飞机穿云下降。如不行，则改飞上海或济南。但上海、济南上空天气也不好，222号飞机只好在南京再作穿云下降。飞机在云雾中失去方向，与地面联系困难，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过机场，无法着陆，最后一次下降时偏飞至江宁县。下午1时6分，222号飞机与地面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机上的讯号。最终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桥镇戴山，成为戴笠此行的葬身之地。
1924年暑假，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联合举办一次暑期讲演会，从北京请去十位著名学者，鲁迅、蒋廷黻等都在内。他们先乘火车到陕州，然后取道黄河往西安。负责接待的张辛南先到陕州，雇了两只民船。不料行船不久，就赶上狂风暴雨，昼夜不息。次日早晨风雨停息后，船主带着几分后怕说：“昨天晚上险呀！如此大风，船不能下锚，倒行十余里，如果倒行到鬼门（陕州附近黄河中有砥柱山，兀峙中流，分河为人、神、鬼三门，惟人门可通舟楫，其险过于长江之三峡），那就没救了。幸托庇龙王爷保佑，得安然无事，诸位先生真是大命的。”
茅盾入商务印书馆一年后，其弟沈泽民考入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7年夏天，茅盾回乡与母亲一起送弟弟去南京上学，也顺道游览了南京的名胜。回上海时，母亲提出乘船走长江，茅盾便在航行于汉口到上海的三四千吨的豪华客轮上订了一个官舱。轮船起锚后，他扶着母亲在甲板上散步。沈母遥望江天，颇有感触地说：“你父亲一生只到过杭州，我今天见的世面比他多了。”
孙中山和章太炎都住上海时，章太炎常雇人力车去孙家，但归途却不识路，每次都由孙派人另雇一车送章回家。某次孙派人送章出门，门口只有一辆人力车，章坐上车即令车夫快跑，本欲送章回家的人等到另一辆车来时，章早没了踪影。车夫半路上问章去哪里，章说：“家里。”车夫问家在哪里，章答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堂门口有一家纸烟店。结果是章一直坐着人力车在街上打转。
金城银行老板周作民奉行有饭大家吃的管理之道。上海总行内，私人汽车有二十多辆。都由银行负责汽车的开销。有人评论说：换一个人当总经理，看到这许多坐汽车的开支，一天都受不了。而周作民就是凭着这种做派，号召两千多人糊里糊涂地替他出尽力气。
茅盾写《子夜》时，曾把部分初稿给瞿秋白看。原稿写吴荪甫出行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当年上海有钱阶层流行福特轿车。瞿秋白则提出，像吴荪甫这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成雪铁龙牌，茅盾定稿时采纳了瞿秋白的意见。
民国时期，长沙的黄包车别具特点：车夫身穿长袍，拉车不跑，漫天要价。因而除了老年人及带行李的旅客，一般市民都不坐。
1937年秋天，为避战乱，茅盾把两个孩子从上海送到内地。回程从武汉买了张到杭州的车票，10月24日发车，抵杭州已是11月5日，走了将近两个星期。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全家于1930年11月28日离开上海去北平。当日胡适门生罗尔纲随胡适一家四口乘出租车到火车站，他说：“满以为胡适广交游，徽州亲戚也不少，今天月台一定站满亲朋来送行的。谁知半个影子也没有。”火车抵北平前，罗尔纲又以为胡适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负责人和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至少这两个单位应该有人来接，“谁料车进了站，同样连影子都没有。”只有胡适的表弟雇了一辆汽车，把他们领出车站来到汽车前，随即也离开了。
1918年5月13日，即徐悲鸿与蒋碧微“私奔”的前一天，徐秘密通知蒋碧微，要她当晚悄悄离家，雇黄包车到爱所亚路长发客栈找他，并叮嘱说：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民国初年，陈三立住南京中正街，家门口有一条很短的铁路。一日陈独自出游，回来时乘人力车，车夫问地名，陈茫然不知，便挥手让车夫前行。穿街入巷，走了一阵子后，车夫又问地名，陈仍答不出来，忽急中生智，想起了火车声，便告车夫家在火车站附近。而车夫所行，正与其家的方向背道而驰。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家人有的四处寻觅，有的立在门口张望。若是门前没人，陈也未必认得出这是自己的家。
民国时期，苏州天平山的轿夫一度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兜揽生意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太太，你现在不坐，到时候你要是从山上坐轿子下来，我是要把你骂出山门的。”
1936年春天，徐悲鸿南下广西。6月，蒋碧微决意去南宁把徐劝回南京。她从上海乘船，经香港到广州，再从三水坐轮船经梧州到南宁。从梧州到南宁的船是一艘只有一间舱房的小火轮，舱内两边有六张上下床，蒋碧微上船后发现，12个旅客中，除她之外，都是男的。蒋碧微后来回忆：“这一段航程，足足要走三天。当时正是南国酷热难耐的天气，三天里我既不能沐浴，又无法更衣，狼狈困窘可想。住在我上铺的那位先生，有一双黑茸茸的毛腿，清早醒来，一眼望见两条毛腿高高悬在上铺床沿，总使我觉得厌恶万分，浑身都不自在。”
1933年6月18日上午8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和儿子杨小佛登车出门，轿车刚开出中央研究院大门，四个早已埋伏多时的特务便一起冲出，拔枪围着汽车乱射。司机负伤后破门而出，杨杏佛爱子心切，并没逃离，而是用身体挡住儿子，饮弹身亡。
《申报》老板史量才的遭遇与杨杏佛相近。1934年10月。史量才去杭州休养，11月13日午后，乘汽车沿沪杭公路回上海，同车还有史的妻子、儿子、侄女等，加司机一共六人。当天下午3点左右，汽车行至海宁附近的翁家埠时，突然被一辆汽车挡住去路，车上跳下数名匪徒，持枪先将司机打死，史量才等见状纷纷下车逃命，被匪徒追击。史原本已逃入一个茅屋，从后门再逃时，因不认路，避于一个干涸的小池塘里，被追来的匪徒发现，一弹穿其两耳，史当场毙命。其子则得以逃脱。
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一度受聘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两个单位，并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两校一个在城里，一个在郊外，相距30里，顾则住在西皇城根5号。顾颉刚为此买了一辆汽车，奔波于两校及各种应酬活动之间，他每月因此支付的费用为司机20元，汽油100元。由此可见顾颉刚收入之不菲。
梁漱溟的一个学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妇同坐一趟火车，见梁夫妇间一路无话，就对梁漱溟说，旅途中应该聊聊天，怎么你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梁漱溟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闲着，你看我闲的时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
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是北大教授，同时在燕京大学兼课。因而常从城里去西郊，1926年10月20日，他在一封信里说：“燕大开学已有月余，我每星期须出城两天，海淀这一条路已经有点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时出门，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梁桥，五分慈献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叶赫那拉氏坟，五分黄庄，十五分海淀北篓斗桥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别好，在郊外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风中坐洋车上远望鼻烟色的西山，近看树林后的古庙以及河途一带微黄的草木，不觉过了二三十分的时光。最可喜的是大柳树南村与白祥庵南村之间的一段S形的马路，望去真与图画相似，总是看不厌。不过这只是说那空旷没有人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门或海淀镇，那真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淀为尤甚，道路破坏污秽，每旁沟内满是垃圾及居民所倾倒出来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没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见灰色的人们，学校或商店的门口常贴着一条红纸，写着什么团营连等字样，这种情形以我初出城时为最甚，现在似乎稍好一点了，但还是未全去。”
1924年春，泰戈尔来华，访问北京后，由徐志摩和英国人恩厚之等陪同去山西。行前在车厢里，徐志摩还在给林徽因写信，墨迹未干，车已开动。恩厚之发觉徐志摩手持信笺，表情伤感，趁着热闹混乱，把信取过替诗人收藏起来。这封没有发出的信后来成了藏品，上世纪80年代被发表出来。
1927年寒假，在清华任教的吴宓乘火车回陕西探亲。1月11日车过山西，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如此观感：“山西境内，田畴整治，城垣壮丽，野无盗贼，途少乞丐，不得不归功于阎锡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