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2时左右，恹恹欲睡的几个人拥在沙发中度日如年。卢汉派来自己的副官，不露声色地将军阶、资历最望的李弥与余程万请下了楼。须臾，一阵尖利的马达声响过后，沈醉往窗前一望，见这二人被拥上车拉了出去。
“政变都这样。李将军、余将军肯定被他们送去上路了（枪杀）。”沈醉不由得闭上眼，喃喃自语。
这时，副官又带着卫士走入室内，将沈醉和李楚藩二人带了出去。沈醉整整衣冠，脑中惧死的概念已过了临界点。走到走廊，他暗自思忖，过去冷血杀人，从不手软，如今落到自己，真个是应验了那句话“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看来是躲不过这一关了。要死索性死个痛快，可不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两头受罪。于是，他从口袋中掏出那几两黄金，趁其余人不注意，立即塞进解他的那名卫士手中，求道：
“兄弟，枪打准一点，拜托了。”
那卫士瞅瞅黄金，又瞅瞅一脸怪异的沈醉，最后伸手将黄金挡了回去，然后将他向前推了推。
沈醉只得尴尬地揣好黄金，跟下了楼。
上了车，随着五华山卢汉官邸的临近，沈醉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明白，这是将他们几人趁着夜幕转移到此，不会有性命之虞。果然，到了五华山卢汉官邸，他们被安置到了卢汉的办公室，而且，早到的李弥、余程万已盘腿坐在了行军床崭新的褥子上。
次日上午10时，一名叫杨文清的省府委员将一份事先拟好的起义通电摆在了沈醉面前，希望他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交出军统在昆明的人员、电台、图册，拥护卢汉起义。
对此，沈醉在事后有这样的记述：
“他们代我拟好的通电，有一些语气与过去军统习惯的行文法有点出入。我考虑了片刻，心想如果照他们代拟的这份文件公布出去特务们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东西，不会按照文件上的要求去自首报到、交出武器和电台。老实说，我这时并没有真正想投靠共产党而死心踏地的随同卢先生起义，只是由于失去了自由，万一不能把自己摆的烂摊子收拢来，到头来自己脱不了责任。为了个人利害打算，我便向杨、宋两人说明这一情况，并表示愿意按照军统的习惯行文法，把一些不同的语句改一下，同时还愿意亲自抄写一份公布出去并在电台进行广播。他们很称赞我这一作法，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徐鹏飞）、周养浩（沈养斋）、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杨文清看到我当时的表现，很出他的意外，原来以为我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结果我能自动拿出那些“本钱”，使他很高兴。
在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杨文清便问我，是要走，还是留下来和他们一道工作？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我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我很清楚：我如去台湾，他们会认为我既没有能设法保住云南阻止住卢汉的起义，又不能为他们“成仁”，还服服帖帖地交出这些人和组织，去了非杀我不可。而我已按照解放军在昆明散发的文件所规定的都做了，至少不会处我死刑。我的家眷都在香港，还没有去台湾，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将来还可以接回来，所以我愿意留下。”
根据沈醉从功德林监狱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时撰写的回忆录，关于其去留详情，此为一说。然而，实际上，以他的军统背景，又是敏感人物，卢汉既然已宣布起义，难道会放走他吗？况两人并无深交，卢汉又一直厌恶军统安插在身边的这些钉子。
张群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他和卢汉私交甚厚，又多次在蒋介石面前为卢汉作保。此番再来昆明，一下成了阶下囚，其随从质问卢汉的幕僚，“我们张长官多次在总裁面前为卢长官作保，他才安然到了今天，这样做对得起人吗？”无奈之下，张群托人转告卢汉，以他和蒋介石多年的情谊，不便参加起义，请卢汉务必理解。
最后，张群表示，今后不再涉足政治，愿去香港和国外做寓公，对于卢汉的起义他能理解，但共产党也不是好惹的，请卢汉多保重。
卢汉踌躇之下，出于私谊，第三天便放走了张群，中共闻知后，立即向卢汉提出强烈的抗议，指他违背了起义信条，周恩来更是遗憾地说，我们本来可以用张群来交换张学良的。
被逼无奈之下参加起义的沈醉，解放后辗转囚于重庆、北京，其起义将领身份的确认则是在1978年以后，此时，他已垂垂老矣。
至于徐远举、周养浩的落网，那是注定的插翅难逃。
常言道：“狡兔三窟”。当夜徐远举待沈醉一出门，便一骨碌爬起来，又将下午卢汉的副官处长朱子英送来的几张汽车“特别通行证”抓过一张，将沈醉桌上放着的云南保安司令部的证章往口袋里一装，住到了其朋友——与军统一向交厚的朱子英家中。
这时，徐远举的如意算盘拨得哗哗响，他想先让沈醉将当晚的开会情况通报一声，约定第二天由沈醉将他和周养浩、总务处长成希超三人亲自送往机场，提前飞往台湾或海南岛。
很可能由于连日太疲乏，他到朱子英家中后，朱不在，朱家的佣人都认识他，便把他招待在客房中休息。他很快地睡了一夜，这一夜云南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完全不清楚。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9点多钟，他一看朱子英还没有回来，便问朱的副官，朱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