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府的这个乱象越闹越大，户部终于看不下去，迅速下发了一道公文。
在这份公文开头，户部自己承认：“本部若径依歙县之奏，则五县不从；若径依五县之奏，则歙县不从，告讦日增，终非事体。”
你们天天这么骂，也不是个办法。既然黄册已经没有了，那么怎么解决呢？户部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由户部和应天巡、按提供一个徽州府的部额和府额（即每年解送户部和解送应天的税额），然后请徽州府统计六县丁粮，加上存留本折麦米、官府办公费以及各项额外钱粮，总算总除，平均一下。如果把那8780匹生绢算进去，而数字均平的话，说明丝绢税是歙县分内的；如果数字不均平，说明丝绢是额外多出来的，就不该歙县独负。
户部给的这个算法，似乎有些无理。六县人口、田地均不相同，不同等级的田地、赋税额度和内容也不相同，这么大笔一画，均平折算，未免太简单粗暴了。
户部有的是精算高手，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糊涂点子？
奥妙就在“均平”二字，这已经是这个词第二次进入我们的视野了。
上一次还是在隆庆年，帅嘉谟用这个词，成功地响应了国家号召，引起了海瑞的注意。而这一次，户部用了这个词，自然也有用意——因为当朝首辅张居正大人正在酝酿把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
虽然张居正真正开始着手清丈田亩要等到万历六年（1578年），正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是在万历九年（1581年）。但在万历四年这会儿，各种前期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开展。南京户部作为税法执行部门，对政治风向自然最为敏感，他们必须紧跟中央新形势。
在户部看来，徽州为什么会起纠纷？是因为税种太杂太乱，什么“人丁丝绢”、什么“夏税生丝”、什么“亏欠夏麦”，这么多科目夹缠不清。一会儿交生丝，一会儿交夏麦，乱七八糟，折算复杂，正是旧税制的弊端，不出问题才怪。
如果能重新统计出徽州府的丁粮田亩之数，再把所有税赋合并，两下一除，均摊下去，再折成银子，这事就算彻底解决了。
这个思路，恰好就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税、杂税都合并起来，归于田地，计亩统一征收银两。
也就是说，南京户部认为，徽州的问题，是旧税法的错，只要改成新税法，问题自然消弭。因此，现在应该搁置历史争议，推行均平赋役之法。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一件往事：徽州丝绢案在隆庆五年本已归于沉寂，到了万历三年年初，南京户部突然“奉圣旨”旧事重提，这才让徽州府心急火燎，重启调查。
会不会从一开始，这就是户部——或者更大胆地猜测一下，首辅大人——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
只有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大辩论，才能凸显出旧税法的弊端。届时民意汹汹，都要求改革，朝廷从善如流，即时推行一条鞭法，岂不是顺水推舟？
户部的这个方案发到徽州，徽州知府都快哭了。本来六县都快打出脑浆了，你们户部非但不解决，还添乱。可这是上头的指示，怠慢不得，徽州府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艰苦的核算。
不过仔细想想，黄册已佚，赋税来源已成无头官司，两边各执一词，根本无法解决。这么快刀斩乱麻，把历史遗留问题全数切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徽州府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总算赶在十月结束前，把整个六县的数字捋了一遍。与此同时，应天巡、按两院的税吏，也完成了部额与府额的梳理。两边数字加在一起总算通除，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结果。
在这个算法之下，歙县各项钱粮，已经超出了各县平均之数。也就是说，“人丁丝绢”确实是额外的负担。
结论的语气很暧昧，态度却很清楚：“人丁丝绢”这笔赋税当初到底怎么来的，不必深究，但现在均平之下，再让歙县独输，显然就不合适了，以后得六县一起承担才是。
消息传到徽州，五县哗然，群情激愤。这些人一想，户部尚书殷正茂正是歙县人，不用问，他肯定徇私枉法，偏帮本乡。
一时之间，整个徽州府除歙县外，对堂堂尚书大人骂声不绝。有说殷正茂“知亏无解，藉手户科条陈事例，遂借以逞私臆”，有的痛斥均平之法“不论源流、不论肥瘠、一概通融混派，借均平之名，为变乱之计”，还有的连整个户部都骂上了，“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什么难听的话都有，不知殷正茂在南京，打了多少个喷嚏。
民间骂声滔滔，官面上却得继续解决问题。
根据那份均平报告，歙县负担了额外税赋，必须予以减轻。但具体如何操作，还得由地方上具体商量。
不过这事，可不能让六县自己定，那非打出人命来不可。
巡按宋仪望对上头的精神心领神会，把这事委托给了当初调查黄册的三位监督官员：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官舒邦儒。
万历四年十一月初八，三位官员齐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抚都院的主持下，很快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
“人丁丝绢”继续由歙县独交，8780匹丝绢折合白银6145两，不予撤销。但歙县在四司银、砖料银、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减去5260两，分摊给其他五县来交。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所谓均平银，指的是嘉靖年间出现在江南的一种役法改革的产物。
大明百姓除了要缴纳田赋之外，还要负担徭役，无偿为各级政府提供劳力服务。徭役的种类繁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均平银，就是让官府计算每年需要的徭役总数，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银两，分摊到每亩地里去，让老百姓按亩缴均平银。需要力役时，官府就从这笔银子里拨款雇用人手。
换句话说，老百姓不必亲自去服徭役，交钱就行了，不耽误自家农时。政府也很高兴，雇人干活，总比一家一户拽壮丁来得方便，工作效率更高。而且摊役入亩，也大量减少了政府工作量。一举三得。
这个做法经过数年试行，颇受欢迎，因此各府纷纷这么搞。徽州府也每年编列均平银，各县分摊统收，再分配到各个用途名目下。四司银是衙门日常杂役费用，砖料银是公共设施修葺费用，等等。
这个太平府方案，即是将田赋税额转嫁到役银上去。这就能体现出一条鞭法的好处了，赋、役皆能折算成银子，互相合并转移非常方便。
唯一的问题是，它换汤不换药，怎么腾挪，五县都是吃亏。因为他们本来一分钱都不用出，现在却要替歙县补5000多两银子到均平银里去。
这个方案报到兵备副使冯叔吉那里，被驳回了。
冲抵均平银这个方式没问题，但吃相实在太难看了。一共6145两的丝绢赋税，转嫁了5260两到五县头上，等于歙县只负担14%，其他县86%，这很明显是拿总税去除县数，平均而得。
问题是，歙县的经济体量占了徽州府的一半，不可能这么简单地平均了事。你们偏帮歙县也可以，但是不要做得这么明显啊。
冯叔吉大笔一挥，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把5260两改成了3300两。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银子的丝绢税，歙县和其他五县分别负担46%和54%，大致符合各自的经济比重。（具体的计算方式很复杂，因为均平之后诸县或多银或少银，彼此冲抵折算，这里不赘述。）
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它把黄册与《大明会典》抛在一边，也不去计较丝绢税的来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总之现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亏，这事就算完了，别闹了。
这时候，已然到了万历四年的年根。过年期间，诸事停滞。等过完万历五年（1577年）的正月，地方才把这个方案上报给户部，请尚书殷正茂酌定。对于冯叔吉的这个方案，殷正茂十分赞同，连批了三句话：“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他把这个方案上报到北京，于四月五日上奏天子，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下发圣旨。
其时万历帝还未亲政，这基本可以视为是首辅的意见。
圣旨下发户部，户部再往下发，一级一级传到徽州府，时间正是六月初七。考虑到南北二京的往返距离，再加上内阁以及各级官府的处理批阅，这份文书的流转算是极其罕见地高效。
对这份圣旨，六县的反应截然不同。
歙县人民欣喜若狂。他们本来的主张，正是要求丝绢税由六县均摊，这个分配方案可谓正中下怀。
从此以后，他们头上的赋税，少掉了3000多两银子。从隆庆三年到万历五年，八年抗战，终于大获全胜。
其他五县，则望着圣旨呆若木鸡，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抗辩白说了？黄册白查了？道理白讲了？歙县每一条主张，都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结果户部一句“均平”，就全给抹掉了？
五县明明已经提出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可因歙县这么一闹，最后还是让它得了偌大的好处。
对于这个太平府分配方案，五县嗤之以鼻。保留一个“人丁丝绢”的虚名空壳，换成“均平银”的名目就想糊弄我们？最后还不是要六县均摊负担！婺源有一位知名乡宦如此讥讽道：“这是朝三暮四之术，拿咱们当猴子耍呢。”
一时之间，五县群议汹汹，无不义愤填膺，跟开了锅似的。可是，这不是府议，不是部议，而是圣旨，代表了最高的意志。众人纵有不满，也不敢公开指摘皇上。如果徽州府趁机好生安抚，说不定他们会咽下这个哑巴亏，接受既成事实。
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彻底引爆了整个局势。
就在冯叔吉把方案上报的同时，帅嘉谟也悄悄地第二次赶赴南京。他怀揣着歙县乡宦提供的一笔资金，进京运作。圣旨发下来以后，帅嘉谟胜利完成任务，高高兴兴返回徽州。
多年努力终于得到实现，他实在太高兴了，觉得该犒赏一下自己，就用这笔赞助费从有关部门给自己弄了一副冠带。
朝廷对于乡里年高德劭的耆宿，有时候会授予冠带，叫作冠带荣身。偶尔也会授予见义勇为好青年，叫作冠带义士。这是一种荣誉性的装饰，和现如今胸口挂个大红花差不多。
帅嘉谟觉得自己为民请命八年，差点连命都丢了，弄个冠带戴戴，不算过分。
歙县的老百姓，也是这么想的。等帅嘉谟回到歙县时，全县的百姓都拥出来，热烈迎接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税的大英雄。他们搞了一个盛大无比的欢迎仪式，个个手执红花欢呼，旁边还有乐班吹奏。帅嘉谟进城以后，在百姓的簇拥之下游街庆祝，所到之处，呼声群起，俨然英雄荣归。
这边厢歙县锣鼓喧天，那边厢五县民众可都要气炸了。县城里传出的每一声欢呼，都化为一记耳光，重重扇在他们的脸上。抗争八年，被歙县佬把这个便宜占走了不说，居然还卖乖！尤其是看到帅嘉谟这个奸佞小人此时在街头耀武扬威，再想到以后繁重的税负又要沉重几分，五县民众内心的火山再也无法压制，彻底喷发。
你们歙县不是靠闹事闹出一个减税吗？好，我们也闹！
六月十一日，圣旨转送到婺源县。其时吴琯已经去职，由徽州府通判徐廷竹临时代理政务。徐廷竹正好要去北京进贺表，还没来得及走，衙门就被数千愤怒的婺源民众给堵住了。他们手执木棍、火把，在衙门前守了一天一夜，要求徐廷竹去向上面反应，停止这种不公正的加税方案，不答应就不准走。
面对快要爆炸的民众，徐廷竹不得不口头允诺，然后惶惶离去。随即徽州府又派出推官舒邦儒去接掌婺源县。
舒邦儒算是这个太平府方案的发起人之一，他接到任命后，知道这事极为棘手。可是任命在手，他只得匆匆上路。舒邦儒一边赶路，一边琢磨着该怎么安抚婺源民众。没想到，他刚过休宁县，还没到婺源呢，就被当地愤怒群众给拦住了。
眼前漫山遍野全是人，把官道生生遮断。站在人群最前头的，是当地闹腾最凶的几个人，身后还有一排排有身份的乡绅。他们拦住舒邦儒的队伍，向他递了一篇抗议申文，请他转交徽州府。
耆民：耆，年老，指称六十岁以上之人，故耆民为年高有德之人。
说是申文，其实应该算是战斗檄文。上来就痛骂户部尚书殷正茂是“权奸变制殃民，势压无容控诉”，骂完了殷正茂，又骂歙县“歙逆恃户部而变户法，以歙人而行歙私”——听见没有，都已经用上“歙逆”这种词，几乎按敌国来对待了。
往后的话，更是难听：“欲赴阙上书，以声歙人变乱成法之罪，欲兴兵决战，以诛歙邑倡谋首衅之人。”听见没有，都要兴兵决战了。
骂完以后，更发出威胁：“一旦更派，县民情忿怒，鼓噪不服，若不及时处分，诚恐酿成大变。”
舒邦儒接了这份申文，脸都吓白了。休宁人没客气，把他的随行书吏和仆役拽出来痛打了一顿。幸而舒邦儒有官身，还不至于有人敢动他。但看这个阵仗，他也只能做小伏低，接下申文答应帮忙转交。
六月二十九日，舒邦儒好不容易穿过休宁，来到婺源，以为能松口气，结果往前一望，眼前一黑——又是数千人聚在一处，遮道鼓噪。
又来了！
这回是婺源民众，在当地乡绅的带领下聚了五千人，他们就这么围在长官身边。远远地，有一个叫程天球的乡民，居然还在县城外竖起一杆大旗，上面长长一条横幅：“歙宦某倚居户部，擅改祖制，变乱版籍，横洒丝绢，贻毒五邑。”那气势，就差填上“替天行道”四个字了。
在这一片诡异的气氛中，舒邦儒战战兢兢地进了婺源县城。他没想到的是，等在前头的，是一番更诡异的局面——婺源县，居然自治了。
前面说了，婺源的知县吴琯已去职，代理县政的徐廷竹又忙着准备进京之事，整个婺源县在六月份出现了短暂的十几天权力真空期。
偏偏此时又赶上丝绢税闹得民意沸腾，当地豪强争执不休，群龙无首。于是，婺源县里的一个有心人趁势而起。
这个人叫程任卿，是当地的一个生员，原本负责司理署印。他在整个丝绢案中的地位，仅次于帅嘉谟，不过他的重要性，要到整个事件结束之后才体现出来。
程任卿是个有豪侠气质的人，他敏锐地注意到婺源县的权力真空，如果利用当前局势做点惊人之事，可以在乡梓刷出极高的声望值，对未来大有好处。
于是他四处串联，拉拢当地大族和有影响力的乡绅乡宦，同时对普通老百姓宣讲煽动，声言若朝廷不肯把丝绢税改回去，就要闹事。程天球那杆大旗，就是程任卿出的主意，走到哪里都扛着。
婺源百姓一看大旗威风凛凛，又有人要为民请命，情绪无不高涨，助威的助威，捐款的捐款。一时之间，程任卿声望大涨，风头无二。
当程任卿觉得已经掌握了婺源人望之后，作为整个运动的最高潮，他率人突然占领了婺源县衙隔壁的紫阳书院，成立了议事局，俨然要另立中央，成立自治政府。
紫阳书院，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和朱熹有关。朱熹朱老夫子，恰好是徽州婺源人，所以这个紫阳书院，正宗到没法更正宗了。程任卿占领这里，显然是早就谋划好的。
这个所谓的议事局的创建目的——或者说对外宣称的目的——是组织、协调诸县的民众抗议丝绢税。程任卿自封管局，甫一上任，就准备了大量标语，上书“英雄立功之秋，志士效义之日”之类的话，贴得十里八乡到处都是。
他甚至还亢奋地放言：“但有里排一名不出，我等赶上其门，有一县不来，我等赶入其县，遍传乡镇。”这是要把熊熊烈火烧到其他四县去。
至于那杆大旗，就戳在书院中间，威风凛凛。它已经成了程任卿和诸县的标志性约定，并有一个名称：激变旗。
那会儿徐廷竹还没走，他觉得你们随便折腾，但这大旗实在是太碍眼了。激变旗？啥叫激变，就是闹事啊，你们是唯恐别人不把你们当反贼？
迫于官府压力，程任卿让程天球把大旗挪到城外，但议事局的工作丝毫不受影响，继续如火如荼地开展。他先后策动了几件大事。
一是千人围攻县衙，逼迫徐廷竹代传冤情；二是动员休宁县半路拦截舒邦儒，代递申文；三是婺源城外五千民众向舒邦儒示威。
在先后数次大举动上，议事局展现出了很强的协调能力，短时间内造起了极大的声势。程任卿一看民心可用，赶紧发动他们征集捐款，每一石粮米征银六分，用以维持运营。老百姓看到好几个当官的都被迫妥协了，觉得这个议事局确实能干大事，纷纷慷慨解囊。大笔大笔的钱财，就这么流进紫阳书院。
这个议事局乃是草台班子，既无账簿，也无监管，收多少钱，花多少钱，全由程任卿一言而决。如果他想要从中渔利的话，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
财帛动人心，就算程任卿自己是干净的，也没法保证别人不眼红。议事局里有另外一个生员，叫程文烈，他看到这大笔款项，贪念顿生，暗中策划把管局这个位置夺过来。
这个计划的实施，就定在了舒邦儒进婺源县城的次日，万历五年七月一日。
书接上回。话说舒邦儒战战兢兢地进了几乎进入自治状态的婺源县城，在七月一日安排升堂画卯。程任卿作为议事管局，也来到县衙，和一群里排、耆老等着接见。此前在休宁和婺源城外，议事局让这位大老爷吃了两次亏，下马威也给够了，现在面谈，可以争取到足够的利益了。
几个人正在谈话，正好来了一个歙县送信的快手，名叫王学。婺源人一听是歙县来的，登时脸色就不太好看。
“快手”不是现在那个“快手”，而是指衙署里负责传唤官司、传递文书的差人，和负责缉捕罪犯的捕役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捕快”。
偏偏这个后生态度还很嚣张，说你们不要妄想丝绢税恢复旧制了，我们歙县花了700两纹银，搞定了府里的户房程德焕，就连你们的管局程任卿也同意了。他拍着胸脯说可以说服五县认缴丝绢税。
愤怒群众一听，大怒，这还了得，立刻叫嚣着把婺奸程德焕、程任卿拽出来。程文烈趁机和其他几个人鼓噪呐喊，带领群众冲入县衙。
可怜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勋，后一刻就被打成了出卖婺源的反动分子。他大声抗辩，可是根本没人听，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几乎打得吐了血。程文烈兴奋地站在高凳之上，指着程任卿说给我狠狠打！这伙人打到兴头上，还拿出刀来，把他从县衙胁迫到紫阳书院，继续施暴。
特别要指出，这一段详尽描写不是笔者凭空想象，真的是史料里明文记载的。
但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个两败俱伤，反而让另外一个叫何似的读书人渔翁得利，坐上了管局的位子。何似登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挪用公款，结果一查箱底，还剩六两白银，又惹起一阵内讧。
舒邦儒一看这架势，闹得实在不像话，正要写信回府里求援。婺源人担心议事局的丑事曝光，居然把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拦截了，不允许传递。舒邦儒坐困愁城，这下连消息都断绝了。
婺源议事局这边大乱，休宁那边也是一片喧腾。
在吴大江、程时鸣几个当地读书人以及豪强的带头之下，一万多乡民聚集起来，搭着木梯，直接翻上县衙墙头，把告示榜文全数撕毁，砸掉一切和歙县有关的商铺设施；然后又高举黄旗，日夜围着县衙鸣锣呐喊，挟持知县陈履；他们甚至找了几个人，身穿青衣小帽，手执锁链，声称要直接把所有参与丝绢税方案制订的官员锁拿进京。
休宁人也向婺源人学习了“先进的”信息管制经验，在各处派人把守，任何过往文书，都必须审查以后才能通过，要求“一票一揭，必经休民人验而后发”。
有了婺源、休宁两县带头，其他三县也相继发出檄文，一起闹将起来。五县人民买卖也不做了，地也不种了，专门在徽州府与外界的各个路口围堵歙县商人，见一个打一个，货物全部截留抢走。甚至有一伙激进分子，声称要闯入殷正茂在歙县的产业，烧祖屋，刨祖坟，好好给这位户部尚书点颜色看看。
一时之间，徽州境内烽烟四起，政务为之瘫痪。整个徽州府，这回是彻底乱了。
徽州府这下可再也无法安坐。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脸黑线，委屈得要死。明明是前几任知府姑息搞出来的事，结果这炸弹却等到他上任才爆炸，实在太欺负人了。
可怜他一介知府无权更改丝绢方案，又不敢瞎许诺什么，解决不了深层次的矛盾，只能含糊其词地发了无数公文试图安抚，效果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徐成位顾不上体面，急忙向抚、按两院及兵备道发文求援，请求上级迅速拿出个办法来，不然徽州今年怕是连税都没人交了。
上头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徽州变乱又掀起一股离奇巨浪。
婺源县里有一批驻军，带头的军官叫赵涞，也是歙县人。他一直很想回家看看，苦于军法森严，不敢擅动。这次赶上暴乱，他连夜带兵撤出婺源，直奔歙县而去。为了掩人耳目，赵涞还派手下歙籍士兵到处散布流言，说婺源人要暴动。（这个说法来自婺源，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姑妄听之。）
婺源人听到歙县人造谣说他们造反，勃然大怒，议事局立刻派人到处散播谣言，说真正想造反的是歙县人。负责协调的人到了休宁，休宁这边的带头人吴大江表示，你们玩得不够狠，看我们的！
此前他们已经挟持了休宁知县陈履，所以官印可以随便乱盖。吴大江遂以休宁知县的名义，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布政司衙门发去飞报，声称休宁、婺源两县遭到一万多名歙贼的入侵，休宁知县陈履被掳走，婺源署理县事的推官舒邦儒惨被殴打，连兵备道都被围了，歙贼不日将越境四出，情况十万火急！
万余“歙贼”入侵，真亏他想得出来，想象力太丰富了。
休宁县的伪造公文发得痛快，那些接到急报的外省布政司衙门可全都傻眼了。
徽州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如果这里发生暴乱，整个东南都要为之骚动。因此对这份军情急报，东南诸省都很重视。
可研究来研究去，各省布政司衙门觉得很奇怪。
徽州府的上级主管是应天巡抚，按道理出了乱子，应该先往南京那边报才对。如今休宁县的告急文书越级不说，居然还跨省，难道……南京已经被“歙贼”占领了？
四省布政司的冷汗登时就下来了。
“歙贼”居然嚣张到了这地步，当年倭寇也没这么厉害啊。
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动，诸省哗然。谁能想到，徽州府出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县，敢和整个江南单挑。在那几天，“歙贼”风传江南，人人闻之色变，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荒诞。
南京方面不是傻子，眼看整个东南都震动了，大为不满，责令徽宁兵备道尽快查明这“歙贼”到底是怎么回事。
徽宁兵备道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闹到这个地步，他们自然也坐不住了。副使冯叔吉赶紧率先做出反应，连发两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语气严厉，让民众各自回家，“如有随途跟走，群呼类引，嚷乱有声者，即系恶少棍党”。后一道语气柔和，说冯副使准备巡看五县，仔细倾听百姓呼声，不过天气太热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必远道迎接，留几个人问话就是。
这不是客套话，冯叔吉真的亲自赶到徽州，还带着不少兵马。他一是巡视五县，弹压民乱；二是要查明“歙贼”的真相。徽州府也赶紧发出禁约，禁止六县民众互相仇视伤害，否则严惩不贷云云。
至于应天巡抚，他正忙着给那些受惊扰的外省衙门解释，南京没事，徽州也没有乱贼流出，大家不要惊慌……
无论徽州府还是兵备道，此时的态度都还好，只是温言劝慰老百姓别误会，并没摆出一副赶尽杀绝的嘴脸。可熟悉官场的人心里明白，这只是因为官员们要尽快平复乱局，等事态平息，就要秋后算账了。
一直到这时，五县里的乡宦们才意识到，这回可能有点玩大了……
起初五县闹事，这些乡宦一直在背后推动，希望借此施压，可民心一起，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
休宁县有位乡宦叫汪文辉，在当地极有地位，官至尚宝司卿，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积极支持五县维权，可到了这会儿，他觉得不对劲了。汪文辉紧急联络了几个有力之人，说这事得往回收，咱们是维权，不是谋反，真闹大了，有理也变没理了。
汪文辉连忙准备了一份揭帖，上书徽州府，语气恳切地解释说五县并不打算闹事，只是被逼太甚，民心不稳而已，外头传言什么遮道殴打、竖激变旗什么的，都是谣言，我们跟舒推事感情好着呢！
他的文笔颇佳，一边解释，一边还不忘告状：“今各县愤激，事实至此，衅孽始萌，犹可杜息。其指斥之实，惟知切齿于殷门；其号呼之状，惟欲求申于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于君父。”
三个排比，层层推进，既把暴乱这件事洗得干干净净，又指出乱源在于殷正茂这个王八蛋——我们是反奸臣不反皇上，是大大的忠臣。
有他带头，其他几县也纷纷上书，调门一致降低，都态度恳切地表示：小民只是惊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爷把丝绢税改回去，我们都是顺民。
乡宦们的呼吁，让民间的热度慢慢降了下去，然后朝廷的脾气就上来了。
七月二十日，这次不是兵备道，而是更上一级的巡抚都院气势汹汹地发出安民告示。这次的口气截然不同，没有含糊地称“五县”或“六县”，而是直接点了休、婺、祁、黟、绩五县的名，杀气腾腾地表示：
“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决不姑息。”
耐人寻味的是，与这份安民告示一并送达徽州府的，居然还有一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公文。
在这份公文里，逮捕帅嘉谟的理由特别值得一读：“以歙县津贴之费，输纳冠带，夸张梓里，以致五县居民愤恚不平，哄然群聚。”你这是诈骗歙县百姓的公款，去给自己买冠带荣誉，还到处显摆，这才导致了五县民众闹事。
这些钱有多少呢？一共四十两。
看得出来，上头为了尽快平复乱局，只能拿帅嘉谟的人头来安抚五县民众了。你没罪，也得挑出点罪过来——可是，帅嘉谟一手促成丝绢税改革，这个立场是经过圣旨确认的，从这里实在挑不出毛病。兵备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乱找了个理由，说他挪用公款买冠带。
谁让你小子到处显摆，惹出这么大乱子，不收拾你收拾谁！
于是，这位一心为歙县谋利益的英雄，稀里糊涂地以诈骗罪进了监狱。
当然，帅嘉谟在牢里并不寂寞，因为没过几天，巡抚都院发出数份公文，点了五县里闹事的一群首恶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文烈、何似、吴大江、程时鸣等几人都在名单里，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随着这些责任人的入狱，以及各级政府的强力弹压，加上当地乡宦拼命安抚劝说，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徽州之乱，总算逐渐恢复了平静。
可无论是抚、按两院还是徽州府，心里都明白，此时的平静是暂时的。暴乱的根源在于丝绢税，这个不解决，始终是个隐患。
因此他们也纷纷上书户部，表示这个丝绢税的改革，虽然是圣上批准过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此时徽州之乱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当地，两京官场都有震动。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应时、湖广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户科都给事中石应岳纷纷上本，说徽州大乱肇始于丝绢税的改制，可见此事还需要仔细斟酌。户部尚书殷正茂身为歙县人，即使没有偏袒之心，也该避嫌，这次出事他也有责任。
其实他们对于徽州丝绢案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在弹章里只是几句话寥寥带过。他们担心的是，此事持续下去，会让整个江南都变得不稳定，这才是关乎利害之处。所以说，谁有道理谁没道理根本不重要，赶紧把这事平息才是真的，正如彭应时弹章里说的：“奏请（皇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
在重重压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书谢罪请辞，不过并未得到批准。
他户部尚书的位子暂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众的意见都太大了。丝绢税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哪怕已经有了圣旨，也得改。
只不过，皇上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这脸，不能让皇上丢。所以朝廷给出的方案修改理由是这么说的：“虽令由钦定，始有专擅之情，事属乡邦，不免有可疑之迹。”意思是，圣旨虽然钦定了丝绢税的改革，但你们在具体操作上有偏袒的痕迹，大概是主事官员的籍贯落人口实了吧。
朝廷定的调子是对的，是底下的人给唱歪了。谁唱歪的呢？到底还是让歙县出身的殷正茂背了这口黑锅。
上头既然同意修改丝绢方案，下面各路官员便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议。万历五年十二月，丝绢税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终于出炉。
这个方案与原来相比，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对五县多让了一步。
歙县丝绢税不变，减免的均平银数额，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2000两，由五县均摊。
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白银的丝绢税，实际上歙县出4145两，五县出2000两。
五县民众这次没敢再闹民变，可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你当这是菜市场讨价还价？一块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体统了。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
负担就是负担，一分银子也是负担！
老百姓闹了这么久，早就轻车熟路。抗议申文和请愿书化为无数雪花，纷纷飞向各级衙门。官员们面面相觑，还能怎么办？继续再议吧！议到大家都满意为止。
这一议，就将近一年。一直到了万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总算硬着头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豁免五县均平方案》。
此方案对歙县来说，没什么太大变化。丝绢税照旧，减免的均平银数额，调整到了2530两。
而这2530两，并不会摊派到五县头上。
在隆庆六年，户、礼、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价银，减免了一部分，一直留在府账上。同时还有一笔军需银，每年都会剩点结余。徽州府每年从这两项合计抽走1950两，替五县补进均平银里，诸县再均摊50两，一共是2000两整。如果以后每年军需银的结余不足，则从五县征派补足。
绕了好大一个圈子，等于是徽州府把这笔税扛下来了。
这样看起来很合理，可是不要忘了，这个税是每年都交的。徽州府料价银是隆庆六年的减免所得，数量只会减少，早晚用光；而军需银结余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万一是负数，那么这笔钱，还得让五县来承担。
换句话说，这2000两银子的来源，是不稳定的。
前面三个方案，是横向朝三暮四，让丝绢税在六县之间来回腾挪；这第四个方案，却是纵向朝三暮四，按时间轴来的。五县初期可能交得少，可随着时间推移，几乎可以肯定会逐年增多，最后回到原来的水平。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对歙县来说，减免均平银的数量是2530两。而从料价银、军需银和诸县分摊中抽走的，是2000两。
还有530两无法冲抵，账不平啊。
歙县和五县已经打滚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线，让谁多扛一分，估计都得爆炸。
要么，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从其他科目里进行调配？
一般的调配，是不成的。因为你这里减交，那里就要多交，算来算去，总有一个科目要吃亏。一干能吏高官，就为这区区五百多两银子愁眉不展。
这时，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如果这个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让它吃亏，岂不就正好两便吗？
什么？怎么还有不合理的税收科目？
有哇，两个字：协济。
所谓协济，是指当一处官府出现资金紧张时，由上级出面协调，组织临近州府进行援助。这种援助一般来说都是临时性质的。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为了防备倭寇，徽州府协济苏州、松江海防16,000两银子；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为了巩固长江防御，徽州府协济镇江驻军1300两银子；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载圳前往封国，徽州府协济池州10,000两，用于迎接仪仗开销。
这些大的协济，都是因事而起，事完了，钱就不用给了。可还有一些琐碎的小协济，虽属临时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规，变成一项长期性的税负。这是大明税制的一个特点，很多科目因循成例，轻易更改不得，日积月累，形成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链条。
这些琐碎协济，往往与军事密切相关。因为军方的驻屯调动，不依行政划分而行，经常跨数府数县。比如兵备道副使冯叔吉这个“应、安、徽、宁、池、太六处兵备”的头衔，就是依长江而备，跨越六府。若想寻求地方支援粮饷，非得靠徽宁兵备道来协调。
因此，兵备道对各地的协济情况掌握得最全面。
按照那位官员的建议，请兵备道出面，清查一下协济费用，看哪一项有不合理之处，取消便是。
兵备道也想尽快从这个泥沼里脱身。于是在副使冯叔吉的授意下，兵备道清查了一遍账簿，很快从中挑选出一个科目：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
这个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
金衢道全称是领金华、衢州、严州兵备道，它的驻地在衢州府，和徽州府没什么关系。徽州为什么要给它兵饷？而且这笔银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里明明是徽宁兵备道的驻地。
明明是徽州协济金衢道的费用，却要送去徽宁道的池州，这账目流向也太乱了吧？
仔细一查，原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为了防倭，朝廷设立了应天兵备副使，统一协调包括徽州在内的长江防务。到了四十一年（1562年），这个机构被裁撤，却没有下家来接盘。徽州府在那段时间，处于没有驻军保护的空白期。
本来朝廷觉得倭寇气焰不复往日，徽州地处内陆安全得很，这事不用着急处理。没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徽州突然闹了一次矿上骚乱。一群来自金华的矿工化身流贼，冲入婺源县大掠一番，徽州六县为之震动。
当时的应天巡抚刘畿手里无兵可派，遂移文邻近的金衢道，希望他们就近协防。协防需要兵饷，这笔钱自然得是徽州府出。于是徽州府专门安排了一笔兵饷，每年解送衢州。
后来到了隆庆六年，朝廷设立了徽宁兵备道，把徽州防务从金衢道接回来。按说这笔饷银该随之转过来，相应科目名称也要修改，可徽宁兵备道打起了小算盘，觉得可以从中渔利。
首先，徽宁兵备道先从徽州府征收一笔兵饷银，于情于理这都是应该的，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徽宁兵备道给金衢道移文，说徽州防务我们接手了，兵饷银以后归本道所用。金衢道觉得这也合理，办了移交手续。
最关键的手法来了：徽宁兵备道并没告诉徽州府，兵饷发生了转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协济金衢道兵饷银”中间加上“解池州府”四个字，意思是，以后你们交给金衢道的兵饷银，送到池州来就好啦。
徽州府非但没觉察这个小手段，还觉得挺高兴。因为解送兵饷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这么一改“解池州府”，我们还省了一笔运输费呢。阖府上下，都赞颂兵备老爷体恤民情。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两笔兵饷银，名义上一笔给金衢道，一笔给徽宁道。其实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这两笔银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宁道手里。
说白了，这算重复征税。
有人也许有疑问，交两次钱，徽州府难道傻吗？
奥妙就奥妙在这儿了。从徽州府的财务角度来看，这是两笔不同的支出，一项是给外地驻军，一项是给本地驻军。如果不知道“协济金衢道”的前因后果，根本看不出两项其实是同一项。
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纳“协济金衢道兵饷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既然没人通知取消，那么就继续交下去好了，也没人追究它是怎么产生的。那笔丝绢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歙县不也默默地交了两百年吗？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看到这里，我们大概能明白，六县为什么纠结于这些税目数字了。
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讼，实在是负担太重，不堪承受。从这次争议中能看到，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库的人丁丝绢，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给工部、户部的物料银，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
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税收，负担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增加一点官府办公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解到库的税额，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补平、内府铺垫等，这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税赋，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会翻一倍。
就这样，地方杂税和临时税不断增加，附加成本随之提高，效率直线下降，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同时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间。大部分税额，就在这些烦琐、细碎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里被消耗了。
长此以往，地方民怨沸腾，政府束手无策，最后的结果，就是调控失灵，天下大乱。
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治标不治本，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杂税”的机制，只能略微扩大税基，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罢了。
大明灭亡的原因，徽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咱们书归正传。
前面说了，“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这笔税银，本身并不合理。徽宁兵备道一直很担心，万一又碰到一个类似帅嘉谟这种爱较真的人，说不定会再起波澜。这一次既然有人提议，兵备道索性顺水推舟表示，为了徽州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吃点亏，从这笔兵饷银里抽出530两来，把最后的亏空补上吧。
这笔原本是重复征收的税，就这么巧妙地被洗白了。
兵备道高风亮节，解决了最后的问题，诸位官员看到了成功的曙光，连忙又经过一轮讨论，做了一点微调，使之更加完备：
减免料价银的库存有限，不能支撑逐年抽调，直接并入军需银。
五县额外负担的那50两也算了，省得他们啰唆，直接也并入解池州府兵饷银。
于是，在万历七年（1579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炉了。
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则减少2530两。这笔均平银怎么补足呢？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
这个方案，可以说是集妥协、折中之大成，把负担压力分散到歙县、徽州府、兵备道等诸多方面。这样一来，歙县少交了2000多两银子，心满意足；五县一点负担不用加，也心满意足；徽州府和兵备道略吃了点亏，但消弭了一场大乱，杜绝隐患，也合算。
对朝廷来说，一则上交的税款并不短少，二则趁机清理冗税杂役，统一钱粮，对一条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这个方案真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难怪执笔者得意地称其为“共免两全法”。
这一次，上上下下俱松了一口气。兵备道赶紧发布大字榜，通告六县新的税制，并得意扬扬地宣布：“自万历七年为始，明载赋役册，永为定规。”
我相信，在张榜公布的一瞬间，这几个字轰然化为斗大的金黄色大字，配着恢宏的音乐，在徽州官场大小官员脑海中旋转。他们此时一定百感交集，涕泪交加。
不容易啊，这一场肇始于隆庆四年的大纷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先后五版解决方案，至万历七年终于彻底消弭。中间多少波折，多少折腾，总算熬过去了。
尘埃落定，生活还得继续。
让歙县人感到高兴的是，旷日持久的丝绢纷争，把各种细节、征派原理都讨论得很透彻，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脚，反而会主动找别的税目设法再减免一点。这时又赶上了朝廷推行一条鞭法，所以歙县所承担的人丁丝绢，不必全以实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银或折色折银，不必先卖粮食再买丝了，无形中又少了一层负担。
据学者考证，万历七年之后，歙县真正实交的人丁丝绢税，其实只有额定的七成。
这一切，都是拜那个学霸帅嘉谟所赐。
而帅嘉谟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