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道教也登堂入室。
如果说佛教是从外国到中国，那么，道教便是从下层到上层。从东汉顺帝时期（公元125-144年）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到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公元440年）并亲至道坛接受符箓（公元442年），这三百年的历程也很漫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能拾阶而上。
事实上，正如佛教的中国化有三个步骤，道教的合法化也有三个台阶。第一个是民间道教，这就是天师道和太平道。它们虽被看作道教诞生的标志，却其实只是“类宗教”或“准宗教”，而且是底层的甚至地下的。
因此，天师道和太平道不但没有合法地位，还可能遭到取缔和镇压，尤其是在太平道变成黄巾军以后。
孙恩的组织，也一样。
幸运的是，由于教长张鲁投降曹操，天师道躲过一劫并得以传播。更幸运的是，它受到了部分魏晋名士的关注和欢迎。大批高级士族加入道教，甚至出现了世代尊奉道教的天师世家，比如王羲之、葛洪、陶弘景。领袖和主力由方士变成了名士，道教也就上了第二个台阶。
没错，民间道教变成了士族道教。
士族道教是民间道教的升级版，也是士族阶级的奢侈品和麻醉剂。实际上，由于门阀制度和黑暗政治，士族作为阶级固然享有法定特权，可以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作为个人却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更可怕的是，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又会落到谁的头上。
闲暇的日子需要打发，高贵的身份需要显示，这就有了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不安的心灵需要抚慰，空虚的精神需要寄托，于是道教走红。
那么，为什么是道教，不是佛教？
因为东晋以后，偏安江左的士族心之所系已不再是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而是既得利益和个人安危。他们并不想普度众生，只希望健康长寿。因此，道家学派中杨朱主张的及时行乐，庄子主张的逍遥自在，与道教宣扬的服食行气养生成仙，便一并成为士大夫的首选和最爱。
更何况，佛教是胡人的，道教是汉人的。
所以，尽管道教的士族化与佛教的玄学化几乎同时（都完成于东晋），士族化的道教却并没有变成玄学，变成玄学的是佛教的般若学。也就是说，对于佛教，名士们更看重的是义理，是哲学意味和思辨精神。对于道教，他们的态度却是实用主义的，与秦皇汉武并无二致。
很好，清谈有佛，成仙有道。
于是东晋的风气，便是沙门谈玄，名士炼丹。飘逸不群如王羲之，则既谈玄也炼丹。至于民间道教，当然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邪门歪道，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
从此，道教开始两极分化。转入地下的民间道教继续以通俗的形式传播，甚至从中产生出秘密组织，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和纽带。进入上层社会的士族道教则从书斋和道观走进宫廷，最后青云直上变成皇家道教。
这是第三个台阶。
皇家道教的诞生是必然的。事实上，没有皇帝这把保护伞，任何宗教都不可能获得合法性。因此，道教也要将自己置于皇权的羽翼之下，借助最高权力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只不过他们走出这一步，比佛教晚了将近百年。但异曲同工的是，道教依靠的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佛图澄。
道教的佛图澄叫寇谦之。
寇谦之是北魏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祖上也是世家大族，自己则从小就痴迷于仙道。可惜这位候补神仙虽然热情洋溢态度虔诚，却一直不得要领，经年累月服药练功全都没用，直至遇见一位高人。
高人叫成公兴。
成公兴说：先生有意学道，能隐居吗？
寇谦之说：当然能。
于是，寇谦之被带到华山的一间密室，吃了成公兴给他的一种药，从此没有了饥饿感。但是，当寇谦之来到嵩山的密室，被要求吃第二种药时，他吓得掉头就跑。
那种药，是毒虫和一些让人呕吐的东西。
成公兴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先生与成仙是无缘了，不过却正好可以安邦定国，成为帝王之师。
没人知道寇谦之当时怎么想，只知道后来某一天，成公兴走进第三重密室死去，又在第二天复活，并被来到嵩山的两个仙童接走。原来，成公兴本是神仙，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被贬下凡尘的，刑期既满自然重返天庭。
呵呵，原来神仙也会犯错误。
寇谦之则在成公兴“仙逝”之后继续留在嵩山，直到被太上老君和他的玄孙亲自接见。两位上仙传给寇谦之道教秘笈和各种方术，授予他“天师”职称、方圆万里的教区以及统领人鬼之权，同时还赋予他两项神圣的使命，那就是治理整顿道教，并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
显然，这是只能当作武侠小说来看的故事，却被隆重地载入史册，因为故事编得像模像样言之凿凿：太上老君下凡是在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十月二十二，他的玄孙降临嵩山则在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十月初五。
这样的造假水平不能不让人佩服。
实际上这两个日子很可能真实地存在，只不过是寇谦之完成准备工作的时间。当然，那两项使命也是他自己赋予自己的。然而这正是寇谦之的过人之处，他非常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也十分明白道教该向何处去。这是他深刻反省天师道近三百年历史和当前现状的结果。
那么，当时的道教问题在哪里？
低俗、混乱、危害政权。比方说，以修炼房中术之名淫乱苟且，以授人符箓之名勒索钱财，以进行宗教活动之名散布流言蜚语聚众闹事等等。这就为士大夫所不齿、统治者所不容，道教也迟早会被镇压或取缔。
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是全方位的。从“扫黄打非”（废除房中术，清理伪书）、制度创新（增订斋戒仪范和戒律）到整顿组织（改革教职父死子继的陈规陋习），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国家政权，严禁妖言惑众，犯上作乱。
这才是关键所在。
改革后的道教被称为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儒家主张的三纲五常，宗教形式和观念则大量模仿照搬佛教，包括立坛宇、修功德、诵经文、持戒律等等，也包括宣扬六道轮回。也就是说，实现改革目标其实靠的是两手：兼修儒教和引佛入道。
寇谦之左右逢源。
如此识大体顾大局，当然颇得统治者的欢心、士大夫的赞同。公元424年或425年，也就是刘义隆成为宋文帝那年或次年，寇谦之在北魏首都平城建立了天师道场。十六年之后，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两年后，他又亲至道坛接受符箓，并使之成为新皇帝即位时必须举行的仪式。
道教正式成为北魏国教。
寇谦之则成为北魏国师。
这时，距离佛图澄被尊为大和尚已近百年。在中国北方曾经风靡一时的佛教，现在命运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