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郗鉴，意在探索东晋初年内乱迭起的政局，怎样在郗鉴斡旋处置之下逐渐安定下来，对东晋政局的发展有些什么影响。我认为，江左草创之时，司马氏为了应付江南士族的挑战并和辑南来的侨姓士族，主要依靠琅邪王氏，于是而有“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氏政权与侨姓士族都得以在江左立定脚跟，逐步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从此以后，挑战主要来自侨姓士族内部。门阀士族之间的角逐，一是以争据朝廷势要的形式出现，目的是控制皇权，借以发号施令，压倒对手；一是以竞据形胜方镇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以外制内，凌驾建康。如果某一士族在这两种形式的角逐中都占有压倒优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局面，而这是门阀政治所不能允许的。应付这种挑战而获得重要成就的人，首推郗鉴。郗鉴的努力，使士族诸门户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得以维持，使门阀政治得以延续，也使东晋政权得以存在较长的时间。
如前所论，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是士族专兵和皇权不振。士族专兵而又不允许一族独占兵权，皇权不振而又不允许任何其它士族取代司马氏的地位，这就需要一些人物的调处经营。郗鉴对付的办法，一是维护司马氏皇权的存在使之成为维持稳定局面的因素，一是抑制过分强大的士族门户以绝觊觎。郗鉴在江左完成的几件大事，都是属于这类性质。
在一一探究郗鉴的几件大事时，我发现胡三省在《通鉴》注中对此都有所评论。其一，郗鉴建议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平王敦之叛问题，《通鉴》大宁二年（324年）胡注曰：“夫理顺者难恃，势弱则不支。以〔王〕敦、〔钱〕凤同恶相济，率大众以犯阙。虽诸公忠赤，若只以台中见兵拒之，是复周〔顗〕、戴〔渊〕石头之事。微郗鉴建请而召刘遐、苏峻，殆矣。”其二，郗鉴协调当权门户王氏、陶氏、庾氏关系问题，《通鉴》咸康四年（338年）胡注曰：“庾亮之谋（案指庾亮废王导之谋），微郗鉴拒之于外，孙盛谏之于内，必再乱天下矣。”其三，郗鉴经营京口，控制东道问题，《通鉴》咸和三年（328年）胡注曰：“晋都建康，粮运皆仰给三吴，故欲先断东道。王敦、苏峻之乱，匡复之谋，郗鉴为多。”本文所论郗鉴数事，都暗合胡三省之所见。当然，把这些事放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并联系起来探寻其本质，是胡三省为其史观所限所不能做到的。正是由于这类原因，今人研究历史，必须汲取前人成果，而又不能圃于前人成果。
郗鉴名义上虽居朝廷三事之列，但从未入主中枢。他的所作所为，主要属于战略性的奇谋异策之类。《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王徽之已讥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所以他在东晋并没有什么轰动的事迹足资称述，古今史家也多不甚重视郗鉴其人。同时，他的家族在江左也未曾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像王、谢那样。郗鉴先世，郗虑以后没有显宦，其家族在两晋之际，基本上未曾脱离东汉儒学家族轨道，直到郗鉴的子侄辈，才完成向玄学士族的转化过程。两晋之时，居于显赫地位的士族人物，往往多方网罗名士，充实幕府，制造声誉。东晋王敦、庾亮、桓温府内，莫不名士充盈，人才济济。可是郗鉴以三公之尊居重镇历十余年，而名士出其州府者则寥寥无几。这也是郗氏家族地位、门户状况的一种反映。当然，郗鉴与出自另一儒学大族的卞壶又有所不同。卞壶与门阀政治格格不入，可以为司马王朝死节，而不能像郗鉴那样厕身于门阀政治之中并能有所建树。
《世说新语·言语》：“郗太尉拜司空（案在咸和四年，329年），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坛，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实愧于怀。’”《礼记·曲礼》下：“鸡曰翰音。”《易·中孚》：“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郗鉴之意，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像朱博那样的吏才而得登于台鼎，像鸡飞上天一样，在门阀政治中，这本来是想象不到的事。《太平御览》卷二零七引《晋中兴书》：“郗鉴为太尉（案在咸康四年，338年），虽在公位而冲心愈约，劳谦日厌，诵玩坟索，自少及长，身无择行。家本书生，后因丧乱，解巾从戎，非其本愿，常怀慨然。”郗鉴两拜三公，相隔近十年，而谦退旨趣前后如一。正因为郗鉴不操其柄，无竞于朝，所以能够久任于京口，善始令终而无殒坠之虞。
不过，郗鉴毕竟是流民帅，也有过流民帅所共有的杀人越货之事，已见前引。《晋中兴书》说他“自少及长，身无择行”，是一种溢美之词。《世说新语·品藻》：“卞望之（壶）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三反，犹今言三种矛盾。郗鉴在性格和素养上，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本文之始，曾引用《晋书·明帝纪》史臣之言曰：“维扬作寓，凭带洪流，……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史臣本指王敦有上游形胜之利，遂启篡窃之心，因而感叹世无周公。借史臣此论以观郗鉴，虽不处顺流之势，但建康锁钥在手，亦可谓“处其利而无心”。他身居危朝而能阻遏觊觎，终于对东晋朝廷有所匡救。如果郗鉴舍京口地利而居官建康，不以谦退自处而务求竞逐，以他本不优越的门望实力，在东晋翻云覆雨的门阀政治中，未必能有多少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