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藩属外的进贡国
中国跟藩属间的关系，可以分为若干等级。
最密切的一级自然是朝鲜。中国为了朝鲜的利益和维护朝鲜的独立的跟领上的完整，所付出的牺牲是可惊的。但中国对朝鲜毫无所求，战争一结束，军队即行撤退。
越南也包括在这一级之中，中国在下世纪（十九）也为援越而对法国作战。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意识形态方面，自上世纪（十七）明王朝灭亡，朝鲜和越南同时认为满族人不过夷狄之辈，中国在中国故土已经消灭，满族人所篡夺的只是中国的躯壳，只能算是假中国。中国的灵魂，即真中国，已转移到朝鲜和越南的国土——朝鲜人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越南人也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那就是说，中国已变成了夷狄，朝鲜、越南才是中国。两国对满族人的清王朝，在武力上虽然不能不低头，但从心眼里却十分地瞧它不起。这种心理持续约一百余年，直到本世纪（十八）结束时，才逐渐把清王朝跟中国合而为一。
次一级的是琉球、暹罗。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印象，认为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那么恭顺。中国皇帝怜恤它们的遥远，而喜悦它们的恭顺，所以对于两国几乎是有求必应，最得实惠的还是他们的那些使节，赏赐他们也特别丰富，每次从中国回去，都满载而归。
第三级是缅甸、尼泊尔。这两个国家有时候跟中国靠得很近，有时候又比较疏远。中国对他们当然也不肯付出像对朝鲜、越南那样的热烈感情，只求这两个邻国不再在边界制造麻烦，就很高兴了。
除了上述的六个藩属国外，中国还拥有数不清的贸易性质的进贡国。“进贡”的意义，在藩属国来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国的一种呈献，在中国来看是一种荣誉——这跟欧洲那种勒索或剥削性的进贡，完全不同。藩属国最大的要件之一，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国进贡。但仅只进贡，并不一定是藩属，中国是当时亚洲唯一的庞然大物，矗立在万邦之中，四周相邻的一些小国家小部落，面积人口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文化物产也都显然落后，免不了对中国巴结奉承，向中国政府呈献该国的一些特产，诸如珠宝奇珍、奇异的动物植物，以及美女株儒，表示他们的崇拜和友谊，希望用以钓出更大的利益。中国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起，就习惯于这种奉承，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为了表示天朝大国的气度，对进贡国的那些使节团，一向有完善的照顾。我们回溯八世纪时，那些到了中国就不肯离开的使节，累积下来竟达四千余名之多，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就可了解他们所受的待遇优渥到什么程度。有些品格恶劣的使节，甚至还利用这种优待，进入中国国境后，就像强盗一样，沿途横暴，为非作歹。中国政府总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缺少教养，倍加原谅。所以外国进贡的使节，有时候竟成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祸害。在进贡了之后，中国政府一定用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朝鲜就不断地对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因为它促使朝鲜的纺织业破产，严重地打击他们的农村经济。除了丰富的赏赐，使节团在进贡的同时，必然顺便（事实上却是主要的）携带大批货物，乘机做一次大买卖。所以若干国家不惜采取战争的压力，以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
在这种情形下，向中国进贡的非藩属国和大小部落，多不胜数，而以第七第八第九，三个世纪为最多，当时唐政府对所有进贡的国家或部落，一律封他们的国王或可汗为某州都督。这种州，称为羁縻州，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么地方，被封为都督的那些国王可汗，对中国文字也不认识，只不过仅是中国史学家在纸上记下的一笔而已。本世纪（十八）时，这种情形依旧，如哈萨克王国、布鲁特汗国（塔吉克）、布哈尔汗国（乌孜别克布哈拉）、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阿富汗王国、不丹王国、哲盂雄王国（锡金）、巴克达山汗国（阿富汗东北部）、柬埔寨王国，都是进贡国家。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进贡的性质，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北，有一个小小的坎巨提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它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星期的伙食费用），并不送到北京（那太远了），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回报他们的是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中国进贡了。这并不是中国呆如木瓜，而是一种荣誉心和类似父母或长兄、长姊，那种天下共主责任感的综合反应，即永不愿使依靠中国的友邦失望。
——外国人不会了解这种恢宏的心胸。下世纪（十九），中国为朝鲜、为越南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割地赔偿。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而接受实质的灾难。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
十华侨
除了疆土的开拓，和藩属国进贡的增多，中国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
中国人移殖朝鲜，以及经过朝鲜进入日本，早在纪元前就开始了。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可能迟至第七世纪才开始。到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才迅速增加。然而，中国人向外发展，不但不能像欧洲人那样，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恰恰相反的，反而受到严厉的禁止。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对于为了追求财富而抛弃祖先坟墓，离开父母之国，远赴蛮夷番邦的人，十分痛恨。因而称他们是海贼奸民，用法律和监狱取缔他们，在这种情形下，华侨在海外遂成为被遗弃的可怜孤儿。可是中国沿海一带，人口稠密而土地贫瘠，东南亚却地广人稀，而且属于热带气候，谋生比较容易。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贿赂的方法，躲过官员们的干涉，大批向海外涌出，这些贫苦无依的亡命之徒，以做小生意开始，不久就在蛮荒的各地，建立家园，跟上著人民，相处得十分亲密。
十六世纪之后，欧洲人向东侵略。西班牙最先占领菲律宾（一五四二）。十七世纪时，荷兰继又占领爪哇（一六一九）。这批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对中国人采取压迫政策。华侨不能忍受时，起而反抗，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缘故——不但不作后盾，明、清王朝政府，还希望外国人早一点把中国逃到那里的海贼奸民铲除。所以华侨每一次反抗，都受到惨重地打击。像西班牙，曾在菲律宾对中国人作过三次充满了原始兽性的大屠杀，每次都使用灭绝种族的手段：
一、十七世纪一六○三年（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钧在位，正行断头政治），菲律宾华侨二万余人，被西班牙屠杀。
二、十七世纪一六三九年（清军攻明王朝，第五次入塞），菲律宾自第一次屠杀后，三十余年间，中华移民陆续增加到三万二千人。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杀，死二万余人，仅一万余人得以幸存，但被列为贱民阶级，每人要缴纳负担不起的六元的人头税，而且必须改信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信教一项难不任甲国人，甲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信什么教什么神都不在乎，这一点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
三、十七世纪一六六二年（明王朝灭亡的次年），郑成功占领台湾，驱逐荷兰人，胜利消息使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中国人大为振奋。于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杀，中国人武装自卫，至死不屈，但无法抵抗西班牙正规军的炮火攻击。结果全体中国人，包括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被西班牙人屠杀罄尽。
帝国主义者的心肠都是凶恶的，西班牙如此，荷兰也不例外。本世纪（十八）一七四○年，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雅加达）屠杀中国侨民，使河水都变成血水，史学家称为“红河惨案”。
中国人虽然受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但向东南亚（包括三次灭种大屠杀的菲律宾和红河盈血的爪哇）的移民不断，这是中国人弹性精神的发挥。到了本世纪（十八）末期，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估计有二百余万人，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独立王国，最著名的诸如：
一、广东省人罗芳伯，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端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国，自任总统（大统制），继任元首由当地的中国移民选举。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二、广东省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百余年。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三、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自任国王。
——下世纪（十九）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四、福建省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没有特定名称的王国。
——下世纪（十九）被向东扩张的英国消灭。
这只是几个英雄人物，而屹立到二十世纪今天的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郑昭，还不包括在内。
华侨的历史是一篇血泪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受到过像中国移民所受到的那种永无终止的可怕灾难。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走进蛇窟的孤儿一样，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没有人保护他们。当中国国力最强大时，如本世纪（十八）初叶，对他们不但毫无帮助，反而巴不得他们在海外死尽灭绝。到了下世纪（十九），国势衰弱，又逢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力汹涌而至，东南亚华侨的处境，就更艰难。所有中国移民的据点，都被白种人现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国人被当作猪仔一样，被贩卖到更遥远的地球的那一边的美国去做苦工——美国铁路至少一半以上都洒着中华人的汗和泪。东南亚成为白种人的天下，贫苦的中华人常出卖自己一段时间对年或十五年）给白种人当奴隶，期满之后，再用自己卖身的代价，经营小本生意，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并不比运往美国的同胞好。一位对东南亚相当熟习的英国作家，曾感叹说：“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这句话说明华侨的悲惨遭遇，但也显示中国人倔强的一面。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而且壮大，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
十一文字狱
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
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
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列为下表，以代表冗长的叙述：
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可谓异想天开。
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处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披甲人为奴。
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内，不过一群小丑。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王锡侯案，江西省长（巡抚）海成，仅建议草去他“举人”的身份，弘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头。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藩司）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处死刑。
文字狱的奇异谋杀，产生下列几项影响：
一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于是全国士大夫——现任官、退休官，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阿谀帝王。
二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这种学术，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
三人民对现实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关心。因为不关心，所以就没有爱心——也可以说因为没有爱心，所以就不关心，不关心和没有爱心就不担忧它的覆亡，既不担忧它的覆亡，就不会作任何批评。人们所听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狱使政府跟人民间的距离，更加扩大。
四大黑暗再度来临。
本世纪（十八）的西方，被赞扬为理性的世纪，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连作诗的想像力，都被酱死。
十二大黑暗的反扑
事实上，起自十四世纪的大黑暗，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的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它对国内的贡献，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第三个黄金时代像一个暂时天朗气清的台风眼一样，满族人以入关初期那种旺盛的活力，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出广大的空间。但在内政上，他们没有可以跟他们军事力量相称的政治能力，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恶传统，大多数都接受下来。所以大黑暗的凶潮毒雾，仍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任何政权都是一个有机体，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扑面至，只刹那间，中国社会又陷于明王朝时代那种伸手不见五指之境，文字狱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它促使官员们丧失了理性、道德和法律观念。发现保持官位的方法，只在于俯首帖耳，不在于明辨是非。
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就是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最癫狂的弘历，这个在位六十年之久的皇帝，在后半段时间，开始对政治厌倦，但并不是对权力厌倦，他沉湎在“下江南”的游荡生活中，这种生活是对大黑暗发出的邀请书。
玄烨大帝曾到过江南六次，每次都很俭朴，目的在察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弘历到江南也有六次，誓言他的目的也是如此。问题在于，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跟杨广、完颜亮一样，同染着大头症，六次下江南不过发泄他的自炫欲。六次下江南的时间和目的地，列于下表：
第一次一七五一年到杭州、海宁
第二次一七五七年到杭州
第三次一七六二年到杭州、海宁
第四次一七六五年到海宁、杭州
第五次一七八○年到杭州、海宁
第六次一七八四年到杭州、海宁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那就是七世纪的杨广；十六世纪的朱厚照，跟本世纪（十八）的弘历。弘历下江南所组成的南巡集团，声势之大，不亚于他的两位前辈，每次都有万人之多，像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江苏省教育厅长（学政）尹会一，曾上奏章劝阻，奏章上说：“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光火说：“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皇家教师（侍读学士）纪晓岚，是儒家学派巨子，他因主编《四库全书》而被人尊重，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弘历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完全消失。
弘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称“十全老人”。
一一七四九年平大小金川
二一七五五年平准部
三一七五七年再平准部
四一七五九年平回部
五一七六九年平缅甸
六一七七六年再平大小金川
七一七八八年平台湾
八一七八九年平越南
九一七九一年平尼泊尔
十一七九二年再平尼泊尔
认真的研究结果，弘历的武功只不过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但他却把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疆土的开辟，仅此就可在历史上占不可磨灭的一页，弘历的大头症却使他非凑足十项不可，结果反而使他的丑态毕露。大金（四川金川）、小金川（四川小金）是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平缅甸是一场败仗；平越南也是一场败仗；平尼泊尔是一场丢丑的陋剧和另一场败仗。无论如何，我们都看不出什么武功和大武功，但我们却可看出死伤狼藉，以及军事和政治的腐败。
然而，最严重的是弘历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从70年代起，他把大权交给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族花花公子和珅，擢升和珅当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北京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
和珅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上台后不久，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就要被无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上的中饱（像克扣治理黄河的费用）和司法上的冤狱。有些总督和省长（巡抚）因贪污太狠而被告到弘历那里，弘历也大大地震怒，不断地使用死刑。但烈火不除去，只赖一两杯冷水加到滚沸的锅子里，根本无济于事。一切都恢复到十六世纪明王朝末期的原状，诛杀越严厉，贪污越严重，他们唯恐被检举和被检举后不能掩饰，必须使用更多的贿赂，去寻求保护。文官如此，武官更为恶劣，他们无法利用工程和冤狱，于是就克扣战士的粮饷和利用军事行动直接向人民抢劫，当人民阻止他们抢劫时，他们就指人民是盗匪，横加屠杀。
和珅像一个无底的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
本世纪最后一年（一七九九年），弘历逝世。冰山倒了，和珅也跟着倒下去。新任皇帝(禺页)琰——弘历的儿子，立即把和珅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九亿两，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那时国库全年的总收入，才八千万两，和珅当权二十年，贪污的数目等于十二年的全国总收入，使人惊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本世纪（十八）一七一五年逝世时，全部财产仅二千万法元（法郎），已招全国的唾骂，以当时的币值，一两折合三点七五法元计算；这位欧洲雄主的财产，不过中国一个贪官财产的一百七十分之一。而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二百万两，不过和珅的四百五十分之一。
弘历跟和珅两个满洲肥佬，密切合作，倾所有的力量，把清王朝的根基凿空，把大黑暗招回。
十三官逼民反（上）
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弘历第二次下江南之后，大批农民即破产流离，水灾旱灾，以及因贪污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们的兼并，引起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我们从当时诗人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这位卖尽儿女、日暮途穷的农民，当他临风泪尽而仍不能活下去时，他可能跟他拣到的孩子一齐饿死，但也可能变成另一种人，跟其他同一命运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抗暴。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开始，各地即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七十年代后，又增加了和珅的能源，全国民变，遂更风起云涌。我们选择十多个重要的民变领袖，列如下表：
白莲教流行在北方，天地会流行在南方，都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组织。因为经常聚会的缘故，对官员的贪污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容易把愤怒化成集体的反抗行动。
七十年代，白莲教领袖之一的刘松，在河南鹿邑县起兵抗暴失败，被杀。他的门徒之一刘之协逃亡。十八年后九十年代，刘之协忽然在河南扶沟县出现，但立刻就又失踪。弘历又惊又怒，命令严厉搜捕。这时和珅当权已久，贪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正常风气，搜捕逃犯正是弘历赐给官员们的发财良机，千千万万大小官员就乘此良机，高喊捉拿白莲教，而对人民作有计划的敲诈勒索，被称中国心脏地区的各省，如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四川、甘肃，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在冤狱手段下，几乎全部破产。至于无产可破的贫苦家庭，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是被捕入狱，在酷刑下自动承认自己是白莲教匪徒，被绑赴刑场处死；一是像诗人所叙述的那位农民一样，抛弃家园，流离他乡，或终于饿死，或侥幸没有饿死；另一是愤怒而起，武装抗暴。聂杰人、王三槐，以及远在台湾的天地会领袖之一的林爽文，都是首先发难人物。
在这些变民领袖中，王三槐事件，可使我们对民变性质加强认识。一七九八年，四川总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发誓保证他的安全。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可是勒保却把王三槐逮捕，宣称是在剿匪战役中生擒的。皇帝(禺页)琰命将王三槐送到北京，亲自审问他为什么要叛变，王三槐回答四个字。“官逼民反。”(禺页)琰教他举例说明，王三槐就把官员们贪污暴虐的情形，一一说出。(禺页)琰大为震动，追问说：“四川全省，难道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官员？”王三槐回答说：“只有一个，就是刘青天。”指的是四川南充县长刘清。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被称为盗匪的朴实农民内心所怀的痛苦。他们只求官员不贪污或少贪一点污就心满意足，但这种最低的愿望，竟无法实现，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禺页琰)虽然对官员的贪污大为震动，但形势已经造成，他已无力改革，对于被人民称为“青天”的刘清，也不能保护，刘清在稍稍擢升后，被贪官群排挤革职——排挤的理由光明正大，但真正的理由则是当众人都害麻风时，不允许某一个人健康。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以警告全国人民，无论官员如何贪污残酷，只能接受，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叛乱，罪不可道。
然而，杀了王三槐不过使变民少了一个领袖，王三槐的部众由他的助手冷天禄率领，继续跟清政府战斗。其他的革命群众因勒保的背信，使他们的反抗行动更为坚强。
和白莲教、天地会同时并发的，还有苗民族的抗暴。
苗民族在纪元前二十七世纪，被汉民族领袖姬轩辕击败后，辗转退到贵州、湖南两省广大的山区，而跟外界隔绝。他们没有文字，文化程度远落在汉人之后。上世纪（十七）二十年代，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长（土官）世袭制度（土司），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流官）治理。苗人纯朴诚恳，把官员当作神明。
于是苗人区域遂成为贪污官员的乐园，汉民族的败类奸商和地主，跟满族官员勾结，用诈欺或威迫的手段，侵占苗人的土地。而且更进一步掳掠苗人的儿童和妇女，贩卖到远处当奴隶或妓女，反正法律永远是站在有权势这一边的，苗人有无限的悲恸和痛苦，无处申诉。本世纪（十八）一七三五年，曾因驻防军队抢夺苗人妇女贩卖，激起一场广大的暴动，被清政府用武力镇压下去。一七九五年，同样的暴行激起同样的暴动，上表所列的石柳邓不过是最先发难的领袖之一，他不久就战死，但是事实上全体苗人都参加叛变，他们的口号是：驱逐汉人，索回被骗和被霸占去的土地。
清政府跟对白莲教、天地会一样，采取高压手段。不过清政府的军队，包括满洲兵团、蒙古兵团，跟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团，都已腐烂不堪。当六十年代对乌什（新疆乌什）事变用兵时，高级将领每顿饭不过费用银币半两，只有一斤鲜肉和几样咸肉（盐酪）。而到了八十年代，对白莲教、苗人用兵时，即令在荒山穷谷，每顿饭无不山珍海味，需要银币二百余两（注意当时的购买力：五口人家的生活，一年的费用不过四十两，高级将领一顿饭的费用，够二十五个人吃一年）。时间相隔只三十年，风气已败坏到如此不可收拾之境。
这种军队，跟上世纪（十七）明政府的军队一样，只能作为制造革命的工具。所以当本世纪（十八）结束时，中国又处处混战。
十四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红楼梦
让我们再一次从砍杀声中，回到文学世界。
中国在十六世纪一口气产生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使中国文学迈进了小说时代。诗虽然照常发展，甚至远播到海外，像日本、朝鲜、越南、琉球各国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对中国诗都有很深的造诣。它们派到中国的使节，几乎每一位都是诗人，这可以从他们跟中国皇帝和跟中国官员们的互相酬答的作品上，获得证明。但诗在当时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所专用。而小说自从三部巨著突破性的诞生后，它的领域跟外太空一样的广阔，供文学家骋驰。
十六世纪的三部小说，只是数百年大众化白话文尝试的一个总结，经过二百年的辛苦耕耘，到了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出现奇葩，一部辉煌的一百余万字的巨著《红楼梦》问世。
《红楼梦》共一百二十章（回），包括角色二百余人。叙述男主角贾宝玉跟女主角林黛玉、薛宝钗间的三角爱情故事，后来贾宝玉跟薛宝钗结婚，林黛玉在他结婚之夕病死。接着贾家破产，富贵荣华和那些绝顶聪明美丽的女郎，或死或散。贾宝玉无法忍受这种打击，也无法抹去他对林黛玉的怀念，于是离家远去，失踪在茫茫大地上，据说是到一个人迹所不能到的所在，削发为僧。没有几个人能把全书一口气读完，感情丰富的读者在读到林黛玉死时，便伤心掩卷。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是满洲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江苏南京）皇家纺织厂厂长（江宁织造）四十四年之久。纺织厂是直属皇宫的最大的生产机构之一，负责宫廷绸缎的供应。所以曹家拥有可观的由贪污得来的财富，玄烨大帝厂次南游时，有五次都住在曹家，由曹家负责招待（接驾）。这是一种光荣，同时也显示曹宅具有豪华的建筑和设备，才能容纳和供应皇帝出巡时所带的千万人组成的蝗虫集团。曹雪芹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曹家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时，辞掉（或被免除）纺织厂的职务，迁到北京定居，不久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他没有谋生能力，终于衣食无着，这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于是他开始写作，以他过去的生活作为蓝图，写下《红楼梦》一书。他于四十七岁的本世纪（十八）一七六四年除夕逝世，据说他逝世时《红楼梦》只写了八十章，最后的四十章由另一位作家高鹗代他续完。我们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世界上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会出现两个从气质见识到生活背景，从文学修养到心理状态，都完全相同的伟大小说家。曹雪芹逝世时，环境是凄凉的，而且他绝没有想到，他为他的国家留下无价之宝。
我们用下列三项说明《红楼梦》的崇高价值：
第一、在文学上，《红楼梦》的成功至为惊人，迄至二十世纪，中国还没有一部小说可以超过它。它布局的气魄像汪洋大海，描写的细腻深刻，像脂粉一样的沁人肌肤。二百余角色每人都有他的性格，互不相同，只要听他们的说话，就可分辨出他们是谁。只要分辨出他们是谁，就可知道他们对刺激产生什么反应。每一个情节都含有深长的意义，而且用的是白描技巧，这是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最艰难的的一种技巧。曹雪芹始终把握住一个原则，即用言语和动作去表达心理——跟专注重心理描写的笨重手法，恰恰相反，使读者在淡淡的声调下，发生澎湃的感情。世界上还找不到一本小说能像《红楼梦》一样，包括这么多人，而又观察得如此入微。
第二、在言语上，《红楼梦》使用的是纯北京话。北京话音调悦耳而词汇丰富，这些优美的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很多人物都以善于词令而被称赞，像贾宝玉的丫头小红，她能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一些凌乱言语，以闪电般的速度，表达清楚。《红楼梦》问世一百余年后的二十世纪，北京话始终被法律定为中国的标准国语。
第三、在社会史上，《红楼梦》是一个包罗万象，蕴藏丰富的宝藏。因为本世纪（十八）之前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和结构上，变化很少。《红楼梦》可以说是自纪元前三世纪西汉王朝直到十九世纪西洋文化冲击前，二千年间中国社会的总解剖。至少它显现出来大黑暗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横断面。我们可以透过这部引人入胜的巨著，认识专制政体和儒家思想下，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行为规范和各种奇形怪状的意识形态，以及奴隶制度、政治制度、地主跟佃农的关系，士大夫阶层的组成，贪污贿赂的艺术，司法黑暗和人权被蹂躏的内容，贵族生活的内容，权力在亲情中的地位，儒家伦理基础“孝”的实质意义，宗法与多妻制度以及嫡子庶子的冲突；古中国的男女爱情观念、婚姻基础、妾的地位，等等问题，都有非常丰富和详细的说明。《红楼梦》不但是一部具有无限重读性的作品，而且随着年龄智慧的增长，心理背景及社会背景的不同，每一次阅读，都有一次新的发现。
《红楼梦》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问世，立即受到满洲贵族和儒家系统猛烈抨击，满族人认为它暴露了满洲贵族的靡烂生活，儒家系统认为它诲淫诲盗，坏人心术。但它却受到广大欢迎，不久就兴起一种称为“红学”的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这部巨著对普通读者的感染力之大，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男青年还都以贾宝玉自居，女青年还都以林黛玉自居。
十五东西方世界
一七三三年（玄烨大帝第四次下江南），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定都圣彼得堡。
一七四八年（清政府第一次讨伐大小金川），法国学人孟德斯鸠出版《法律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
一七六二年（弘历第三次下江南），俄国皇后卡德琳二世，杀掉她的沙皇丈夫彼得三世，自称卡德琳大帝。
一七六九年（中国与缅甸战役结束），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气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从此西方跟东方，分歧为两个世界
一七七六年（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结束，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美国宣布独立。
一七八九年（中国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法国大革命爆发七月十四日，攻陷巴士底监狱，释放政治犯，发表《人权宣言》（距上世纪（十七）英国发表《权利法案》，恰一百年）。
一七九二年（中国跟尼泊尔战争结束），法国改建共和国（第一共和），斩国王路易十六于断头台。
一七九九年（弘历逝世，和珅在狱中自杀），拿破仑解散执政四，称法国共和政府第一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