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人称“傅大炮”，不仅代表其为了真理敢骂领袖，而且也说明其对圈子外的人也相当之排斥。
傅斯年
绰号：孔子之后第一人、傅大炮、北大功狗
出生地：山东聊城
生卒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
职务：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曾代理北大校长
早年最得意的事：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胡适初进北大时的保护人
主要成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人、所长
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蒋梦麟
曾用名：蒋梦熊
出生地：浙江余姚
生卒年：1886～1964
毕业学校：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职务：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主要成就：在北大的“为”，把握了北大的航向，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奠定了基石。在西南联大的“不为”，成就了三校九年的“强强联合”
代表作品：《西潮·新潮》、《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
名言：对本国文化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易
俞平伯（1900～1990）：浙江吴兴人，学术名门之后，与傅斯年是同学，文学家、红学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创始人，历任北大、清华等校教授。
钱锺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作家、文学研究者，民国最负盛名的读书种子之一。毕业于清华大学，主要著作有《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后人称他的学问为“钱学”。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国学大师，庄子研究专家，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等，早年热心革命，曾任孙中山秘书，后来专心学问，成绩斐然。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人，清华毕业，留学哈佛，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曾参与创办清华大学国学院，学衡派代表人物，红学家，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在男女情事上，有“情圣”之称。
潘光旦（1899～1967）：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多家大学任教授，历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参与筹办新月书店，译有性学名著《性心理学》，与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被称为“清华四大哲人”。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常委、中央委员。
梅贻琦（1889～1962）：天津人，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长等职，人称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名言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南阳人，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著有《中国哲学简史》等。
⊙1919年冬，傅斯年、俞平伯结伴到英国留学。俞在英国待了还不到一个月，就闹着要回国，偷偷溜走，傅追到法国马赛，都没能劝回老同学。与俞相反的是，傅刚到英国，就开始在北京《晨报》每日连载《英伦游记》，充当英国留学专家。
⊙联大文法学院设在云南蒙自，联大同学初到蒙自时，男生多西装革履，当地兵士以为是中央要员大驾光临，常向他们立正敬礼，弄得他们啼笑皆非。蒙自又产藤杖，价廉物美，联大学生人各一支，神气十足。女同学都取道香港，海防由滇越铁路入滇，从香港带去的奇装异服，尤使当地人民感到惊异，甚至有顽童包围女生，仰视旗袍之内，是否尚有衣裤，其风气可想而知。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俞平伯前后留过两次洋，第一次待了不到一个月，有说俞是因为不习惯过洋人的生活，有说俞是因为舍不得家里的娇妻。第二次是以考察教育的名义去美国，待了四个月，回来时“西装革履，手持stick（拐杖），一副翩翩洋少的气派”。
⊙傅斯年主持史语所，曾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钱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觉得价值不大。傅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傅斯年读书极杂，在英国和德国留学时，他修过实验心理学、概率论数学等，在爱因斯坦的研究生讲习班上还学习了一阵子相对论，又关心西藏，听了西藏学的课程。有一次，大家发现他的书包特沉，打开一看，原来装着一套三大卷的《地质学》。
⊙北洋当政时期，一个美国外交官问蒋梦麟：“北京政府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蒋回答：“它会像河滩失水的蚌，日趋干涸，最后只剩下一个蚌壳。”
⊙1929年，蒋梦麟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后来因为中央大学校长换人和劳动大学停办两事，被迫辞职。吴稚晖来看蒋，说：“你真是无大臣之风。”意思是说教育部长应该多管国家大事，校长换人、学校停办之类小事，不应该太较真。
⊙蒋梦麟十八九岁时去参加科举，考中了秀才，按惯例，秀才去拜见老师，要包一个一百元的红包，称“贽敬”。蒋家不是很富裕，于是跟老师讨价还价，最后打了个对折。
⊙1908年，蒋梦麟赴美国留学，上船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理发店剪辫子。蒋回忆说：理发匠“抓住我的辫子时，我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咔嚓两声，辫子剪断了，我的脑袋也像是随着剪声落了地”。
⊙蒋梦麟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常常拖欠学校的经费，学生们则老搞运动，每次游行、示威时，大家都找校长，不是让他帮助学生，就是让他帮助政府。以至于“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
⊙1926年，蒋梦麟听说自己上了张宗昌的“死亡黑名单”后，赶紧逃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以避风头。蒋对美国使馆的朋友说：“我天天叫喊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来寻求保护了！”
⊙1941年底，西南联大学生游行，发起“倒孔（祥熙）运动”。第二天学校召集大会，校长梅贻琦和蒋梦麟都发了言。梅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都在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现在是战争时期，你们不能老是这样。”蒋发言时说：“不能再闹了，要是再这样闹下去，我们学校就得关门。那还不如我现在关门，自己把学校牌子给摘下来。”
⊙1944年3月，孔祥熙到云南大学演讲，大讲孔氏家谱，说孔家从来不想做官，他之所以在政府中任职，实在是不得已。学生们听了，一阵嘘声，现场一团乱，校长蒋梦麟幽默地说：“因为同学们都想瞻仰孔院长的风采，有些人看不到院长，所以秩序乱一点。”
⊙蒋梦麟回忆：白话文流行后，北大校园里的匿名揭帖忽然多起来了，因为以前或者写打油诗或者写韵文骂人，总需要有古文底子，但用白话文骂人，很容易，阿猫阿狗都会写上几句。
⊙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父亲曾经自己打造了一艘轮船，但一下水就沉，改造了几次都是同一结果。有人告诉他蒸汽机和洋人轮船的事情。父亲听了，才彻底放弃，决心把这个梦想交给儿子去实现，于是让儿子去接受现代教育，学习洋人的秘诀。
⊙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到处抓壮丁，抓来的壮丁因得不到足够食物，不是饿死就是病死；死去的壮丁甚至得不到好的掩埋，尸体被野狗吃掉。这些情况经蒋梦麟举报给军事最高当局，负责兵役的大员被依法处决，军政部发布公文称：“某处生病壮丁，已送医院治疗；某处被狗吃过的壮丁尸体，已经掩埋。”蒋梦麟大怒：“人都被吃完了，还掩埋什么！”
⊙张伯苓很务实，办教育也是如此。经济学家何廉谈话中极力强调统计的好处，张伯苓问：“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须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很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年轻博士都认为南开的办学理念太土、太保守。有一次，张伯苓问人类学学者李济：“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第二年，李就离开了南开。
⊙张伯苓问蒋廷黻：“你知道在中国选择领导人的方法吗？如果知道就可以免掉内战了。”蒋回答：“是的，我能想出一种方法，但糟糕的是不论我提出什么方法，总是能够接受的人很少。校长先生，你一定想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了。”张说：“不错，我对此问题曾经熟思至再，我认为解决领导人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选个个子最高的人担任总统。”
⊙张伯苓鼓励南开学生报考航空学校，报效国家，其子张锡祜首先报名。儿子毕业时，张伯苓代表家长发言道：“今日外患深重，吾辈家长应效法岳母刺字，毕业同学应学习岳飞。”抗战初，张锡祜在空战中牺牲，张伯苓闻讯后说，“今日之事意在其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在一起，设立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张伯苓不大出现在学校，有一回到学校，给学生讲话，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
⊙以学问为进身之阶，在什么时代都有。一次，西南联大政治系某教授不通知任何人就径自去重庆做官了，系主任钱端升跟学生们感叹说：“看！这些人对学生罢课非常不感兴趣，自己罢课倒很感兴趣。”
⊙抗战胜利后，讨论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有人发牢骚说：“联合不起来，联了也得闹事。”于是有人提议：“西南联大联合得那么好，联合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呢？不如请联大的三个校长来做联合政府的委员。”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身在美国的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钱锺书年轻气盛，在西南联大只待了一年就走了，钱宣称：“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钱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刘文典嗜食鸦片，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还有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1943年，刘又因为贪食鸦片而擅自离校半年之久，系主任闻一多要解聘他，语言学家王力来求情，说刘是爱国的，闻大怒：“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刘经常嘲讽其他同事学问不好，这次又理亏，只好悻悻离校，去了云南大学。
⊙钱锺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28岁，却已经名满学界。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锺书。钱锺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西南联大教授周炳琳，是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周评论说：“五四运动有三个代表人物，第一是陈独秀，他办《新青年》鼓吹不遗余力。第二是蔡元培，他办北京大学，开中国近代大学自由风气之始，并竭力保护新文化的发展。第三是胡适，他提倡白话文学，主张重新估价中国文化。这三个人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启蒙，厥功甚伟。”
⊙北大物理教授马仕俊，写得一笔秀丽的黑板字，而且非常快捷，同学埋头专心疾抄，竟有赶不上的。待到抄完时就是一篇完整的无瑕的讲义。有一次，开学的第一堂上，马在班上对一个同学说：“上学期你的成绩是五十九分，我给你加了一分变成六十分，这学期你得多考一分。”
⊙西南联大的年轻教授沈同，是研究生物化学的。有一次，沈宣称，橄榄里含有的维生素C特别丰富。消息传到重庆，重庆的高官阔太们就流行起了吃橄榄，但不久，沈又宣称重庆的橄榄跟昆明的橄榄并不一样，重庆人听了，大感失望。
⊙北大地质系主任孙云铸，曾经半开玩笑地宣称：“本人不唯有资格做地质和地理系主任，就是气象系主任也可以做。不信的话，既有‘云’又有‘仙’可以为证。”孙名字中有“云”，又字铁仙。
⊙清华搬到昆明后，气象系的老师大都出去就任别校的系主任或是气象所所长，只剩下系主任李宪之留守。李是留德回来的教授，像德国人一样严格遵守时间，李总对学生说：“时间过去了是抓不回来的。”
⊙李宪之不喜欢学生缺课，如果学生缺课多了，李会给学生写一封信，劝他不要参加考试，理由是：考试了不给你学分似乎不大好，但不上课又如何能给你学分？所以为减少麻烦，还是请你不要参加考试。
⊙吴宓教欧洲文学史，每逢考试，总是提前半小时就到教室，穿着非常正式的服装，如临大典。学生们进场时，吴会很谦和地递上一份考卷，并且带点抱歉地笑一笑，好像今天不得已要委屈你一下。到考完时，吴不像别的教授那样催学生交卷，相反地，他很紧张地向同学们说：“不要慌，慢慢写，不要紧。”
⊙梅贻琦待人平和从容，说话风趣而又适度。他遇到问题总是问别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同意就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者，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急颜愠色。由于他说话喜欢用“也许”、“或者”等语助词，于是学生们送给他一副对联：“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陈寅恪留学海外18年，足迹遍欧美，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去哪里拜师，对学位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20多所大学读过书，却从来没有得过“博士”、“硕士”学位，“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的时候，校长认为陈既没学位又没著作，觉得“这就难了”。梁很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钱穆回忆，西南联大时，钱穆、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同处一室，这四人能凑在一起，皆因“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闻读《楚辞》，吴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第二天一早，吴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钱感叹道。
⊙钱穆说，四人中唯沈有鼎清闲自在，还常常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就训斥他：“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
⊙抗战中，有段时间钱穆、吴宓、沈有鼎等七人借住在法国医院，大家担心会有日军飞机来空袭，便请沈有鼎用《易经》推算一下，沈算得的卜辞是“不出门庭凶”。众人大惊，于是约定，每天早餐后大家都要出门，在外面树林空地上，各自或坐或躺看书，中餐也就在外面“野炊”，吃随身带来的面包、火腿之类，一直到下午四点后，才回医院住宿。
⊙孙云铸一生数游欧美，足迹遍天下，常很得意地向人说：“在国内，袁（复礼）先生跑的地方最多，国外，就要算兄弟了！”
⊙潘光旦脾气好，遇事好商量。在一次清华迎新会上，话题说到“世界上最丑的东西”时，就有个学生站起来说，世界上最丑的事物乃是潘先生的牙齿（潘吸烟多年，满口牙齿黄得发黑）。潘光旦毫不动怒，笑嘻嘻地表态说：“我的牙齿的确不好看，但是否是世界上最丑的事物，还有待商榷。”
⊙梁宗岱少年时代就开始发表诗作，十五六岁就以诗闻名于广东，据说有一次记者来采访，梁宗岱出门迎接，问记者找谁，记者见他小小年纪，便信口答道：“找你父亲梁宗岱。”梁宗岱慢条斯理地说：“你不是要找梁宗岱吗，我就是梁宗岱。”
⊙在法国巴黎时，刘海粟、傅雷、梁宗岱等常在一起谈论文学、艺术。一次，傅和梁去看刘海粟，看见刘的新画挂在墙上，傅评论：“很好！在色块的处理上、构图上，都接受了塞尚的影响。”梁说：“这画是海粟自己的东西，与塞尚无关，你看走了眼！”傅说梁不懂，梁说傅不对，两人争了起来，眼看要动手。旅馆老板慌忙打电话报警。警察了解情况后，一笑了之。
⊙1944年，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派人持亲笔信去召见梁宗岱，一连三次，梁都拒绝了。第四次，蒋派了梁留欧时的同学徐道麟开着车来，一定要接梁走。梁见了徐，就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叫了，我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饭桌上，梁有意多喝酒，一会儿就醉了，摇摇晃晃地对徐说：“今天喝醉了，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要不改天？”徐拿他没办法，只好开车送他回学校。
⊙罗念生和梁宗岱两人谈论诗歌，因为意见分歧，竟打了起来。梁把罗按在地上，罗又翻过来把梁按在地上，最后终以罗的胜利而告结束。
⊙周世逑刚从美国回来，就在西南联大教政治学概论，第一节课，问：“什么是政治？”学生用“国父”孙中山的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来回答，周立刻驳斥：“错！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
⊙郑天挺是清史、明史专家，郑在西南联大上历史课，来选课的人特别多，经常有上百人，其中真正是历史专业的不过十来人，其他物理系、化学系、国际贸易系的等，都是来凑学分的，因为郑的课最容易过，只要选了课，考试都有七八十分。
⊙潘光旦和罗隆基是清华的同班同学。有一次，潘批评罗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嘿嘿一笑：“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一次跑警报，西洋史教授皮名举和华罗庚躲在一起，旁边炸弹爆炸，石头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皮先爬出来，晕头转向地往外走，没走几步，想起华罗庚还在里边，又赶紧带人回来把华拉出来。
⊙火箭专家杨南生，在西南联大上学时，警报来了别人都跑，杨从来不跑。有一次别人硬拉着杨躲起来，正好炸弹就炸在他旁边，有人说：“这回你该跑警报了吧？”杨答：“这回就是跑坏了，不跑留在屋里还炸不到。”
⊙汪曾祺和查良铮（穆旦）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都小有些名气。一次有个报社记者来采访汪，汪连连摆手，说：“你们应该去采访查良铮，诗人是寂寞的。”
⊙曾昭抡在中央大学做化学系主任时，某次开会，校长朱家骅不认识曾，问他是哪个系的，曾答“化学系”，朱便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听了，扭头就走，回去后便辞了职。
⊙西南联大时，担任电影译名工作的是吴宓，吴是红学专家，所以他译的电影名字，往往就是《卿何薄名》、《魂归离恨天》之类，名字多取自于《红楼梦》中。
⊙西南联大时，物资紧张，教授和学生都穷，常常就去附近的中学里兼职，有时同一所中学里，朱自清教一个班的中文，学生辈的何兆武则教另一个班，都不以为难堪。
⊙南京中央大学附中的入学考试，口试中有一问题是：“你崇拜什么人？”何兆武的回答是“我不崇拜什么人”，被考官追着问。王浩的回答很妙：“我最崇拜我父亲。”一下子就通过了。
⊙朱自清表情严肃，使学生感到难以接近。有一次，一个学生把“作文簿”写成了“作文部”，朱在旁边批道：“你这算是哪一部？”上课的时候，朱把这件事当做笑话说给全班听，说完以后，自己先轻笑两声，然后等同学们也都笑起来，但是，下面却是寂然无声，毫无反应。
⊙1925年，冯友兰想去广东大学任教，冯问于右任：“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回答：“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想了想，还是决定前往。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包括教育部核定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此文的执笔者，“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莫属”。
⊙王浩在西南联大上学时是学数学的，对哲学也很有兴趣，经常和哲学系的人讨论哲学。有时谈到某某哲学家，别人说：“这位哲学家好像在某个问题上没有讲得太清楚。”王回答：“哲学总有讲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这么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