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一年四季常披一件黑色披风，出门不离身。后来社会上越传越神，有说是防弹衣，有说冬暖夏凉。其实这只是一件普通披风。30年代初由他的侍从室委托励志社经手，让南京李顺昌军服店裁制而成。
抗战前张大千来北平，在中山公园开画展。很多观众见到了张大千的真面目：一把浓黑的大胡子，手指头十分粗壮。深灰色老布夹袍子，黑大布马褂，布袜子，布鞋。据说这样的装束，当年只有在边远的山区小镇上才能见到。
1925年，丁玲和胡也频在北京同居。当年冬天胡也频无以御寒，丁玲花七块钱买了两块儿棉布和两斤棉花，亲手给胡做了一件棉袍，但不合身，只好送到当铺换回4块钱。丁玲又买了一块钱的棉花，把胡也频的一件旧袍子拆了塞进棉花，对付了一个冬天。
袁世凯当总统后，派人把名士王闿运接到北京，以示礼贤下士。王去总统府见袁时，身穿清朝的蟒袍官服，袁问：现在已经是民国了，老先生何以仍穿清服呢？王答：你穿西式服装，乃夷服也，我穿满洲服装，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战后，“党国大员”们纷纷携眷来逛北平，成为一时的风尚。素有“桃色将军”之名的孙元良也带着爱妾跟风而来。当时京沪一带女装以翻穿灰背大衣为时尚。孙妾是南方人，想趁北游之机，挑一款顶级的灰背大衣穿回去，名号瑞蚨祥自然成为首选之家。一日，孙元良挈妇坐小卧车直驱瑞蚨祥，店中一看来客势头不小，便格外殷勤，优礼有加。孙等登楼环顾，见货品琳琅满目，自恃有钱，任意挑选。店中也将最好的灰背大衣一一陈列。不料这两位顾客并不识货，挑来挑去，也只是凭价码判定货色高低。他们逐一看价，从500万、600万看到800万，无一件过千万者，心犹不甘，便问：“还有价值更高的没有？”店员已看出买方并不识货，也识破了他们的心思，不免想冤两人一把，他答：“柜上佳品，已尽于此，如要更好的，须到仓库去取，可否请您稍等。”孙点头后，店里即派人出门，但并没去仓库，而是到附近祥谦益取来一件灰背大衣。这件大衣标价600万，在橱窗里摆了大半年也没卖出去。瑞蚨祥拿过来，换上自己的标签，加码至1200万，送到楼上。店员告诉孙元良，这是无上妙品，不遇识家是不轻易拿出的。孙听后甚为满意，仿佛自己真成了“识家”，欣然付账而去。孙元良后来官至兵团司令，败逃台湾后解甲从商，一直活到104岁，2007年才去世。其子秦汉曾是台湾当红一时的电影演员。有意思的是，这位当年在瑞蚨祥被涮了一把的将军，晚年居然成了台湾一家绸布公司的董事长。
1929年华北大旱，《大公报》发起赈灾募捐，溥仪时居天津日租界张园，他拿出一些貂皮，委托《大公报》代为标售，进款捐给灾区。胜芳蔡（河北文安县胜芳镇巨富）后人蔡次泉（时蔡家已移居天津，成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听说后，即以最高价出手其中的大部。他的真实用意，其实并不在于助赈，而是以能享受或拥有皇家衣裳自炫。此举所流露的，是一种典型的暴发户心态。
蔡次泉的弟弟蔡荫泉穿着上不让其兄。他是天津元隆绸缎庄的大主顾，凡元隆号新进的各种绸缎皮货，必先由蔡荫泉选购后，再送门市出售。元隆绸缎庄视其为财神爷，百般逢迎，自不在话下。
1934年夏，蔡家到天津后的掌门人物蔡慕韩（蔡次泉之侄）娶媳，新娘是曹锟的孙女。新娘婚礼上所戴凤冠，是用珠宝镶嵌的；衣服则用黄金丝刺绣，这身只穿一天的“行头”的价值，据说能顶1000袋面粉。
林森当了国民政府主席后，还时常自己上街购物。有一次他到南京花牌楼一家鞋帽店买礼帽，被店员认出，老板说什么也不收钱，还以上等礼帽相赠，林森却让再三后，只有欣然接受。这消息随后不胫而走，这家鞋帽店从此生意火爆。
吴鼎昌一向注重仪表。抗战期间，他任贵州省主席。在公众场合总是穿一身笔挺的西服，上衣口袋插一块花手绢，微露一角。吴每天刮脸，丝毫不见胡子茬。
民国时期，高级将领里最讲究服饰的据说有两个人，一个是商震，另一个是邹作华（曾任中央炮兵学校教育长）。1928年后，高级军官为标榜俭约，一般都穿灰布军服，一套灰斜纹布的军服料子不过三四元，商震的军装则一定要拿到东交民巷的外国裁缝铺去做，光手工费就得三四十元。商所穿衣服，无论军装还是便装，一概烫得笔挺，家里雇着专门烫衣服的工人。
虞洽卿虽为上海滩的大佬级人物，却一向不修边幅，尤其不喜欢穿长衫。他坐汽车外出活动，常常是短打扮上车，把长衫放在车上，下车时再由司机取出，披在身上做做样子。
上世纪30年代初，张恨水在关门“暴写”了一年小说之后，去了趟西北。他到西安拜访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邵很热情，听说张要去兰州，就安排他搭乘西兰公路刘工程师的公务车。张一路阅尽西北的荒凉，感到这里的一个县尚不如江南的一个村镇。刘工程师告诉他：“你还没到县里头去看看呢，老百姓的衣不周体，十几岁的闺女往往只以沙草围着身子过冬，没有裤子穿，许多县都是如此。”
方丈是庙里的权贵阶层，衣食住行都远高于一般僧众。当年拈花寺的全朗和尚，有成箱的绫罗绸缎，单夹棉纱无所不备，时更日换，越穿越多。
汤恩伯不修边幅。身上穿的军服，灰的黄的连同军帽和皮带的颜色，能凑成几截。他夏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脚包着鞋跟，另一只裤脚卷到膝盖以上。除了接待外宾，很少能看见他穿戴整洁的时候。
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好几家店铺，问明价格，拣合意的地方买。
天津买办冯庸仙每天早、中、晚换三次衣服，每件衣服的款式和花样都不同。中式上衣的花朵，与时辰相应，依含苞、初放、盛开三式定织。如此则他本来已成堆的衣服就要再加上两倍。还有成堆的人为他设计、购置、收藏、整理衣服。
邵乾一是东北首屈一指的资本家，身家不下千万，过日子却像个穷人。他平时穿的衣服都是老伴缝的，鞋也是老伴做的，从不穿皮鞋。鞋穿破了就叫人去掌，有人开玩笑说：“老东家，你穿什么样鞋没有？不要再穿掌的鞋了。”邵笑笑说：“省一个是一个。”某日，他去哈尔滨马迭尔饭店赴宴，穿一件黑布大针脚的棉袍，戴个毡帽，显得不成体统。陪他去的跟班说：“总经理，你穿我这件水獭领大衣，水獭帽子，我再借一套。”邵说：“不用！是请人吃饭，也不是请衣服吃饭，还管穿什么吗？走！”结果马迭尔的门房放跟班进去，把邵当成伙夫拦住了，跟班怎么解释也不管用，邵一气之下，在门厅大喊：“谁不知道我邵乾一！”
1939年，张伯驹辗转来到大后方贵阳，往访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他战前见到的吴鼎昌，都是长袍马褂，脚登双梁鞋，此次见吴身着笔挺的上将军服，不免心生滑稽之感。
刘延陵与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同为文学研究会早期的八个诗人之一。刘是苏北人，口音很重。一天早晨，郑振铎去看刘，刘正在被窝里鼓捣，郑振铎不明就里，问他在干什么。刘答：“换裤子。”因是苏北腔，听起来有点像“红裤子”，这就有点类于女人的行事了。
作家许杰早年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教书时，花17元做了一身咖啡色的厚呢西装，包括上衣、裤子和坎肩。他还给西装配了衬衫、硬领、领扣、袖口和领带等。这是许杰的第一身西装，在宁波就没怎么穿过。后来到了上海，他费了老大劲才打上领带、把西装穿好，出门后仍不知所措。看见有人穿的西装上衣没扣扣子，他便把扣子解开，袒胸走路；一会儿又见有人西装上衣的扣子扣着，忙把解开的扣子再扣上……如此一趟街逛下来，竟然无所适从，浑身不自在。
和许杰有些类似的是周有光。1923年，周有光自常州中学毕业后，准备报考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有同学提醒他，报名需要照片，最好是西装照。周有光自己没有西装，也没穿过西装，只好借用照相馆的西装道具。但照相馆的摄影师也不懂打领带的规矩，把领带和领结一齐招呼上，给周有光拍了一张别出心裁的标准照。照片寄到上海的同学手中，当了一阵笑料后，随即被退回常州。周有光在同学的指导下，重拍一张了事。
帝宫档案显示，1934年，婉容共制作各种旗袍27件，平均每月两件还多，这说明她那时还知道装扮自己。后婉容被打入冷宫，靠大烟度日，已是另一个样子了。1942年入宫的李玉琴，是在战后随溥仪逃难的路上才第一次见到婉容，她眼前的婉容，已是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李玉琴后来回忆：“她目光呆滞，脸色清白，二寸来长的头发竖立着。她身高一米六三左右，穿一件又脏又皱的旧睡衣，由于长时间不洗，也看不出什么颜色了。真有点像疯子。我赶忙走过去向她请了个安，说了句‘皇后主子吉祥！’她看看我，冲我笑笑，露出抽大烟熏黄了的牙齿，憨声憨气地说：‘挺好，挺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唐瑛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与陆小曼并称为“南唐北陆”。一说她有十个描金箱子，里面全是衣服，光皮衣就挂了满满一整面墙。她家雇有裁缝，专门给她一个人做衣服。她逛街从不买衣服，而是将新款服装的样式记下来，回家和裁缝商量，经改良后再做出来。因而她身上的衣服，多半是引领潮流的“独一份”。
艾青在常州女师教书时，对学生说：“你们烫头发，狮子头一样，多难看啊！”一次他去理发，刮脸时迷瞪着了，理发师就擅自做主，给他烫了个头。艾青一觉醒来，木已成舟。第二天去上课，学生哄堂大笑：“艾先生也烫发了，狮子头一样，多好看啊！”
1939年春节过后，骆宾基去浙江义乌乡间访冯雪峰。冯一身中式打扮，布底棉鞋。衣服不太合体，冯雪峰告诉骆宾基，这是瞿秋白在上海时平时穿的一套衣服，去苏区前，瞿秋白托鲁迅保管。冯经过长征回到上海时，瞿秋白已就义，鲁迅便把这身衣服作为烈士遗物转赠冯雪峰，作为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的必备衣物。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仍留着辫子。一次其夫人给他洗头时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干什么？”王说：“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还剪它做什么？”
夏丏尊抗战期间曾在南屏女中兼课，一年到头穿一件破旧的粗布长衫。一天，几个学生找他借这件长衫，说是演戏用。几天后，学生来还衣服时，用包裹包了两件长衫，一新一旧。她们对夏丏尊说：我们敬佩先生，无由表达，见先生长衫已破旧，我们全班同学建议为先生添置新衣一件，但缝制需有尺寸，我们又恐明说了为先生所拒绝，所以便假说为了演戏需要。借得长衫后，我们买了布，依照先生旧衣的尺寸制成新衣一件。这件新衣是我们全班学生所缝制，每人都缝了几针，细行密线，交织着我们全体对先生的敬爱仰慕，聊表心意！请先生一定要笑纳，并原谅我们事先对您的隐瞒！夏丏尊一时激动，竟忘了致谢，立刻穿上新衣，挨个到所有教员休息室展示一番。
作家陈学昭在上海爱国女学念书时，自称是穿得最穷的一个。她冬天只有一件棉袄的罩衣，星期六晚上脱下来洗干净，次日早上如果还没干，也只能穿到身上。
丰子恺是浙江人，家乡离海边四五十里。他曾撰文说，那里中产以上的家庭，每人有六套衣服：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的）、小棉袄（薄丝绵）、大棉袄（厚丝绵）。六套衣服逐渐替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派随员通过侍从室向蒋介石请示就职典礼时穿什么衣服，蒋回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李听后有些怀疑，但蒋既然如此答复，也只有照办，便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李自然也只有再照办。及至就职当天，典礼官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李宗仁才发现蒋介石并没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李则一身军便装立于蒋的身后，俨若蒋的卫士。
苏州的丝织品一向很出名。毛哔叽、直贡呢等西式衣料面世后，风行一时，一些时髦少男的夹袍夹褂，常用哔叽、直贡呢作面，绸缎为里。另一些老先生则叹其为美恶倒置：“优美之国货，只做夹里，黯然无光之外国货，却做面子。无怪乎中国人的面子，都被外国人占去也。”
1921年，北方人王铁珊出任江苏省长。到任那天，省内高官们纷纷过江，云集浦口津浦车站迎接新省长。车到站后，却不见王的身影。事后才知道王坐的是四等车，已挤在嘈杂的人群中出了站。王进城后，直奔警察厅找厅长报案，称自己的一条腰带被小偷窃走。南京城里一时盛传省长失带事。几天后，这条腰带被找到，其实还算不上腰带——就是一条破布。
卢作孚身为民生公司老板，却不讲究衣着，一年到头穿一身中山装。他为了节省梳头时间，一直剃光头。张群和他开玩笑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弘一法师平时穿一件百衲衣，上有224个补丁，都是他亲手缝补的。
民国初年，一时流行剪辫子。除了一些本来已剪去辫发的留学生，多数人都感到不适应。在江浙一带，年轻人盼着以前剃去的头发赶快长起来，好早点改头换面；老成一点的人多不愿意彻底剪掉辫子，往往留一截，变成了鸭屁股式；农民则多留恋那条长辫子，听说城里的警察手持剪刀，在街上替行人剪发，他们便不敢进城了。也有不愿剪发者把辫子盘起来塞在帽子里。总之，一个旧的时代，是不会一夜间便告结束的。
汤寿潜是民初要人，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任浙江都督。他平时一身土布短褂，头戴箬帽，脚穿蒲鞋，手持一把纸伞，与当地老农无二。后来任交通总长、铁路局督办，他都是这身打扮。据说一次汤从松江乘船到上海龙华巡视工程，官舱里一商人以为这土老杆儿手脚不干净，疑心偷了自己的银插子，一路冷语讥刺，喋喋不休。汤未予理会。及轮船到岸，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汤督办，商人一见这场面，顿时吓傻了，跪地不起。汤则一笑了之。
1918年夏天，张元济一家游北京，住北京饭店38、39号，父子、母女各一间。当时张的子女还是十来岁的孩子，感到北京的一切都与上海不同，很新鲜。一日，张家在北京饭店西餐厅用餐时，进来两男两女，女的都穿旗袍，一粉红，一淡绿，头上梳个发髻。张元济夫人说，这是旗人上层妇女的装扮，一定是满洲贵族。那时汉族女子都穿裙，旗袍是20年代以后才开始时兴的。张家姐弟盯住两个女子看了半天，心想，这在上海哪能见到。
1927年秋，张元济遭绑票，被关六天六夜。其间绑匪发现张所穿绒线衣上有破洞，大为诧异，没想到他们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破衣服。
北平时代，知识分子大多穿蓝大褂，西裤，半新不旧的皮鞋；反之则中式服装，满裆折裤腰的裤子。很容易分别。学者邓云乡说：“全城找不出一个穿西式裤子卖西瓜的。”不仅是北平，盛孰真在《回忆我和殷夫的交往》一文中说：“他（殷夫）脸色有些黝黑，身材不高，西发（分头），穿一件浅蓝色爱国布长衫，西装裤，脚上是一双旧皮鞋，一副潇洒的文人风度。”
北平沦陷后，市民生活一泻千里。学者赵荫堂穷得冬天只有一件破羊皮袍子穿，给学生上课时，破羊皮跟面条似的，不时从袖口落下来，他便不时塞回去，沥沥拉拉，弄个不停。
1944年8月15日，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四天后便销售一空。8月26日下午，《杂志》社在上海康乐酒家举办《传奇》茶话会，邀请沪上部分文化界人士和读者座谈。当时张爱玲与胡兰成刚刚成婚，胡兰成回忆：“张爱玲女士穿着橙黄色绸底上套，像《传奇》封面那样蓝颜色的裙子，头发在鬓上卷了一圈，其他便长长地披下来，戴着淡黄色玳瑁边的眼镜，搽着口红，风度是沉静而庄重。”
抗战前，在北平的公共场所若遇见一个戴金丝眼镜，穿蓝布大褂、礼服呢千层底鞋的人，问一声：“请问您在什么地方恭喜？”对方一般会这样回答：“兄弟去年刚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园有几个钟头的课……”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上海，对方一定穿笔挺的西装，夹着个大皮包，口含雪茄。被问及职业，他会打开皮包，取出名片递给你，同时报告说：“康奈尔大学工程博士、沪江大学教授，兼光华大学讲师……”
清华教授马约翰一年四季都是一种打扮：短袖衬衫，打领结，猎式西式短裤，羊毛长统袜子。
胡适是有美国背景的新派人物，穿着上却另当别论。任北大校长时，他都是穿蓝布大褂，冬天罩在皮袍子或棉袍子外面，春秋罩在夹袍子外面，夏天除酷暑时穿夏布杭纺大褂外，一般也是一件单蓝布大褂。
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一年冬天中文系开会，胡也到场。散会后胡适与杨振声、唐兰三人一起出来。杨振声穿獭皮领礼服呢的中式大衣，戴獭皮土耳其式的高帽子，嘴含烟斗，走在最前面。胡适穿棉袍子、蓝布罩衫，走在杨振声身后，还替杨夹着皮包。乍一看，杨倒像个校长，胡更像一个校长秘书。
抗战胜利后，俞平伯在北大讲授古典文学。邓云乡其时是中文系学生，在下面听讲。一次俞讲杜诗，引经据典举了很多例子。适值冬天，教室朝南，阳光充足，邓抵不住暖洋洋的诱惑，浑浑欲睡。便索性放弃听课，观察起老师的装扮来，邓后来回忆说：“（俞平伯）头戴黑羔皮土耳其式高筒小皮帽，外罩阴丹士林蓝布大褂，里面藏青绸料棉袍，而大褂短于棉袍约二寸许。显见大褂新时同棉袍一样长，洗后缩水，便越来越短了。内穿黑色棉裤，而裤腿又长于棉袍二寸许，盖棉裤原系绑腿裤，后不绑腿，散着又比棉袍长了。如此三截式的装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顾随在教授中，算是仪表、风度、功架、做派都出众的一个。他冬天上课时，内穿春绸衬绒袍子，外套丝绵或灰鼠袍子，最外面再套大毛狐肷袍子，狐肷袍子外面围条五六尺长的黑绒线围巾。据说这种穿法在当年北平的老先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他进教室后，先摘去围巾，上讲台后随着讲课一件件脱掉袍子。等到快下课时，再一件件穿上。
画家叶浅予的第一任妻子罗彩云是个目不识丁的村姑，从小没穿过皮鞋。结婚时，嫁妆里有一双皮鞋，到上海就穿上了。上海的弄堂房子楼梯窄且陡，罗一次穿着皮鞋一不留神从楼梯的半截处摔了下来，致卧床数日不能动弹。
陈寅恪游学欧美十余年，回国后仍是一副土打扮——夏天一件大褂，布裤子布鞋；冬天戴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外套黑面羊皮马褂、棉裤扎腿带，脚穿厚棉鞋。
熊十力着装在僧俗之间，常穿白布高筒袜子。
抗战时，朱自清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平时常穿一件在马帮中流行的类似斗篷的毛毡，据说在昆明大街上，如此装束者无第二人。
林语堂在上海生活时，很少穿西装。平时长袍马褂布鞋，一副京派老爷的打扮。他认为，中式衣服穿着舒坦，四肢百骸自由自在，穿西装像被捆绑了似的，动弹不得，尤其是领带一打，扣住喉咙，气都透不过来。林将领带称为“狗领”，以示对西装的嫌恶。
北平时期，许多大学教授，包括许多留洋回来的乃至有世界名望的教授，平时都穿袍子，抄着手说外国话，讲尼采、达尔文、康德、莎士比亚……从辜鸿铭到梅贻琦、潘光旦、胡适等等，一概如此。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当铺不收旗袍。因为旗袍的样式变化太快，如果不赎，死号后卖不出去，也不能改做他用，只能烂在铺子里。
卢冀野是个胖子，不修边幅。梁实秋说：“他的衣服从来是不整齐的，平日是一袭皱褶的长袍，项下纽扣忘记扣起乃是常事。破鞋破袜子上面蒙着一层灰土。看他那样子，活像是江湖上卖卜看相一流的人士。”
鲁迅晚年，女作家萧红是他家的常客。鲁迅和萧红之间有过不少闲聊式的谈话，比如说及衣着，鲁迅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一次，萧红穿着一件火红的上衣去鲁迅家，问道：“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鲁迅从上到下看了一眼，说：“不大漂亮。”“你的裙子配得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而关于鲁迅本人的着装，萧红说：“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唐弢在回忆第一次和鲁迅相见时说：“那天他穿的是蓝灰色华达呢皮袍子，黑色橡皮底跑鞋，上半截是老人，下半截是青年——他是永远年轻的老人。”
鲁迅向来不在意穿着。某日，他去华懋大厦访史沫特莱。门丁把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说：“走后门去！”这类饭店的后门通常是供“下等人”走的。鲁迅绕到后门电梯前，开电梯的也把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说：“走楼梯上去！”鲁迅只好又一层一层爬楼梯。见过史沫特莱，告辞出来时，据说史平时送客只到房门口为止，从不越雷池一步，这次却破例把鲁迅送到饭店大门口，并恭敬而亲切地与鲁迅握手言别，目送鲁迅的背影远去后才转身回去。刚才粗口阻拦鲁迅的门丁和电梯工，皆瞠目而不知所以然。
1921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想把胡适从北京大学挖过去当编译所所长。当年夏天，胡适去上海实地考察一番，挨个找编译所员工谈话，茅盾也是谈话对象之一。茅盾后来述及对胡适的印象：“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七八年以后，十里洋场的阔少爷也很多这样打扮的，是不是从胡适学来，那可不得而知。”
陈寅恪学问大但体质弱，极其怕冷，在清华任教时，他告诉金岳霖，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从来不脱。
金岳霖怕光，长年戴一顶网球帽。西南联大学生任继愈回忆说：“金先生冬天戴遮阳帽与朱自清先生冬天穿西装外披一件昆明赶马的驮夫披的白色斗篷，成为西南联大教授中引人注目的景观。”另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回忆说：“（金岳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熊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
林微音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青年诗人，与才女林徽因名字相近，容易引起误会。施蛰存说：“此人举止怪气，夏天常穿一身黑纺绸的短衫裤，在马路上走，有时左胸袋里露出一角白手帕，像穿西装一样。有时纽扣洞里挂一朵白兰花。有一天晚上，他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被一个印度巡捕拉住，以为他是一个‘相公’（男妓）。”
上海人重衣着，换句话说就是重外表，家徒四壁也得出入体面。据说有一类人早晨到洗澡堂，把西服、衬衫、领带、西裤、内衣内裤、袜子、皮鞋等全身行头交给澡堂代为洗熨、擦油，自己沐浴休息。中午叫饭到洗澡堂吃。下午便里外一新地步出洗澡堂。俗话称“不怕天火烧”，因为他所有的家当都穿在身上了。
西南联大时期，某日，一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擦黑，路上没人，她听到身后传来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曾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鞋，故有此梯里突鲁的声响。
曹聚仁在暨南大学执教时，一个姓钱的朋友从浙江接母亲和姐姐去南京，路过上海，曹出于情谊，“非好好招待一下不可”。他穿一件袖口破碎了的蓝布长衫去见友人一家，孰料朋友的母亲以衣帽取人，对曹非常冷淡，以为曹是来借钱的。曹坐着不走，钱母显得十分心烦。后曹请他们吃午饭，点了一桌子菜，钱母又以为曹是来蹭吃蹭喝的。曹去结账，钱母又担心曹一时充阔，过后后悔。饭后钱某有事他往，曹聚仁陪着她们玩了一整天。直到晚上，钱某把两人的友谊及曹聚仁的生活状况说清楚了，其母才恍然大悟。
曹聚仁在衣着上的另一回遭遇是抗战结束的第二年。他当时在南京，应邀往一家银行赴宴，席上高朋满座，客人中只有两人穿卡其布中山装，其一即曹聚仁。同样式的中山装也是银行工友的工作服。席间竟然有一贵客伸过手来，把碗交给曹聚仁，让他给盛饭。
北大才女张充和从小没进过学校，在家延师学诗词曲。后来她考北大，数学是零分，国文是100分，终被录取。张充和常戴一顶小红帽，在北大很活跃，人送外号“小红帽”。
漫画家马星驰算是国内漫画的鼻祖之一，虽驰名一时，却难以脱贫。某个夏天，他去赴朋友的饭局，当日天气炎热，众人皆背心短裤，唯有马一身长衫。主人请他宽衣，他一再婉拒。主人再三询问其故，才知道他穿着一条七穿八洞的破裤子，借长衫来遮羞。
李准曾为宣统年间的广东水师提督，乃前清的从一品大员。民国后寓居天津，有人见他如此穿着：长袍外加黄半臂。这是因为原来的黄马褂已无用处，去其袖改制而成。他当时在天津买下一条街，自己住一处，其余出租，房客见他这身打扮，仍呼其为“军门”。
刘文典不修边幅，平时穿特别长的长衫，扫地而行，类似于辛亥革命前妇女所穿的裙子，看不到脚，走路只得轻步慢移。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