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焘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局面，一百多年来，北方胡人的部族首领拉上几支骑兵就可以割据、称帝甚至称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与以往石赵和前秦的两次统一局面相比，北魏的这次统一要稳固长久得多，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为什么雄踞中原的最终霸主，会是这支起于漠北、弱小且落后，一开始并不被众多势力看好的力量呢？
首先是“天时”。拓跋氏在起初使用“魏”这个国号时，就有了志吞天下的决心。从拓跋珪、拓跋嗣，再到拓跋焘，三代帝王，综合素质未必比石勒、苻坚、慕容垂等人强，但其平均素质绝对高于十六国中间的大部分君主。首领素质的均衡性与一贯性，是北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甚至南面的宋、齐等同时期的朝代，也都远远达不到这一点。这里面有天意的成分，同时也得归功于比较合理的北魏储君制度，基本上每一代君主，在即位之前，都经历过战场的洗礼，也经受过政治的考验。“子贵母死”的制度，则更保证了皇室的权威性。有了优秀的君主，战略方针和政策就得以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而不至于半途而废。从北魏建国到统一北方的五十年里，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扩张具有很明显的阶段性和渐进性。这个马背上的部族并不像赫连勃勃那样只知用骑兵进行冲杀和游击，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一边在战场上取得土地，一边在战场下巩固自己的成果。除了拓跋嗣时代主要对柔然用兵外，每隔四到五年就取得一项新的战果，这种时间间隔是相当合适的，既给了己方巩固消化的时间，也没有给敌人留下太多的可乘之机。此外，北魏也常得到老天的眷顾，赚了不少便宜，比如参合陂之战中黄河突然封冻，生擒赫连昌的战役中又正好碰上狂风大作，等等。历史的进程具有必然性，但又往往在关键时刻由某些偶然的小事件改变其轨迹。
其次是“地利”。北魏的发祥地位于偏僻的漠北，经济文化落后，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劣势。然而事实证明，地理上的条件恰恰是导致拓跋氏脱颖而出的一个优势。这一地区的周边多为鲜卑、高车等原始游牧部落，并不比拓跋氏先进和强大，北魏在发展壮大的军事过程中，得以先易后难，先弱后强，不但避免了迅速的失败，还大量地掠夺了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口和牲畜。北魏与后燕的冲突，源于马匹资源的矛盾，经过长期征战，中原地区的马匹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慕容宝等人索马的要求，反映出当时燕国战马数量的不足和素质的低下，在马匹决定胜败的骑兵对战中，兵强马壮的北魏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不仅远远超过战马稀缺的南方邻国，也胜过游牧为生的北方劲敌柔然。各割据势力与他们对抗，唯一能够相持的手段，只有守城，而这一手段，在北魏的力量不断强大后，也不再成为阻挡魏军取胜的障碍。
当然胜利也离不了“人和”。北魏刚刚兴起时的组织结构十分原始，其实也给了那些受过“先进文化教育”的汉人更多施展身手的空间。拓跋鲜卑的文化素养并不高，但其首领是比较有见识的，他们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原人士才能够统治中原，对于中原文化，更是推崇备至。在收服割据势力的兼并战争中，他们也就不断得到附近的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归顺。北魏又十分注意网罗人才，只要是士大夫求见，无论少长，都由皇帝亲自接见，详细交谈，凡有才能者，一律根据具体情况录用。这些有识之士面对北魏几乎白纸一片的规章制度，既能引入汉人成功的统治手段，又可以吸取汉人失败的教训，从而逐步建立起一套比传统制度更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到了拓跋焘时代，汉族士人在北魏的地位已相当重要，北魏的统治阶层形成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大夫共同合作的模式：武将以擅长骑射的鲜卑人为主，比如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猛将，而文官则多以汉族士大夫为主，比如崔宏、崔浩、张衮、刘洁等名士，猛将名士如云，加上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统帅，组成的队伍自然战无不胜。
拓跋焘的胜利对于南方的“正朔”王朝是一个刺激。刘宋立国之初，对付北方的政策是拉一派打一派，他们一方面接受北燕、北凉等小国的称藩，甚至与夏国订立盟约，企图以此来牵制逐渐强大的北魏。北方越乱，南方的统治也就越安全，宋文帝的元嘉之治，正是在拓跋焘出击各国、无暇南顾的十几年间得到的富足偏安的局面。等到拓跋焘结束纷争，终有机会再次南下时，南方的“幸福生活”就将好梦到头了。
檀道济死后，刘湛在朝中的势力渐大。司徒右长史刘斌是刘湛的宗亲，被刘义康擢升为左长史。刘义康又先后提拔了王履、刘敬文、孔胤秀等一批大臣，都是些阿谀谄媚之徒。刘义康权倾朝野，刘湛自以为有这位皇上的弟弟做靠山，朝上朝下越来越显得放肆，私下里多次与刘斌等人说：“当今皇上一旦驾崩，就应该继立成年的皇室成员做君主。”
前文说过，宋文帝身体比较差，有一次病情又转危，就把刘义康召入宫中，与他商量起草顾命诏。太子刘劭还是十来岁的少年，不懂政事，宋文帝自是心思重重，对着弟弟千叮咛万嘱咐。刘义康出宫后，泪流满面地对刘湛、殷景仁等人讲述当时情景。刘湛听罢，也不顾忌听众，便说：“天下局势艰难，幼主哪里可以统治！”这话一出，刘义康、殷景仁都哑口无言——这位刘湛先生，果然有点胆大包天的意思了。（其实刘湛也该想想清楚再开口，刘义康也就算了，他有没有意图篡夺皇位暂且另说。当时在场的殷景仁是宋文帝的亲信，说这样的话，怎能不让人起疑。此时的刘湛恐怕已为权势迷了心窍，一心只想让刘义康上台，自己也就可以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臣了。这种想法只可藏在心底，到时机有利时再付诸行动，怎可不分场合，随口而出呢？）
说错了话，刘湛并不醒悟，他与孔胤秀等人结为同党，密谋在宋文帝死后，抓住机会废掉太子，拥立刘义康为帝。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宋文帝的重病奇迹般地恢复，对于刘湛等人的阴谋，也有所耳闻（论常理猜测，信息多半是来自殷景仁）。他即位之初就有诛杀三位顾命大臣的斗争经验，对付刘湛这样的更是很快就心中有了谱。
从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秋天起，宋文帝就不再去刘义康府上见他。殷景仁则从几年前就告病在家，与皇帝通过密信联系。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刘湛的母亲正好去世，宋文帝借机将刘湛免职，表面上是让他回家料理后事，实际上是留出时间为重拳出击准备。刘湛通过种种迹象，已经猜到自己难以保全。当年十月，宋文帝命刘义康入宿中书省，密令左右对其严加“看护”，然后下诏列数罪行，命廷尉收捕刘湛一党。卧床多年的殷景仁忽然命人准备朝服，连夜进入华林园的延贤堂，秘密求见等候多时的宋文帝，商议处分事宜。
宋文帝此次行动风驰电掣，可谓一场从上到下的大清理，不仅刘湛、刘斌及其诸子被诛，参与拥立刘义康密谋的刘敬文、孔胤秀等同党也被一并斩首，王履凭借叔父吏部尚书王球的关系，才保住性命，但也给罢了官，其他涉案人员都被发配流放到偏远的广州。
宋文帝又派人向刘义康宣读刘湛等人的罪状。刘义康深知大势已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完结，便上表要求辞职。宋文帝下诏让他做江州刺史，去镇守豫章。刘义康在京城呆了十几天，希望最后再见一面宋文帝，宋文帝满足他的要求，然而兄弟相视告别，却都不发一语，宋文帝只是对着刘义康哭泣，刘义康怅然离开建康。宋文帝又封征虏司马萧斌为豫章太守，掌管江州一应大小事务，并由龙骧将军萧承之带兵把守，以保护刘义康的人身安全为名，限制他的活动自由。
刘义康留下的司徒、录尚书事的职位，由五弟刘义恭接任。刘义恭以刘义康的失败为戒，行事极为谨慎，终于没有再惹权力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