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末道教的广泛传布，道术手段的广泛利用，曾经为卢悚从事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后来又为孙恩、卢循从事规模大得多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农民群众爆发斗争，是阶级斗争性质。但是从其领袖人物而言，无论是卢悚还是孙恩和卢循，他们所追求的，从首要方面说来，既不是宗教的目的，又不是宗教徒日常的生活目的。他们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力，谋求可以与门阀士族相当甚至超过门阀士族的政治权力，这却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孙恩之乱》一节，分析了孙恩、卢循的身世。他指出孙恩先人孙秀是道教徒，是另一道教徒赵王司马伦的谋主。他又论及卢循先人卢谌与赵王伦的死党刘琨关系非同一般，疑卢氏亦道教世家。他还从徐道覆的滨海籍贯及其与卢氏的婚姻关系，推出徐氏亦出道教世家。陈先生还认为“彭城道士”卢悚遣许龙迎海西公于吴一事，“许龙或即许迈同族；卢悚或即卢循同族，彭城为其侨居之地而非郡望。此皆无可考，不能决定”云云。陈先生综贯会通各种史籍，于其所探赜诸事虽未遽下断语，但推测十九中的。兹承袭陈寅恪先生见解，不惮繁复，略作补充如下。
道教徒孙秀虽然出身小吏，但在赵王伦得势时居中书令之位，这段经历足以使他脱离小吏的卑微身份，也足以使他的家族从寒庶地位上升。孙秀后人何时南渡，史籍无微。南渡后的孙氏大概卜居在吴会，因为孙氏的活动几乎都在吴会地区，他们在吴会有相当的基础；而后来发孙泰聚兵之谋的，也是会稽内史会稽人谢。孙恩起兵地点，是经过他自己实地选择的。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孙泰被杀后，孙恩曾为吴兴太守谢逸的舅子长乐冯嗣之和北方学士冯诩仇玄达的“从者”，“本欲于吴兴起兵，事趣不果，乃迁于会稽。”而当孙恩率众自海岛趋上虞登陆后，会稽、吴郡、吴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孙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这种情况，如果事先没有孙氏长期在吴会的经营和组织，只凭“乐属”的自发行动，是不可能在旬日中骤然出现的。
孙氏过江后不求官于建康，而以道教为手段活动于吴会，原因何在呢？我认为，一，孙氏先人在北方时，与东海王越的势力没有历史渊源，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条件；二，孙氏不是乘永嘉之乱过江，因而也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时机。所以孙氏在东晋，直到太元末年还默默无闻，后来孙泰出仕，是由于以道术得幸于帝王，而非凭其才地。晚渡伧荒，其先人一般与胡族政权有染，他们要在东晋得到仕进机会，除了武功以外，只有靠特殊的际遇。即令得到入仕机会的人，想要预于江左的士流，那就更不可能。孙氏情况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孙恩其人由于家世影响，多少还具有一些士流的特点。他爱书法。《法书要录》卷二虞和《论书表》谓孙恩起兵后自会稽入海时，曾带走王羲之、王献之所书棐板甚多。孙恩还有文章行于时，《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孙恩集》。从这些看来，孙恩在文化素养方面本来具有出仕的条件。他也不是安于屈居里巷之辈。孙恩求闻达而无门径，又不像北府将那样有流民武力可资凭藉，所以其家世所奉的道教，就成为他用以争竞于时的重要手段。
卢循为孙恩妹夫，范阳卢氏卢湛之后。卢谌好老庄，擅书法，善属文，反映卢氏家族业已完成从儒学向玄学的转变。八王之乱后期，在成都王颖与东海王越对垒阶段，卢谌父卢志是成都王颖死党。成都王颖失败后，卢志、卢谌父子虽暂时受命于东海王越，但不属东海王越系统。所以永嘉之末，卢氏既未预司马越、王衍项城之难，又未渡江进入江左百六掾的行列。卢谌先投刘琨。刘琨败后卢谌没于胡中，出仕后赵，死于永和六年（350年），事迹备见《三国志·魏志·卢毓传》注引《卢谌别传》以及《晋书》本传和有关《载记》。卢氏子孙渡江，当在卢谌死、后赵亡、中原乱之时，其为晚渡伦人，更无可疑。参以卢惊事迹，卢氏族人渡江后或即卜居于京口。
《卢谌别传》说及卢谌死后其“胡中子孙”过江之事，但未指明始过江者究竟是谁。根据《卢循传》，卢循为卢谌曾孙。如果史籍所谓卢谌“胡中子孙”过江者乃是确指卢谌子辈及孙辈而非泛指卢谌后人，那末始过江者应当就是卢循的父辈和祖辈，而这些人的名讳，史籍中均可考见。
据《元和姓纂》卷三及《新唐书》卷七三《宰相世系表》（一三），卢谌子辈有北祖和南祖之分，居巷南者号南祖，居巷北者号北祖。北祖卢偃以下，历仕慕容、拓跋，世传卢谌书法，子孙繁衍贵达，以迄隋唐，是范阳卢氏正宗。南祖卢勋，史不着其后人。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认为卢氏北祖和南祖，分别为卢氏留居北方者及流寓江左者二支，并非巷北巷南之谓，因而断定卢勖过江始为卢氏南祖，卢循则卢勖之孙。冯氏此说甚有理据，可以肯定。《卢循传》称卢循“善草隶弈棋之艺”，虞和《论书表》亦谓“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这正是范阳卢氏的家学与门风。《卢循传》中还透露卢循之父为卢嘏。因此江左卢氏南祖世系当为卢勋一卢嘏一卢循三代。看来卢谌“胡中子孙”过江者，正是指谌子勖和谌孙嘏。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定卢谌“胡中子孙”南来的过程。永和六年，卢谌死，正值北方大乱。卢勖、卢嘏当于服丧终制以后南来。卢勖在《晋书》中无迹可寻，可能在南行途中或南来后不久即死。与卢氏父子同行过江者可能有卢氏族人，例如卢悚。他们南行采取自广陵渡江路线，渡江后即居京口或其附近。他们的先人与东海王越为仇，祖辈臣事胡族政权，自己过江又晚。凡此种种，都使他们无缘进仕建康。卢氏族人卢悚得为徐州小吏，可能际遇较好。但卢悚主要活动并不是在官府，而是在民间传播道术，其徒属八百余家之中，估计卢氏宗亲当占相当比例。卢嘏南来卜居以后，事迹无闻，以卢悚、孙泰情况度之，大概也是从事道术活动。
《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谓慧远早年在北，曾与卢嘏“同为书生”。那时慧远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其学行志趣与卢氏家风合，可知卢嘏当亦如此。后来慧远欲渡江从范宣习经，以路断不果，乃改从释道安出家于太行，时年二十一岁，当东晋永和十年（354年）。卢嘏于卢循兵起时随在军中。义熙六年（410年）卢循从广州回兵北上，进据江州，曾登庐山谒见慧远，时距卢嘏、慧远同学之时，已逾半个世纪了。假定卢嘏与慧远同岁，则卢嘏南渡尚在弱冠之年。
卢循是孙恩妹夫，徐道覆又是卢循姊夫。这是三个互通婚姻的家族，社会地位应当是相同或相近的。我们已知孙恩、卢循都是晚渡伧荒和道教首领，那末徐道覆又如何呢？
《魏书》卷九七《刘裕传》：“〔卢循〕党琅邪人徐道覆为始兴相”，似徐道覆为琅邪人。但是《晋书》记载江左人物籍贯，除门阀士族必着旧望以外，一般人物或着旧望，或着侨居之地，并不完全一律。所以琅邪究竟是徐氏旧望，还是其侨居之地，尚不清楚。案《元和姓纂》徐氏有琅邪一望，曰：“晋仆射宣之后，宋有徐爱。”晋仆射徐宣不详。徐爱，《宋书》卷九四有传，曰：“晋琅邪王大司马府中典军，从北征，微密有意理，为高祖所知。”徐道覆似不得与这一与晋、宋皇室都有亲近关系的人同族为琅邪人。《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记徐道覆，只是说“其（案指卢循）同党徐道覆为始兴相”，未着琅邪。《宋书》卷五零《刘康祖传》有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义熙未于广州起兵，攻始兴郡之事。道期、道覆，名相近，均带道教徒名中常用的道字，而道期进攻之地，又为道覆长期驻守过的始兴。颇疑道期为道覆近属，道覆败亡后藏匿不出，至是始取广州，攻始兴。如果推测可以成立，则徐道覆籍贯当同于徐道期，为东海人，而非琅邪人。《魏书·刘裕传》所说琅邪徐道覆，琅邪或指道覆在江左侨居之地，即建康附近的琅邪郡。东海徐道覆，与道教徒东海徐宁当为同族。
徐宁，东海郯人。祖台，西晋丹阳令；父褚，太子洗马，见《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徐宁事迹附《晋书》卷七四《桓彝传》。王敦之叛前夕，徐宁为江北广陵附近一荒县的县令，不为人知，桓彝力荐于庾亮，始得过江至建康为吏部郎。徐宁虽不属晚渡伦人，亦不类门阀士族，如非特殊际遇，是难于入仕建康的。徐宁之孙徐羡之尽管显贵于刘宋初年，但《宋书》卷四三《徐羡之传》还说他“起自布衣，又无术学”；《南史》卷二三《王华传》亦谓为“中才寒士”，可证徐宁家族地位未因徐宁入官而有大的变化。徐道覆没有特殊际遇，所以沉沦里巷，不得仕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徐宁是有名的道教徒，这对徐道覆却能发挥较大的影响。
《太平御览》卷六六四引《神仙传》：“鲍靓，明帝时人，年过七十而〔尸〕解去。有徐宁者，师事鲍靓……”。《文选》卷二一颜延年《五君咏》注引顾凯之《嵇康赞》：“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事之。”又《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所列道教鬼官，有“陶侃为西河侯，……徐宁为长史。宁坐收北阙叛将，不擒，免官……。”注：“徐宁，字安期，东海郯人，羡之祖也。……羡之年少时常来形见，自称‘我是汝祖’，戒其祸福，后并如言。”《真灵位业图》亦有“西河侯陶侃，长史先用徐宁，被弹，后用蔡谟”云云。如果徐道覆果为徐宁同族，则徐宁的家世门户与道教信仰，都可以作为徐道覆家世及信仰的旁证。徐道覆大概也是南渡后不得官宦，遂以传布道教为其职业，与孙恩、卢循相同。
综上所叙，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具有如下一些共同之点：一，同为侨人；二，同为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三，同奉道教；四，共为婚家；五，同活动于建康以外而不得进入东晋政治中枢；六，同有突破门阀政治限制的要求。这种种条件，使孙、卢、徐三家结合在一起。他们先是力求凭藉道术跻身门阀政治行列之中，失败以后转而利用他们所团聚的道教信徒乘时举兵，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父子。
孙恩等的活动，客观上看来也是次等士族对门阀士族的一种反抗，但并不都是自觉行动。据《孙恩传》、《卢循传》，孙泰被杀后，孙恩于海中聚众，不过是“志在复仇”，即复司马道子父子杀孙泰之仇。所以他只是表司马道子父子之罪，请朝廷诛之。孙恩据有会稽，自号征东将军，这显然只是假借东晋朝廷的名号，并无建号自立之意。以后卢循也接受桓玄所授永嘉太守和刘裕所授广州刺史之号。卢循俘获原广州刺史吴隐之，以隐之党附桓玄，表朝廷诛之，朝廷不许，卢循也不专擅行事。《宋书》卷五二《王诞传》，王导曾孙王诞被桓玄徙广州，卢循以王诞为平南府长史，诞说循曰：“下官远流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实思报答。本非戎旅，在此无用。素为刘镇军所知，情味不浅，若得北归，必蒙任期。公私际会，思报厚恩，愈于停此，空移岁月。”卢循乃遣王诞、吴隐之同还建康。这种种迹象说明，孙恩、卢循虽然对门阀士族进行了冲击，以求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在精神上仍受门阀士族的束缚，这一点与刘牢之相像。孙恩、卢循、徐道覆都不曾建号以与东晋朝廷决裂，也是他们精神上受到束缚的表现。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早就认为孙恩纯系野心家，不承认孙恩起兵是正义的农民战争。我起先不同意范文澜先生的意见，后来感到这种意见颇有道理。不过孙恩不是一般意义的野心家，他的野心具有突破门阀政治这一时代特点，这与刘牢之、刘裕并无不同。孙恩本无武力依恃而居然得以起兵，是由于门阀政治之争导致司马元显“苦发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因而造成了起兵的便利条件。发乐属既损害乐属本人及其家庭，又触及乐属主人的利益，结果是地主与农民同起反抗；征发枉滥指发及乐属以外，结果是乐属与自耕农民同起反抗；乐属主人多是江左吴姓豪族，结果是江左吴姓豪族也与孙恩同起反抗。司马元显的一项措施，牵动了江左社会的许多矛盾，使孙恩起兵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很复杂的性质。加上道术的煽动作用，几十万人的暴力反抗，就在旬日间形成了。
须要说明，本节主旨只是从孙恩、卢循、徐道覆家世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动向立论，而不求综论数十万农民的反晋斗争。被压迫群众自发的反晋斗争是正义的，爆发这场斗争的原因和斗争的英勇事迹，史籍具在，清楚可考，只是这些并非本节主旨，所以不多论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