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刘义隆承继其父刘裕一贯的治国之策，在东晋义熙土地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广大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史书记载：“三十年间，民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可以肯定地讲，元嘉之世（424—453）是南北朝时期南方国力最为强盛、人民最为安居乐业的历史时期。
探究此段历史，综合《南史》、《北史》、《资治通鉴》等纪、传、编年史书，林林总总，其中多有中国历史知名的文人武将，都生活于元嘉时代，虽然他们的下场几乎都逃不出“悲剧”二字，但借助他们飞扬的风采和瑰丽的辞章，足以昭彰元嘉之世的人杰地灵，群星璀灿。
谢灵运：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刘宋建立，降爵为康乐侯。由于和庐陵王刘义真关系近密，被徐羡之等大臣出放为永嘉太守。
文帝继位后，很欣赏他的才华，升任侍中。谢灵运自以为士族名家，觉得应参予机要政务，但文帝只是欣赏他的文才，仅在侍宴时与他赏谈义理文理而已。谢灵运心中不平，文人轻狂秉性发作，常常称病不上朝值班，在家里大修园圃，出外游玩，十天半月也不告假上表，日以继夜，游娱宴乐。元嘉五年，被御史弹劾免官。
谢灵运世代名族，家业富饶，常常带着数百门生故旧以及仆人游山玩水，凿山开湖，并发明后世称为“谢公屐”的登山鞋。他在始宁南山率众伐树开道，一直到临海，太守王琇惊骇不已，以为是一大帮山贼来劫掠，最后知道是谢灵运才安下心来。
此公又常侵夺百姓湖田，横恣不已，被人弹劾，贬为临川内史。
在临川任上，谢灵运仍不改旧习，政府派人逮捕他，他竟然举兵抵抗，兵败后免死，被判长流广州。本来文帝爱惜他的才华，只想免其官职，可文帝之弟彭城王刘义康坚决要降罪于他。
到广州后，谢灵运与故旧又想造反，终被文帝下诏斩首。
谢灵运的诗虽然仍旧不脱玄言诗的影子，但极大开拓和丰富了诗歌的意境，山水诗从此成为中国一大诗歌流派。但是，谢诗罕有通篇全佳者，每首诗终篇处总是以浮浅的所谓悟道之语作为结束，让人有“狗尾续貂”之感。但观其诗篇，极貌写物，殚精求新，仍不乏清新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等。
刘义庆：文帝堂兄，袭封临川王，比文帝大五岁，曾多年担任辅国将军、尚书令、秘书监等要职，史书记载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了许多文人雅士在幕下。
元嘉十七年，文帝的亲弟弟刘义康被贬逐，他幸亏没有被牵涉到这一政治事件中，调任南兖州刺史，在手下文士的协助下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世说新语》。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苦干则，全书一千多则，开创了“志人笔记小说”的先河。
《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及白描等文学手法，佳句多多，典故不俗，后人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部著作，尤其是摹划人物，只寥寥数语，精神面貌便跃然纸上，诚为中华文学中的瑰宝奇葩。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庆卒，时年四十二。
鲍照：字明远，是南朝一流大诗人。元嘉十六年，鲍照二十多岁时获刘义庆赏识，被任为国侍郎。
刘义庆病死后，他失去官职，陆陆续续做过一些小官。宋孝武帝平定刘劭之乱后，他做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僚。宋明帝时，刘子顼起兵，后兵败被赐死，鲍照也为乱兵所杀。他一生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但诗、赋、骈文成就很高，感情强烈，文辞华美，最著名的有《拟行路难》十八首，广为传诵，尤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对他大加叹赏和效仿（杜甫《春日忆李白》有“俊逸鲍参军”语）。
笔者曾细阅《南北朝隋诗文纪事》等书，见鲍照文集中搜录了不少他的一些应酬附和之作，为某大官的妈妈写的“墓志铭”啦，为某大将军致仕写的谢恩表啦，为某位王爷送给自己几匹绸缎而写的感谢信啦，为某位地方官修建的亭台楼阁而写的铭赋啦，冗文不少，可叹如此骨格清高的不遇奇士，也难免有流俗之作，境遇缠人，当是不假。
范晔：字蔚宗，元嘉九年（432），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王太妃去世，范晔兄弟在大丧期间饮酒听歌，被贬到宣城当太守。
福兮祸兮，宣城任上，范晔写成了他的不朽历史名作《后汉书》，采用论赞的形式以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通古今之变，语言凝练，用意深刻，结构严谨，编排有序，而且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是史学名作，而且也是文学名作。
元嘉十七年（440），彭城王刘义康遭贬，范晔的仕途反而一帆风顺，五年间一直升官，最后甚至掌握了禁军大权。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康的几个心腹谋划政变，王爷本人也不断为范晔的宣城之贬致以歉意，他不自主地卷入了政变阴谋。文人行事，迟回不决，读书著史可以七行俱下，真干起阴狠篡弑之事就没魄力了。不久事泄，范晔被族诛，三子同时被杀，只有孙子范鲁连因母亲是公主之女才免死。其侄孙有齐、梁之世因著《神灭论》而著名的范缜。
在崇尚人物风度相貌的魏晋南北朝，范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是个肥浊的胖子，与挺拔白皙的美丈夫标准相去甚远，而且为人非常不孝顺，贪酒好色，临刑之日只知搂着将要一同被杀的美貌姬妾痛哭。他之所以受重用并扬名于当代，想必是其卓而不群的智识和才气，看来文人的为人之道与其固有的才气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有时甚至有天壤之别。
宗悫：字元干。宗悫年少时，叔父宗少文问其志向，宗悫答道：“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此为千古名句）宗少文叹息，说：“如果你不富贵，也必能破灭我们家的门户呵！”
元嘉二十二年（445），宋文帝派高州刺史檀和之攻打林邑（今越南境内），宗悫主动请战，官拜振武将军。林邑国王范阳迈举全国之兵在象浦（今越南承天顺化）与宋军决战，摆成令人生畏的大象阵，披铁甲于象背之上，气势汹汹。宋军士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惊惶失措。宗悫认为，狮子是百兽之王，肯定会惊退大象，于是他号令士兵做成许多狮子模型，与大象阵相抗。大象果然受惊奔逃，宋军乘胜攻破林邑国，缴获珍奇异宝不计其数，宗悫自己一无所取，文帝闻知后很欣赏他的为人，终成一代名将。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主要生活于东晋末年，任彭泽令八十一天，不堪“为五斗米折腰”，授印去职，躬耕田园，创作了多首流传千古的佳作，为中国“田园诗人”的始祖。元嘉四年（427）病故。
祖冲之：字文远，生于元嘉六年（429），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算出圆周率π的真值在两个近似值之间，确定了π的约率22/7（约等于3.14），发现了“祖氏公理”，圆满地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并著《缀术》一书，现已失传。他还在天文历法方面创制了《大明历》，最早把岁差引进历法。
元嘉草草仓皇北顾
宋文帝统治二十余年，府库充盈，器杖精良，国家日久无事，也正应了那句“无事生非”之语，恰巧又有彭城太守王玄谟迎合宋文帝经略中原之意，不时慷慨进言，勾起刘义隆一腔热血。吃饱喝足，他对侍臣讲：“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这位皇帝非常追慕汉朝霍去病伐匈奴并在狼居胥封山告天以临瀚海的雄图伟业。正如王夫之所言：“坐谈而动远略之雄心，不败何待焉？”
南朝自东晋谢玄以北府兵击破苻坚，一时间威振淮北。刘裕平广固，入长安，尽有河南之地，破姚兴，败拓跋嗣，也是倚仗北府兵。接下来，刘裕南返改朝换代，深觉自己的几个儿子没有盖世英才，听任王镇恶、沈田子等人内哄关中。文帝即位后，深惧权臣，连一个檀道济也容不得，大将凋零，原先北府兵老的老，少的少，青黄不接，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的战斗力了。
攻略黄河以南之地后，宋军只想守住这些地方。而河南恰恰是四战之地，攻易守难。沿千里黄河屯戍置守，战线过长，每处即可轻松被击破。黄河虽是天险，冬天结冰后就成平地，北方敌人无船即可冲杀过来。真正想攻败北朝，是要有一鼓作气进攻河北的雄心和远大的雄才伟略的。
元嘉八年（431），第一次北伐时，北魏谋臣崔浩根据宋兵的分布情况，早已判定宋军不过是固河自守，没有北渡的想法。宋国只有青州剌史刘兴祖有远见，他上表进言说，应该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各个隘口，将北魏遏于山西之内，河北平定，河南自然归宋所有。
可惜的是，刘义隆比起父亲刘裕要差得多，没有采纳这一良策，难怪拓跋焘不无轻蔑地讲：“龟鳖小竖，何能为也！”这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一代雄王，他击灭赫连勃勃的大夏国，平灭北燕、北凉等国，又亲自率军八击柔然，使得柔然极大地被削弱，西迁至欧洲，窜逃的败军后来成为威震欧洲的阿尔瓦人。
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北伐未成，北魏大举反击。秋高马肥之际，北魏铁骑不仅尽夺河南，还大举南进，直抵长江北岸。十二月，魏王亲自到达建康对面的瓜步山上，军鼓之声震天盖地，宋军各线溃退，建康城内居民都“荷担而立”，值钱的东西都放在了挑筐里，随时准备逃亡。
幸亏性命攸关之际，南朝有薛安都、鲁方平、张畅、臧质，沈璞等血性男儿，战至流血凝肘而不退，保全了彭城、盱眙等重镇，坚壁清野，拖延到雨季，终于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迫使魏兵北返。史载：“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寿、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