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杨贵妃被缢死后，玄宗即将从马嵬驿出发。此时随行的大臣只剩下韦见素一人，其他人都不知去向。玄宗伤感不已，于是就任命韦见素之子韦谔为御史中丞，并兼任置顿使。但随驾人员却为前往何地而发生了分歧。大多数将士们都说：“杨国忠谋反被杀，而他的部下亲信都在蜀中，不能去那里避难。”有人提议去太原，有人建议去陇右，也有人主张去朔方，还有人请求回京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左右争执不一。
玄宗想去蜀中，又恐怕违背众心，所以沉默不言。韦谔说：“如果要返回京师，就要有足够的兵力抵御叛军。而现在兵力单薄，不要轻易回去。不如暂时到扶风郡，再慢慢考虑去向。”玄宗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去扶风。
只有高力士最了解玄宗心意，他一板一眼地向众人分析说：“四川地方虽小，但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山水相依，内外险固，我看还是去四川为上策。”玄宗表示赞许。于是，便决定到扶风稍作休整，继续南行四川。
等到出发时，当地的父老乡亲担心皇帝一去不回，将他们扔给叛军，于是集体拦在路中，请求玄宗留下。并恳切地说：“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意思是说：森严宏壮的宫殿是陛下的家室，那些列祖列宗的陵园是陛下先人的葬地，现在都舍弃不顾，想要到那里去呢？
这番话说得相当悲壮，玄宗虽然骑在马上一言不发，却在原地停留了很长时间。由此可见，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许久后，玄宗才命令太子李亨留在后面，安慰这些父老乡民。百姓们见玄宗执意西去，便对太子李亨叩首哀泣：“皇上既然不愿意留下来，我们愿意率领子弟跟随殿下向东讨伐叛军，收复长安。如果殿下与皇上都逃向蜀中，那么谁为中原的百姓们作主呢？”不一会儿，闻讯赶到太子跟前的百姓达到数千人，众人苦苦哀求太子李亨留下。
经历了马嵬事变后，太子李亨的心思已经起了极大变化。他看出眼前的形势对他极度有利：玄宗一意孤行，已经失去了人心。若是他肯留下来，只要振臂一呼，天下必定云集。到那个时候，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的地位就相当稳固，决非任何人所能撼动。
太子李亨心动了，但他又担心不随驾会落个不孝的名声，还是有些犹豫，便故意说：“圣上远冒险阻，我不忍朝夕离开左右。再说我还未面辞父皇，我现在去告诉皇上，听候吩咐。”东宫宦官李辅国是太子亲信，最了解太子李亨的心思，便进谏说：“安禄山举兵反叛，进犯长安，以至四海沸腾，国家分裂，如果不服从民意，怎么能够复兴大唐天下呢！现在殿下随从皇上入蜀中避难，如果叛军焚烧断绝了通向蜀中的栈道，那么中原大地就拱手送给叛军了。人心既已分离，就难以再聚合，到那时就是想要有所作为，恐怕也不可能了。不如现在收聚西北边防的镇兵，再加上郭子仪与李光弼在河北地区的兵力，与他们合兵东讨叛贼，收复两京，平定四海，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使大唐的基业得以继续，然后再打扫宫殿，迎接皇上返回京师，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孝顺行为吗！何必因为区区温情，而作儿女之恋呢！”
李辅国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太子李亨终于下定了决心，派长子广平王李俶前去禀告玄宗。玄宗一直在等待太子，却久久不见，派人去看，才知内情。知子莫如父，玄宗看出了太子李亨的心思，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也勉强不来了，叹道：“人心如此，就是天意。”于是下旨留下太子李亨在关陇一带，以鼓舞抵抗叛军的军民之士气。玄宗又让高力士将太子妃张良娣送给李亨，并代传口诏：“希望你好自为之。”
六月十七，玄宗一行到达岐山（今陕西岐山）。此时随行人员大为减少，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有人传言说叛军的前锋立刻就到。玄宗听到后不敢有丝毫停留，继续前行，晚上宿于扶风郡（今陕西凤翔）。随驾的军士都在暗谋出路，甚至公然对玄宗出言不逊。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也无力控制，玄宗深以为患。
刚好这个时候，成都进献给朝廷的10余万匹春织丝绸运到了扶风，玄宗下令将这些丝绸陈放在庭中，召来随从将士，大声对他们说：“因我年老昏庸，任用非人，致使逆胡叛乱，两京失守，须远避其锋。知道你们皆是仓促跟从我出奔，来不及告别父母妻子，跋涉艰难，十分劳苦，我愧对你们。去蜀中道路阻长，郡县狭小，我们人马众多，难以供给，现在听任你们各自还家，我只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避难。现在就与你们诀别，把这些春彩分给你们以备资粮。你们回去见到父母及长安父老，请代我致意，各好自爱！”万民涂炭，天子蒙尘，这番话确实是玄宗的肺腑之言，他自己说着已经是泪流沾襟。
将士们听完玄宗的话后，大受感动，都哭着说：“臣等生死在所不惜，愿意永远跟随陛下，不敢有二心！”玄宗说：“去留听从你们自愿。”命陈玄礼将丝绸分给了军士。军士自然争相效力。自此，军心才稳定了下来。
后世有人认为这是玄宗的权术。无论是否帝王权术，此事充分说明大唐仍然未失去人心。任何一个当时的子民，不可能忘记开元盛世的辉煌，自然也不会忘记玄宗的功劳。天下人确实怨玄宗，怨归怨，然而，玄宗在民间仍然享有巨大的威信。这也能充分说明为什么后来回到长安后，已经登基两年的肃宗李亨还生怕玄宗复位。
玄宗到达普安郡后，宪部侍郎房琯从长安逃脱后，一路追来晋见。玄宗从长安出发时，绝大多数大臣都不知道。在咸阳的时候，玄宗曾与高力士谈论：“你认为朝臣中谁会赶来，谁不会赶来？”高力士回答说：“张均、张垍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张说受陛下的恩惠最深，并且张垍还是驸马，与陛下连亲，所以张氏兄弟一定会先赶来。大家都认为房琯应该拜相，而陛下却不加重用。安禄山曾经向陛下推荐过房琯，说明非常看重他，所以他很可能不来。”玄宗当时只说：“事情难以预料。”
房琯赶到后，玄宗就问张均、张垍兄弟的情况，房琯答道：“我曾约他们一起来追随陛下，而他们却犹豫不决，看他们的意思，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玄宗看着高力士，意味深长地说：“朕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来。”实际上，在长安城陷的当天，张均、张垍兄弟便已经投降安禄山，张垍还被安禄山封为宰相。当天，玄宗任命房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而另一路被百姓留下来的太子李亨此时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因为太子李亨遥领过朔方节度使，便有人提议去朔方。太子李亨同意了，于是一行人往朔方而去，在渭河边刚好遇上潼关战败后退下来的唐军士卒。太子一行人逃出长安后，一路风声鹤唳，早已经是惊弓之鸟，竟然将唐军败卒误以为是叛军，双方大战一场。直至死伤了许多人后，才发现搞错了对象。于是收罗散兵，选择了一处水浅的地方，乘马渡过渭水。没有马匹的人只好流泪而返回。自己另谋出路。
太子李亨一行从奉天（今陕西乾县）北上，一夜行进了300里，到达新平（今陕西彬县）时才停下来。清点士卒和武器装备，已丢失大半，所剩将士不过数百。新平太守薛羽刚要弃郡逃跑，被太子李亨下令杀掉。当天到了安定郡（今甘肃平凉、庆阳和宁夏固原等地），安定太守徐珏也正要逃跑，同样被太子李亨杀掉。
太子李亨到了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彭原（今甘肃宁县）太守李遵出来迎接，并献上衣服和干粮。之后到了平凉郡（今宁夏固原），这里有监牧所养的数万匹马，尽为太子李亨所得。又就地招募士卒500余人，军势才稍微得到加强。
太子李亨到达平凉数天后，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与盐池判官李涵等人得到消息，均认为应该将太子迎到朔方。这些人中，目的各有不同。也许有人是真心为了国家，希望能借太子之名号令天下，挥师南下，平定中原；也许有人是为了一己私利，如果辅佐太子登基，那么必然将成为肱股之臣。经过紧急磋商，由盐池判官李涵为代表，持笺表前往平凉见太子，将朔方镇的士卒、马匹、武器、粮食、布帛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帐籍一同奉献给太子，迎太子前去灵武。
太子李亨听说后非常高兴。刚好这时河西司马裴冕入朝为御史中丞，路过平凉入见太子，他也认为灵武兵强粮足，奉劝太子去朔方。太子当场同意。
太子到达灵武前，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大力修治宫室，就连所用的帐幕都极力模仿皇宫的样子，所备的饮食水陆之物俱全。
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初九，在萧瑟的秋风中，太子李亨一行到达灵武。李亨见到宫室豪华，立即下令将奢侈品全部撤去。
太子李亨一到灵武，裴冕、杜鸿渐等人立即向太子上笺表，请求他即皇帝位。太子李亨没有立即同意。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不同意。于是，裴冕等人对太子说：“殿下所率领的将士都是关中人，日夜思念着家乡，他们之所以跟从殿下艰难跋涉至塞外者，都是希望能够立战功。如果离散，难以再集。希望殿下能够顺应人心，也为国家着想！”一连五次上笺奏，太子李亨终于半推半就地同意。他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慎之又慎的太子生涯终于结束了。君临天下，果然快哉！
当天，李亨于灵武城南楼即帝位，是为唐肃宗。群臣跪拜，肃宗也流涕欷咽。尊称玄宗为上皇天帝，大赦天下，改天宝十五年为至德元年。肃宗任命杜鸿渐、崔漪为中书舍人，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改关内采访使为节度使，把治所迁到安化郡，任命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贲为节度使。又任命陈仓县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又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
宋代史家范祖禹评论肃宗灵武称帝，是“太子叛父”，是“不孝”。也就是说，肃宗即位是擅立。平心而论，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肃宗即帝位是大势所趋，玄宗一味自顾逃命，已经失去了人心。而肃宗却适时留了下来，振臂一呼，确实给了中原军民极大的鼓舞，对于安定人心起了巨大作用。肃宗即帝位后10多天内，中原军民争相前来归附，很快就组织起一支有效的与叛军对抗的军事力量。
肃宗即位后，一面布告天下，一面遣使上表玄宗。
值得一提的是，避难成都的玄宗此时还不知道太子李亨已经称帝，在太子李亨称帝前三天下制：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节度使兵马；又诏永王李璘为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的兵马；此外，盛王李琦负责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地的事务；丰王李珙负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地的事务。诸皇子皆封都督，各有地盘。
天下人早知道潼关失守，但都不知道皇帝去了何处。直到玄宗这道制书颁下后，人们才知道天子原来逃到了蜀中。
这样一番人事安排，是玄宗精心考虑后的结果，也充分表明玄宗入蜀后要亲自遥控全国的举措。谏议大夫高适以为不可，曾竭力劝谏，但玄宗不听。这样推断下来，玄宗没有任何要让位给太子李亨的意思。然而，太子李亨心中早就打起了小算盘。玄宗的制书刚刚发出去后不久，肃宗的表奏就到了。转眼间，他这个皇帝就成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
玄宗听到肃宗即位的消息，心头滋味复杂。他惆怅了半天，这才装出高兴的样子对高力士说：“我儿应天顺人，改元为‘至德’，没有辜负我的教导，我还有什么可以忧烦的呢？”他知道儿子当了皇帝，一定就没有老子什么事了。当年，他不也是这样对待他的父亲睿宗的么？即便他想“忧烦”，恐怕也没有这个权力了。
一向了解皇帝心思的高力士这次却没有真正明白玄宗的意思，还以为玄宗认为天下已定，不用再担心，当即反驳说：“现在两京失守，生灵涂炭。黄河以南、汉江以北地区战火纷飞，人们为之痛心疾首。可陛下却以为万事大吉了，我实在以为自己是听错了呢？”
玄宗自然不便明说，只有长长叹息几声。年迈的皇帝已经被杨贵妃之死折磨得筋疲力尽，面对支离破碎的山河，面对风雨如晦的政局，面对儿子僭越帝位的既成事实，他也只好顺水推舟，接受了“太上皇”尊号，并派韦见素、房琯、崔涣三人奉传国宝玉册赴灵武正式传位。
然而，肃宗登基，那些跟皇位有关系的人却都有了心病。玄宗的尴尬自不必说，最难过的人却是永王李璘。李璘为玄宗的第十六子，郭顺仪所生，幼年丧母，为兄长李亨抚育长大。李璘从小在深宫中长大，不谙人事。他的儿子襄城王李玚倒是有勇力，武功高强。当时，李璘的幕僚薛缪等人认为：安禄山反叛，天下大乱，只有南方完富，而李璘手握有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可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王朝。李璘听了幕僚话，动了割据之心，因此在兄长李亨即位为肃宗后，继续按照玄宗分置制诏的意图，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经营长江流域的军政事务。当时江淮租赋皆积于江陵，李璘召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迅速成为长江流域一支巨大的军事力量，隐隐有不承认兄长肃宗的意思。新皇帝肃宗当然不能容忍弟弟李璘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存在。他令李璘回到成都侍奉玄宗，李璘拒绝了。一场兄弟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只是个时间早晚而已。
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冬，永王李璘以平乱为号召，擅自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县）起兵，引水师东下。大诗人李白应聘下庐山，入永王军为僚佐。这便是历史上所谓的“永王东巡”。东巡既可解释为抗敌，也可视之为扩张势力，准备与肃宗分庭抗礼。肃宗立即下诏讨伐，结果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浔阳狱，后流放夜郎，在巫山途中遇赦。
国家有了新的天子，新皇帝周围自然要出现一批新的政治势力。李亨的侍妾张良娣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按照唐制，东宫的内官有妃、良娣、宝林三级，良娣是地位低于太子妃的姬妾，秩正三品。张氏虽为良娣，但自从李亨与前太子妃韦氏离婚后，再未立太子妃，张良娣已经是实质上的太子妃。她性情乖巧聪明，善于讨人欢心。既是身在乱世，李亨身边的卫士又不多。张良娣以防万一，每每在李亨就寝前，先行留意寝室动静，以防人暗算。睡觉时，张良娣总是睡在李亨的前面。李亨说：“抵御敌寇不是妇人的事情。”张良娣却说：“如果遇到危险，我可先用身体抵挡一阵，以便殿下可以从容逃脱。”李亨听了非常感动。后来李亨抵灵武，张良娣临盆诞下皇子，还没足够休息，3日后便起床为军士做衣服。李亨以产妇虚弱为由阻止，可是张良娣坚持，并说：“现在是危险关头，不是我养身体的时候。”李亨因此对她更加怜爱。李亨即位为唐肃宗后，除了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外，还同时册封张良娣为淑妃，封其父张去逸为左仆射，母窦氏为义章县主。干元元年（758年），又册淑妃张氏为皇后。
就在肃宗在灵武建立朝廷，预备重整旗鼓、收复河山的时候，长安城中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此时的长安城中虽然在叛军控制下，但对叛军而言，一切都是陌生而茫然的，人心依旧向着唐朝。城中经常有流言说，留下主持大局的太子李亨已经亲率大军杀向京城。消息越传越广，绘声绘色，真假难辨。叛军一时间也难免人心惶惶，上下离心。
跟随安禄山一起举兵反叛的同罗和突厥部落军队一直屯驻在长安的禁苑中。这一天，酋长阿史那从礼突然率领5000骑兵出走，还偷走了禁苑的2000匹好马，逃回朔方，预备联合其他胡人部落，趁中原内战的大好时机，占领土地，扩展自己的地盘。肃宗闻讯后，立即派使者去安抚，归降唐朝者极多。
阿史那从礼率部出走一事在长安城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城中开始一片混乱。众人不明真相，均以为阿史那从礼出城投奔唐军去了。安禄山任命的各级官吏们也都以为叛军大势已去，唐朝大军即将杀到，纷纷躲藏起来。连监狱也无人看守，囚犯全部自行出逃。就连已经投降安禄山的京兆尹崔光远也判断失误，认为这是安禄山大军撤退的前兆，准备派人包围叛军主将孙孝哲的住宅，好擒住孙孝哲，立下一大功。孙孝哲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将此事告诉了安禄山。
崔光远出身于博陵崔氏。博陵崔氏属高门望族，是山东四大姓之一。在唐代，博陵崔氏任宰相的就有12人之多。崔氏之女大多嫁给了当朝显贵。据说《西厢记》中女主角崔莺莺也是博陵崔氏之女。唐代官员的初仕，有门荫、科举等途径。无论门荫，还是科举，抑或其他，世家大族子弟都占有相当的优势。崔光远的祖父崔敬嗣在武周时期曾任房州太守。房州自古以来就是被废黜皇室成员的流放地，当时的太子李显也被武则天下放到房州。对于政治上失意的李显，崔敬嗣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落井下石，而是尽自己的能力给与关照。
李显东山再起重登帝位为中宗之后，没有忘记在危难时期帮助过自己的人。他在官员任免的名册上看到益州长史崔敬嗣的名字后，当即提笔批示，要求破格提拔此人。御笔钦点一共进行了4次。等到中宗和被点名重用的崔敬嗣见面后，才发现搞错了对象。此崔敬嗣不是彼崔敬嗣，不过是同名而已。中宗立即派人去寻访原房州太守崔敬嗣，此崔敬嗣已经去世，只留有一子名崔汪。中宗对未及向崔敬嗣报恩大为痛惜，特别指派中书令韦安石为崔汪授官，务必善待恩人之后。崔汪却嗜酒如命，经常喝得烂醉如泥，“不堪职任”。于是韦安石任命崔汪为中散大夫，挂职洛州司功，只拿俸禄，不用坐衙门当值。
崔光远便是崔汪的儿子，史书上记载他“虽无学术，颇有祖风，勇决任气，身长六尺余，目睛白黑分明”（《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崔光远传》）。高个子的崔光远步入仕途时，中宗早已去世，祖上的这一层渊源已不复存在。但崔光远却因为好赌博而结识了杨国忠，从而为日后的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崔光远和杨国忠都爱好樗蒲，因而成为极好的樗友。
樗蒲是一种以掷骰决定胜负的赌博，据说传自上古，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后来盛行于三国与晋代。杜甫还特意在《今夕行》中记录了此事：“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肖成枭庐。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杨国忠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青云直上后，樗友崔光远自然也成为受益者，立即调入京师，任左赞善大夫。赞善大夫为太子东宫的属官。此太子便是后来即位为肃宗的李亨。于是，崔光远在原本险恶的仕途上又捞到了一张王牌。
重新回到京兆尹崔光远的话题。现在根据史籍的寥寥记载很难判断当时崔光远的真实心意：他到底是如同颜杲卿一般假意投敌，人在曹营心在汉，然后伺机报唐？还是首鼠两端，如同墙头草般随风而倒？历史人物因为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与局势，已经很难完整复原。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来，崔光远投降叛军时为情势所逼，并不一定心甘情愿，但是为了性命和前程，只得如此。之后阿史那从礼出走，长安满城风声鹤唳，盛闻唐军即将进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崔光远立即派兵包围了孙孝哲府邸。更像是迫于形势之举，担心唐军得胜后，自己因降贼而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他真的是有心向唐，为何不趁此机会杀掉孙孝哲，振臂一呼，号召长安军民抗贼？可见，崔光远所谓的“义举”仍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依旧不过是左右逢源的墙头草而已。
崔光远弄清阿史那从礼出走的真实情况后，不由得惊慌失措，但事已至此，情势不可逆转，杀身之祸转瞬即到，便与长安县令苏震一起杀掉两名曳落河（胡语“壮士”之意），率领府、县官吏十余人，直奔城门而去。
苏震也是名门之后，其爷爷是中宗、睿宗时期的名相苏環，其伯父是开元年间“燕许大手笔”中的苏颋（当时朝廷著述多出张说与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
崔光远先派人赶去西行要道开远门，假传“尹巡诸门”。此时，崔光远依然是京兆尹的身份，城门守官自然不敢怠慢，“门官具器仗以迎”。列队完毕，预备迎接京兆尹大人的巡视。崔光远一行赶到，手起刀落，“皆斩之”。崔光远一行快马冲出城去，“于京西号令百姓，赴召者百余人”（《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崔光远传》），夜过咸阳，直奔灵武投奔肃宗。因为事出仓促，不及带走家属，崔光远和苏震家人尽为叛军所害。
一行人到达灵武后，肃宗闻之大喜。崔光远早先便是太子属官，肃宗极为信任，也不追究崔光远和苏震曾经投降叛军之罪，立即擢拜崔光远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派他去渭水北岸招集逃散的官吏民众。同时任命苏震为御史中丞。
崔光远重新回归唐朝廷后之后还有一些辉煌的战绩。安禄山的叛军曾经到泾阳一带大肆抢掠，所获颇丰后，便得意忘形，在一座寺庙中杀牛烤肉，连夜酣饮。当时崔光远部就在离寺庙40里处驻扎。得知消息后，崔光远亲率士兵两千余人，“夜趋其所”。当时叛军大多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根本就无力作战。崔光远率领百名骑兵扼守在出入寺庙的要道，同时派骁勇之士手持长刀，大呼杀入庙中。这一仗杀敌两千有余，缴获战马一千余匹，还俘虏敌酋一名。只此一战，崔光远威名赫赫。“贼中以光远勇劲，常避其锋”。渭北一带，凡是崔光远所到之处，叛军纷纷躲避。与其先前投降安禄山的形象判若两人。历史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崔光远和苏震出走长安一事在当时颇有影响力，之后一些本已投降的官员相继赶来灵武投奔肃宗。可见叛军兵锋虽健，却始终不得人心。之后，安禄山任命心腹田乾真为京兆尹。但此时叛军的种种暴行已失去了人心，长安附近义军四起，田乾真疲于应付。
关于崔光远，唐军收复长安之后，他便一路青云直上，先后任河南节度使、凤翔节度使、成都尹兼西川节度使等要职。到了晚年，他愈发喜好樗蒲和饮酒，不再亲理戎事。上元二年（761年），梓州刺史段子璋叛乱，崔光远依靠部将花敬定的力量，协助东川节度使李奂讨平了段子璋。叛虽平，但乱更甚。花敬定部下的士兵趁机对百姓肆行抢劫，甚至断人手腕，以掠取金钏。
杜甫曾为花敬定写过两首诗，其中《赠花卿》极为有名：“锦成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诗写得极好，尤其是后两句堪称千古名句。只是受赠人花敬定太过臭名昭著，引来众人对杜甫写此诗意旨的种种猜测。有人认为杜甫当时是真心称颂花敬定；有人认为是违心赞誉花敬定；有人认为是成心讽刺花敬定。杨慎《升庵诗话》云：“（花卿）蜀之勇将也，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还有人认为此诗“似谀似讽”（《杜诗镜铨》）；更有人认为这是杜甫赠歌妓之作。《唐风怀》提到：“南村曰：少陵篇咏，感事固多，然亦未必皆有所指也。杨用修以花卿为敬定，颇似傅会。元端云是‘歌妓’，于理或然。”《网师园唐诗笺》也说：“不必果有讽刺，而含蕴无尽。”
历史人物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局势，后人无法一窥全豹。正如笔者一直所强调的，在历史人物的行为中，有一些是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力所不能及的。实际上，当时的杜甫并没有像后世所誉“诗圣”的地位，他的声名远不及李白、王维，甚至不及孟浩然、贺知章等人。在四处流浪的生活中，杜甫为了生计，确实迎合过他所不耻的一些官吏。后人与其人为地为杜甫掩饰，不如真实地还原杜甫当时的处境，便能知道他为花敬定作诗的真实目的。无论如何，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杜甫才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杜甫。关于杜甫，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
花敬定纵部抢掠一事在当时影响极大，肃宗专门派特使前往调查。作为花敬定的直接上级，崔光远自然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因此而忧郁成疾，于上元二年（761年）十月卒。在崔光远身上，很好地反映出在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下，历史人物所呈现出来的多面性。由此可见，在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中，历史人物均受时代的制约，无法摆脱当时具体局势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