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却轻描淡写地说：“那恐怕是一些失意军人搞的吧？只要握有军权的陈明仁等将领没有问题，就无碍大局。”
毛钟新又拿出毛人凤通过湖南站转来的电报原件给陈看，上面的内容是毛人凤催毛钟新从速物色湖南政局侦防组人员，尽快成立这个组，严防湘局叛乱。
临末，毛钟新又一再要陈达推荐侦防组组长人选，陈达均以自己对湖南人事情况不熟而加以推托。
眼见陈达如此态度，毛钟新完全陷入了深深的苦恼。陈达则乘机与张严佛和军统长沙站资料员刘炳文秘密商量对策。他们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达成了3点共识：
1.毛钟新、夏松等人奉毛人凤之命积极图谋破坏起义，并拟好了暗杀名单，首要的目标是程潜。目前他们正在找刽子手，找妥了便会立即下手，情况很严重；
2.由张严佛迅速向程潜报告此事，要程加强警卫工作。
3.为了先发制人，建议程潜视情况找个借口把毛钟新逮起来。
过了两天，三人再商对策，张严佛说：“已经向颂公（程潜）报告过了，颂公对第三条感到难办。原因是目前他自己正受到白崇禧的监视，压力很大；毛钟新又是国防部的人，持有国防部的证件。要逮捕他，不但得不到白崇禧的支持，而且会使蒋介石、毛人凤认定程潜有叛乱图谋。”
刘炳文想了想，突然一拍大腿说：“我有办法啦！”
“你有什么好办法，快说出来听听。”张严佛和陈达同时急迫地问道。
刘炳文胸有成竹地说：“不便逮捕他，就把他吓跑！你别看他杀气腾腾，其实内心虚弱得很。由我写封匿名信吓他一下，保险他会夹起尾巴逃跑的。”
张严佛、陈达听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二人一致认为，这个方法可行。
陈达一听，二话不说，当即拿出自来水笔，“唰唰唰”写了几句话：“钟新先生：玩火自焚，古有明训。识时务者为俊杰，逆潮流而动者必灭顶。望先生悬崖勒马，速离长沙。否则，当心先生脑袋！”信末落款为“知情者”。
三人传看过信，会意地一笑，然后由刘炳文带回家让妻子抄正后邮寄到乐陶旅社。
张严佛一再嘱咐陈达：一定要密切注视毛接信后的情况。
第二天下午，这封信到了毛钟新的手里。陈达在旁边看着，只见毛钟新由皱眉到愤怒再到恢复平静，表情变化极快。很快，他把信揣到兜里，对陈达说：“我有件急事须到一个朋友那里去一下，晚饭可能不回来吃了。”
当天晚上，毛钟新便悻悻地离开长沙溜到广州去了。
赶走了毛钟新，程潜、陈明仁包括张严佛等军统反正人员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都知道毛人凤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张严佛分析，毛人凤除了继续派杀手潜往长沙伺机暗杀外，最毒的一招是运用白崇禧的力量来打击程潜，破坏和平。
这时不独程潜处境艰难，陈明仁也越来越感到难于应付白崇禧，也担心军统对自己下毒手。他来求计于张严佛，张严佛答复说：“从蒋介石、毛人凤到夏松，还没有一个人怀疑你，暗杀名单上也没有你，而且认为湖南军人中就你反共最坚决，白崇禧还想利用你来为他防守长沙，你尽可以继续在公开场合大唱反共高调蒙骗他们，而在暗地里则对特务分子巧妙地加以限制和利用，保护起义人员。”
从这以后，每当军统特务在长沙侦察到地下党的活动和群众集会后，稽查特务的行动不是走漏了消息，就是行动迟缓了一步，总是扑空。好几次，他们侦察到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去请参谋处长罗文浪下令调动就近的部队时，罗文浪本可以用电话通知的，却故意用书面命令行事，从拟稿到签发，常常需要个把小时，从而使支持起义的人员有了通知地下党的时间，稽查处丧失了时间，去了什么也捞不到。
毛人凤对此很恼火，但又鞭长莫及。
就这样，地下党努力争取军统中的起义人员，并利用其监控特务，对保护和平起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人凤曾派了焦玉卿、孙坤等四个秘密杀手来长沙，他们千方百计准备暗杀程潜、程星龄、唐生明、张严佛等起义人员，由于防范严密而始终未能得手。后来他们认为暗杀唐生明比较容易，也好交差，便在某一天，唐生明刚出门时，慌慌张张向唐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就逃离了现场。直到解放军进入长沙前夕，军统起义人员始终没有放松对军统顽固分子的监控。
军统杀手潜伏在长沙，转眼到了1949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宣告湖南和平起义。
与此同时，张严佛通过军统湖南站人事科员刘炳文的关系，搞到了军统在湖南省的潜伏特务名单以及代号、潜伏地点、武器等，程潜得到报告后，命令情报处紧急出动，一网打尽了这批特务。
远在台湾的毛人凤心急如焚，他大骂毛钟新是个大笨蛋，并将其关押，又给长沙继续潜伏的军统特务孙坤下达命令。
毛人凤首先命令立即制裁唐生明。
唐生明这个人有“花花公子”之称，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是国民党元老唐生智之弟。少年时，入湖南一师附小就读，与毛泽东相识，交情甚笃。1924年秋入湘军。1926年3月，作为唐生智私人代表派驻广东革命政府，未几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同年12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北伐战争期间，与聂荣臻、徐向前等共产党人结下友谊。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曾给予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后又资助陈赓将军到上海养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