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自己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想法呢，不然如何还在韶华已逝的年纪来这等喧哗暧昧的场合抛头露面？情知好梦都无用，她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过去了，而柳如是还是豆蔻娉婷，她期盼她能有一个好的结局，感情有所归依。
碧玉堂西红粉楼，长安思妇忆凉州。
咸阳桥上三年别，回乐峰前万里愁。
秦地烟花明月夜，汉家关塞白云秋。
梦魂欲识金微路，应逐交河水北流。
——宋征舆《古意》
华亭以陆机、陆云兄弟及仙鹤知名于世，直到唐代才正式置县。元代时升为松江府，明代沿袭，下辖华亭、上海、青浦三县，府治设在华亭县。
佘山位于松江府城城北二十五里处，又分为东、西二峰，处处生满翠竹。山风徐来，阵阵竹啸，再经山谷回响，就变成轻吟低唱，隐隐约约，仿若人语。此即古今闻名的“佘山竹啸”。华亭名儒陈继儒有传世画作《潇湘图》，就是由此而得到灵感。
有竹即有笋。奇特的是，佘山所产竹笋不但清甜新嫩，还带有一股天然的兰花香味，遂成为华亭一大名产。
佘山虽是小水小山，不见雄奇魁伟，却自有江南清秀俊气。如此风光秀丽之地，自然吸引了不少名士到此隐居。佘山两峰，筑有不少名园精舍，以施绍莘的佘山、陈继儒的东佘山居、徐家的水西园为最著。
文人雅客钟爱在佘山结庐定居，这一带寺院之众亦列于九峰之首。除东庵普照寺、中庵灵峰庵、西庵宣妙讲寺三大庵外，还有潮音庵、弥陀殿、华藏庵等。北宋太宗年间，有僧人德聪来到佘山东峰结庵修行，还驯养了两只青黑色老虎，名大青、小青，出入常有二虎相伴。后德聪圆寂，大青、小青亦悲伤而死。人们将德聪和二虎同埋在山顶绝境处，又在坟旁修塔，取名“聪道人塔”。又因有名为“秀”的道士亲自参与建筑此塔，塔成后引火自焚殉塔，所以亦称“秀道者塔”。此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木结构，形体修长挺拔，有杭州宝俶塔风韵，屹立山河，笑傲岁月，成为佘山的象征。
陈继儒的东佘山居即位于聪道人塔之南。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华亭人氏。万历初年为松江府学生员，辞章出众，与同学董其昌齐名，“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
本来陈继儒可以跟董其昌一样，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然而当他参加科考时，亲眼目睹官吏粗暴对待考生，搜检无状，受到很大刺激，认为此非待士之礼，遂退出考场。并公然声称“朝廷以科举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为小人也，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为君子也”，于二十九岁时取其儒士衣冠而焚之，表示与科举绝缘。此举惊世骇俗，一夜之间，闻于吴越。
谢去青襟后，陈继儒决意隐居山中。他曾论山居八德：“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兑田宅，不问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谈仕籍。如反此者，是饭侩牛店，贩马驿也。”自称“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三乐”，先筑“乞花场”于小昆山，五十岁移居东佘山，始筑东佘山居。他称“今世之昏昏逐逐，无一日不醉，无一人不醉：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而天下竞为昏迷不醒之天下矣。安得一服清凉散，人人解酲”，欲将山居营建成一处清凉世界，为此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终将东佘山居打造成松江最著名的园林别墅。
陈继儒本人博学好古，于经学文史、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远近文人，竞与结交，东佘山居遂成为南北文人的聚会场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佘山也因之而名满天下。
陈氏又延招吴越间贫儒寒士憩居于此，相互手章摘句，或在九峰三泖间采风撷俗，刺取其琐言僻亨，荟革成书。久之，陈氏不少著述如《岩栖幽事》《珍珠船》等流传遐迩。甚至有传闻说，有“天下第一奇书”之称的《金瓶梅》即是陈继儒供食的某位贫儒寒士所作。
陈继儒诗文淡宕逸意，多能道人所未道，或摇曳空灵，或禅意盎然，自谓“人有一字不识而多诗意，一偈不参而多禅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晓而多画意，淡宕故也。”四方征其文者，束帛挺金，造请无虚日。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对其文辞颇为赏识，兼之同窗好友董其昌在京师为之延誉，一时地方官吏无不造谒其门，咨询地方利弊，甚而“守令之臧否，由夫片言诗文之佳恶，冀其一顾”。时人呼他为“山中宰相”，号称“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其隐居之处东佘山居亦被称为“宰相衙”，其声望若此。
如此人物，自然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曾延聘陈继儒去无锡讲学，却被婉辞推却。崇祯三年（1630年），松江知府方岳贡亲自驱车至佘山，请年过七旬的陈继儒出山主修府志。按照惯例，纂修方志通常由闲居乡里的缙绅地主担任，请一个隐逸布衣来领衔修志，可称得上破天荒的大事。崇祯皇帝亦听闻陈继儒大名，二次下诏征聘其入翰林院，终坚辞不出，继续过他“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山中生涯。陈氏遂又多了个“陈征士”的雅称。
陈继儒隐居山中，几十年不踏入城中一步。他多次推辞朝廷征召，无疑是淡泊名利的，但其人古道热肠，对后辈好学者大肆提携，不遗余力。不少人纂撰之作邀他题跋，多乐于为之。然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却有自己的立场和气节。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专权，为了讨好这位“九千岁”，各地纷建生祠为之纳福。松江府学生员周宏璧也跟风而动，在白龙潭北为魏忠贤建祠，并请陈继儒为之作记。彼时魏忠贤权势熏天，大力铲除异己，凡得罪他的人都被极尽荼毒之能事，政治极其黑暗。陈继儒若是不肯答应作记，势必会得罪魏忠贤，怕是难逃报复。不料他却说出一番有力的推辞来：“你等为魏公建生祠，本意是要得其欢心。魏公心性不雅内相，要作文表其功业，达官贵人才是最合适的人选。若是以布衣从事，魏公很可能会以为你等轻视他。不如于在朝卿相中选一与魏公亲厚者作记，庶博解颐，不负盛举。”由此巧妙地推脱了作记一事。
除了诗画文章外，陈继儒在造园艺术上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称“居山有四法：树无行次，石无位置，屋无宏肆，心无机事”，又称“不能卜居名山，即于岗阜回复及林水幽翳处，辟地数亩，筑室数楹。插槿作篱，编茆为亭。以一亩荫竹树，一亩栽花果，二亩种瓜菜。四壁清旷，空诸所有”。他的别墅东佘山居即是其造园理论付之于实践的产物，以山池为中心，巧于因借，混合自然。内有宝颜堂、晚香堂、顽仙庐、白石山房、神清之室、清微亭、水边林下等十余景点。山居处处植满松杉、古梅和翠竹，松杉参天入云，梅树古朴廓落，竹子清幽婆娑，均是主人的至爱。
晚香堂是会客宴集之所，在群室中最为阔大，陈继儒七十五岁大寿的寿宴即安排在这里。其名得自唐人郑谷只诗句“晚香延宿火，寒磬度高枝”。采用江南最常见的中、左、右三组纵列院落组群，沿中央纵轴线建有门厅、轿厅、大厅，再往两旁布置客厅、花厅、书房等，后部建二层楼房，楼上宛转相通，结构复杂，形似迷宫。
柳如是一行到达晚香堂时，大厅中临时搭建了一座戏台，戏台三面和厅中环列着近四百盆盆栽梅花，五颜六色，清香扑鼻。花盆均是精细的青色瓷器。彼时瓷器虽然价格低廉，最贵者不过三五钱银子，然近四百盆瓷器加起来，亦价值逾一百二十两，足抵十家农户一年食用之费，可谓奢侈之极。这还没有算上四百株梅花的栽培和运输费用。
戏台上正在上演一出好戏。下面座席中坐了不少人，男女夹杂，比肩齐膝。明代礼教甚严，这些妙龄美貌妇人既然是公然与男子同进同坐，当非良家女子，而是跟柳如是一样的身份，是专程赶来佘山为陈继儒寿宴助兴的娼妓，金陵当红名妓李十娘、王节、李贞丽、李傃等均在其中。
自明代中叶以来，文人娱声妓，名士悦倾城，风流更是异于往时。世风认为“士大夫苟不能干云直上，吐气扬眉，便须坐绿窗前，与诸美人共相眉语，当晓妆时日为染螺子黛，亦殊不恶”，即使是陈继儒这样类似楷模的山人，亦不能免俗。
柳如是自小在妓院长大，亦是南曲行家，见台上生旦扮相俊美，唱腔华丽，情韵悠然，便驻足留神听了一会儿。
却见台上女旦字正腔圆地念道：“呀，好一执玉杯！色如白雪，制若鬼工，世间何以有此尤物！”小生应道：“此杯名盘龙和玉杯，俗称‘一捧雪’是也。”随即细声唱道：“折腰岂为五斗米，碌碌终朝，身不由己。宝杯在手，犹得吟诗酌酒；玉人当面，未能称心如意。”
柳如是“啊”了一声，死死盯着台上小生双手高举的玉杯道具，露出了惊讶之极的表情。
宋征舆一直不离她左右，留意她言行，闻声笑道：“隐娘也觉得那小生唱得好吗？他其实是妇人反串的，名叫顾媚，字眉生，号横波。年纪虽小，却已是金陵秦淮河上一号响当当的人物。听说她的南曲还受过苏昆生的调教。”
柳如是问道：“这出戏叫什么？”宋征舆道：“《一捧雪》。这戏试演了好几日，我们已经抢先看过了，其实没什么稀奇。隐娘可听过坊间流传的‘王世贞写书为父复仇’的故事？这出戏其实就是那个故事翻版，不过是换了人名，将姓王的改成了姓莫的，将《清明上河图》换成了玉杯‘一捧雪’而已。”
王世贞是嘉靖年间著名文人，以诗文名于当时，独领文坛风骚二十年，被誉为“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据说其家收藏有《清明上河图》，权臣严嵩和严世蕃父子执掌朝政时，垂涎这幅绝世珍品，命王家献图。王世贞之父王杼心中难舍真图，便请高手伪造了一幅赝品送给严嵩父子。后来事情败露，王杼被严嵩父子残害致死。王世贞日思为父报仇，他听说严世蕃爱看淫秽小说，且常用食指蘸口液翻书，就将《鸣凤记》钞本的残本增补成《金瓶梅》一书，在每页纸上涂上了毒药，然后设法将书送给严世蕃。可惜由于书页上毒药抹得太淡，最终未能毒死严世蕃。
这一复仇故事广为传闻，王世贞由此被许多人认为是奇书《金瓶梅》的真正原作者，但认为是无稽之谈者也大有人在。只是柳如是诧异的却不是戏曲本身，而是戏中引发祸患的根源——玉杯“一捧雪”。
一旁宋征舆见她神色有异，忙问道：“怎么，隐娘身子不舒服吗？”
柳如是道：“不是，我很好。宋公子可知道这出《一捧雪》的戏是谁写的？”
宋征舆犹豫了一下，答道：“施绍莘施先生，也是松江本地人氏。”
柳如是道：“呀，我听过施先生的大名。他的南曲不拘泥于音律辞藻，比大多散曲名家更为苍莽奔放，只是太过哀苦。”
宋征舆道：“正是他。”又笑道：“想不到隐娘见闻居然如此广博，实在可钦可佩呢。”
柳如是却没心思理会对方的大拍马屁，问道：“施先生人在这里吗？我想即刻见见他，烦请宋公子代为引见。”
宋征舆闻言极为惊讶——今日东佘山居名流如云，且多为俊杰才子。仅以音律论，复社杨文骢、吴伟业、吴昌时、冒襄、华亭训导王彦泓等都是戏曲大行家。吴伟业造诣尤深，又是名誉天下的榜眼。那施绍莘虽以散曲、词著名，号称峰泖浪仙，却是个年过五旬的糟老头子，屡试不中，仅以诸生终老，连他自己都称是“一事无成”。柳如是如此迫不及待地要结识他，太不合常理，除非是对这出《一捧雪》的戏有特别兴趣——心中亦有些悻悻然，左右望了一眼，才道：“今日好像没有见过施先生。他的别墅西佘山居就在山那边，不妨先去拜会陈老夫子，我再引隐娘去找施先生。”
柳如是心道：“我人已到东佘山居，不去拜见眉公，实在说不过去。况且还有微姊姊同行。”不得已，只好与王微一道，跟随宋征舆到后堂来拜见老寿星陈继儒。
后堂是座二层小楼，是陈继儒平日习字作画之处。庭书一联云：“天为补贫偏与健，人因见懒误称高。”实是集宋诗人陆游诗联，表面谦抑，却自见一股简傲之气。
室内布置得简朴淡雅。堂首案桌上摆着一架自鸣钟，颇为显眼。墙壁上挂着几幅墨梅、山水图。水墨梅花为陈氏所绘，取意“横斜疏梅”，以大草横涂枝干，潇洒流畅，不失法度，又由细笔勾勒、点、染，大气之中见真率，豪情奔放时见严谨，将梅的“凌寒独自开”表现得极为生动。山水则草草泼墨，自然随意，苍老秀逸，意态萧疏，不落吴下画师恬俗魔境。
陈继儒本人书画成就不在同窗好友董其昌之下，绘画成就甚至在董氏之上，然影响力远远不及。董其昌在当时和后世左右了山水画坛的主流发展，几成时代的象征。只是此人在家乡作恶不少，自万历年间“民抄董宦”事件之后，已极少回松江。
堂中生有两盆熊熊炭火，一大群男子围炉而坐，正在热议时势，高谈阔论，好不热闹。这些人中，除了主人陈继儒及个别宾客外，绝大多数都是东林党人或复社成员，不乏当世俊才。
通常民间称在社日举行的各种迎神赛会为“社”，并逐渐演变成“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的民间教化仪式。后人因志趣相投或信仰相同而聚众结会，亦谓之社，其实就是一种文人团体。汉代梁孝王刘武筑梁园作游赏宴宾之所，名士如司马相如、枚乘、邹阳均为座上客，把酒言欢，会文谈艺，世人称为“雅盛梁园”。东晋时，王羲之与朋友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次集会因王羲之《兰亭序》而名垂青史，“兰亭修禊”遂与“梁园雅集”一道成为诗文集会的象征，为后世文人艳羡模仿。松江陈子龙、夏彝仲、周立勋、李雯等人倡立的几社，即是“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团体，最著名者当属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是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及王戎。七人均崇尚玄学，意气相投，在生活上不拘礼法，行为怪诞，常聚在山阳竹林之下，饮酒作乐，抚琴纵歌，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因为七贤特立独行的个人魅力，这个著名的名士群体成为一种文化的特征符号，闪耀千古，其风采倾倒众生。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士人为砥砺文章、求取功名而尊师交友，因而民间结社成风，尤以江浙一带为甚。志同道合者相聚一处，或细绎往古，或参酌来今，或研究典故，或寻访人物。这一时期的文人社团仍然只限于文艺创作、学术交流层面，他们或提倡复兴古学，或主张经世致用，或热衷钻研时文。
明代中叶以后，经济高度发展，物资极大丰富，世风则日趋浮躁。人们在追求奢靡的同时，渴望摆脱传统礼法的束缚，思想求新求异，整个社会呈现出奇特的新异色彩。另一方面，明王朝开始走向衰落，政治日渐腐败，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尤其是明神宗万历年间，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直接导致党争频起，朝政日非，吏治窳败。文人士大夫往往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敏感的阶层，对动荡激变反应最为强烈，于是结社之风日盛，且不再限于吟诗作文，针砭朝政，臧否人物，慷慨激昂，以天下为己任。明代最著名的文人团体东林党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提到东林党，就要从其创始人顾宪成说起。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人。他自小家境贫寒，却胸有大志，发愤读书，曾在家中墙壁上题了两句话：“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万历四年（1576年），二十七岁的顾宪成赴南京应试，以第一名中举，一时风光无限，闻名遐迩。万历八年（1580年），顾宪成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自此步入仕途。
当时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权势熏天，群臣争相奉承。一次张阁老生病，大臣们联名醵金到东岳庙拜神祈祷，唯独顾宪成不肯附和。有同僚担心顾宪成惹祸，出于好心，暗中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名。顾宪成知道后毫不领情，硬是跑去将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了。张居正为人狭隘，报复心极强，幸好这件事后不久他就病死了，顾宪成才没有受到追究。这种铮铮傲骨、不媚权贵的耿直性情，多少决定了他之后的仕途不会一帆风顺。
国本之争起后，万历皇帝迫于舆论压力，指使内阁首辅王锡爵提出“三王并封”的权宜之计。时任吏部员外郎的顾宪成立即上疏反对，同时还写信给王锡爵，指责他身为首辅，却“排群议而顺上旨”，是典型的负国误君。
这王锡爵并非什么大奸臣，他曾经因反对张居正廷杖直言大臣，回家不出，以示抗议。入内阁后，请罢江南织造、停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发库银救济河南饥民，且申救被斥之臣，多为时人所称。他最初任内阁大学士时，也曾上书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但万历皇帝没有听从。这次“三王并封”的主意，其实是万历皇帝自己想出来的，王锡爵不过是奉诏拟旨而已。他见群情汹汹，害怕公论，请追还前诏，万历不从；请下廷议，万历不许，最后干脆请求辞职。万历皇帝十分恼怒，打算从重惩处顾宪成等建言诸臣，但当时舆论压力巨大，迫于时论，“三王并封”的计划最终没有实行。但王锡爵由此对顾宪成怀恨在心，不久后，他报复的机会就来了。
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王锡爵因年老将要退休致仕，顾宪成受命推举阁臣。他报上的名单中，有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珑、左都御史孙丕扬、故大学士王家屏等七人。这些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正义之士，王家屏尤为万历皇帝厌恶。王锡爵见有机可乘，便在朝中散布流言，称顾宪成等会推王家屏是为了徇私植党。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将顾宪成降职问罪。朝中立即有大臣上疏力救，万历皇帝由此更加怀疑顾宪成植党，干脆将其革职。至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带着沉痛的心情，回到了家乡无锡。
无锡有一座东林书院，是北宋知名学者杨时讲学的地方，“东林书院”院名即得自杨时游庐山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诗句。杨时离开无锡后，书院便因年久失修而荒废。顾宪成决定修复这座书院，最终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资助下，书院正式修复。顾宪成召集同乡好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在这里讲学，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当时不少被朝廷贬斥的士大夫们纷纷前来，以致“学舍至不能容”。这些人大多胸怀大志，在研究程朱理学的同时，不免谈论救国济世之道，“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而一些在朝官员也遥相呼应，大力支持，东林书院一时声名大著，以至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
此后，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下野的名臣也相继到这里讲学，这些人“自负气节，与政府相抗。是为东林党议之始”。正因为东林书院逐渐汇聚起了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后来他们的政敌便以书院之名谓之为“东林党”。时人称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为“东林三先生”，顾宪成也被政敌视为东林党魁。而浙江宁波人沈一贯以善于奉承得万历皇帝欢心，入阁后成为浙江派官僚首领，人称“浙党”。东林党人以讲学联络人士，浙党恃权求胜，自此东林、浙党互相争斗长达几十年。
党争之风，甚嚣尘上，将国家政治活力消耗殆尽。朝廷上下，危机四伏。在朋党混争下，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与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逐渐纠缠不清，本是以改革弊政、为民请命、澄清吏治为目的的东林党也在异常残酷的争权斗争中变得畸形起来。
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勾结明熹宗乳母客氏专政，形成有明以来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东林党人不满阉党当政，不断上书弹劾，由此激怒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阶段。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阉党，以铁腕手段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大兴冤狱，诬陷左副都御史杨涟等人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逮捕了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六人，史称“东林前六君子”。杨涟等人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监狱，被施以丧心病狂的人身摧残。魏忠贤每天都勒令六君子跪在阶前，施以酷刑，甚至将他们的衣服撕碎扒光，让他们裸体受辱。不出几日，杨涟、左光斗等人都已血肉模糊，肉烂血脓，惨不忍睹。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下，顾大章自尽在狱中，而其他五人都死于酷刑之下。杨涟死时被土囊压身，铁钉贯耳，面目皆非，只以血衣裹尸，草草掩埋。左光斗更是凄惨，他受过炮烙之刑，面额焦烂，膝下筋骨全部脱裂，令人不忍卒睹。其学生史可法以重金贿赂狱卒，冒死入狱探望恩师。左光斗不愿史可法受牵累，将他强行赶出牢狱。史可法出来后，含泪对人道：“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次年，魏忠贤又兴大狱，要把已罢官归乡的七位东林党人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缪昌期、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害死。高攀龙闻讯后焚香沐浴，投池自尽，其他六人被捕至京。其中，周顺昌被牵连。东林前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被逮捕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热情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显然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由此引来杀身之祸。当魏忠贤派出的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苏州民众自发为周顺昌乞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后来，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名市民被杀，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此即复社领袖张溥所作《五人墓碑记》之来历。而周起元、周顺昌等六位东林党人，也在狱中被魏忠贤残害致死，史称“东林后六君子”。
魏忠贤又指使人编《三朝要典》，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大做文章。更唆使其党羽给事中阮大铖作《东林点将录》，进一步打击东林党。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直到崇祯皇帝即位，赐死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
至于东林书院，也在顾宪成死后面临被捣毁的命运。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魏忠贤逆党御史张讷诬奏书院“遥制朝权、掣肘边镇、把持有司，武断乡曲”，建议天下但凡有书院处尽数拆毁。八月初五日，天启皇帝下旨：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着拆毁。自顾宪成创立之日起，东林书院名动天下，然仅仅存在了二十一年，便亡于由朝廷出面的暴力之手，实在令人感慨唏嘘。东林党人高攀龙为此写下悲愤激昂的诗句：“纵然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
东林虽败，江南结社之风不减。崇祯二年（1629年），太仓名士张溥以非凡的魄力将云间几社、浙西闻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江南应社等几十个社团联合起来，在吴江尹山创立了复社。因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故名“复社”。
加入复社的大多为当世青年才俊，如陈子龙、夏允彝、吴伟业、顾炎武、归庄、黄宗羲、陈贞慧、方以智、吴应箕、侯方域、冒襄、杨文骢等，先后共计有两千余人，声势遍及海内。黄宗羲、顾杲、侯方域、吴昌时等均是东林党人后裔或弟子，因而复社又被称为“小东林”。
自创立之初，复社便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忧国忧民，主张改良，“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企图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国家。由于一些人在初入社时已经是“天下献之如神仙”“尊之如泰山”的名人，因而复社一经成立，便倾动朝野，社会影响极大。
崇祯三年（1630年），复社在南京召开集会，先期传单四出，集会当日，衣冠盈路，一城出观。四方士子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蔚为壮观。
不独声势惊人，复社也用科考证明了社员的不凡实力。崇祯三年乡试，是复社成立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复社成员有近百人中举，复社核心人物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人均在此年中举，其中杨廷枢等四人还高中解元。次年会试，吴伟业、夏日瑚分别中一甲榜眼和探花，张溥、马世奇等五十七人中进士。时人评价道：“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
科举上的巨大成功，令复社声气遍天下，出尽风头。复社首领张溥慷慨豪迈，为人有胆略，曾在阉党势力最盛时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五位平民作《五人墓碑记》，极赞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本人的人生信条。他有匡复天下之志，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中进士后授庶吉士，开始在京师奔走，积极谋划救国救民的大计。只是彼时官场黑暗，充满倾轧，张溥书生意气，直言不阿，很快就卷入了党争旋涡，无力自拔。
张溥会试主考为周延儒，称为“座主”或“座师”。周延儒时为内阁首辅，按照惯例，首辅因政务繁忙，不得参与主持会试，会试主考通常由内阁次辅担任。然而主考座师与进士有师徒名分，周延儒为了从新晋进士中培植自己的亲信力量，越例做主考，从而引起次辅温体仁的不满。他有心针对复社中进士者，打听到吴伟业高中榜眼有些“内幕”后，便开始大做文章。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先世居昆山，祖父始迁太仓。他七岁读家塾，十四岁能属文。同郡名士张溥读到吴伟业的文章，感叹道：“文章正印在此子矣。”于是收其为徒，传授通今博古之学。日后师徒二人同时中举、同时及第，更是传为佳话。
吴伟业参加会试时，房官为翰林院庶吉士李明睿。李明睿与吴伟业父亲吴琨是至交好友，对老友之子的答卷极为赞赏，将其置为本房首卷，推荐给主考官周延儒，并告知这是太仓吴琨之子的文章。周延儒为诸生时，曾到太仓游玩，与吴琨相交且极为投缘，他得到吴伟业卷子后，欣然将其定为会试第一名。
这一节为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探知后，立即指使言官上书弹劾，称主考周延儒、房官李明睿与考生吴伟业三人在会试中徇私舞弊。幸亏崇祯皇帝正倚重周延儒，亲自调阅吴伟业试卷后，批上“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大字。意思是，文章立意端正，合乎圣贤之道，文辞丰富典雅，足为楷模。崇祯皇帝首肯了吴伟业的文章，总算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吴伟业得知经过后，既感激崇祯皇帝的知遇之恩，又对自己“榜下即多危疑”感到后怕。
后来殿试，吴伟业高中第二名，另一复社成员夏日瑚列第三。状元为宜兴人陈于泰，与首辅周延儒既是同乡，又是姻亲。传闻首席读卷官户部尚书毕自严事先得到周延儒嘱咐，务必要将陈于泰取为第一。虽然考卷是密封的，但仍可以字体、文风等来辨识考生身份。毕自严找到陈于泰的考卷后，定为第一名。殿试名次，最后由皇帝决定，皇帝要审读前十名的卷子，不一定就以读卷官进呈的第一名为状元，有时也擢升其他卷子为第一。但在通常情况下，读卷官进呈的第一名最有希望成为状元。果然如此，金殿传胪，陈于泰被钦定为状元。天下大哗，御史余应桂等人争相上疏弹劾周延儒，朝中言官的目光这才从吴伟业身上移开。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很快再起风波。按照惯例，每每会试结束，就会有书商将答卷中的上乘之作刻稿汇集出版，而新科进士要请房师作序，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然而当时张溥身为复社领袖，名噪京师，吴伟业又是他的入室弟子，竟撇开房师李明睿，由他本人为吴伟业刻稿作序。如此，李明睿面上无光，大为恼怒，声称要削去吴伟业的门人资格。
由于这件事吴伟业和张溥于道义上有负，吴伟业慌张不知所措。最后还是翰林院检讨徐汧出面调停，亲自带着吴伟业前往向李明睿请罪，称这是书商过失，并已加以惩处，事情才算了结。
殿试后，吴伟业高中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风光无限的翰林院生涯，此时他才只有二十三岁。上天似乎总爱跟他开玩笑，他尚未从被劾作弊及得罪房师的惊悸中平复下来，党派斗争的风波再次降临到他头上。
崇祯皇帝即位后驱逐阉党，安抚东林党人，朝中表面风平浪静，其实争权夺势的党争从未真正平息过。先是有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与周延儒争入内阁，钱谦益大占上风，是众望所归的内阁大学士人选。时任礼部尚书的温体仁也想入阁，但他曾在天启朝巴结奉迎阉党，人缘名声不好，没有大臣愿意举荐他。此人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鹜，机深刺骨。他见钱谦益与周延儒争权，便想到一条曲线入阁的法子——东林党是阉党死敌，而他曾奉承过魏忠贤，为东林党人所不容，钱谦益更是看不起他，所以他坚决不能让钱氏入阁。
就在钱谦益自认为胜券在握的时候，温体仁上书揭发他担任浙江乡试考官时收受贿赂、结党欺君，钱氏一心对付周延儒，被背后的冷箭射中，猝不及防，无从招架，就此败下阵来，被罢官为民，被迫离开了京师。
周延儒当上阁臣后，感激温体仁打垮了钱谦益，因此极力援引温体仁。很快，温体仁也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东林党虽在天启朝遭到阉党强势剿杀，但其在士林中影响巨大。即使周延儒因前事与钱谦益为敌，也不敢得罪所有的东林党人，相反还竭力与东林党结交，所以他不惜破例以首辅身份主持崇祯四年会试，一力录取了东林后劲张溥、马士奇、吴伟业等人，这其实是他审时度势的结果。
但温体仁则不同，他与钱谦益翻脸后，便开始攻击整个东林党，由此跟周延儒发生了分歧。野心勃勃的温体仁便暗中开始对付周延儒，一心想取代其成为首辅，指使御史弹劾周延儒会试徇私，其实才是个序幕。
张溥觉察到了温体仁的阴谋，他既是周延儒的门人，天经地义要站在周氏一边。而温体仁也认定张溥是周延儒一党，利用手中权势，对其大力打压。
之前张溥打破常规为吴伟业会元稿作序，不但得罪了房师李明睿，还引发整个翰林院对其行径不满。翰林院规定，要求新进庶吉士“遇馆长如严师，见先达称晚进，公会隅坐，有命唯诺惟谨”。而张溥卓尔不群，极具领袖风范，本人又是复社首领，根本不将规制放在眼中，“任意临事，辄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诰命者，文稿信口甲乙”，由此引起同馆的忌讳。有翰林院同僚向内阁举报张溥，首辅周延儒当然是尽力回护。而次辅温体仁则厉声道：“是何足患！庶吉士有教读成例，成材则留，不成材则去，去之亦何难！”俨然流露出要驱逐张溥之意。
张溥得知后大怒，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庶吉士，怎能与内阁大学士相抗？遂以温体仁扳倒钱谦益的方法行事，暗中搜集了温体仁交结宦官、结党营私、援引同乡等种种不法行为，写成疏稿，交给弟子吴伟业，命他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上奏。
吴伟业性格怯懦，不是什么敢作敢为之人。他才经历了两场风波，旧波未平，新波又起——恩师要刚刚到翰林院上任的他参奏堂堂内阁次辅，他哪有这个胆量！然而师命难违，反复思虑后，吴伟业将张溥弹劫温体仁的奏章改头换面，变成弹劾温氏心腹大理寺少卿蔡亦琛的奏章。
奏章上后，没有任何效果，反而惹怒了温体仁和蔡亦琛。还是首辅周延儒出面曲意解脱，吴伟业才得平安无事。
这件事后，吴伟业心灰意冷，上书请求回家娶亲。崇祯皇帝对吴氏本人文章才气颇为赞赏，不但准了他三年婚假，还赐驰节还里门。少年高第，又获旨归娶，吴伟业春风得意，荣极一时。松江名士陈继儒曾作《送吴榜眼奉旨归娶诗》：
年少朱衣马上郎，春闱第一姓名香。
泥金帖贮黄金屋，种玉人归白玉堂。
北面谢恩才合卺，东方待晓渐催妆。
词臣何以酬明主，愿进关雎窈窕章。
极力描绘吴氏荣归故里后举办婚礼的盛景。
张溥虽然失去朝中良助，但弟子奉旨回乡娶亲也是荣耀之极的事，特意夸奖道：“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
然而，吴伟业的离开还是令张溥倍感孤立，加上温体仁、李明睿等人大力排挤，他的处境日益艰难。而首辅周延儒也因姻亲陈于泰中状元、兄长周素儒冒锦衣籍授千户、他本人又收受巨盗神一魁贿赂等事而受到言官交相攻讦，四面楚歌，朝不保夕，无力帮助门生。张溥难以自安，终于在当年的冬天以葬亲为由，请假归乡。
虽然是请假离京，但张溥心情沮丧，去意已定，没有再回朝为官的意思。出乎他意料的是，回到家乡后，赶来求教者络绎不绝，由此再度激发了他济世的雄心，于是以为松江名儒陈继儒贺寿为名，召集复社骨干，到佘山集会。
今日坐在晚香堂中的复社社员，均为英华人物。除了首领张溥之外，还有镇江社长周钟、吴县社长杨廷枢、常熟社长杨彝、太仓顾梦麟、松江社长周立勋、吴江社长吴昌时，以及元老级人物吴伟业、夏允彝、陈子龙、万寿祺、李雯、冒襄等。甚至连刚进来的宋征舆，亦是复社的少年精英。
柳如是等人进来后堂时，张溥正与众人纵论辽东局势。他大约三十岁出头，相貌普通，身材中等，却是气宇轩昂，神采英拔，一望便知是诸才人领袖，实令人难以想象如此拔类超群的人物竟是“塌蒲屦儿”出身。
张溥道：“朝廷心腹大患莫过于东北女真。自从袁崇焕杀毛文龙，袁崇焕又为当今主上所杀，辽东局势遂无可挽回。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恼恨主将被杀，沦为海盗，不再奉朝廷号令。朝廷本该好言安抚，然阁臣目光短浅，居然主张派兵围剿，最终导致孔、耿二人航海投奔了女真皇太极。”
他重重拍了一下大腿，站了起来，愤愤道：“可恨的是，这二人不但带去了本朝最精锐的兵马，还为女真人双手奉上西洋葡萄牙大炮。本朝最新式最精锐武器落入敌手，从此再无兵器之利。这件事，实在是大大的失策。”
复社成员李雯道：“说起来，这起祸事的始作俑者还是袁崇焕。”
张溥点了点头，道：“袁崇焕此人，是良将，却非良臣。誉卿兄，你对这一点应该最有心得。”却无人应答，左右一望，才发现许誉卿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
许誉卿，字公实，松江华亭人氏，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名列东林党中。天启年间为吏部给事中，抗疏极论大宦官魏忠贤大逆不道，由此得罪阉党，被罢官削籍。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大肆起用曾被阉党迫害的大臣，许誉卿也重新回朝为兵科给事中。当时辽东形势危急，崇祯起用名将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明朝重文轻武，军队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大多是靠做八股文考中的进士。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却是少有的文韬武略俱全之士，有胆有谋。他是广东东莞人氏，长大成人之时，正值东北边患日益严重。东莞一带有尚武的传统，民众从军风气很盛。大时代的局势和成长生活的环境对袁崇焕有很大影响，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以边才自许，早在青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曾作《黄河》诗说：“浊处真须激，清来自太平。济川吾有愿，击楫动深情。”表示要激浊扬清，像刘琨那样气吞胡羯，击楫中流，安定边疆，澄清天下。因而除了用功读书外，他还特别留意边防，学习兵法，练习武艺，酷爱阅读历代兵书，尤其喜欢和一些娴于兵法者讨论用兵之道，显然是要准备报国安边，欲意有所作为。这一段文武兼习的日子，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袁崇焕后来建功立业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攻陷广宁，占领了山海关外大部分地区。山海关受到直接威胁，京师由此戒严，天下震惊。当时袁崇焕任福建邵武知县，正好来北京参加大计。他素来关注辽东局势，闻讯勃然色变，拍案而出，再也没有回来寓所，其随从及上级主管部门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十几日后，袁崇焕单骑归来，原来他竟然一个人悄悄出山海关视察敌情去了！
回到北京后，袁崇焕上疏具言关上形势，称道：“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登时引来朝野瞩目。其豪气和胆量更为廷臣激赏。
御史侯恂称袁崇焕“英风伟略”，请求对其破格任用。天启皇帝于是擢任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监军，很快又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负责到关外监军。
袁崇焕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完成了其人生中的重大转变，由一个地方小县令一跃成为身负重任的边关大将。他终于可以跟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于谦一样——拔剑舞中庭，浩歌振林峦。丈夫意如此，不学腐儒酸。
三月，袁崇焕正式离京赴任，驻守山海关。在朔风凛冽的山海关头，他仗剑而立，写了一首《边中送别》来抒发胸臆：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豪迈雄放，慷慨激昂，饱含爱国热情，与南宋名将岳飞《满江红》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肝胆照人、以身许国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以几千士兵扼守宁远，用红夷大炮击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中炮受伤而死，临死前犹自气愤难平，对身边人说：“我从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小小的宁远城攻不下来。袁崇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有如此能耐！”驰骋疆场的沙场老将竟败于进士出身的文人袁崇焕之手，这让他如何能死得瞑目！
此战亦令袁崇焕闻名天下，他由此成为朝廷的宠儿，甚至得到了臭名昭著的阉党首领魏忠贤的支持。然而雄图伟业并未就此于袁崇焕眼前展开，朝中阉党当政，魏忠贤为争军功指派党羽弹劾袁崇焕，袁崇焕不得已辞职还乡。
崇祯即位后，群臣纷纷请求召还袁崇焕还朝。皇帝亦对这位名将仰慕已久，加上辽东女真威胁越来越大，遂下诏令袁氏入京，委以重任。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崇祯皇帝召开御前会议，先问平辽战略。袁崇焕侃侃而谈，答道：“若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的权力，五年内就能扫平肆虐十年的辽东大患。”皇帝和内阁大学士们听了都大喜过望。只有许誉卿不相信。中途休息时，他特意去问袁崇焕：“五年真的就能收复全辽吗？”讨教“五年平辽”的具体谋划。袁崇焕其实也没有把握，踌躇道：“圣上一直为辽事焦虑，我这样说，只是聊慰上意。”许誉卿倒吸一口冷气道：“圣上英明，你怎能随口搪塞一答？”
袁崇焕这才惊觉到自己的失误，又找机会对崇祯说：“辽事本来不容易奏功，陛下既然委任于臣，臣也不敢因为难而推辞。但五年之内，户部供应军饷，工部供应兵器，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要内外事事相应，才能有效果。”崇祯听到前言后语不一致，已经有些不高兴，但正值用人之际，也答应了袁崇焕的要求。
袁崇焕离开北京前去宁远时，再次向崇祯道：“臣制辽绰绰有余，但杜谗不足。臣一旦出了关，即在千里之外。臣在边关立功，恐有朝廷人士嫉妒中伤。”崇祯答道：“无须疑虑，自有朕为你主持公道。”又再加奖勉，赐袁崇焕尚方宝剑，命其在复辽前提下，可以方便行事。
袁崇焕上任后，即杀边关重将毛文龙立威。由于是先斩后奏，崇祯皇帝得到消息后，“意殊骇”。毛文龙不但是沙场老将，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一方统帅，尚方宝剑即代表着皇帝权威，袁崇焕虽得到皇帝便宜行事的准许，但擅杀朝廷重将，实在是有点不将皇帝放在眼里的意思。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袁崇焕还未来得及展开“五年平辽”的蓝图，即被清军袭破长城喜峰口，攻陷遵化，逼近北京。袁崇焕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师勤王，因为城中戒严，城门不得擅开，袁崇焕不得不从城下坐着吊篮入城，青衣元帽，只身入城朝见。堂堂明军统帅，竟然要缒城而入，可谓丢脸之极。坐在吊篮中的袁崇焕，也是心潮澎湃，不能平静。
袁崇焕入宫觐见，崇祯皇帝起初倒还和善，深加慰劳并谈论战事，赐食物和貂裘等物。袁崇焕以部下士兵马匹疲劳为由，请求进入城中休整。崇祯皇帝没有答应，面上已流露出不豫之色。
一年之前的平台奏对还历历在目——那时候，年轻的崇祯皇帝意气风发，正做着中兴之梦，赋予袁崇焕重担，给予他无上的信任，君臣高谈收复辽东、平定女真之大业。仅仅过了一年，面临敌人兵临城下的威胁，袁崇焕的豪言壮语再也激不起皇帝半点雄心，他未老先衰，已然疲惫。
也难怪顾虑就一直浮现在皇帝的心头——袁崇焕统领着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消耗着朝廷大多数的军饷，手持尚方宝剑，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已经令人难安。而现在这位位高权重的明军统帅不仅未能拒敌于千里之外，还放任敌人长驱直入，打到了京师脚下。这还是一年前信誓旦旦要用五年收复辽东的那个袁崇焕吗？
总之一句话，皇帝不能完全信任袁崇焕。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手皇太极又恰到好处地用了一招“离间计”，到处散布流言，说袁崇焕与清军订有密约。并假意令被俘获的宦官听闻后遣返回去告诉崇祯，加重了皇帝的疑心。刚好明将满桂率领铁骑与清兵大战，奋战不息，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刻有袁崇焕所部宁远之记号。满桂取箭上奏，遂成为袁崇焕勾结敌军的铁证。
同年十二月，疑虑重重的崇祯皇帝召袁崇焕、满桂及其部将黑云龙入殿质证。崇祯以杀毛文龙、勾结后金军入关、射伤满桂三事责问袁崇焕，要求解释。心力交瘁的袁崇焕对此十分惊讶，一时不能回答。崇祯皇帝想到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又想到皇太极已经打到与京师只一步之遥的通州，忽然因失望而暴怒，当场命锦衣卫逮捕袁崇焕，下镇抚司诏狱监候。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卢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皇帝拜满桂为武经略，佩尚方宝剑，指挥明军对敌。满桂却不肯出战，对道：“敌劲援寡，未可轻战。”
崇祯不听，多次催促满桂出战。满桂不得已，领黑云龙、麻登云、孙子祖寿诸大将，移营永定门外二里，被敌军精骑四面包围。皇太极亲自披挂上阵，明军节节败退，主帅满桂、孙祖寿均当场战死，大将黑云龙、麻登云等人被生擒。此时离袁崇焕下狱不过半个月时间。
崇祯皇帝怒极，又下令将兵部尚书王洽逮捕下狱。不久，王洽即在惊惧中病死于狱中。
袁崇焕手下另一员猛将祖大寿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祖大寿曾经犯了军法，孙承宗要杀他，因为爱惜他的才华，暗中让袁崇焕出面解救。祖大寿感恩戴德，从此对袁崇焕死心塌地。
在无兵无将的情况下，崇祯皇帝不得不再度依赖宁远军。性情倔强、好面子的他并没有释放袁崇焕，而是派人将祖大寿叛出山海关的消息告诉了狱中的袁崇焕，让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祖大寿，劝祖大寿回头。祖大寿这才重新回兵，意图打胜仗立功，以救出主帅。祖大寿和皇太极军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同时切断了清军后路。皇太极担心孤军无援，最终率大军退出关外。
然而，祖大寿的军功并没有救出袁崇焕。经过半年多的审判，袁崇焕仍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被判凌迟，并流放其妻妾、子女及兄弟等人两千里，其余不予究问。
“通虏谋叛”显然是诬蔑之词；“擅主和议”指的是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整修战备，曾经与皇太极议和，但事先并没有让崇祯知道；“专戮大帅”一项指的是袁崇焕未经请示，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杀了明军另一统帅毛文龙。这两项罪名其实说到底就是怪袁崇焕总是擅作主张，对皇帝和朝廷的忠诚度不够，亦即张溥所言“是良将，非良臣”之含义。
江阴人徐弘祖一直静坐在角落中旁听，忽插口道：“辽东局势转危，过错不在袁崇焕，也不在崇祯一朝的阁臣，真正罪魁祸首是万历年间的辽东总兵李成梁。辽东本有六堡，南捍卫所，东控朝鲜，西屏辽沈，北拒强胡，是全辽屹屹之巨，御寇于门庭之外，威力远在红夷大炮之上。李成梁却在万历三十四年主动放弃六堡，动用军队武力强迫堡内居民迁居内地，自此辽东屏障尽被撤除。”
他顿了顿，又道：“提到阁臣目光短浅，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辽东六堡是张居正张阁老执政时督促李成梁修建，开辟土地七八百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均听本朝约束。然而张江陵死后仅二十年，李成梁便放弃了自己亲手建筑的关隘，何故也？内中情由，当可思，当可叹。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肃衣冠。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座中人大多为复社成员，互相熟识，争执辩论，跌宕激射，口无禁忌。正酣畅之时，蓦然冒出来一名陌生中年文士侃侃而谈，且观点超凡，大不同寻常，不由尽皆愣住。
主人陈继儒也在堂中陪客，见状忙笑道：“老夫倒不知道弘祖你也进来了。来，我为各位介绍，这位是江阴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人称徐霞客。”
复社名士吴昌时笑道：“我听过徐先生大名。听说徐先生无意功名，立志遍游天下名山大川。二十二岁时即离开家乡，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二十多年来，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中度过。想不到今日能在此相遇，实在是幸会。”
陈继儒呵呵笑道：“弘祖完全是凑巧赶上。他正要动身前往西南，听说老夫与木增土司有书画往来，想让老夫写一封荐信。”
张溥对旅行、荐信之类毫无兴趣，道：“徐先生适才说辽东六堡威力远在红夷大炮之上，张某并不这样认为。”
徐弘祖点点头，道：“那是自然。”不待张溥长篇大论开场，便站起身来，托口如厕，疾步走出堂去。
众人面面相觑之余，这才留意到宋征舆引着两名女郎站在门边。
陈继儒忙招手叫道：“是微娘和隐娘到了吗？快过来，老夫为你们一一介绍。”
王微成为江南名妓已久，与在座不少人相识，但她甚为矜持，并不主动上前与熟人厮见。只有柳如是，除了小时候见过陈继儒外，其他人一个也不认得。
陈继儒笑道：“这位王修微，想必在座诸位均听过她的大名。”
吴昌时接口道：“修微诗类薛涛，词类李易安，无类粉黛儿，即须眉男子，皆当愧煞。”这其实是陈继儒品评王微诗作的原话，当日吴昌时正好在座。
陈继儒呵呵笑道：“不错，正是这位美人学士。”又笑道：“提到诗词，老夫还得再多说一句，修微诗词娟秀幽妍，至于排调品题，颇能压倒一座。”
弦外之音，无非是暗示王微才气不在堂中名士之下了。然众人均知陈氏古道热肠，时人称其往往在“热闹中下一冷语，冷淡中下一热语，人都受其炉锤”。王微自离开茅元仪后，辗转江湖，风尘憔悴，正处于“冷淡中”，陈继儒褒赞有加，实是有提携勉励之意。他在士林中德高望重，又是在众多名士前极力嘉奖，王微再恬淡，也颇感脸上有光，便向众人行礼，口中谦虚了几句。又道：“微娘得士林厚爱，冠以‘美人学士’之称，然实是才疏学浅，愧不敢当。要论真正的学士美人，当属这位柳隐柳如是。”
她极力为柳如是延引，除了之前那首“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确实令她震撼外，还因为她早已看出柳氏来佘山的目的，无非是要借寿宴觥筹交错之机结识名流，再觅归宿。但她自己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想法呢，不然如何还在韶华已逝的年纪来这等喧哗暧昧的场合抛头露面？情知好梦都无用，她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过去了，而柳如是还是豆蔻娉婷，她期盼她能有一个好的结局，感情有所归依。
王微声诗超群，号称“名满江左，秀出仙班”，她一语褒奖，众人立即对柳如是刮目相看——
吴江故相周道登周府下堂妾的故事，堂中不少人都听过，只打量柳如是时，见她不过才十五六岁年纪，还是个天真明媚的少女。容貌当然是不错，称得上是一等，然而在名妓如云的江南，也算不上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外面大厅戏台上反串小生的金陵妓顾媚，姿色便在她之上。周道登性好女色，家中美妾无数，他自称“阅尽国色”，却不知稚气未脱的柳如是如何能在周府搅出天翻地覆来。听过王微的话，才知柳如是原来也是个小才女，才气还在外貌之上。
柳如是尚不及谦辞推谢，陈继儒已哈哈笑道：“不错，隐娘笔能扛鼎，清言无对，诗画绝伦，当得起‘学士美人’这个称号。”
陈继儒与盛泽名妓徐佛交好，曾应邀到归家院做客，见过彼时尚且年幼的柳如是。他亦听说柳如是最近被逐出周府，很是同情，有心帮她再觅归宿。这次他七十五岁大寿，江南名士将会云集佘山，实在是再好不过的机会，遂特意派人邀请柳氏前来。此时更是亲自扶着拐杖，为柳如是一一介绍在座复社名士。又道：“今日老夫要赠一首诗给隐娘：‘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
这是说柳如是遭人嫉妒才被周道登逐出，且诗中有“对影自怜”之意，暗合她的前名“影怜”。一首小诗，不但将之前周府遭遇介绍得明明白白，而且力驳周氏加在她头上的淫荡不检罪名。
柳如是心下对这位宽厚睿智长者极为感激，但却不愿意在众多男子面前再提相府下堂妾的话题，只道了谢。又浅浅笑道：“抱歉打扰了各位的谈兴。适才有幸聆听张先生谈论辽东局势，隐娘大开眼界。却不知道各位如何看待目下时政呢？”
此时满堂男子目光灼灼，尽落在她身上，热情者有之，冷眼者有之，好奇者有之，意味深长者有之。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众目睽睽的场面，难免感到尴尬，问及时局，并不是真有多大兴趣，不过是有意转移话头而已。以她不算太长的风尘经验看来，能令男人及时从女色上转移视线的，唯有政治。
事实亦果真如此，她一提话头，众人便将注意力从她身上移开，继续畅谈国事。
而当今中原时局，也的确不比辽东强多少。仅以本年来说，六月间，黄河决口，军民商户死伤无数。百姓转徙，到处丐食，无路可走，乃聚而造反。九月，农民义军高迎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聚集山西，分四路出击，攻陷诸多州县。这些流民原先只在陕西，而今发展极快，先流入山西，接着又流入河北，蔓延在四川、湖广之境，大有如火燎原之势。
再看朝政，通常朝堂明暗由皇帝作为决定。当今崇祯皇帝名朱由检，幼年被封为信王。他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驾崩之后，因无子嗣，按照古代“兄终弟及”的例子，朱由检坐上了皇帝宝座。天启皇帝驾崩之际，正是阉党活动最猖獗的时期。大宦官魏忠贤和天启皇帝乳母客氏互为表里，祸乱后宫，把持朝政，残害忠良。朱由检对这二人的手段了然于心，因此在由信王府搬入大内后，数日后不肯食用宫人为他准备的膳食，硬是凭借自己从家中偷偷带来的干粮度日。这位十六岁的少年从步入紫禁城的那一刻开始，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心机。
崇祯即位之初，虽然深恶魏忠贤的专权，但是毕竟自己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于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正值巅峰的魏忠贤并没有把这个孩子放在眼里，认为崇祯不过是像他哥哥一样的年轻后生，不会有多大作为，于是更加猖獗。
登基两个月后，崇祯抓准时机，先以雷霆万钧之势除掉了魏忠贤倚为左右手的崔呈秀，然后对阉党痛下杀手，使得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氏到凤阳守陵。魏忠贤在途中上吊自尽，传闻是有诏书追至赐死，尸首被当地百姓分尸示众。至于魏氏情人客氏，虽有天启皇帝乳母的身份，也难逃一死，被押送到浣衣房，乱鞭打死。
崇祯皇帝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魏忠贤一党，少年老成之风，只有后世康熙铲除鳌拜能与之相提并论。于是普天之下欢欣鼓舞，将崇祯的继位看成是大明朝复兴的希望，赞颂不已，誉之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崇祯本人亦深受鼓舞，下定决心励精图治，振兴大明。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时的大明江山千疮百孔，病入膏肓。内忧外患、力不从心的巨大困扰令一心想当明君的崇祯更加性急，他的很多决定都是在焦躁不安的状态下匆忙决定的。这一点，从宰相的人选上就能充分体现出来——
崇祯即位后，罢首辅大学士黄立极，自此开有明一代频繁更换宰相之先例——崇祯元年，平湖施凤来、晋江张瑞图、高阳李国（）、萧山来宗道、晋江杨景辰罢相；崇祯二年，吴江周道登、华亭钱龙锡罢相；崇祯三年，高邑李镳、大名成基命罢相；崇祯四年，桐城何如宠、会稽钱象坤罢相。
明代自有内阁以来，大学士一般稳定在五名左右。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崇祯皇帝刚登基不久，一度达到九位。不过一年之后，九人就只剩下了周延儒一个。而今内阁中，只剩下崇祯二年入阁的首辅周延儒和崇祯三年入阁的乌程温体仁和宜兴吴宗达。正值多事之秋，政务繁忙，内阁大学士人手不够，因而不久之前又以上饶郑以伟和上海徐光启入阁，参预机务。张溥在京师时，与徐光启多有来往，还为其《农政全书》一书作序，交情匪浅。加上徐氏是松江府上海县人，复社诸人的焦点议题自然是集中在他身上。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少年时聪颖好学，活泼矫健。成人后，为文钩深抉奇，意义自畅，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参加乡试，徐光启本已落选，但却被主考官焦竑于落第卷中检出，拔置为第一，以顺天府解元身份中举，风光一时，时年三十五岁。
不久焦竑即被劾丢官，徐光启于次年参加会试未能考中，便回到家乡教书。后赴南京拜见恩师焦竑时，得与耶稣会士利玛窦晤面，不久后即在由耶稣会士罗如望受洗入天主教会，圣名为保禄，成为松江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也是时人眼中的异类。许多松江人都记得徐光启年轻时常常在大雪天攀登到龙华寺龙华塔塔顶长啸，发誓要让天下黎民丰衣食、绝饥寒。闻者均称此子有雄心壮志，将来必为国之栋梁，谁也料不到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他竟成了西洋人的教徒。
然徐光启却有自己的考虑。之前他曾因家贫前往广东教书，在那里遇到了传教士郭居静。在郭居静处，徐光启见到一幅世界地图，方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极其广阔的世界。他也第一次听说天下人居住的世界叫地球，而地球是圆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曾经乘船环绕地球一周。他还了解到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
与郭居静的偶然相遇，不仅让徐光启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神奇大门。他开始意识到流行当世的程朱理学主张禅静顿悟、反对经世致用，实为误国害民。而他自己生平所喜爱的诗赋书法声律，不过是雕虫之技，完全不能施用于世。自此，他积极主张经世致用，崇尚实学，尤其渴望能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再用这些知识来报国报君。他听说到中国来传教的耶稣会会长利玛窦精通西洋自然科学，对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都很有造诣，且擅长绘制地图、制作钟表、日晷，就四处打听他的下落，想当面请教。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得知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即专程赶去拜访。见面后，徐光启向利玛窦表达了仰慕之情，请求能够跟随他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然而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传教并发展信徒，对传授科学没有兴趣，他对徐光启的请求未置可否，只送给他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经过反复考虑，徐光启决定接受洗礼，率领全家加入了天主教，由此才得以亲近利玛窦，开始接触到他梦寐以求的科学知识。
内里种种苦心，徐光启好友陈继儒最清楚不过，他却从来不肯张扬，宁可独自忍受世人的指点和非议。以至后来复社领袖张溥得知情由后，大起佩服之心，自此尊徐氏为师长，侍以弟子之礼。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等书。他长期在翰林院任职，与一般文人官吏热衷于笔墨应酬不同的是，他将大量时间花在从事农学、天文、历法、数学、测量、水利等科学技术研究上，孜孜求治，著述颇丰。
徐光启入朝为官时，朝政反复，国是日非，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他曾上《拟上安边御敌疏》《拟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疏》《处置宗禄边饷议》《漕河议》等奏疏，不乏治国安邦之建策，却并不为当权者所重视。而这次七十岁高龄的徐光启之所以能被崇祯皇帝钦选入阁，全仗“天机”。
中国历法一直沿用唐尧旧制，已延续了数千年，因是关系到“授民以时”的大事，为历代王朝所重视。到了汉、唐及宋三朝，由于日久天长，岁时节气和日食月食的推算经常有错，有时候甚至误差差至一两天。元代时，太史郭守敬编造了一本《授时新历》，推算精确了许多，但也有错误。郭守敬在世的时候，就出现了推算日月当食不食、不当食反食的事。一班吹牛拍马的大臣还称日月当食不食是皇帝昭德回天的缘故。明代建国后，刘基任太史，献大统历，但其实仍然是郭守敬的成书。
由于皇帝自命为天子，而历法事关天象，象征着皇帝权威，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禁忌又多，即位之初，便严令禁止民间私习天文、研制历法，即所谓“历禁”。犯禁者，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然墨守成规终究不能改变《授时历》不准的事实。日积月累，误差越来越严重。自成化年间开始，便陆续有人建议修改历法，但建议者要么被以“妄言”治罪，要么以“古法未可轻变”“祖制不可改”为由遭拒。糊涂的明宪宗还称日月食推算失误是因为“天象微渺”，主动为钦天监官员开脱。
万历年间，西学由传教士带入中国，屡屡有事实表明，西法推算天象的精准程度更胜古法。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司天监再次预报日食错误，历法已到了非修订不可的地步。朝廷终于决定由徐光启与西洋传教士等共同译西法，供司天监修改历法参考。但由于阻力太大，很快又不了了之。
崇祯二年五月，钦天监预报将有日食，结果预测的日期不准，有很大的偏差。只有徐光启依西法做出的预测与实际天象相符。崇祯皇帝为此严厉责备钦天监官。夏官正戈丰年回奏说：“谨守成历，咎在前人，不在职等。”崇祯皇帝认为他是推卸责任，更加生气。
徐光启时任礼部左侍郎，他曾跟利玛窦学习天算之学，知道西洋天文学较中国历法更为精密，便上书提出历法修正十事，认为“中历未合，宜参西法”，奏请开设历局，并推荐了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来掌管历事。崇祯皇帝正有心开前人未有之创举，立即批准，召李之藻及龙、邓两名西洋人入京，升徐光启为礼部尚书，监督历局。徐光启又起用日耳曼人汤若望掌管推算。汤若望携带入华的伽利略式望远镜成为历局镇局之宝，被用来观察日月食。中国任用外国人为客卿，采行西洋新法，便是从这件事起头。后来满清入关，汤若望等人还一直在清廷担任钦天监。
历局设在宣武门内天主堂东侧首善书院，时人对徐光启引西洋人入朝一事颇多非议。到后来崇祯杀死袁崇焕，有人评论说：崇祯能用西洋人为客卿，独不能容一袁崇焕，岂外人足恃，而内臣不足恃耶？盖由崇祯好猜，所重视者唯将相，所歧视者亦唯将相，即位甫期年，已两易阁臣，阁臣虽未尽胜任，然如温体仁、周延儒辈挟私寻隙，反信而不疑，偏听失明，已见一斑。
历局成立后，徐光启陆续进献多卷历书，称为《崇祯历书》。他经世致用的做派得到急于扭转局面的崇祯皇帝的赏识，最终在今年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彼时南北消息通传全靠人力，徐光启入阁为次辅已有五个月时间，在座不少人仍然今日方才从张溥口中得知消息。想到内阁五名大学士中，首辅周延儒为张溥、吴梅村等人座师，有师徒名分；次辅徐光启是松江人氏，张溥素执弟子之礼，又为其巨著《农政全书》作序；日后局面必然对复社有利，均欢欣鼓舞。
张溥沉吟道：“只是有个问题，徐阁老事必躬亲，去年冬日亲自上观象台观测天象时，不慎失足落台，腰部和膝盖严重受伤，加上年事已高，身体大是问题。来之，你得想个法子，要保住徐阁老才好。如此，才能与温体仁相抗。”吴昌时忙应道：“先生放心，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来之”是吴昌时之字。吴氏出自吴江官宦巨室，家资富饶。少时在东林党人周宗建门下受诲，年长后即追随张溥，是复社创社元老，号称“复社第一能人”。
跟张溥出身一样，吴昌时也是庶出，然命运截然不同——其嫡长兄吴昌期蟠肠而生，为吴父不喜。吴昌期生母黄氏家族是嘉兴巨富，她惧怕丈夫，干脆抱着儿子回嘉兴娘家居住。后来吴昌期病死，身后无子，黄家也是人丁不旺。吴昌时便将自己的独生子吴祖锡过继为吴昌期嗣子，如此，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吴、黄两家的巨大财富，是复社诸人中财力最雄厚者。复社自成立以来，每每举办集会或活动，大多由他提供经费支持。其人精明能干，八面玲珑。旁人办不到的事，他准能办到；旁人办得到的事，他往往办得更好。复社本以文章自负，吴昌时的文章才学在名士如云的复社中算不得突出，但因精明能干，兼以有钱有势，在复社中地位极高，仅次于张溥、张采二人。晚香堂大厅的数百盆梅花，便是吴昌时所送寿礼。这数百盆梅花均是从嘉兴运来，仅人力运费一项，便不可计数。
张溥见吴昌时满口答应，这才放了心，话头一转，又开始议论当今朝政得知。
一旁柳如是一言不发，心中却在暗中品度评判在场男子——
在她看来，张溥名不虚传，举手投足均有领袖风度，风采醉人。但这个人自负才学声名，以翰林院庶吉士的微官身份便敢傲视天下，实在太过张扬。至于那位名气最大的榜眼吴伟业，她却并不如何看重。此人从面相上看就是个性情软弱之人，言行上也是如此，要么点头微笑，要么寥寥几语附和旁人，并无自己的政见。也许他并不是没有主见，只是没有旁人热衷于政事的热情。东林和复社均以重社会政治、世道人心为要务，如此人物，也算是另类了。
最英俊美貌的男子，当然是如皋名士冒襄冒辟疆了。这位蒙古贵族后裔出身文学世家，少时聪慧，十岁能文，游学董其昌、陈继儒等高士门下，被董氏誉为“方之王勃”。
回家后，她向母亲表示如果不能与阿难结婚，就将自杀。母亲不得已找到了阿难，阿难婉拒。母亲遂使用幻术，令阿难失去意识，来到摩登伽女家。摩登伽女打扮得极其妖艳，千姿百态，诱惑阿难。阿难突然醒觉，一心念佛。佛祖遂派了文殊菩萨持《楞严咒》救出阿难。阿难逃出后，摩登伽女追到佛所，一定要跟阿难结婚。后在佛祖劝谕下，了却俗缘，出家修道，并证得阿罗汉果。
成年后，恣游大江南北，与文士广泛结交，“风流文彩，映照一时”。其人姿仪天出，神清彻肤，有“天下第一美男子”之称，时人送雅号“东海秀影”。据说只要女子见到他，无不为他容光所迷，争相投怀送抱。可惜冒襄三岁时即由祖父冒梦龄做主，与中书舍人苏文韩之女苏元芳定下了娃娃亲。苏元芳年长冒襄三岁，二人已于三年前成亲。即便如此，不乐为贵人妇、甘愿为冒襄侍妾者，依然不计其数，足见其容貌何等姣好迷人。柳如是久闻其名，亦知他长年寓居金陵，跟王节、李湘真等秦淮名妓交情匪浅，只是想到这年轻男子仗恃“人如好女”的容貌声名，同时与数名名妓交往，风流成性，不知怎的对他有些嫌恶。
她最有好感的人，并不是殷勤有加、片刻不离她身侧的宋征舆，而是“云间三子”中另一人——李雯。他长身玉立，正襟危坐，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却总是用眼角的余光偷偷地瞟向她。而当她朝他点头微笑示意，他转而变得腼腆局促，脸涨得通红，充满孩子般的稚气。
而最不喜欢的人，则是那位复社第一能人吴昌时。他苍白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妖气，难怪被人在背后讥笑为“摩登伽女”。
最令她感到名不符合想象的，是“云间三子”中剩下的一位——陈子龙。这位大才子不过才二十四五岁年纪，却是名满松江，一手创立了几社。几社并入复社后，他亦成为骨干人物。听说其人曾与临川才子艾南英就文坛文风问题当面辩论，由于难以说服对方，激动之下甚至动了手。艾南英是戏剧名家汤显祖弟子，名列“临川四才子”，成名已久，又比陈子龙大上二十五岁。陈子龙以晚进后学的身份，与前辈动手，大失士人身份，料想其人应该是个冲动莽撞的人。然今日一见，实情却非如此，他端坐在张溥身旁，肃穆寡言，如青松般冷峻峭拔，看起来是个沉闷的人。
就在她有意无意地暗中打量陈子龙时，他忽然侧过头来，正好与她目光相对。刹那间恍惚迷茫，她心底深处竟生出一股久别重逢的暖意来。
宋征舆轻轻碰了碰她手臂，低声笑道：“隐娘可有看出来，大家伙儿争相发言，其实是想在隐娘面前一展身手呢。”
他口里戏谑着同伴，心中着实得意，亏得他听到陈继儒要派人去渡口接人，主动请缨，而今在佳人心中已有先入为主的优势。
柳如是漫应道：“是吗？”左右一望，才发现不见了王微，忙问道：“微姊姊呢？”宋征舆道：“微娘早就出去了。”
再去看陈子龙，他已坐正身子，正侧头与宜兴名士陈贞慧低声商议着什么。柳如是定了定神，这才专心听堂中众人的高谈阔论。
听着听着，她开始有些感动起来。这些人根本不是为了讨好她、引起她的注意而发表自己的观点。当下大明局势动荡激烈，外有女真威胁，内有民变四起，如沸鼎同煎，几近崩溃的边缘。他们因此而不安躁动，慷慨激昂，豪情壮志，喷薄宣泄。即使是清谈，她也能感到他们身上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昔日东林学派虽居水边林下，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同阉党生死搏斗，不顾个人安危，耿耿忠国，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高攀龙临死在《遗疏》中写道：“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愿结来生。”在死亡面前仍念念不忘国事。爱国赤诚，辉映史册；高风亮节，感人至深。而今有复社继承东林遗风，关心国事，参预国征，关心民生疾苦，实是社稷之幸。
她曾听前任丈夫周道登偶然谈论国事：他少时也曾有意功名，怀抱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亦曾加入闻名遐迩的东林党，然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方才逐渐领悟大明大势已去，难以挽回。汉、唐、宋由昌而微，由微而亡，要么是宦官乱政，要么是外戚专权，要么是党争祸国。唯独明代集宦官、党争两大毒瘤于一身，外加东厂、锦衣卫特务组织横行，凌驾于三法司之上，朝堂之间尽是诡异浊气，有志之士抱负难伸，忠君之士反遭贬斥。他知道颓势已不可救，唯一能做的，就是及时抽身，所以即使做到了大明首辅的高位，也依然是碌碌无为，终于被罢，回乡过起了富足翁的小日子。至于如何被朝野讥笑讽刺，他丝毫不放在心上。而大明未来会如何，哪怕是天崩地陷，只要瓦片不砸在他自己头上，他也懒得理了。
而复社中的绝大部分人出身名门世家，不但衣食无忧，一些人还是大富大贵，完全可以像周道登那般穷奢极欲，优游暇豫，享受生活。但他们却不肯袖手作壁上观，热衷指斥时政，忧愤国事，为民请命，一心想要改变大明王朝岌岌可危的形势。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正是如此。如果朝廷能够引导重用这群满腔热血、真挚热心的名士，国事大有希望矣。
她心中陡然一阵悸动，感到自己好自私好狭隘——她所关注的只有她自己的命运，而眼前这些人关注的却是国计民生；她悲叹的是她自己的情感世界，而这些人叹息的却是国力日衰、百姓离乱。她其实跟被世人讥笑嘲讽的周道登并无本质区别。
正当柳如是思如潮水、愧意大生时，宋征舆低声道：“看那边，李兄好像在叫隐娘。”
转过头去，果见李待问正站在门边朝她招手，大口地喘着气，还举手拂拭鼻尖的汗珠，显是匆匆奔跑而来。
柳如是便起身走出堂去，问道：“李公子有事吗？”李待问道：“隐娘不是说想认识施绍莘施先生吗？他人刚刚到了晚香堂，正在大厅听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