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更喜欢法家倾向的文吏，看似奇怪，却是事实。他重用的人，卫青、张汤、桑弘羊等等，都不是儒生。大儒董仲舒，则其实被边缘化。
例外的是公孙弘。
公孙弘非同一般。我们知道，武帝朝丞相十三个，罢官免职四人，获罪自杀二人，下狱处死三人。其余，则石庆胆小怕事，田精神失常，车千秋唯唯诺诺。既平安无事又能有所作为的，几乎唯有公孙弘。
然而公孙弘这位儒生却恰恰是狱吏出身，所以他跟张汤情投意合，配合默契。张汤援引儒家经典解释判决，公孙弘则对张汤赞不绝口。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事情恐怕还得从头说起。
先说秦。
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这当然与他们靠法家思想立国有关。在法家看来，一个国家只需要两种人：农民和战士。农民为君主种田，战士为君主打仗，如此便足以富国强兵。其他人，都是多余。
那么，谁来管理农民和战士呢？
文吏。从朝廷大吏，到郡县长吏，再到乡里小吏，都如此。事实上，一个只有农民和战士的国家，是不需要思想文化的。那些种田的“工蜂”，打仗的“兵蚁”，也不需要懂得太多，守纪律听命令就行。
故，秦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刘邦创立的新政权则是另一番景象。高、惠、文、景四朝，一般事务仍沿秦例交由文吏处理。占据要津的则不是功臣勋贵，便是他们的后代，比如曹参之子曹窋，周勃之子周亚夫。周亚夫还既当过太尉，也做过丞相。
也就是说，政由勋贵，事归文吏。
这并不奇怪。毕竟，勋贵们是刘邦的战友。刘邦及其继承人既需要他们的政治经验、崇高威望、影响力和号召力，也需要用封侯拜相的方式酬谢他们的功劳。这跟当年的分封诸侯建立王国，如出一辙。
同样，这两件事也都是封建残余。
因此，秦始皇未竟之事业，还得由汉武帝来继承。当然，彻底铲除封建残余，要到隋唐以后。但，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却势在必行。
贵族政治，怎么就要不得？
因为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是共生并存的。在封建制度下，国是诸侯的，家是大夫的。如果国破家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诸侯和大夫。所以在封建前期，诸侯无不治国，大夫无不齐家，这就叫“首长负责制”。
何况封建前期的家和国，都不大。一国则一城，一家则一邑。诸侯和大夫，国君和家君，完全可以直接面对国民和家人，这就叫“直接君主制”。
当然，即便是直接君主，也要有人协助。这些助理、帮办或官员，天子的是公卿，诸侯的是大夫，大夫的是家臣。后者在理论上都是前者的兄弟子侄，实际上是族人们一起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叫“家族共治制”。
首长负责，直接君主，家族共治，这样的政治当然是贵族的，也只能是贵族的。
很难说这种政治好还是不好，但肯定不适用于帝国时代。帝国不是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而是幅员辽阔的领土国家。直接君主并不可能，首长负责更不可能。帝国的统治，只能是皇帝授权，政府负责。
那么，由贵族组成政府，不行吗？
不行。因为凡贵族，都有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权。封建时代，天子不能任命国卿，诸侯不能任命家臣。这些职位甚至是世袭的，叫世卿、世职。结果，天子管不了诸侯的国，诸侯管不了大夫的家。
这当然为帝国所不能接受。
更重要的是，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是逐级效忠的。家臣只效忠大夫，不效忠诸侯；大夫只效忠诸侯，不效忠天子。大夫一齐造反，则举国皆反；诸侯一齐造反，则天下皆乱。中央集权的帝国，岂能认可这套逻辑？
家族共治也不行。共治，就不能独裁，而帝国是一定要走向独裁的，只不过需要时间。
事实上，正如汉初的制度是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半封建制，两汉政治也是半贵族政治——先是功臣集团，后是外戚集团，与皇帝共掌朝政，共治天下。这种状态，也要到隋唐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
这样看，公孙弘和张汤的意义，就很不寻常。
公孙弘和张汤都是平民出身，也都是文吏出身。是平民就“非贵族”，是文吏就“专业化”。专业化和平民化的倾向，都是反封建。不难设想，如果满朝都是张汤、公孙弘，贵族政治就必定会转变为官僚政治。
毫无疑问，这是大势所趋。但这个转变由汉帝国来完成，却未尝没有机缘巧合。作为平民建立的王朝，西汉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之局”，不但“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而且其后也往往出身卑贱。景帝王皇后是再嫁女，武帝卫皇后卫子夫、成帝赵皇后赵飞燕则是歌妓，照样母仪天下，也没人说三道四。
文吏为官更不足为奇。大秦传统仍在，萧何、曹参也都是文吏出身。何况文吏受过专业训练。事归文吏，便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可谓“专家治国”。
这，就是公孙弘和张汤平步青云的背景。
然而公孙弘和张汤又是不同的。他们代表着两种思想：儒家和法家；两种官僚：文官和文吏；两种仕途：文学和吏道；甚至两种政治：官治和吏治。
只不过，要弄清楚这些，并回答前面的问题，还必须先讲清楚官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