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即将兵临锦州城下，国民党内部却还在进行激烈的权斗。在“史上最弱内阁”无兵可援的情况下，曾经的民族英雄马占山作出了一个糊涂的决定，让自己后悔不已。
在接到天津来电后，本庄繁二话不说，除从嘉村旅团中抽调一个步兵联队，从海上赴天津以外，在陆路上也调集重兵，从沈阳出发，一直推进至大凌河一线。
借口就是要先拿下锦州，然后挺进山海关，支援天津租界。
大凌河离锦州城已经很近了，当年明朝悍将祖大寿就是在这条河边筑城跟满人死磕的。
锦州城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
在此之前，东北军政临时机构已建在锦州，张学良的“老叔”张作相代理东北军司令。
锦州，进可攻，退可守。进，可以作为第一个战略支撑点，进而俯视东北全境；退，能扼守关外门户，拱卫华北和热河。
明朝时多少名将、勇将、悍将打造出来的坚固防线自然不是盖的。
大家都认为，打到这个份上，已是退无可退。
但此时的南京政府仍然被老蒋“不抵抗政策”绑住手脚，对国联干涉也心存侥幸。
既然关东军兵临锦州城下的借口是天津事变，那就首先在天津做出让步。
于是，令天津混混们也惊诧的一幕出现了。先前越打越起劲的保安总队黯然撤离，开往河北，而后来越看越没脾气的日租界则军民相庆，张灯结彩。
接着，国联的交涉也似乎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当时尚未辞职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奉外交部之命，向国联正式提交“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答应东北军可撤至山海关，但要求日军也不得进入锦州区域。锦州作为中立区，只能由英、法、意等中立国派军驻守。
“中立区”策略希望借助外力的意图很明显：你关东军再凶，敢跟这么多列强擦枪走火吗？
问题是英、法、意都不是傻瓜，这种是非之地，凭什么要让我们的大兵来给你们当盾牌。想得倒美，没门。
日本人就更不乐意了，不就是不想让我进锦州吗，玩这种花头，以为我看不出来？
见此情景，国联只得放弃锦州中立区议案，但是它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它维持东北现状，不得进攻锦州。
摄于国际压力，若榇内阁觉得这次无论如何得把关东军这头蛮牛的鼻子给牵住了，遂向军部打招呼，要求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住关东军的行动。
参谋本部这次算给了政府面子，金谷参谋长下达命令，让关东军停止进攻锦州。
他的理由不是锦州不能打，而是时间需推后。
因为要打锦州，必须经过大凌河一带的水网和沼泽地区，这就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渡船，一时间根本来不及筹备。
金谷建议，不如等到水面结冰再攻锦州，那样的话，干脆连船都不要了，多方便。
关东军觉得此话有理。
锦州暂时算保住了。
但这只是暂时。因为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在日本军队和民间，开始掀起一场所谓的“国家改造运动”。按照这个运动的最初设想，是要先内后外，即先对内进行政治改造，建立军人政府，具备全民动员的作战条件后，再对外发动战争。
这个“运动”原先只是在军队和民间比较流行，到了后来，政客党棍们也开始热衷此道，连收了张学良50万银票的床次竹二郎亦卷入其中，搞起了一个叫做“协力内阁”的运动。
说穿了，“协力内阁”和“国家改造运动”其实是一个路子，目标都是要建一个和军队穿同一条裤子的“好内阁”。
政客向军人抛起了媚眼，等于政党政治终于开始向军阀政治妥协了。
一方面是党内四分五裂，一方面是内政外交毫无成效，若榇内阁不得不宣布总辞职。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1日，那个在国联讲坛上出尽洋相的日本代表芳泽，他的泰山大人犬养毅上台了。
犬养毅此时担任着政友会总裁，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政客。
很多选民肯把手中的票投给他，是因为犬老历史悠久，当年与孙中山都是铁哥们。
大家希望犬老能用好与国民党的这层关系，从而打开中日关系的死结，把满洲问题解决好。
犬老自己也信心满满，捋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如果时光再倒推个二三十年，犬老一展抱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那样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模样，但可惜现在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
有多大？
再过几年办八十大寿。
如此高龄的首相，不仅在日本政坛，就是在世界政坛也可以排前几位去。
不怕犬老您听了生气，就您这副身板，回家带孙子都嫌太老。
要说犬养毅人还不错，年轻时候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这么老眼昏花的，不出昏招那就奇了怪了。
同若榇一样，犬养对军部和关东军要求建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不感冒，也反对扩大东北事态。他甚至还愿意通过自己与国民党的历史老关系，与中国政府和和气气解决“满洲问题”。
他的要求比军队那些狂人要实际得多：东北这个地方还是中国的，但你们要让我们日本在东北三省拥有实际的经济支配权。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经算是一个坐下来商量的口气和态度了。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把一个最不合适的人放到了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位置。
在酝酿内阁人选时，陆相人选成了犬养要重点推敲的头疼问题。前任南次郎忙前忙后却无人理踩、一事无成的狼狈样子，给了他深刻印象。
这个样子怎么行，在军队中没有威信，指挥不动军队，那政府不就成了跛脚政府了吗？
思前想后，犬老终于找到了一个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陆大第19期军刀组首席）。
参谋本部一共五个部，作战部排老大。
犬养想，我把这尊菩萨都给你们军人搬来了，看以后还有谁敢不听话。
这个犬老可真够老糊涂的。你要借钟魁来吓鬼自然没错，但你得看清楚，此钟魁跟小鬼们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事实上，他是小鬼们的头。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陆军中出现了两个派别，堪称昭和军阀的两大怪胎。
如果看实质，这两派都是“国家改造运动”的发展和变种，宗旨都是要让军人统治国家，主宰一切。
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
一派叫统制派，这派算是极右的，认为革命不能踢开政府，要由军部为统制，带着政府一道革命，政府就是不想革，你也要逼着它革。
另一派叫皇道派，这派算是极左的，他们要踢开政府闹革命，主张把高官全收拾了，直到普天之下除了天皇，老子最大。
荒木贞夫在陆军当然有影响，因为他不仅是这个无法无天的皇道派的老大（“皇道”一词就来源于他平时的口头语），而且还在陆军大学当过校长。
当初参谋本部的一帮人曾策划过未遂政变，就是想建立一个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人内阁。
现在，这个狂人中的狂人、疯子中的疯子终于上台了，军队当然是一片欢呼——从此以后，咱上面也有人了。
这之后，关东军就没什么听话不听话的问题了。因为陆军省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声音，而陆军大臣就是他们利益和要求的代言人。
既然关东军这么看得起自己，陆相荒木贞夫也打起精神，一个劲地在朝廷那里帮他们鼓吹。
在荒木的提议下，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将包括锦州在内的东北四省（除原来的三省外，张学良临时把锦州设为了省）划入日军绥靖区。
接着，国会又通过了向关东军致敬案。裕仁天皇对“皇军之威武”更是大加称赞，并下诏书慰勉。
一个陆相的任免，几乎让本来想搞好中日关系的犬养内阁成了货真价实的好战内阁。
“和平”解决“天津事变”后，关东军并没有放弃进攻锦州。
借口，另找。
这次的借口是剿匪。
其实说白了，他们自己就是匪，是东北最大的日匪，不过贼喊捉贼又向来是日本人的长项。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完备了进攻锦州的方案，并预定10天后，也就是28日开始行动。
这次本庄繁是准备在锦州下点大本钱的，因为江桥之战给他上了很生动的一课。
东北军可不个个都是孬种。
如果把江桥模式复制到锦州，这位关东军司令官的脸部肌肉就不能不剧烈抖动两下了——马占山手下才不过几千人，锦州守军却有十几万。
马占山没有什么军备后援，锦州却可以通过陆路和海路源源不断地从关内调来援兵和弹药。
本庄繁当然无法把锦州想像成沈阳。
因为这里毕竟是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一块军事重镇，此一战势必鱼死网破，全力以赴。
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人荒木给罩着。
原先关东军调兵很困难。江桥战役时，本庄繁连发几个加急电报，要求国内增援，但都被政府挡着，愣是一个兵没要到。
现在陆相亲自出手，一切都解决了。
进攻锦州的部队，除参加过江桥战役的第2师团（仙台师团）和混成第39旅团（嘉村旅团）外，又从国内和朝鲜分别增派了两个混成旅团。
空中，则由关东军飞行队大队长长岭龟助大佐（陆大第28期）亲自领衔，率领所属5个中队往来助战。
与江桥之战的添油战术不一样，这次关东军一开场就亮出了宣花板斧，摆出了一支很牛的阵容。
对本庄繁来说，美中不足的一点，是海陆空缺了一个“海”，否则就太完美了。
但海军可不是他能调动得了的。
“九一八”事变时，本庄繁就曾要求驻旅顺口的海军第2遣外舰队帮忙，把舰只集中到渤海湾内的营口附近，以策应关东军的陆上行动。
注意，这里是要求，而不是请求。
当即遭到第2遣外舰队的断然拒绝，理由是另有任务，且未接到军令部相关指令。
下面的话没说。
你本庄繁算个什么东西，竟然对我们海军指手划脚起来了，请问你妈贵姓？
本庄繁碰了一鼻子灰。这次他想通过参谋本部来跟军令部打招呼。
领导对领导，上级对上级，应该好说话一点。
可是本庄繁想错了，军令部的回答同样是——恕难从命。
官方原因是海军必须忠实执行政府关于中国事件不能扩大的有关政策。
私底下的原因就简单多了：老子出了力，让你风光，不干！
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次谁都看出日本人不是做做样子，是要对锦州城动真格的了。
在关东军兵发锦州之前，国联理事会又一次通过决议，重申日军必须“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同时决定尽快派调查团到当地进行调查。
决议很好，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美英法见势不好，也赶紧出来拉架，但日本人知道这三家就是玩虚的，根本理都没理。
日本真正担心的其实是苏联。原因显而易见，万一东北军要与日军在锦州决一死战，则东北的大部分后方就会陷入空虚，到时如果老毛子攻上来就悬了。
斯大林老狐狸一个，他才不想过来趟这趟浑水呢。你不是怕我会打你吗，放心，我绝不会动手。
至此，关东军已无后顾之忧。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8日，仙台师团、嘉村旅团、混成第8旅团（村井旅团）率先出发，三路齐进，直逼锦州城下。
东北军第19旅以铁甲车队为掩护，在义勇军的配合下，与关东军（也配备有铁甲列车）打起遭遇战。
当时双方铁甲对铁甲，钢刀对钢刀，虽未取胜，但至少是没让日本人占到什么便宜。
本庄繁为此忧心忡忡，认为如果东北军都照这个样子抵抗，“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仅过一条大凌河就够自己喝一壶了。
此时，锦州的东北军急需政府支援，但节骨眼上，“现政府”却“方针未定”。
那“现政府”在干什么呢？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政府还是那个政府，但里面的人已经换了。
在外部倭寇环伺，内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向示人以强硬形象的老蒋也不得不对广州方面服软了：
现在是共赴国难的时候，咱自家兄弟就别再互相拆台了，免得让外人看笑话，还是搬一块来住吧。
广州方面的回复也很干脆：我们其实也不想这么干，还不是因为你这人太讨厌。如果你滚蛋（下野）了，那我们就自动撤销政府，把家搬到南京来。
这叫什么，这叫逼宫。
在此之前，作为中原大战的胜利者，老蒋本来志得意满，认为整个朝廷就数他最大。这个判断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环视其时国内，敢拿枪杆子跟他斗的，的确没几个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老蒋没想到自己修行不够，最后还是被“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给困住了——
原来，枪杆子并不是他最厉害。不错，冯阎李是暂时消声了，但“九一八”后，日本关东军却突然从东北冒了出来，而后者的凶悍与野心可不是国内的大小军阀们所能比拟的，这让他一下子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境地，声誉和威望直线下降。
原来，笔杆子同样不得了。党棍们在中原大战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了得之处，可是自从囚禁胡汉民后，他们口诛笔伐，上蹿下跳，一下子闹得国民党内天翻地覆，四分五裂。
这次的反蒋运动可说是达到了历史沸点，聚集广州的国民党派系和人数，超过历次纪录，可谓来势汹汹。
对老蒋来说，赢得中原大战，标志着他在军内已执牛耳，而眼前这次党内争斗的胜败如何，对他今后在“以党治国”道路上的意义和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他必须赢，尽管很难。
一直以来，纵横捭阖，暗渡陈仓，都是老蒋在面对多个敌手之时的必备武器和致胜法宝。国内军事战如此，政治战也概莫能外。
最要紧的是赶快拉一个人过来，并使其起到分化对方阵营的作用。
老蒋选中的是汪精卫。
这在旁人看来几乎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当时的国民党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爱财，也不贪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此君热衷并喜爱的就一样：搞政治。
在历次的反蒋运动中，他口号喊得最响，调子唱得最高，然而跟头也总是跌得最惨，乃至于中原大战后，连党籍都被老蒋给开了，只好惨兮兮地去天津巷子里当了寓公。痛定思痛之下，他这次反蒋的决心也是最大的，连以往不怎么太对付的胡汉民都成了盟友，那是非抱团把老蒋整下台不可了。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千年老二”都不大可能再跟他在党内的最大政敌站在一起。
不过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不是老蒋的。
圣人？圣人又怎么了。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身上都有弱点，关键是看你怎么利用。
在个性特点上，胡汉民是宁折不弯，爱认死理，属于爱钻牛角尖的主，而汪精卫则比较犹豫彷徨，下不了决心，经常一步三回头，目标方向上也朝令夕改，不能坚持。
爱认死理，说明这人轻易不会妥协，不惹他还好，一惹翻了可以记你一辈子，从此再也不会给出哪怕一个笑脸，而犹豫彷徨，则表明这人尚有缝可钻，只不过需要一个机会而已。
机会很快来了。
一开始，无论是胡派还是汪派，在迫蒋下野这一点上都表现得义无反顾，绝不退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合作，一致对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汪胡这两个主要的反蒋派别对此的态度却差异不小——汪精卫兴趣很大，非常积极，而陈济棠等胡派人物在舆论压力之下，虽不敢跳出来公开反对，但一点参与的热情都没有。
归根结底，广州反蒋力量，并不像汪精卫所说的那样，真能“抱成一团”。实际上，除了反蒋这一点尚能达成一致外，政治主张和立场千差万别，而且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
别看汪精卫一副为胡汉民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一开始，他甚至有些幸灾乐祸，认为后者落到被老蒋软禁的下场纯属疚由自取（“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让你帮，帮出报应来了吧。
直到后来，他发现周围一片为老胡鸣冤叫屈的声音，意识到这正是自己在政坛上咸鱼翻身的绝佳机遇，才一变而为联胡反蒋。
但是广州军政方面并不真心欢迎老汪过来，因为这时候的地方实力派是被称为“南霸天”的陈济棠，这哥们平时拿出来招摇的旗子就是同为广东人的胡汉民。他拉老胡的目的，跟当初的老蒋差不多，都是要哄住这个老头子，拿来做自己的金字招牌。
对于同为广东老乡的汪精卫，他则是从心底里进行排斥的，怕后者喧宾夺主，抢了他的风头。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来老汪已经公开跟老胡站到了一边儿，二来老汪又是广西桂系军队长期的合作伙伴，两广要联合反蒋，就不能拒汪，因此之故，他和胡派的其它成员才“委曲求全”，做出了迎汪入粤的决定。
决定是做出了，但这个决定是有附加条件的——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汪派的虾兵蟹将们一道加入，即所谓“去皮存骨”是也。
显而易见，老汪对此是极为不满的，他的“皮”们更是听得火大。但他本人又实在不愿意放弃这个东山再起的大好良机，无奈之下，只能一个人来到了广州。
老汪表面的意气风发，和内里的郁郁寡欢，很快就被老蒋注意到了。
他让人暗中递了一句话过来，就是这句话让老汪方寸大乱：“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
原来南京的蒋先生这么看得起我汪某人！
注意，这时候的汪精卫早已不是广州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了，那时候的老汪，你就是站在板凳上，踮起两只脚都未必看得到他。甚至也不是宁粤对峙的时候，彼时的他，怎么说在党政军实力上也还能与老蒋平起平坐。
这时候的老汪，是经历过中原大战后凄凄惨惨的老汪，是被开除党籍后躲在天津当寓公的老汪，是一无所有给根鱼骨头就能两眼放光的老汪。
面对老蒋发出的“善意”，老汪立即作出了回应。
他不仅大力推动宁粤和谈，私下也给老蒋的代表掏了心窝子，表示自己在广州身不由己，只能说大家要他说的话，所有讲话并不完全出自本意。
此话一出，老蒋就明白自己递去的眼色起作用了，他也很清楚，“和淡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
接下来，就该用上活悠的功夫了，而这个功夫用得好不好，能不能起到应有效果，就得看下面这一招：联汪斥胡。
对举行宁粤和谈，广州方面开出的条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之处，其一，释放胡汉民，其二，老蒋下野。
蒋介石全部予以接受，甚至还答应，广州代表早上到，我晚上就发下野通电。
有了这个承诺，广州方面放心了。他们决定以老汪、孙科等人做代表去上海，同南京方面进行正式和谈。
有个规律大概也是颠扑不破的：庆功宴上，吃的往往都是散伙饭。
广州代表团出发的时候，大家都释然了。
陈济棠举杯送客，言谈神情之下就没有再欢迎汪精卫回来的意思，而老汪则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自找出路。
按照广州方面的要求，老蒋不仅释放了胡汉民，还亲自把他送到车站。
原本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老蒋现在只恨不得给对方打躬作揖：我错了，请原谅，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堂堂元首，能说出这样的话，认错态度也算是够诚恳的了。没想到元老根本不卖元首的帐。
错？
错哪了，说出来。说不出来，这就又错了。
撂下这番尖酸刻薄的话之后，胡汉民又当着众人的面，把老蒋狠狠一顿数落。然后扬长而去。
面子，算丢尽了。可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广州方面除了释放胡汉民之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条件：辞职下野。
广州代表团早就到了上海，可谁也没见到老蒋的下野通电发出来。
对此，老蒋自有一番说辞：和谈还没有什么眉目，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下野呢，那样做，“为党为国，均有莫大弊害”。
至于什么“代表朝至，通电夕发”的说法，则被他完全抛在了脑后。
其实，古往今来，场面上的漂亮话，那都是敷衍老实人的。对现实真正起作用的，往往不是规则，而是“潜规则”。
这次被“潜规则”的是老汪。
在此之前，老蒋已发了一个密电给他，提出蒋汪联手“共赴国难”，使下野通电暂缓发表。
电报中，老蒋也没忘记再给老汪吃个蜜枣，一再恭维后者“老成谋国”，对自己赖皮这件事“谅能容纳”。
老汪还就吃这一套，立刻对老蒋奉送的高帽子予以笑纳。不仅不再紧咬住下野的事不放，还帮着老蒋说话，以需要做准备为由，主动把下野时间推到了新政府成立之后。
宁粤双方在上海共举行了七轮会谈，最后决定，老蒋不用再就下野发表他的“通电原稿”，至于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四大，南京开一个，广州开一个，各开各的，互不相干，最终在南京搞个大结局：统一召开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党争，团结御侮”。
上海和谈结束，照理汪胡都应该返回广州开四大，但两人都呆在上海没走。
老汪自然是孔雀东南飞，一门心思准备往南京跑，而老胡的性格，只要老蒋还呆在元首位置上一天，那是打死也不会再回去了，不过他暂时也不想去广州。原因是他一时之间没法跟那边的陈济棠取得沟通。
因为那时候的老胡跟陈济棠还不是很熟，后者也是扛牌子不认人，只知道拿老胡的名号到处招摇，其实面还没怎么见过。那他们怎么沟通呢？
通过一个人：古应芬。
这个古应芬也是民国元老，且是胡派的重要骨干之一。
他是陈济棠的老上级，曾有提拔之功。胡汉民想到什么，便由他去穿针引线，让他跟陈济棠说，然后付诸实施。
偏偏不巧，就在上海和谈进行期间，古应芬突然因牙疾挂了（一种说法认为是拔牙时中毒而死的，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的现实例子）。
他这一翘辫子，老胡本人不明广州的虚实，也就情愿先看看再说了。
汪胡虽不能到场，广州国民党四大仍然照开不误，但会议的成色和份量无疑大大降低。
更令人丧气的是，开到最后，会还开砸了。
在会上，胡派率先发起反击，不仅要全盘推翻上海和淡结果，还要开除老蒋和张学良的党籍。这样一来，立刻触怒了汪派和孙派（孙科派）。
孙科派是当时除汪胡两派以外的第三派，这个派别之所以选择跟汪派站在一起，自然也有它的现实利益计算。
孙科扳着指头一数，老蒋下野铁板钉钉，早晚而已，老汪、老胡都真真假假地声明过了，他们“绝不入京（南京）”，那剩下来还有谁，自然是我这样的政坛新秀了。
孙公子要做那最后得利的黄雀，所以他对上海和会积极拥护，谁反对跟谁急。
三派争执的结果，汪派和孙派退出会场，离开广州转赴香港。
与之相呼应，军队方面，汪精卫的长期“合作伙伴”桂系和粤系翻了脸，支持孙科的广东海空军也对陈济棠进行武装示威。
胡汉民在上海闻讯，赶紧南下香港，隔岸指挥救火。
在他的遥控调停下，会议得以继续。不过这次开会更有劲，为了选中央委员，众人为选谁不选谁，讲着讲着就开始了“全武行”，大打出手，会场上板凳桌椅乱飞，甚至出现了有代表被殴打致伤和从后门逃出的“壮观场面”，最后调动保安队才把秩序勉强维持下来。
一团糟的广州四大，却正是老蒋所想要的。
趁你病，要你命。氛围已经不错了，不过再加上一点佐料会更有趣。
他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问滞留上海的老汪：我这里的南京四大已经开完了，你们那里的四大（指广州四大）到底开得怎么样了，中央委员都选出来没有？
还没有？快点吧。因为我这里的四届一中全会就要开了，希望赶紧把人给选出来。弄好以后，你们就可以到南京来开会了。
与此同时，老蒋还放出了一个大诱饵，表示以前确实是自己不好，只想着单干，现在一定要改一下方式，所以准备在开一中全会时，把你们汪胡孙三位英雄都一块拉进来。
连他自己在内，四个人分四个位置，分别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监察院长。
老蒋说，他要是不下野的话，就坐那最小的，也就是监察院长的位置。其它的，你们自己分。
太有诱惑力了，但是也太假了。
老蒋那样性格的人，他是肯甘居于人下的吗。让他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监察院长，那还不如选择下野呢。
其实他这一招，历史上早有典故，叫做：二桃杀三士。
果不其然，老汪一听就按捺不住了。
他马上给广州的胡汉民和孙科发电报，以自己的方式，把老蒋的话复述了一遍：老蒋亲口答应的，要是开一中全会，就让老胡你做政府主席，小孙你做行政院长，我做立法院长。
现在的问题是，你们那个广州四大究竟还开不开得出来？（“全能挽救否？”）如果还开得出，那就赶快弄出结果，选出代表。如果不行，你们两个就自己过来。
假使你不是搞政治的，或者对政治很外行，那你也许会被老汪的言行所打动：真够义气，老大让给别人当，自己退后，还不忘通知一下哥们。
其实大谬不然。老汪这是为了给胡孙二位打预防针，意思是这事我说也给你们说了，要是再搞不定，那就是你们自己的责任了。
按照胡汉民的调停方案，广州四大应该选出24名中央委员，广州这边先出14名，另外那10名要从已赴上海的200名会议代表中间选（汪精卫已将这些代表全部拉到上海）。
问题就出在这些上海代表身上，人都在上海，广州怎么选法？那时候又没有视频会议，两边各放一个大屏幕，都能看到对方，所以唯一的办法，只能坐等汪派代表回广州。
而倘若会议迟迟没有结果，胡孙二人自然也不能随随便便离开广州到南京开会，这样能去的就只剩下他汪某人一个了。
正所谓：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是也。
说来说去，什么“绝不入京”，“共赴国难”全是场面话，想做官，做大官才是真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胡汉民和孙科还当了真，一面诺诺连声，一面拼着命加快会议进度。
只能感叹做官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连赶两天，14个委员都选出来了，就等上海这边的代表到广州，24人的大名单就可以出炉了。
广州方面随即发来电文，告诉汪精卫：广州四大近日就可以圆满结束（“补救已有办法”），并希望他号召上海代表回广州开会（“即时返粤开会”），以便把剩下的10人给选出来。
广州效率忽然如此之快，让老汪大感意外。
本来指望着广州四大演砸了，现在却极有可能起死回生。这样的话，不仅不可能抛开胡孙赴京，连代表名额都吃了亏（广州那里已没几个汪派代表）。
人急了，什么招都想得出来。
干脆，我也开个四大吧。
老汪素来属于冲动型选手。他说干就干，马上就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个国民党四大。
会议就开了半天时间，从开幕到闭幕，统共5个小时。如此短的代表大会，足可列入吉尼斯大全纪录，跟大世界游乐场这个氛围倒真是蛮匹配的。
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就是选那10名委员，重点是把汪派代表推上去。
会开完，老汪把名单向广州四大一报，备案，散会。
一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竟然分三地开出了三个会，这在中外党史上也是从来未有过的奇闻，尤其是上海四大，更被坊间传为笑谈。汪精卫在党内本来已不怎样的声誉也因此再次大跌（“精卫声价亦大受损失”）。
广州方面理所当然地否决了上海四大的选举结果，而上海的老汪也不卖广州的帐。双方互相拆台，闹得不亦乐乎。
到此为止，老蒋终于达到了联汪斥胡，并在国民党内全面分化反蒋派别和势力的目的。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5日，老蒋不得不宣布正式辞去南京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委会委员长的职务，历史上第二次下野。
然而他并非输家。
虽然暂时失去了第一人的权杖，但是他此时继掌握军权之后，在国民党内也开始拥有主动权。
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这三双筷子再也不可能牢牢抱成团。从此以后，只要老蒋愿意，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一一折断。
孙科登基，有再多的困难，汪胡听任不援；汪精卫入阁，有再多的呼吁，胡孙只当没看见。
他们都只能围绕着一个人打转，那就是老蒋。
一个星期后，即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虽然老蒋已经下野，但在广州方面曾极力反对的前提下，上海四大的10名中央委员竟然奇迹般地得以全部通过。
谁的力量在起作用，已经不言可喻。
老汪虽然行事犹豫，却绝对是个聪明人。他意识到，那个军队第一强人的下野只是暂时的，不用多长时间肯定复出，把他抛在外面已是不可能的了，自己今后要在政坛站住脚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蒋汪合作。
现在不过是留给对方一个人情的时候。
因此他马上说自己病了，滞留在了上海。
胡汉民在香港，这老头子如今的最大人生目标就是反蒋，现在他已经跟广州的陈济棠混得很熟了。接下来，他认为谁做领导人都无所谓，只要不让姓蒋的翻身就可以——都是政治老手，他自然也能看出老蒋所谓的下野不过是蜇伏而已。
他要和陈济棠合作，在两广继续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南京自然不会来了。
三者去二，孙科如愿以偿地走马上任，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选举结果，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但根据全会决议，这个所谓的元首已“不负政治责任”，所以政府实际为孙科主持。
孙科当家起初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
这位小兄弟头上的光环很亮，虽然年纪轻轻，却颇有乃父之志。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家竟会如此难当，以至于令其后悔不迭，骑虎难下。
举行就职仪式的时候，就遇到了没人捧场的尴尬场面。说好9点钟开始，因为到的人实在太少，一直到12点半，吃中饭的时间都过了，才勉勉强强找来人算是把仪式给交代了。
国人是很迷信的，哪怕是新社会新朝代，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朝仪不整，式微之兆见矣”）。
等到孙科正式开始治国理政，面前马上冲过来两只拦路虎，一个叫外交，一个叫财政。
外交很难搞。国联交涉的努力，始终未能阻止关东军步步逼近，而政府又在派兵抵抗的问题上表现软弱，与新政府一上来“积极抗日”的口号形成了鲜明而极具讽剌意义的对比。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让他头疼的，最头疼的是财政问题。
财政无办法，成了孙科内阁最大的软肋。
孙科执政后，各地诸侯纷纷来了个客大欺主，根本不把中央当中央，突出的表现就是截留税款。
两广，中央从来没有实际控制过，他们旧的税没还，新的税也不打算交，坚决把赖皮进行到底，俨然两个自征自用的独立王国。
华北，因为东北军已经失去了东三省，呼拉拉一大家子需要养活，生活费全从那里面来，自己还不够用呢，哪能再交给你。
以上这几个，老蒋在时就是这种样子，不说也罢，但下面这些却都是新冒出来的。
湖北，中央实际控制区域，何成浚当家，有较丰厚的江汉关税，不交。
山东，也是中央的地盘，韩复榘在那里，按说该交国税，不交。
福建，不交。
……
这么说吧，大家都认为，谁给孙科新政府交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脑子一定缺氧了。
能做到封疆大吏，就没脑子真不好使的，所以一个月下来，孙科仍然两手空空，愣是没从地方收到过一个子。
这样不行，别等人家来催，自己就先拿根绳子吊死算了。
幸好，有帮忙的来了。
此人就是陈铭枢。
说起来，陈铭枢还是很有点水平的，能文能武，军政两栖，既善抓军队又会搞政治，能力那是没得说，这样的人，老蒋当然得用。实际上，直到老蒋下野前夕，他还被用来秘密拉拢汪精卫，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让陈铭枢没想到的是，拉了半天，等于白拉——老蒋竟然最后还是辞职下野了。
老蒋这样的人，城府极深，对身边的人也是如此。虽然下野前埋下了伏笔，但没有十足把握，他可不会随便向你透出一星半点要复出的意思。
不仅如此，老蒋在启程回老家浙江奉化“入山静养”前，还特地给孙科等人留了封信，让这些人电报都不要给他发一个，说就是发了，他也不拆不看（“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能拆阅也”），一副从此隐居深山，不问世事的模样。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缘故，曾经作为小弟的陈铭枢还真信了，相信老蒋再也不会回来了。
老蒋要“隐居”，他可想留下来干点事，自此便转而跟了孙科。
对于孙科而言，陈铭枢最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他手中掌握着一支军队——19路军。因此后者一过来，就被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做自己的左右手，而也正是由于这层关系，19路军才得以从江西“剿匪”战场调回，拱卫南京。
现在面对收不上税这个难题，两人一商量，如果长此以往，政府将坐吃山空，这哪行啊，便从19路军中抽出一部分去卫戍上海。
效果立竿见影，当月就收到了上海方面的关税和地方税，一共700万。
可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孙科在当家后才明白，原来政府风风光光的背后，是一个穷得底朝天的国库，平时就靠寅吃卯粮，前面收上来，后面甩手就要用出去。
如此，就算你只想简简单单地过个日子，这700万也是根本不够的。
怎么办？
得找会理财善理财的财神爷。
民国财神爷，首推财政部长宋子文。
但宋子文却拒绝与孙科合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1日，即老蒋下野的第6天，他便递交了辞呈，让孙科“另简贤能”，然后便拍屁股走路了。
走之前，他还签了个字，从国库里提出剩下的2000万，一家伙把拖欠大家的军费、办公费、工资全发了。
宋子文做了“好人”，孙科却变成了“恶人”，因为接下来，他再也发不出一分钱了。
这还不算，由于宋子文离职，几天之内还在政府内爆发了人事大地震：财政部内辞职的辞职，放假的放假，反正没有一个肯安心留下来办公的，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被称为开“政府未有之先例”。
别的部不干活不要紧，财政部不干活就等于要了孙科的亲命，于是他赶紧另找人，这回找的是另一个财神爷——孔祥熙。
孔祥熙一开始听说要让他接替宋子文当财政部长，还是很乐意的，甚至专门让老婆用英文写了封信给孙科，意思就是答应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他老婆又来了封信，这回还是用的英文（看看人家这派），不过意思却截然相反，竟然悔约了。
要说奇怪也不奇怪，从宋子文开始，这些事可都是有原因的，而所有这些原因又都可以归结到一个人身上——老蒋。
当初老蒋拼着命把孙科捧红，是希望对方在自己陷于困境的时候能助一臂之力，没想到孙科却反跑到对方阵营里去了，跟在胡汉民、汪精卫后面一个劲地逼他下台，这可把老蒋生生给气坏了，下野后也巴不得孙科内阁支撑不住早点滚蛋，从而让自己尽快重新上位。
在这种情况下，宋孔二人自然都不会也不敢站出来帮着孙科撑场面。
孙科病急乱投医，只好到其它部门去找财长人选。
可是这些部门也在发生“辞职潮”。比如另一个经济部门——铁道部，部长也辞了。孙科一看，不是还有一个次长吗，而且据他所知，此人还有点金融界从业的经历，于是二话不说，拉过来就准备拖到财政部去顶杠。
这个倒霉的次长叫黄汉梁，当时吓得脸色都变了，一个大男人，呜呜地就哭了起来，还一边哭一边请求孙院长饶了他（“痛哭陈辞”），直把财政部当成了阎王殿。
孙科已经被逼得没办法了，当然不答应：你说不想干就不干吗？做梦！
黄汉梁万般无奈，只得怀着赴刑场一样的心情去赴任。
结果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国库分文没有（宋子文拿去做了“人情”），逼债的倒有（每月光还上海银行就要几千万）。
下面得力的人则全跑光了——那都是宋子文的旧人马，特别是工资每月在500以上的，一个不剩，全辞了（这就是金领的好处，暂时不差钱，一旦宋复职，不仅可以再回来，还能加薪升职）。
民国以降，要评最弱内阁，孙科的草头班子绝对榜上有名，虽不一定能摘得魁首，至少候选资格是有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孙科的窘情看在眼里，深表同情，谓之：焦头烂额。
焦头烂额，这就是关东军进攻锦州时南京政府的背景。
使人目瞪口呆的是，就在国难当头的那些日子里，一帮政客却还在蝇营狗苟，你争我夺，进行激烈的内部权斗，全不顾及大好河山正遭异族入侵。
作为弱势政府的领导人，孙科自顾尚且不暇，又有何能力调动部队去东北与关东军进行作战。
锦州告急的时候，他也确实开了会，讨论增援问题。
但会开了大半天，仍然毫无结果，并无一兵一卒北上赴援。
孙中山是“知难行易”的倡导者，他的公子却着着实实地尝到了“知易行难”的苦头。
由于既得不到政府支援，又担心被日军从塘沽或秦皇岛登陆切断退路，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9日，锦州地区的东北军开始向关内撤退。
然而故土之恋，人皆有之。很多老兵为此失声痛哭，不忍离去。
一切似乎都已经在预示着，从此将与东北永绝矣。
果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没能再返家园。
每当午夜梦回，永远失落的是那个种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
别了，美丽的松花江。
别了，那无尽的宝藏。
别了，我无助的同胞和衰老的爹娘。
44个军用专列，满载10多万东北军士兵，由锦州不停地驶向170公里以外的山海关。由于军列来去过于频繁，甚至因此引起了日军的高度紧张和戒备，还以为是从关内调来对付他们的中国军队。
由于分驻锦州各地，用了一周时间，才全部运完。
一千多年前，一位美丽的女子曾在后宫发出过泣血的哀叹：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她叫花蕊夫人，是五代后蜀人，这句叹息被她写在了《述亡国诗》中。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日，嘉村旅团前锋数百人越过大凌河。
河面已经结上了厚厚一层冰，但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再踩着冰面跑过来，因为大凌河上有守军来不及破坏的铁桥。
过了大凌河，很快就兵临锦州城下。
到了这里，日军已再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很清楚，在这里迎接他们的，必将是一场恶战血战大战。
覆尸满城，流血漂橹，几乎是一定的。
作为前锋，只能第一个在锦州城“玉碎”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重镇锦州，兵家必争之地，其实只是空城一座。
出现在这些远道之“客”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场景：以锦州城为中心，周围呼拉拉铺开六里路（“蜿蜒如长蛇”），里三层外三层布满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是防守的人，一个也没有。
日军起初不能相信这一事实，等咬一咬舌头，确认这不是在做梦后，一个个欢呼雀跃，异常兴奋（“实愉快万分”）。他们谢天谢地谢天皇，甚至谢上了中国的孙子，认为自己正是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得益者。
连仗都不用打，就捞到了首功一件，这感觉当然就跟突然中了个百万大奖一样。
锦州，终于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被关东军兵不血刃地收入囊中。根据日方记载，当天的锦州，虽然天气晴朗，却狂风怒号，满天卷起黄色旋风，“令人惊心”。
我告诉你，那是我们的祖先在风中声声咆哮。
声势搞这么大，面对的却是一座空城，兴致勃勃赶来的各路鬼子也感觉很无聊。
除了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关东军飞行队侦察第8中队驻守锦州外，其余部队都各回原地驻防。
按照常理，既然东北军都已经撤走了，锦州日军的日子应该很好过。
朝鲜龙山师团原来常驻朝鲜，那个地方的“治安”，用他们的话来说，是糟透了。有时候大白天的，日本人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唯恐一不小心被拖到角落里给剁了做成人肉叉烧包。
能够有机会跑到东北来透透气，散散心，放松一下心情，实在是件美事。
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东北这疙瘩，也不是好呆的。
锦西葫芦岛，是东北军撤退关内的必经之地。龙山师团经过情报侦察，发现那里的东北公安总队也已经撤走了。
东北公安总队实际上是一支警察部队，而他们的头，就是那个后来跟小萝卜头关一块的黄显声。
提起这兄弟，可是铁骨铮铮的一条硬汉子。
黄显声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跟张学良还是一个科：炮科。对讲武堂的同学，少帅自然要格外关照一些。先是让他入了自己的卫队旅，后来又任命他为奉天警察局长。
张少帅手下的官，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居多。惟有这个黄显声，那是比较认真的。
当了警察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掀起缉毒风暴。
别的警察局长也不是不反“黄赌毒”，不过基本上是走过场，所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一般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看僧面看佛面。
到了黄显声这里，只要你藏着毒，统统别想过。
如果光打苍蝇不打老虎，那就不叫黄铁汉了。在任期间，他不仅找过日本人的麻烦，就连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私货也被他抄过。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东北这块地面上，就没有谁他不敢惹的。少帅那是提早一步跑到北平去了，要不然被他抓住，没准发起性子来，也会被当作瘾君子给送到局子里去蹲两天。
“九一八”后，东北军奉“不抵抗政策”撤离东北。黄铁汉愤愤不平，就来了个无证上岗，带着手下的这帮警察兄弟和日本人干了起来。
不是说“绝对不抵抗”吗？那说是的军人，我是警察，凭什么不抵抗。
黄显声和他的东北公安总队是最后一个从锦西撤走的。他们都撤了。日本人就知道东北军警真是全撤到关内去了。
尽管如此，锦西还是要驻防的。
龙山师团命令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出人。
旅团长依田少将把古贺传太郎大佐喊来，让他带着自己的骑兵第27联队（古贺联队）去锦西溜上一圈。
没什么仗要打，就当去郊外散心。
古贺这小子，虽然一直在朝鲜当差，对东北倒不陌生。早在日俄战争时，他就到沈阳搞过侦察。
不过这段经历绝对很惨，因为他不幸被老毛子抓住了。
当然最后又逃了出来，但东方不是西方，做过俘虏那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影响仕途啊。
看看他的职务你就知道了，日俄战争都经历过，还只是当个小小的骑兵联队长，混得好是这副德性？
说起来是一个骑兵联队，但由于是临时编组（就象第38旅团也是临时编成一样），庙大和尚少，把他自个加起来，超不过一百个人，只能勉强算一个中队。
混成这个样子，脸皮薄点的就不如拿块豆腐撞撞死算了，活着多丢人。
古贺不算脸皮薄的，他要把面子找回来。
就在这里，那个不用他费神打仗的锦西。
弱者面对更弱者，也可以当自己是强者。
他并没有带部队直接进入锦西，而是在走到锦西县城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叫来翻译：你去，让锦西的文武百官排着队来迎接我。
翻译觉得这是一个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
东北军都撤了，县里的那帮老少爷们还能定定心心在城里等您老人家露面？
可古贺联队长的话也不能不听，当下只好硬着头皮进城了。
一进城，放心了。
县太爷真没走。
锦西县长张国栋听了翻译的传话，连连点头，急忙找人准备欢迎仪式去了。
翻译觉得联队长的话很神，其实张县长是有苦说不出。
能跑，我还不早跑了。
张国栋到了锦西当县长后，印发了一些地方流通券，从老百姓手里捞走了不少钱。这流通券不是黄金，战乱一起等同于废纸。等到锦州危急，张县长想跟着黄显声他们一块走的时候，就发现走不了了。
大家伙一把拖住了他。
先别走，你得把话说清楚，这个流通券还值不值钱。要不你给我黄金，我把流通券还给你。
这么一拉一扯，倒霉的张县长就落下来了。
眼下，先应付日本人要紧。张国栋把县衙里留下来的人都召集到一起，一清点，少了一个人。
这兵荒马乱的，少谁都正常。他也没太在意，便带着一众人等欢迎城外的“皇军”去了。
张国栋在日本留过学，知道一点“迎宾”的规矩，仓促间，竟然连日本国旗都赶制好了。
古贺带着他的骑兵联队一摇三摆地过来了。张国栋诚惶诚恐组织起来的“迎宾仪式”自然让他很是受用。
接着，又挺着胸脯，把张国栋这帮人召集起来开会，让他们组织维持会，以维持当地的“治安”。
一伙新晋汉奸无不胁肩谗笑，附首贴耳，没有一个不把这位古贺太君当太上皇给贡着敬着的。
看来官大不大都不要紧，有感觉就OK。
可是古贺太君，你的面子是肯定有了，但命马上就要没了。
因为已经有一帮强人在那里磨刀了。
《中庸》上记载有这么一句话：“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袄年华，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以上这段话，是孔老夫子几千年前对他的学生子路说的。那时候他就看出来了，北方人不怕死，凶猛，是一群“强者”。
锦西葫芦岛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强者居之”的北方之地。
当然不是指城里，而是指乡下。
在锦西的乡下，盛产溜子。
不用猜了，这不是什么好吃的水果。跟胡子的意思差不多，其实指的是“道”上的朋友——绿林好汉。
与之相适应的是，为了防溜子，锦西农家几乎户户有枪。
买枪的银子还都是各家各户从自己口袋里摸出来的。别地方的人有钱了就拿出来再买地，这个地方的人都想清楚了，地再多也是进贡给溜子的。那还不如买枪划算，至少可以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不致饿死。
于是，枪便成了宝贝。有地有钱的单买，没这种经济实力的就搞拼车，合起来买。最后十几户几十户上百户，便可以凑成民团。
锦西的民团，那是遍地开花。
民团和溜子本来是死对头。日军来了却使他们有了被捏成一堆的机会——但凡身上有点血性的，谁会拒绝团结起来保家卫国，一道打鬼子？
当然这中间还需要有一个人会捏合。
张国栋组织“欢迎仪式”时，不是少了个人吗？
这个人是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
这苑凤台可不是一般人，他也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跟黄显声是同一期的。
作为东北地区最知名的军校，讲武堂还是出过点人物的。
苑凤台没出席张县长的“欢迎仪式”，他去准备自己的“欢迎仪式”了，那就是带着全县民团给古贺太君好好地喝上一壶再说。
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县长不是军人，民团可由公安局长掌握和指挥。
除了能领导民团，苑凤台还有一个特殊的人脉关系。
他和当时主要的一个绿林首领有远亲关系，通过这个亲戚，苑凤台又取得了绿林好汉们对联合作战的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民团无实战经验和战斗力较差的弱点。
黑道白道都齐了，那就跟鬼子干吧。
群众的优势就是人多力量大，虽然不是正规军，但呼拉拉的一大群，一下子就把锦西县给围上了。
这时，朝鲜龙山师团向锦西运送辎重，又来了几十个日军官兵，也给一道围在了里面。
古贺一看，外面这么多人，这么多枪，黑压压的，这不是东北保安总队杀回来了，又是什么？
身边加上辎重兵，也就一百来人，要对付一千个敌人，哪怕是警察兵，也够受啊。
遇上这种情况，平常军官就得呼叫救援了。可古贺不一样，人家日俄战争时就从事艰巨的地下工作了好吧。
感觉身陷大难之中的古贺大佐，此时很有一种要做点成绩给全世界人民看看的勇气和果敢。
他决定“先发制人”，自己拯救自己。
古贺按人头分了一下工：松尾少尉率辎重兵回锦州领弹药给养兼报信；村上中尉带领少部分骑兵在县里守着；他本人则亲率骑兵联队的大部分步骑兵出来“扫荡”。
本来人就不多，他还来了个兵分三路，做个骑兵联队长真不算屈才。
锦西县长张国栋现在已经把古贺当成他的新主子了，在古贺出发前很体贴地劝他谨慎从事，免得小命玩完。
古贺反而来劲了。这时候不充英雄什么时候充。
他笑了笑：不过是一些小毛贼而已，看我手到擒来。
一上战场，“英雄”就被卡住了。
民团的人虽然没什么作战经验，但架不住人多，而且不讲战法，“瞎打”。
“瞎打”的意思是，他们不跟古贺的套路走。
古贺是把他们当保安总队，或正宗游击队对待的，所以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可民团的人都是老百姓的干活，没怎么打过仗，不懂这一套。
我劈过来一板斧，按古贺的意思，你得拿刀格挡一下啊，那我下面才能继续出招。民团的弟兄们不挡，他们只知道拿刀捅你的肚脐眼。
古贺愣在那里了。还没等他完全摆开架势，联队就挨了无处不在的民团一阵乱拳。
这一下，总算把他打醒了。
哦，原来你们不会打仗啊，给我冲。
这一冲，又坏了。
被对方一扫，死了一大半，而且很多都是一枪毙命。
这种枪法完全都是正规部队神枪手的专利，晕啊，古贺彻底被绕住了，不知道眼前这些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战术纪律杂乱无章，枪法却又是如此精准。
你们哪个单位的，请问？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因为打枪的人都是绿林好汉，百发百中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
古贺被打败了，真的被打败了。
这时，他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留守的村上中尉被包围了。
“扫荡”无功，老巢眼看也要不保，今天这脸算丢大了。
赶快回去吧。
古贺打马就走，欲援救县城里正受苦受难的村上。
可是没走多远，他自己就连中两枪，一个倒栽葱摔下马来。
这回他再也不用担心面子问题了。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
古贺带兵出来“扫荡”的时候，松尾少尉还在往锦州的路上赶呢。
本来他这一路应该算是最安全的。因为目标最小，无论是民团，还是溜子，都不会冲着他来。可这人要是一倒霉，阎罗王都会跟在你屁股后面讨赏钱。
这一大清早的，气温很低，又赶着大车。走出三十里路，众人就吃不消了，一个个又冷又饿还累。没办法，只好就近在一家农民的院子外面取了一些高粱秸，用来点火取暖兼做饭。
人要吃东西，那马也不能饿着，出劳力可全靠它呢，所以接着又拿了点墙角边堆放的谷草去喂马。
应该说，相对于日军一贯烧杀抢掠的作风，这帮孙子的做法还不算太离谱（毕竟任务在身嘛）。
可是这家里的农民小伙子不乐意了。这兄弟也不问松尾要钱，直接奔隔壁去借了一把老式步枪，就准备把拿他谷草的那个小子给收拾掉。
这时候，他族里的一个长辈拉住了他，并且严肃地正告他——你不能打啊。
接下来，你一定会以为是这么一句话：算了，不就拿了点谷草嘛，也不是很值钱。
或者是：孩子，不能啊，杀人要偿命的，何况这是东洋兵，你千万不能这样做。
都不是。长辈的话是这样说的：
你不能打啊——
你打最多只能打死一个，他们有三十来个呢，应该找人埋伏起来一块干掉。
…………
有点无语，这锦西的民风也太强悍了吧！不过我喜欢，顶一个先。
小伙子一听有理，便从本村拉了十来个人，跑到锦西至锦州的必经之路上，找了一块高坡埋仗起来。同时，还派人向附近各村送信，邀请大家来帮个场子。
松尾少尉和他的部下们吃完早饭便又上路了，他压根不知道一会儿工夫能和人结下这么深的梁子，只顾着拼命赶路，好运回枪弹给养给古贺用。
一到高坡下面，枪声便响了起来。
其实这时候，高坡上的人并不多，又都是没什么战斗经验的农民。松尾们都骑着马，如果打马夺路而逃，还是能捡回一条命的。
可是松尾没这样做。
辎重兵嘛，平时就让人看不起，打仗也轮不上，手平时还挺痒痒的，而且高坡上的伏兵看上去比较差劲，穿着便衣也就罢了，就连射击姿势都做不好，属于典型的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不在这帮人身上立点战功，简直就没天理了。
松尾一扬手，辎重兵们都下了马，端起枪朝农民们对射。
归根结底，松尾还是吃了不懂民情的亏。
这个地方的规矩是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而且必须相助。否则下次等你有了难，鬼才会搭理你。
所以援兵是越来越多。
等到松尾发现周围密密麻麻布满了持枪农民时，已经晚了。
就算里面没几个枪打得准的，可这集中起来，就是弹雨，而且一下就是两个小时，不带停的。是个人，谁受得了？
松尾辎重队全军覆没。连没及时逃散的那十几匹马都跟着倒了大霉，被流弹打得满身洞眼。逃掉的马，农民们也没放过，骑着自己的马一阵猛追，全部捕获。
都是纯种的东洋马，脚力好着呢，补鬼子赊的谷草钱那是足够了。
古贺联队和松尾辎重队的被歼灭，使关东军和日本政府都大为震惊。
江桥那一仗，吃点亏还能理解。毕竟是东北正规军，又有一个会打仗的马占山在那里指挥。可锦西这一战，却把他们自己给弄蒙了。
堂堂的骑兵联队，怎么会连一群农民和土匪都搞不过呢？
日本人认为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悲惨的事件（“夫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
他们对锦西状况重新进行了评估，认为这个地方“胡匪猖獗，民生疲弊”，而这里的人大概是几百年前的那个“魔王”成吉思汗的后代。
什么意思？
“借”他一点谷草就要干掉你，一点“道理”不讲，这还不是和当年差一点就把整个日本岛全部灭掉的蒙古人一模一样吗。
实在是太凶猛了。
面对这帮“土著凶人”，日军只好决定，把张国栋等汉奸带走，放弃原来的老县城，移地重建新的锦西县城。
日本人的特点是，你对他软弱一点，他就放肆一点，而你如果对他狠一点，他倒马上就自动自发地懂得了收敛的道理。
锦西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此战后来还带动了东北义勇军的兴起。
不管怎样，关东军总算是从面上把包括锦州在内的辽西部分地区给占领了（锦西的事可暂不管它）。
现在要掉转头对付黑龙江的马占山了。
早在准备进攻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心惊肉跳的消息，那就是退守海伦的马占山有重新向省城齐齐哈尔移动的迹向。
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的部队经过江桥一战，并未丧失元气，他还有重头再来的机会和实力。
马占山自从到了海伦之后，由于声名在外，要求采访他的国内外记者那是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不过对于记者们来说，采访名人，绝不是一件好干的差事。
耍大牌那是家常便饭，遇上个别不厚道的，甚至还会关上门躲在阳台后面朝你开黑枪。
不去吧，又交不了差。有的记者被逼得实在没法，只能用“多方采访某君，只是联系不上”或“据信”、“坊间云”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来进行搪塞，一篇新闻看似拖得老长，其实当事人什么也没说。
记者这碗饭，真的挺不容易。
再者，马占山的身份有些特殊，此人土匪出身，斗大字识不得几个，场面话估计说不出来，粗话又登不上报纸。那些第一次采访他的记者都觉得很悬，有的甚至把瞎编的文章都事先准备好了，采访就准备只过过场。
令记者们大吃一惊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马将军除了相貌不太威武，与想像中有所区别外，一张嘴却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把记者们都说得一愣一愣的。
马占山还特别懂得记者的心思，不断提供给他们有关于江桥抗战的各种猛料、第一手料，那是要煽情有煽情，要悲壮有悲壮，要痛快有痛快。
这批没打过仗、也没看过打仗的记者个个听得如临其境，如醉如痴。
最重要的是，作为名震中外的“抵抗将军”，马占山没有一点大牌的架子。不管事务都忙，听到记者来了，无论来头大小，他都要挤出时间亲自接待，并奉若上宾，决不肯随便怠慢一个。
这种思维和意识，绝对是现代的不能再现代了。
通过记者一波接一波的生动报道，马占山的事迹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在全国的威望一时间无人能及，就连以前威风凛凛的蒋介石都被拉下去一大截，私底下对老马是又妒又羡。
见过火的，没见过这么火的。
此时，不仅江省的正规军队惟他大旗所向，就连海伦周围的各路民团、肇东的蒙古王公也都听其调遣，不说兵强马壮，至少称得上声势夺人。
本庄繁通过情报得知，归马占山统领的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旅）距离省城只有40多里。这点路程对于骑兵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眨眼间就能杀到。
此时的齐齐哈尔防守却极其空虚。
第2师团（仙台师团）已经奉调到了辽宁，整座城里只剩下几百名老弱残兵。
如果马占山乘此机会长驱直入，省城旦夕可下。
本庄繁在司令部里急得团团转，赶紧调兵加强防守。
仙台师团西进的尾巴——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刚要离开洮南，就被本庄繁喊停，要求随时待命增援齐市。
与此同时，从日本国内的第8师团中抽调部队，组成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进入东北后直接驻防齐齐哈尔。
但在关东军内部，对马占山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抚”。
江桥抗战之前，受到东北军“软弱无能”印象的影响，主战观点一直占据上风。
但是战后一盘算，亏大了。
因为谁都没想到马占山这么有种，还这么挺得住，虽然最后拿下了江桥和齐齐哈尔，但关东军死的死，伤的伤，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甚至江桥之战的几个主要当事人，包括本庄繁和多门，都曾经对这次战役做过多次反思，研究其中的得失之道，越研究越觉得马占山这个人在打仗方面的确有很多高明之处，跟他做对也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要想劝降马占山，得通过一个人。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一个萝卜一个坑，已经把几个省的“东北代表”都落实好了。
奉天是臧式毅，吉林是熙洽，黑龙江的这位，就是我们将要介绍的出场人物——张景惠。
还记得张作霖发迹以前，那个把八角台团练长的位置都让出来的仁兄吗？
这个人就是张景惠。
他以前是卖豆腐的，也颇有点生意经。看到张作霖是个带头大哥的料，便把本钱全都投在他身上，这才有了八角台让贤的“高风亮节”。
投资很快就见到了成效。随着张作霖越做越大，张景惠的官也跟着见风长。等到张作霖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豆腐王子”张景惠已经做到了政府总长（相当于部长）。
倒霉是从皇姑屯事件开始的。日本人那一炸，不仅把张作霖送上了天，连累陪同的张景惠也受了伤。
受伤还是小事，从医院出来后，他就发现不对了。
张学良做了新老板，下面的人重新排排队，分果果。
当年一道和张作霖拜过把子的张作相风光无限，做了吉林省主席，还每每在张学良不在东北时担任留守司令。
这也不去说他了，好歹人家有让位之功。让张景惠感到“气愤”的是，就连那个张大帅生前不怎么待见的万福麟，也在少帅面前无比得宠，不光坐上了黑龙江省主席的金交椅，还跟着到北平吃香的喝辣的去了。
张景惠本以为按照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怎么着也得比这个草包万福麟强，没想到最后就捡着一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职位。
所谓东省特别区，就是东北四省区中最小的那个区，只能管管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很小一块地方。
老子连中央政府的部长都干过，现在却只给了这么芝麻绿豆一个小官，也太欺负人了。
张景惠愤愤不平，一肚子不满。
只要对张学良不满，就有戏唱。日本人马上就盯上了张景惠这只有缝的鸡蛋。
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意思，本来是想把黑龙江的“代表名额”交给张海鹏的，可这老小子在江桥的表现实在太差，自己不争气，只能让他继续在洮南呆着了。
在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黑龙江事务主要由高级参谋板垣主持。板垣来到省城后，想到能够代替张海鹏的第一人选便是哈尔滨的张景惠。
除了姓张的比较听话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马占山曾是他的部下，后面的工作比较好做。
跟张学良反目，就是为了官小，现在江省主席的乌纱帽就放在桌上等他来取，这张景惠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可他迟迟不去。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马占山是什么样的人，张景惠不是不了解，那是个人见人怕的厉害角色。你现在就从他脑袋上抢江省主席这顶帽子，他能答应吗？没准宰了你的心都有。
可板垣也不是好惹的：你怕马占山，难道就不怕我们关东军？
无奈之下，张景惠只好派了两个幕僚去找马占山，要马占山“原谅则个”。
本以为小马能多少体谅一下他这个老长官不得已的“苦衷”，没想到马占山不听则已，一听之后勃然大怒，大骂着就把来人哄了出去。
这时候，从表面上来看，马占山是要与小日本干到底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位顶着“抵抗将军”帽子的英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作为后人，我也不能随意猜测。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很遗憾，马占山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
马占山发了火，张景惠心里就发了毛，无论板垣怎么软硬兼施，都不肯离开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去就职。
板垣下了决心，让张景惠给他搭桥，一定要去会会这个传说中的死对头。
马占山没有拒绝，只是提出见面地点既不能在齐齐哈尔，也不能在海伦，必须在第三方的一个秘密地点。
这次谈判结果出乎几乎所有人的意料。
板垣承诺，仍由马占山担任黑龙江省主席，日本划该省为自治区，持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三项政策，只派日本顾问协助。
条件是：必须将省内的铁路、矿山、森林权益转让给日本，并由日本负责满洲国防。
马占山——同意了！
对此，板垣本人也大为吃惊，以马占山在江桥的态度，他原本预料谈判将会非常艰难，已经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
他没想到马占山如此爽快地就答应了，甚至起码的谈价还价都不需要。
早知马占山如此想法，江桥之战前这样谈一下不就好了吗，关东军何至于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马占山，其实连我们也看不清、弄不懂你了。
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能单纯地用一个好或者坏来形容。
按照马占山事后的说法，他这次接受日本人的条件，是一次早有预谋的诈降。
但如果我们不为尊者讳，通过史料分析就可以看出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一直未主动对马占山部发动进攻。
究其原因，马占山和参谋长谢珂有了一段对话。
谢珂认为，海伦占有地形之利，且抵抗力量不断壮大，日军恐蹈江桥覆辙，所以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马占山对此却另有一番解释。
他说这事与小皇帝溥仪有关系。
十多年前，马占山曾到天津叩见过溥仪。溥仪还送给他一张古画，并从此知道了他的名字。这次日军之所以不穷追猛打，就是因为溥仪以“马占山是我的人”为由向日本求了情。
这个理由很有点无厘头，溥仪几斤几两，日本人要听他的？
但是谢珂还是从“溥仪求情”中嗅出了另外一番味道，他劝马占山不要对日军存有任何妄想。
马占山却自顾自地又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如果我们有了力量，什么时候抗日都不晚。现在锦州不保，张学良看来是永远回不了东北了，我们也应该想想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以谢珂的想法，就是同日本人血战到底，不还我河山，誓不罢休。
可他改变不了马占山。
无奈之下，他只能交出兵权，转投它方。
不料半途中身份暴露，遭到日军扣留。日本人在知道他曾是江桥抗战的黑龙江守军二把手后，便想利用他，就问他愿不愿意去坚持抗战的苏炳文那里说降。
愿意啊，怎么不愿意。当着日本人的面，谢珂满口同意。
到了苏炳文的地面，谢珂不仅没尽说客的义务，还鼓励苏炳文继续抗日到底，而他自己也留下来担任了后者的参谋长。
无论身处何种逆境，谢珂始终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热血军人。
如果是假降，何至于连同甘共苦的参谋长都蒙在鼓里，且最终撕破脸皮，分道扬镳？
有人揣测，马占山当时可能是认为既然张学良无法再入东北，而日本人又答应不干涉江省事务，自己可以取得管治一方的权力，以后趁机再图将来。
但这是一个足以令他后悔不已的决定，一世英名差点就毁在这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