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论，郗鉴得以否定陶侃、庾亮下都废黜王导之谋，主要在于他以徐州刺史据有京口，于建康有举足轻重之势。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只是出于权宜的考虑，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京口重镇的形成，发端在郗鉴。
徐州地境，《禹贡》谓“海岱及淮”。西汉十三州部之一的徐州，大体即是这个区域。江左流寓之初，徐州地境南移，据淮南北以迄江北之地，居刺史任者先后为蔡豹、卞敦、王邃、刘遐，治所则随军事形势而进退，但都在长江以北。郗鉴继刘遐为徐州刺史，治广陵。
《郗鉴传》，苏峻乱，陷台城，郗鉴自广陵遣人间道至江州，谓温峤曰：“今贼谋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温峤深以为然。郗鉴首倡“静镇京口”之议，本来只是针对苏峻自历阳过江以后，军队无后方供应，欲取三吴以为依托的图谋而发，并未估计到京口此后将成为东晋南朝系建康安危的重镇。
此时，郗鉴处境比较特殊。他以引流民帅平王敦之功，得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究州刺史（后加刺徐州）、假节，并顶明帝遗诏辅政诸大臣之列。但是他由于对王敦的看法不尽同于王导，在周札赠官问题上与王导发生过尖锐冲突。而且，郗鉴的流民帅身分，同祖约、苏峻一样，所以也难得见信于执政的庾亮，没有机会居中枢之任。咸和二年十一月，祖约、苏峻初起兵，庾亮甚虑全盘皆乱，局面不可收拾，因此不许各地兴兵勤王。《世说新语·容止》注引《晋中兴书》：“温峤及三吴欲起兵卫帝室，亮不听，下制曰：‘妄起兵者诛。”郗鉴于时欲率广陵之众赴难，“诏以北寇，不许。”但同时或稍后，虞潭受命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诸郡军事；张闿宣太后诏于三吴令速起兵；桓彝则兴兵于宣城。温峤更不顾制书所禁，早在苏峻济江之前一月，即咸和三年（328年）正月自武昌东下，军于寻阳，声称入援建康。只有郗鉴不同，他小心从事，不敢妄动，必待苏峻济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东下之后，在广陵“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刑白马，誓三军，以示效忠东晋，然后，才有上述向温峤提出的“静镇京口”的建议。而且，他还必待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扬州八郡军事后，始自广陵济江；而且济江以后亦不能据京口而守之，必得与陶侃等人会师，以听调遣。这些情况，说明郗鉴自知在苏峻之乱中如何自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得稍有专擅，否则将授人以柄。
以陶侃为盟主的陶、温、庾联军，于咸和三年五月顺流东下，屯驻建康城西秦淮河口的查浦、蔡洲。郗鉴军所筑白石垒，亦移交给庾亮军驻守。郗鉴则专注东方，王舒的浙东军，虞潭的浙西军，俱受郗鉴节度。苏峻遣将管商、张健等寇掠三吴，又遣人出江乘掠京口以东。这样，当陶侃联军与苏峻叛军在建康附近相持的同时，又形成了京口以南以迄三吴一带的东方战场，因而郗鉴得以逐步实现其“静镇京口”以断苏峻东路的计划。
东方战场的形成，与三吴地区在江左的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而三吴地区的战略地位，又有其历史的、地理的原因，须要稍作追叙。
西晋灭孙吴以后，三吴是“难安易动”的地方。西晋用东南六州将士戍守江表，唯恐三吴有事。吴士在洛阳受到歧视，也增加了吴人的不自信之心。以后，王导助琅邪王司马睿协调侨旧士族利益，使多数三吴士族逐步进入东晋统治集团，而没有成为一种长期独立于侨姓士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江左以后出现的纷纭的政治事件中，三吴士族往往分为两部分，与侨姓士族内部斗争的两造分别结合。江左的几次叛乱，情况就是这样。建兴元年（313年）吴兴周玘谋反司马睿，与之同谋的是镇东祭酒东莱王恢。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反叛，吴兴沈充起兵响应，同郡钱凤为王敦谋主。王敦在请诛刘隗疏中，诉隗“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一事，其所“普取”的应是江南士族豪强地主的佃客，因为侨姓士族的佃客是没有“旧名”可检的。王敦既为南士争利，所以就有南士沈充、钱凤之辈支持王敦。另一方面，南士站在东晋朝廷一边的，人数更多。《晋书》卷七六《虞潭传》：“王含、钱凤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会稽余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孔但亦曾在会稽起兵。这都是南士用武力支持司马氏政权之证。总之，东晋朝廷有事，往往牵动三吴；建康内战，三吴就会出现东方战场。《通鉴》太宁二年（324年）沈充司马顾飏说沈充，有“并东西军之力”之语，胡注曰：“东军谓沈充军（案起自吴兴），西军谓王含、钱凤等军（案在建康附近）也。”叛军有东西军，东晋官军同样有东西军。
在这种背景下，苏峻乱起，江左也迅速形成分别称为东西军的东西两个战场。东方郡县，一方面有人暗降苏峻，反对东晋朝廷，如《王舒传》所说“临海、新安诸山县并反应贼”；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东晋郡守，兴兵讨伐苏峻，抵抗苏峻东来。《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峻〕乃以蔡漠为吴国内史。谟既至，与张闿、顾众、顾飏等共起义兵，迎冰还郡。”吴国义军之起，主要得力于顾众、顾飏兄弟。《晋书》卷七六《顾众传》：“苏峻反，王师败绩，众还吴，潜图义举。……前临江将军张悊为峻收兵于吴，众遣人喻悊，悊从之。众乃遣郎中徐机告谟曰：‘众已潜閤家兵，待时而奋……’”。同传临平人范明“率宗党五百人”，合顾众等军凡四千人，进讨苏峻部将张健。丹阳义兵则为张闿、陶回所聚。《晋书》卷七六《张闿传》：张闿本孙吴张昭曾孙，世居丹阳，遂为丹阳人。苏峻据建康，“使闿持节权督东军”。张闿既与顾众兄弟组织吴国义兵，又与陶回共督丹阳义兵，并以米谷济郗鉴军。《晋书》卷七八《陶回传》：陶回，丹阳人。苏峻起兵，“王师败绩，回还本县收合义兵，得千余人，并为步军，与陶侃、温峤等并力攻峻，又别破（峻将）韩晃。”吴兴义兵由太守虞潭所聚，虞潭家憧尽遣为兵。
上引《张闿传》张闿受苏峻命“权督东军”，此东军大抵指东方诸郡原有的郡兵。《晋书》卷七六《王舒传》：“峻闻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诸弟以悦东军”，此东军则指南士所聚义兵。这两者都是东晋东方战场的军队。
由于东方各郡义军纷起，乃有陶侃以王舒监浙东诸军事，虞潭监浙西诸军事，均受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郗鉴节度之命。
江左内战中东方战场的存在，说明南士在本籍既易招合部曲家兵，又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东晋如能牢固地控制三吴，南士的力量就能为东晋朝廷所用，三吴就能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这对于巩固建康，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所以郗鉴都督东南八郡，既是为了抵御苏峻的需要，又是为了东晋长期的战略需要。
三吴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还有经济上的原因，这就是建康的粮食供应，建康以下长江两岸军队的给养，都要仰给三吴。
《舆地纪胜》卷七“丁卯港”注引《舆地志》：“晋元帝子哀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东晋琅邪王司马衷镇广陵，在建武元年（317年）六月至十月，丁卯埭即此年所开，今镇江市东南郊运河沿岸有丁卯桥，当是古丁卯埭所在处。广陵军粮，赖三吴所产，经运河北出京口运来。苏峻乱时，江南漕运断绝，因而据广陵的郗鉴“城孤粮绝”；而郗鉴过江后军在京口，得暂仰张闿自丹阳、晋陵就近供给米谷。苏峻扰三吴得手，粮食较充，故得以米万斛溯流供给豫州祖约。郗鉴就是根据这些情况，建议于曲阿一带立垒断苏峻三吴粮运。由此可见，三吴米谷，是交战双方赖以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
江南地方，由今苏南以迄浙东，今天都是产粮之地。但是在东晋，丹阳、晋陵还很贫瘠，产粮区在此以南的三吴。三吴开发潜力最大的地方，首推会稽，是三吴的腹心所在。据《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稻田，亩产至三斜之多。《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恢为会稽太守，晋元帝语恢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会稽有此条件，所以苏峻叛乱前夕，王导谋树外援，出弟王舒为会稽内史；而苏峻兵起，有挟持成帝东奔会稽以为久计的图谋；乱平以后，建康残破，三吴之豪也请迁都会稽。
由于会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南北对峙形势中又较安全，所以东晋成、康以后，王、谢、郗、蔡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卸官后亦遁迹于此，待时而出。《宋书》卷九三《隐逸·王弘之传》载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这样，会稽又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栖迟会稽的门阀士族人物，其动静出处，在政治上极具影响。
会稽郡除有这些作用以外，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的重要性。据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序》，东晋方镇，扬本畿甸，荆地分陕，徐曰北府，豫曰西藩。江、兖、雍、梁，亦称雄剧，益、宁、交、广，斯为边寄。这些州虽轻重不同，但都有都督刺史以为镇守，当时所谓“军州”。军州以外，以郡的地位而得列为方镇者，只有会稽内史一职。吴廷燮说：“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亦方镇也。”五郡，即是会稽（治今绍兴）、临海（治今临海）、东阳（治今金华）、永嘉（治今温州）、新安（治今淳安）。
会稽本为郡，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十二月，当苏峻初起兵时，东晋朝廷徙元帝子琅邪王昱为会稽王，会稽乃改郡为国。大概言之，东晋一朝凡是东方有事，则会稽内史以居职者资望深浅重轻，分别带都督五郡军事、监五郡军事、督五郡军事衔，无事时除另有原因者外，一般不带。咸和二年十一月，以吴兴太守虞潭“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五郡军事”，似为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职之滥觞。史籍可考的会稽内史带督五郡军事衔者，从王舒开始，前后共九人，具如下表，内史而不带都督军衔者不在此内。
根据上表，参考其它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 王舒以后四十余年中，未见置都督会稽五郡军事，说明至少这四十余年中，会稽一带无大动乱，这反映了都鉴经营京口以后东方局势长期安定的成果。
第二 郗愔、王蕴、王荟出任此职，都另有原因，并非由于会稽五郡有事。郗愔居其职，出于桓温对于他让出镇京口的徐兖二州刺史地盘的酬答，反映桓、郗矛盾。王蕴居其职，出于谢安对于王蕴让出镇京口的徐州刺史地盘的安排，反映谢、王矛盾。王荟居其职，出于谢安不允许王荟出就江州刺史以壮桓冲声势而采取的一种妥协，反映桓、谢矛盾。郗愔、王蕴、王苔三人在士族中属于谦退的人物，他们居此职，都是在其门户不甚得势之时执政者采取的权宜措施，并不反映东方局势有此需要。东方有此需要，是在谢琰任职以镇压东方农民起义之时，在王舒以后七十余年，这七十余年中，会稽五郡都是比较安定的。
第三 任此职者除东晋末年的刘牢之、何无忌以外，都是门阀士族人物，包括琅邪王氏（舒、荟）、高平郗氏（愔）、太原王氏（蕴）、陈郡谢氏（琰）、会稽孔氏（季恭）以及东晋皇族（休之）。其中除孔季恭外，都是侨姓士族。按居其职者的门望说来，与居扬州、荆州、徐州的人物相当。
第四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义军在会稽郡境活动时期，此职先由徐州刺史谢谈，后由北府主将刘牢之兼充。北府主将成分变化，由门阀士族出任变为次等士族的武将出任，会稽都督亦然。所以何无忌得援例为会稽都督。北府主将兼任会稽都督以后，东方诸郡逐渐不直接由朝廷而由北府就近控制，会稽都督的权事亦随之转轻。卢循退出会稽五郡地界以迄于刘宋建国的这段时间里，会稽的军事价值下降，其中当刘裕或其宗族居职京口之时，情况更是如此。《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永初二年（421年）正月，“罢会稽郡府”，吴廷燮认为即是罢置都督会稽军事一职，甚是。
第五 会稽都督最后任职者为南士孔季恭，亦有缘由。据《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及《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刘裕击卢循时，何无忌曾于元兴三年（403年）说刘裕于会稽山阴起兵，以讨伐建康的桓玄。刘裕谋于山阴土豪孔季恭（名靖，以字行，孔愉之孙），孔季恭劝刘裕待桓玄正式篡位时举义。《金楼子》卷六《杂记》：“孔静（即靖）居山阴，宋武微时以静东豪，故往候之。静时昼寝，梦人语曰：‘天子在门’。觉寤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适至。静虚已接对，仍留帝宿。……贼平，京都以帝为奋威将军、会稽内史”云云。案此事《太平御览》卷一二八引《述异记》略同，唯多出孔静延入刘裕，“结交赠遗，临别执帝手曰：‘卿后必当大贵，愿以身嗣为托。’帝许之”诸语。由此可见刘裕与孔季恭定交甚早，孔助刘裕平定建康，功劳颇大。《南史》卷二七《孔靖传》，谓刘裕本欲于山阴起事，孔靖以路远止之。刘裕曾率军屡次出入山阴，得孔季恭赡给甚厚。以后，刘裕出于酬答旧谊，乃以孔季恭居会稽都督之职。不过到了这时，会稽都督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了。
第六 会稽五郡，在当时人看来确实自成一个区域，不但军事上如此。《世说新语·仇隙》：王羲之与王述情好不协，“彼此嫌隙大构。后兰田（述）临扬州，右军（羲之）尚在郡（会稽），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王羲之不愿屈居上述之下，乃作此请，说明会稽等郡有可分之势。此议在东晋虽未成为事实。但宋孝建元年（454年）割会稽五郡为东扬州，实际上实现了王羲之先前之议。
会稽、建康之间，必须维持便当的交通，才能适应会稽地位的需要。由会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京口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
回顾历史，当年孙权在江东数迁治所，就是沿着这条交通线移动的。孙氏起自富春，地属吴郡而东邻会稽。孙氏自淮上回江东后，本以吴为治所。其时孙权主要是对山越用兵，无暇外顾，设治于吴，是比较安全便当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孙吴势力扩及长江中游，僻处湖海之间的吴地，就不再符合需要。为了便于与黄祖作战，孙权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迁治所于京口（当时称京城）。赤壁之战时，孙权就在这里屯驻。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口溯流西上，徒治于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载孙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小江指秦淮水。为了保卫建业，孙权在建业城西秦淮水入江处修筑石头城；又于巢湖以南修濡须坞，以防来自上游的侵逼。《义门读书记》卷二八曰：“城石头以备陆，作濡须以备水，然后建康势壮。”以后吴国曾两度暂迁武昌，但建业始终是吴国的政治中心，这种情况，历东晋南朝不变。
孙权沿此路线离吴会经京口而至建业，从此建业逐步繁荣起来，而吴会至建业的交通路线，也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居间联系建业与吴会之地，则是京口。《三国志·吴志·孙韶传》孙权由丹阳（郡治建业）引军经京城归吴，《孙权传》孙权由建业出庱亭（在今常州西北）还吴，都是取道于此。
由会稽过钱塘，经吴、京口以达建业的交通线，主要是一条水道，水道各段，形成都很早，但情况不尽相同。兹按照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京口建康航道、破冈渎这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浙东运河 从会稽郡治山阴西至钱塘，东迄余姚以接余姚江，早有运河相联，即后世所谓浙东运河。浙东地区，《水经·沔水注》谓“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据《吴越春秋》卷六，越王立国其地，“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同书卷一零，范蠡去越，“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三江盖指越地今曹娥、浦阳、钱塘，其时或已得贯通出入。《越绝书》卷八“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这说的是山阴至上虞的运河，大概是浙东运河最古老的一段。这段水道在东汉永和五年（140年）马臻开镜湖后入于镜湖之中，船只在湖内行驶。又，《嘉泰会稽志》卷一零引《越州图经》，谓西晋之未贺循建议修山阴运河，大概是指山阴向西通至钱塘一段，此段是改修疏浚还是首凿，尚难确定。
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 钱塘以北，绕太湖而达晋陵的运河，即今江南运河的南段和中段。这个地区地平土厚，水网交错，人工开凿连通比较容易，估计这段运河出现较早，或在春秋末年。
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 这是江南运河的北段，它的开凿，在工程上比江南运河中段南段要复杂得多。晋陵迤北，逐渐进入江南运河河道所经最高点的丘陵地带，水位有较大落差。运河过此，必须补充新的水源，才能保障通畅，因此出现了丹阳的练湖。《太平御览》卷六六顾野王《舆地志》：“练塘，陈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为后湖。”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润州丹阳县：“练湖在县北一百二十步，周回四十里。晋时陈敏为乱，据有江东，务修耕绩，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案即丹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练湖或有灌溉效益，但陈敏南来目的，本为漕运南方米谷以济中州，所以疏通运河河道，应当更为所急。开练湖的目的，主要当是蓄水以济此段运河，而兼得灌溉之利。前叙晚于陈敏十年的建武元年（317年），司马衷令开丁卯埭以通运河漕运，接济广陵，可证陈敏时此段运河是能够使用的。唐代运河水涩之时，亦引练湖水以为调剂。宋代练湖尚能发挥调剂效用。《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大观四年（1110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练湖赐茅山道观。缘润州田多高仰，及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请别用天荒江涨沙田赐之，仍令提举常平官考求前人规画修筑。’从之。”同书同卷宣和五年（1123年）“臣僚言：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地理相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一尺，其来久矣。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候农隙，次第补葺。”此处所言“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以及“湖水一寸，益潜一尺，其来久矣”诸语，更可证明练塘的开凿对于维持江南运河全线通航的重要性；而练湖的败圮，又导致此段运河的干涸，使运河不能全线通航。这种情况历来如此，并不始于北宋。看来此段运河自从凿成之后，由于维持通航条件较难，处在时通时塞状况。《入蜀记》卷一记陆游自南向北经行此段，谓自练湖过夹冈即是新丰湖，“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此处大概是京口晋陵段运河的最高点，赖练湖、新丰湖调剂补充水量。《入蜀记》“当时”指隋炀帝时，但我认为未必不是更早的事。
此段运河首凿于何时，亦难确断。《越绝书》卷二：“吴古故水道……入大江，奏广陵”，似乎古吴国之时吴水道即可越晋陵、丹阳而入大江。参以夫差越过大江以辟邗沟的事迹，反证他主持开通晋陵至京口运河，非不可能。不过，要维持此段运河稳定通航，却不是吴王时代所能解决的问题。丹阳，古云阳地，相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其地有王气，故凿山冈截其直道使之阿曲，以败其势，因曰曲阿。此事缘由无从考实。但地理学家认为此中包含着一种历史的真实，即，截直道使阿曲，符合晋陵、京口间改善水道的要求。因为运河自晋陵、丹阳北行，水位落差较大，而曲折穿流以延长河道，减缓坡度，正是代替筑埭设堰的一种科学方法。由此可见，秦始皇时截云阳道使之阿曲，当是此段运河通航条件的一次重要改进。
孙吴时期，丹阳运河似可通行。《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徐州，镇京口。……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一七零引《吴志》曰：“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原注：杜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案岑昏为吴未人，《吴志·孙皓传》天纪三年（279年）记岑昏“好兴功利，众所患苦”。这似乎就是指他兴凿此段运河一类的功役。据此可知，岑昏“斩绝陵袭”之功，是此段运河的又一次重大改造。今大江南运河的常州镇江段，两岸冈岭起伏，河道迂回曲折，与中段、南段迥异，舟行其中，犹可想见当年功役之艰难。
大概言之，晋陵京口运河是否首凿于吴王夫差之时，尚无实证。后经一，秦代改直道使曲折；二，孙吴之末“斩绝陵袭”，疏水势而导其流；三，东晋初年开练湖，立丁卯埭，以调剂水量，这样，此段运河就成为颇具规模的航道，历东晋南朝均得以发挥效益。
京口建康航道 会稽至建康水道交通线的最后一段，是京口、建康间的大江。东晋南朝，大江入海之处，即在京口。京口大江，据《元和郡县图志》阙卷佚文所记，阔达四十余里。京口对岸的广陵，为观涛之所，涛势骇人。魏文帝兵临广陵而不得渡，叹为天限南北。东晋时广陵过江犹如泛海。舟行自会稽达京口后，离运河而入大江，溯流百余里，始达建康。大江多风险，运河小船入江，难保败溺；而且绕行京口，亦嫌迂远。
破冈渎 为了缩短会稽抵达建康的水路行程，为了避开大江之险，产生了另辟水道的需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赤乌八年（245年），“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邪阁”，称曰破冈渎。《建康实录》卷二谓破冈渎得“通吴会船舰”。《太平御览》卷七三引张勃《吴录》：“句容县，大皇（孙权）时使陈勋凿开水道，立十二埭（案当为十四埭，见下），以通吴会诸郡，故舡行不复由京口。”破冈渎修成并发挥较大效益，无疑当在孙吴时期，但最初的修凿却可能要早得多。《通鉴》梁中大同元年六月甲子条胡注曰：“破岭，……秦始皇所凿，即破冈也。”不过其时是否能通船运，尚不可知。
破冈渎主要在今句容县境。读之南是茅山山脉北麓；渎之北，京口与建康之间，有今称宁镇山脉滨江而立。破冈渎就处在这南北两大山脉之间的丘陵间。丘陵的西部和东部，分别有小河西向流入秦淮水和东向流入丹阳运河。两条背道而流的小河源头之间，就是破冈，亦称破岭、破墩（《读史方舆纪要》卷二零）、破罡（《真诰》卷一一）。破冈渎即凿冈为读，连接两端小水，使吴会船舰可以不经丹阳、京口入长江至建康，而可自丹阳西行过破冈渎入秦淮水北上迳达。《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引《舆地志》，谓破冈渎“上下各七埭。梁太子纲讳忌之，废破冈渎，别开上容渎。……陈复埋上容，修破冈渎。至隋平陈，并废。盖六朝都建康，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也。”
破冈渎处山岳丘陵地带，在不长的距离内设十四埭，七上七下，过埭通常要靠人力、牛力牵引，所以舟行非常困难，也难保证经常有水通航。东晋南朝史籍，常有关于破冈渎的记载。《世说新语·规箴》：“贺司空（循）出，至破冈……。”《真诰》卷一九注：“吾与王灵期同船发都，至顿破冈埭。”《宋书》卷四《少帝纪》及卷四三《徐羡之传》，均谓少帝于华林园开渎聚土，以像破冈埭，率左右引船唱呼为乐。《宋书》卷九九《元凶劭传》，劭遣人“决破柏（案此字衍）冈方山埭，以绝东军”。《梁书》卷三三《萧恢传》：“三吴多乱，高祖命恢出顿破冈。”齐、梁二代，陵寝都在丹阳，梓宫转运，谒陵去来，均得循破冈渎。
大体说来，破冈读的开通，大大便利了吴会与建康之间的人员往来，信息传递，使栖迟东土的门阀士族人物能与朝廷保持较便当的联系，甚至军队调遣也可循此道而行。但是由于河道条件的限制和官府特权的阻碍，行旅商货恐怕难于有此方便。《南齐书》卷二一《竟陵王子良传》，谓台使徽求急迫，威福自行，萧子良谏曰：“破岗水逆，商旅半引，（台使）逼令到下，先过己船。”水小且急，既不能并行船舶，优先过埭之利自然归于官府。因此，要想依靠破冈渎解决大宗物资转输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吴会粮谷漕运，还须取道京口。所以东晋时一旦京口附近被扰，京师粮谷即告恐慌。这也可以说明，破冈渎作为交通路线，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只能起辅助作用。建康、会稽间真正的转输枢纽，仍然是京口。前引《吴录》“故船行不复由京口”及《读史方舆纪要》“吴会转输皆自云阳迳至都下”之说，都不免是夸张之词，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京口虽然据有建康与三吴之间的枢纽地位，但是魏晋时期，京口以至晋陵一带还是非常贫瘠的地方，莽莽榛榛，野兽出没。三国之初，孙权常来此游猎。《吴志·孙权传》建安二三年（218年）“权将如吴，亲乘马猎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张昭传》昭谏阻孙权猎虎，猎场当即此处。京口东南，太湖西北，孙吴时是毗陵典农校尉的屯田区，可知其地人户绝少，土田未垦。西晋罢屯田为郡县，始于其地置毗陵郡，东晋改晋陵郡。
晋陵地薄，远不如吴。《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说：“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秽恶。”《太平广记》卷二九三引《搜神记》，谓京城“甚多草秽”。官吏为了增加垦田民户，注意兴修水利。前述陈敏开练湖，张闿开新丰湖，都在这里。据《世说新语·规箴》注：时人名新丰塘为富民塘，丹阳葛洪有《富民塘颂》之作。《北堂书钞》卷七四引《晋中兴书》谓新丰塘“方九十四尺”，颇疑塘能“富民”，必不如此之小，可能有误字。练湖的功能主要是调剂运河水量，所以灌溉效益也可能不大。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有封锢山泽之禁，赃一丈以上弃市。山泽可封锢，当指荒山野泽未曾开发者而言，京口封锢山泽严重，可知是生产很落后的地方。侨居京口的刁氏于刁协死后家道衰败，咸康中尚为贫户，由于货殖为务，至东晋未年已是田万顷，奴客数千的巨富。田至万顷，当是陂田、草田之属，也就是刁氏本传中所说“固吝山泽”所得，说明其地荒芜，而不说明农业发达。到了南朝，任防《述异记》犹谓毗陵多虎。《太平御览》卷一七零引《舆地志》说“丹徒界内土坚紧如蜡。谚曰：‘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直到南宋汪元量《京口野望》诗，尚有“南徐白昼虎成阵”句，见《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就是这荒芜贫瘠的地方，西晋末年以来，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有士族也有平民。范阳祖逖率部曲南来，曾一度留居京口。渤海刁协，南来后子孙世居京口。颖川庾亮家于暨阳，地属晋陵。东莞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世居京口，两族坟墓分别在晋陵及丹徒。彭城刘裕，自高祖徙居京口。北府诸将出京口者，为数甚多。兰陵萧道成、萧衍在武进寓居。
零散的流民，也来到了京口。《宋书》卷三五《州郡志》南徐州条：“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等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司空郗鉴又徒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据《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郗鉴对京口、晋陵流民“处与田宅，渐得少安。”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估计南徐州（案即东晋的徐州）的侨旧人口总数为四十二万人，其中侨寓之民约为二十二万。按照东晋制度，僮奴不入籍，客虽得“注家籍”，但漏注者多。流民在徐州为僮为客而未着籍者，当然未计入此二十二万之内。从人口数字看，徐州是江左侨寓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
京口、晋陵的自然条件，如前说既然非常不好，为什么却成为流民最集中的地方呢？青、兖、徐州流民乘泗逾淮，循中渎水或泛海南来，自然顺道；但是幽、冀、并州流民为什么也要绕道而来，定居于江南东隅的海渚呢？这个问题，除了晋陵地广人稀，郗鉴可以对流民“处与田宅”之外，还有出于安全的原因。
士族南来，只要不与吴姓士族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愿意逐空荒而居，其停驻地就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例如闽中之地，他们也能率先进入。《太平御览》卷一七零引梁载言《十道志》：“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元和姓纂》卷五：“晋安，林放之后，晋永嘉渡江，居泉州。”《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引林諝《闽中记》曰：“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但是零散的流民，却没有多少自由选择停驻之处的余地。他们在胡骑追逼下节节南行，一般只是想找一个接近北土的地方停留，以便有朝一日重返故园。他们资财匮乏，人力寡弱，一旦到达可以暂时栖息的安全地方以后，就无力继续南行。所以他们集中寄寓的地方，一般限于长江南缘一带，至少在东晋初午是这样。以下游而论，下游南缘胡骑难于到达的地方，比较理想的是江南的东隅，也就是京口、晋陵一带。下游受敌之地，可能是寿春、合肥，也可能是历阳、建康，但不大可能是远至东隅的广陵、京口。特别是京口，宽四十里的长江，是它的一道重要屏障。陆游《入蜀记》卷二有采石江面狭于瓜洲之言，《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据此，曰：“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江者十之九，从京口渡江者十之一，盖以（采石）江面狭于（京口）瓜洲也。”《日知录》卷三一“江乘”条亦曰：“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口不当往来之道。”《十七史商榷》卷五八“京口名义”条，谓“从北朝来，当于瓜步渡江，在今六合县，不由丹徒。”据陆游、顾炎武、顾祖禹、王鸣盛等人所论，京口在晋代不当南北之津，自然比较安全，这应当是吸引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上，终东晋之世，京口曾是几次北伐出兵之地，而北方胡骑进攻广陵、京口之例，却一次也没有。
京口、晋陵可以吸引流民，而流民可以组成军队。京口、晋陵密迩三吴，而三吴的物产可以支援京口之军。郗鉴利用这支流民军队和三吴粮谷，经营京口，使京口成为东晋时具有特殊作用的重镇，影响着东晋的朝局。
郗鉴以流民帅身分率众南来，他以后的活动都与流民有关系，力量的基础始终是流民。一直到他临终上疏，还是谆谆以流民事为重。
关于京口的作用，历来史家独重谢安以谢玄据京口创建北府兵之事，这无疑是有理由的。但是北府其所以具有这种地位，其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是由于前此郗鉴的长期经营。否则，谢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关系和东晋政局的北府兵。
京口在郗鉴经营时期，已经发挥颇为显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三个方面。
控制三吴 在琅邪王司马睿南渡江以迄东晋初年的大约二十年内，朝廷和执政并未认识到京口的重要性，没有人去特意经营。京口成为重镇，是从苏峻之乱时由于控制三吴地区的需要开始的。首倡“静镇京口”的郗鉴受命为都督八郡诸军事，并节度浙东的王舒之军和浙西的虞潭之军，显示出京口具有控制三吴的功能。这种功能一直维持下去，东晋末年，居京口的北府主将取得了更大的权势，京口对于三吴的控制也就更为明显。三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由来自京口的军队压平的。这种种情况，已在或将在它处论及，这里从略。
抵御海寇 海寇骚扰，是晋成帝时的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海寇著者，一为刘征，一为韩雍，都是由北方的青、徐泛海南扰的石勒部将。《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五年（330年）五月，“石勒将刘征寇南沙（今常熟西北，有司盐都尉），都尉许儒遇害，进入海虞（今常熟）。”咸和六年正月“癸已，刘征复寇娄县（今昆山），遂掠武进（今常州）。乙未，进司空郗鉴都督吴国诸军事。戊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这几次海寇骚扰所至，都在晋陵、吴郡各地，逼近京口，迫使“静镇京口”的郗鉴加强京口防务。《郗鉴传》：“时贼帅刘征聚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鉴遂城京口，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讨平之”。《晋书》卷六七《虞潭传》，潭为吴郡太守，“修沪渎垒（在今上海市西北）以防海抄，百姓赖之。”事在郗鉴城京口约略同时。
韩雍抄寇事，在咸和七年（332年）三月。《成帝纪》：是月晋将赵胤、匡术“攻石勒马头坞（今安徽怀远南），克之。勒将韩雍寇南沙及海虞。”《石勒载记》：“晋将军赵胤攻克马头，石堪遣将军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人。”韩雍救马头不及而转南寇抄，当为循淮入海而下；“俘获五千人”，当指韩雍所俘南人而非东晋所俘北人。这说明晋陵一带虽然得免于北寇陆上侵袭，比较安全，但在海寇抄略之时则又首当其冲。所以郗鉴城京口以御海寇，是那时加强防务所必需的军事措施，否则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扰建康，对东晋的威胁就更大了。此后海寇很少，应当说京口防御加强是重要原因。
拱卫京师 苏峻之乱的形势，使京口成为建康“东门”。其时郗鉴自广陵过江，本在京口，可西向策应建康，也可南向策应三吴。后来郗鉴奉召西行，与陶侃会，三吴的王舒、虞潭遂失策应，作战不利。《晋书》卷七八《孔坦传》，坦为陶侃长史，其时“郗鉴镇京口，侃等各以兵会，〔鉴〕既至，坦议以为‘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郗鉴遂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拒苏峻所遣军队，直到苏峻之乱弭平。以此为契机，郗鉴及其后人长期留在京口，在京口起着支配作用。
京口重镇，据《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说，其所统“东至土山（案即北固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蔡谟为郗鉴后任，他镇京口时军事设施如此，当沿袭郗鉴规模。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南徐州条曰：“今京城（案即京口）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也把京口之于建康，比之于孟津之于洛阳，孟津为洛阳门户锁钥，京口亦为建康门户锁钥。司马氏出自河内而于洛阳成其帝业，刘、萧则起自京口、晋陵而称帝于建康。因帝乡而多膏腴，京口也同河内一样。
京口拱卫建康，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从战术上说来，建康自有石头、白石等门户，特别是石头城。孙吴迁都建业之日，就立石头以屯军。周札开石头之门，王敦遂得以制建康；苏峻取得台城，必倚石头方能固守。这都是战术形势使然。至于京口，形成重镇以后，其战略价值表现在：一，起威慑作用，减少甚或阻止建康变局的出现。陶侃、庾亮惮郗鉴而不敢贸然兴师废黜王导，就是证明。二，尽管朝局已变，京口还有可能扭转局面，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就是证明。由于东晋建康处在长江上游的军事压力之下，荆豫诸州动辄拥兵犯禁，京口作为建康东门重镇，更得以显示其重要性。
我们可以把京口在孙吴时期和东晋时期发挥的作用，略作比较。孙吴设京下督，宗室孙韶、孙越以及顾承等均曾为之。京下督所司，除连接建康与三吴以外，据《吴志·孙韶传》，主要是观察江北动静，防备魏军。所以京下督虽然密迩京师，从其职能看来只能算是吴之外镇，对吴国京畿政局并不起直接影响。
其时上游荆州一直在孙吴的稳定控制之中，不存在顺流问鼎之虞。东晋则不然。东晋荆扬相持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京口重镇的职能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备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因而获得“内镇优重”的特殊地位。日后东晋政局的变迁历程，反覆证明着这一点。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
如果进一步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我们将发现，京口的“内镇优重”地位，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物。荆、豫与扬、徐的关系，所反映的是各个士族门户之间的关系，这是门阀政治的地域表现，或者说是以门阀为背景的地缘政治。孙吴时期，门阀士族已在形成；江左的顾、陆、朱、张，已经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其时荆州上游又由陆氏人物世代据守达数十年之久，这一点，东晋时期盘据上游的士族还无法与之比拟。但是孙吴时的建业并不依赖京口以与上游抗衡。所以我们在用东晋门阀政治解释京口作用的时候，还要看到东晋主弱臣强的状况，看到东晋司马家与士族“共天下”的现象，而这些在孙吴的历史上却看不到。孙吴时上游与下游重镇，同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东晋则不然。孙吴时的士族是皇权下的士族，东晋的士族则是与皇权并立的士族。这同样是我们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郗鉴死于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八月，其年七月王导死，翌年正月庾亮死。三巨头之死全在这半年之内，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所构成的政治暗流，至此应当不复存在。但是作为家族，王、庾、郗都还在继续发展。三个家族的后人中虽然未再出现象王导、庾亮、郗鉴那样足以左右政局的人物，但是原来政局的影响，还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并且继续起著作用。
郗鉴死前上疏逊位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案，此年上游庾亮作态，声称欲开复中原，而郗鉴议以资用未备，不可大举。郗鉴逊位疏中所陈，就是指此。庾亮声言北伐之时，必有请郗鉴移镇北上以为形援之事，故郗鉴疏中谆谆以京口之众不可北渡为言。郗鉴还以其所刺徐、兖二州，分别荐太常蔡谟及兄子晋陵内史郗迈以自代，一处京口，一处广陵。其荐郗迈曰：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云云。《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晋中兴书》，述及郗迈仕履，不言莅兖州刺史之任，疑迈虽得鉴荐而朝廷未授。郗鉴荐迈而以门户为言，在当时门阀政治下是习见之事。《晋书》卷七四《桓冲传》：“初，郗鉴、庾亮、庾翼临终皆有表，树置亲戚”云云，郗鉴遗表树置者就是郗迈。为“流亡所宗”的郗迈，以江南的晋陵内史被荐为江北的兖州刺史，事虽未成，亦见江南江北流民隔江呼应之势。郗鉴不请以子郗愔自代徐州，特别是不以郗愔兼刺徐、兖二州，可能是基于愔传所说，愔“冲退”、“简默”，“无处世意”，难以居繁剧之故。其时郗愔年少无资望，可以为佐史，不可以为长吏。直到穆帝永和年间，郗愔犹“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为言，辞吴郡太守之授。
郗鉴荐蔡谟为徐州镇京口，主要因其笃慎之故。郗鉴疏中流露，鉴死前最大的忧虑，是庾亮以北伐为名逼京口之众北渡以削异己。所谓“若当北渡，必启寇心”云云，就是郗鉴婉转拒绝庾亮要求，以图保全自己实力之词。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蔡谟咸康五年（339年）春间之议与郗鉴全同。甚至当永和五年（345年）石虎死后中原大乱，朝廷咸以为当太平复旧之时，蔡谟犹独谓“胡灭诚大庆也，然将贻王室之忧。”他的意思是说，竞言北伐者并无资实，行将疲民以逞，甚或借以行非常之事。他主张以保全晋室、暂安江左为重，寇不来我亦不往，以待局势的变化。东晋一朝持这种见解的臣僚前后甚多，王羲之、孙绰辈是其著者，他们持重苟安之心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处北伐之任者确实往往心存不测，而往往又是力不从心，难得逞其志向，徒滋江左纷扰。士族专兵，皇权不振，政治格局如此，无人可以挽回。直到刘裕当权后门阀士族统统丧失了兵权，情况才得以改变。
郗氏部曲义故在京口、晋陵者，郗鉴以田宅处之，他们与郗氏关系密切，自不待言。郗鉴死后朝廷想绥抚他们，必然要借重郗鉴子侄。所以郗鉴子侄居官者如果不在京口，就在与京口关系密切的会稽五郡。郗氏住宅、茔冢在京口，其家业亦有在会稽的始宁、章安等地者。郗氏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历久不衰。
兹将郗鉴以来至桓温得势时徐州都督刺史及其在职年分表列如下。都督徐州者多兼督兖州，而且例带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例镇京口。其因北伐原因而移镇江北者，例如荀羡曾迁治淮阴，又迁下邳；郗昙、范汪、庾希、郗愔均曾治下邳，但他们势力重心仍然在京口。桓温为琅邪内史本治金城，迁徐州刺史后移镇京口。《晋书》卷八三《袁乔传》有“桓温镇京口”语，即此时事。但是桓温不久以后即迁荆州之任，在京口时间很短，并无影响。郗鉴初镇京口在成帝咸和元年（326年），郗愔被排挤出京口在废帝太和四年（369年）。郗氏家族势力支配京口、晋陵地区，前后历时四十三年之久。
观上表可知，徐州方镇人选虽然改易频仍，但郗氏以外的人都难于在京口扎根，而郗氏家族人物不管名义如何，总是在京口拥有实权，其支配地位隐约可见。存心觊觎而又终于擅权的人是桓温。当桓温已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时候，执政司马里还力图掌握京口以保护建康，把京口交给不附桓温亦不为桓温所容的范汪、庾希。桓温素称京口“兵可用”，必欲取得京口，因而采取了三步对策。第一步，以出军失期为名免范汪为庶人，接着又以没郡免庾希徐州职任。庾氏不但如前所述，家于晋陵之暨阳，在京口亦有府第，其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是难于铲除尽净的。所以桓温采取了第二步措施，名正言顺地以郗愔镇京口，用来取代庾氏。《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大司马桓温以惜与徐、究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郗愔本以“冲退”著称，与桓温无争，但终非桓温可以放心的人。所以没过多久，桓温又采取了第三步措施，于太和四年（369年）北伐过程中逼郗愔交出徐、克，由桓温并领，结束了郗氏家族支配京口的时期，也完成了桓氏对东晋上下游诸藩镇的全面控制。桓氏夺取京口，事甚曲折，当另论述。
郗氏京口势力虽已不存，但由郗鉴开始经营的京口重镇，在东晋的建康政局中继续起着关键作用。以后，谢玄在京口，组成了关系淝水之战胜败的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荆州殷仲堪等联兵反对执政；刘牢之据京口，镇压东方农民起义军；刘裕据京口，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又平定桓玄之乱，最后竟以京口方镇转移晋柞。
刘裕深知京口对建康的重要性，他得势以后，对京口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而且以子弟居其任，不授异姓。《宋书》卷二《武帝纪》载，义熙十二年（416年）三月，晋安帝以宋王刘裕世子刘义符为徐、兖二州刺史。刘裕曰：“吾倡大义，首自本州，克复皇祚（案指逐桓玄、复晋祚之事），遂建勋烈，外夷勍乱，内清奸宄，皆邦人州党竭诚尽力之效。”义熙十四年，刘裕复以弟刘道怜镇京口。据《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刘裕遗诏，以“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自此以后，终刘宋之世，此诏成为定制。这样，京口在门阀政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就逐渐淡漠不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