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洋在杀戮大臣上的心狠手辣与肆无忌惮，令他的父兄都无法企及。
高洋从未做过一天的世子，因此高欢和高澄在位时，东魏的勋贵没一个看得起他的，特别是“四贵”。高洋即位时，孙腾已死，司马子如不久也去世了，高隆之和高岳多活了几岁，就先后遭了殃。
最倒霉的是平原王高隆之，他没犯什么大错，唯一的失误就是对高洋能力估计不足，在高洋受禅的问题上倚老卖老（他与高欢有兄弟之谊），采取了反对的态度，高洋视他为眼中钉。他跟东魏的宗室元昶喝酒，酣畅之时说了一句：“我与王爷交往，这辈子都不会辜负你！”有人把他的话密报给高洋，高洋便老账新账一起算，命令手下壮士把他抓来一顿痛打。老头六十出头了，哪里禁得起这么打，打完还没回到家，就死在路上了。过了几年，高洋想起高隆之，还觉得不爽，又将他的儿孙统统处死，弃尸漳水；还派人挖了高隆之的坟墓，锉骨扬灰，才算解恨。
清河王高岳是高欢的堂弟，战功卓著，也是一向鄙视高洋的主。高岳比高隆之聪明一些，懂得要依附得了势的高洋。他倒也有办法，高洋宠幸的平秦王高归彦是高欢族叔高徽的私生子，自小父母双亡，高欢把他交给高岳抚养成人。高岳以为凭着高归彦这层关系，自己便可以高枕无忧。可是他当初对待高归彦并不好，高归彦怀恨在心，时常在高洋耳边说他的坏话，时日长了，高洋也有了杀掉高岳的心思。
高洋喜欢广纳民间女子，娼妓也不放过。有个姓薛的娼妓色艺过人，被高洋封为嫔妃，纳入后宫。说来也巧，高岳正好认识薛氏的姐姐，并且还通过薛姐姐的关系，与薛氏本人也有一腿。高洋知道后，勃然大怒，把薛姐姐吊起来，用大锯活活锯成两段，然后诬陷高岳将其奸杀。高岳不服，高洋就派高归彦把他毒死。高岳自不量力，跟皇帝共有一个女人，下场悲惨是咎由自取。
娼妓薛嫔妃的下场更惨，某次她正与高洋快活嬉戏，高洋也不知哪根筋出了异常，忽然想起她与高岳的旧事，笑容顿消，挥刀就将爱妃的脑袋砍了下来，揣在怀里，出门宴请群臣饮酒。酒席间相饮正欢，高洋忽然从怀里掏出薛嫔妃的人头，扔在酒案上赏看，接着又命人砍下她的大腿，放在面前当琵琶弹唱，吓得满座文武官员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唱着唱着，高洋忽又满脸泪痕，对着人头唱汉朝李延年的歌：“宁不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下令将美人厚葬，自己大哭相随。
高洋对待同族权贵都如此狠毒，对待其他的大臣，那更是不在话下。杜弼就是其中一例。
杜弼以前很受高欢器重，在汉人大臣中的威望很高，因此话语权也大。高洋受禅的时候，他是阻止了的（参见《侯景之乱》）。高洋称帝后，杜弼也不收敛，以直谏出名。有一回高洋向大臣咨询治国策略，问杜弼：“治理国家要用什么样的人呢？”杜弼不假思索地回答：“鲜卑人驾车骑马不错，但是治国还得用中原的汉人。”
杜弼实在托大，这样的话语简直是在公然歧视鲜卑人，即便高洋放过他，下面的鲜卑贵族也不会对他善罢甘休。高洋当时没有发作，后来喝醉了酒，就随便罗织了一堆罪名，派人到杜弼就职的胶州把他斩首。
杜弼被杀，也与高德政老在高洋身边揭他的短有关系。高德政是高洋的近臣，一向很受宠信，却也逃脱不了与杜弼相同的命运。高德政被杀的主因跟杜弼一样，都是因为进谏。
高德政仗着跟高洋的关系不错，曾再三向他劝谏，高洋因此对高德政感到反感，跟左右说：“高德政这个人总是一副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样子。”
高德政听说后，便称病不出，躲到佛寺里修身养性。一向妒忌高德政的杨愔乘机进言，说：“高德政是装病，陛下如若不信，现在给他个冀州刺史做，他的病就全好了。”高洋于是下诏授职，高德政果然接了诏书就准备动身。
高洋气坏了，他把高德政召来，说：“听说你病了，我给你针灸治疗。”说着拔刀便刺，又命武士砍掉他的脚趾，最后还是处死了他。从此，高洋朝中更无大臣敢于直言进谏了。
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天上出现了日食。古人迷信，认为天象与人事是紧密联系的，君主遇到天象的变化，通常要做的是检讨自身，除旧布新，喜欢做秀的还会下个罪己诏什么的。
高洋不然，他没有检讨自己，而是借此话题问东魏的宗室彭城公元韶：“为什么汉光武帝能够中兴天下呢？”
元韶也不知是智商不够，还是一时脑袋发晕，给出了一个致命的答案。他说：“那是因为王莽没有把刘氏宗族斩尽杀绝。”
高洋“哦”了一声，当即翻脸，颁布诏书，把包括元韶在内的东魏宗室近亲四十四家全部下狱。元韶后悔莫及，在狱中绝食而死。凡是王室贵胄的元氏族裔，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连婴儿也未能幸免。接下来，高洋又准备对东魏的远亲宗室下手。
北齐境内姓元的宗族都害怕了，大家商量怎么保命。有个名叫元景安的小县令说：“眼下的唯一办法，是请求皇帝准许我们脱离元氏，改姓高氏。”
元景安的堂兄元景皓坚决反对，他说：“怎么可以抛弃祖宗的姓氏，改用他人的姓氏呢？堂堂大丈夫，宁可玉碎，也不能瓦全！”元景安为了保全性命，悄悄把元景皓的话向高洋做了报告。高洋诛杀了元景皓，元景安则因告密有功，被高洋赐高姓，不仅没死，还升了官。（中华民族的宗族观念，自古根深蒂固，这也形成了我们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姓氏文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成语，就出自元景皓的故事，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高洋统治的末年，杀人的疯狂已达到了极致。假若我们将这种疯狂的行为完全“归功于”高洋的心理变态（诚然，高洋特殊的性格与心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
北齐是在东魏基础上建立的国家。高欢凭着个人能力与威望建立东魏，依靠的是以怀朔镇为主的六镇鲜卑军人，而在东魏－北齐所处的关东地区，山东豪强（即“赵魏豪强”）才是真正的“地头蛇”。根据北齐时期的《关东风俗传》记载，当时的关东门阀很嚣张，所谓“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他们虽然暂时屈从于鲜卑人的强大武力，却是同床异梦，对政权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
国内存在不同族群的情况，西魏－北周也有，就掌握军权与政权的六镇勋贵看，周、齐的条件差不多，武川军人的建国之路并不见得比怀朔军人要顺利。但是北周占的地盘好，关中地区向来胡汉混杂（崔浩时代就很明显了），鲜卑、汉人之外，还有氐、羌、月氏等多个族群，各族融合由来已久。当地汉人不论士庶，并不很强调自己的族群本位主义，只要利益共享，他们就乐于与“外来户”积极建立新的共同体。
条件不同，结果也就迥异：西魏－北周统治者能够轻而易举地扎根关中，并建立起强大的关陇集团；东魏－北齐则从高欢起历经三代，到高洋末期仍然不能解决鲜卑军人与汉人豪强之间的严重矛盾。
三代之中，高欢的手段相对高明，他试图建立一套捆绑式的政治结构。首先，他借助自己的地缘背景，捆绑了六镇余部；其次，他利用自己渤海蓨人的血缘背景，捆绑了关东门阀；最后，高欢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捆绑了东魏王室。三种政治基础捆绑而成，却很不稳定，就像一对拉郎配式的夫妻一样，即便入了洞房，也没有情感上的交流与认可，完全是霸王硬上弓。
而高洋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他是高欢诸子中最不受宠、最不被看好的，连亲生母亲娄太后也不喜欢他。他的即位对于鲜卑集团来说只是在别无合适选择的情况下的被动认可。
高洋争取不到鲜卑人的政治支持，就得求助于汉人的帮助，杨愔、魏收等汉臣于是受到了重用。尽管如此，汉族世家门阀还是把他看做鲜卑军人的首领，对他没有认同感，他们之所以依附于高洋，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好同鲜卑人的势力对抗下去。
如此一来，高洋的种种举措，不就容易理解了吗？他以维护六镇鲜卑勋贵权益为由，打击关东的汉族门阀；又转过来镇压六镇军人的势力，并支持汉人主导规模不大的改革（例如制定《齐律》），从而安抚汉族门阀；此外，他又消灭元氏为代表的旧鲜卑门阀，以防止未来的隐患。
只不过，高洋的手段实在太血腥、太残忍了，不停的杀戮在表面上压制了矛盾，实际上使得矛盾越来越大，积重难反。北齐帝国在他统治时期的繁荣富强，仅只是暂时的假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