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皇帝得了蔡京这“股肱之臣”，打算雄心勃勃地恢复老爸神宗的新政。但以他的“轻佻”，又做不到前者的勤勉，于是只好放过了富国强兵的大题目，专门来做些“制礼作乐”的表面功夫。恐怕以他的艺术家心性来看，这个更有创造性，比起枯燥的理财治军，要有意思多了。于是兴建用于祭祀和宣示教化的“明堂”，规模宏大，每天役使工匠上万人。又用铜铸造了象征九州一统的九鼎，用黄金装饰，建造九座大殿来安放，称为九成宫，并亲自作《九鼎记》。建立音乐机构大晟府，创制反映朝政新貌的“雅乐”大晟乐。如此种种，给他带来很大的满足感，足以自诩为一代圣君了。
徽宗专心于他“制礼作乐”的大事业，也没忘了他心爱的书画。他本来就能书善画。楷书，草书都写得不错，自创的“瘦金体”更是秀逸清健，别具一格，就连不懂书法的人，也能看出着实是好字。他对此也很自负，落款常自称“天下一人”。他的画就更有名了，特别是花鸟画，号称“神品”。曾经有个传说：有一家的女子被狐狸精给迷住了，找了很多法师除妖，都不管用。后来这家得到一卷宋徽宗画的鹰，挂在堂屋的墙上。那狐狸就对女子说，你家的鹰双目灼灼，很是怕人，还好脖子上有铁链拴着。这家人一看，那画鹰的脖子上果然有铁链，家人就用颜料把那铁链涂去。当晚，就听得堂屋有扑击之声，接着是一声惨叫。第二天一看，狐狸精已经被啄死了。这种故事虽然荒唐无稽，不过也能看出徽宗的画的确是以工笔见长，栩栩如生，神采不凡。
不过，现在他是皇帝，对这书画，就不光满足于自己的涂涂抹抹了。一方面，他扩大了秘府的书画收藏，还把这些收藏分门别类，编出《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两部书，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又把这书画和“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挂上了钩，建立了书学、画学。对于其中的优秀者给予授官的奖励。这画学的入学考试，也十分别致。常常用一句诗句为题，看谁能最好的表现出其中的意境来。比如，有一题是“竹锁溪桥卖酒家”，大部分人都只看到“酒家”二字，于是以酒店为主体，在周围画点竹子溪水什么的。而其中有一人，却画了一座茂密的竹林，环绕着潺潺溪水，却在竹梢处挑出一个酒帘来，正点出那个“锁”字，于是夺魁。徽宗喜好的是精致细腻的画风，画院一派也就推崇写实，强调观察。比如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连一只小麻雀踏着几片屋瓦，都是错不得的。
徽宗虽然按照儒家的经典来“制礼作乐”，但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道教，为此还给自己上过一个尊号“教主道君皇帝”。他崇道，有学理上的兴趣，曾经给老子的《道德经》作过注，是著名的“崇宁五注”之一，现在还保留在《道藏》里；不过更多的还是让道士的大话忽悠住了。他最宠信的道士林灵素，原来也就是神棍一流的人物，见了皇帝，一顿马屁猛拍，道是皇帝是神霄玉清长生大帝君，乃是玉皇大帝的长子，蔡京蔡太师是左元仙伯，宠妃刘娘娘是九华玉真安妃，拍得皇帝晕晕乎乎，龙颜大悦，当下就封他为“通真达灵先生”，授以金牌，任其非时入内，并且还盖了一座通真宫让他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瑞木、嘉禾、灵芝、麒麟之类的祥瑞蜂拥而出。想来老天也不可能在这短短几年里就生出那么多，自然有不少是假造的。有人给皇帝献上了一只背上长着灵芝的蟾蜍，这灵芝、蟾蜍，本来就是吉祥的玩意儿，长在一起，就更难得了。皇帝也高兴，盛在水盆里，供在金殿上，结果被水泡了几天，那原来粘着的东西就掉了下来。皇帝龙颜大怒，把那个倒霉的马屁精贬得远远的。
徽宗皇帝是个爱玩的人，光是这“制礼作乐”和写字画画，并不能让他满足。虽然作了什么“神霄玉清长生大帝君”，但这天上之事也太过虚渺，哪里比得上人间繁华，于是大修宫室就成了题中之义。先是修缮了延福宫，延福宫是皇帝举行宴会的地方，原来规模不大，他派人在延福宫旧址建规模宏大的宫殿，还用延福宫旧名。新的延福宫有七个大殿，东西各有十五阁，宫里引水为渠，叠石为山，饲养了各种珍禽异兽。每到各种节日，他就召集百官，大摆酒宴，表演各种乐舞、百戏杂剧等，想尽各种办法来尽情享乐。
政和七年（1117年），道士刘混康建议填高皇城外东北方的地势，说这样有多子之福。于是徽宗愉快地找到了再次大兴土木的借口。是年十二月，他下旨让人在景龙门外动工修筑一片园林式大型宫苑。园林中有一座人工主峰，仿杭州凤凰山而建，高九十尺，取名为万岁山，其后又改名为艮岳，是因为“艮”在八卦中的位置而得名。用他自己在《御制艮岳记》里的话说，是“东南万里，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其绝色也。”艮岳中还修建了许多宫室楼台，栽种了多种树木。奇花怪石，珍禽异兽，将之装点得宛如人间仙境。修建艮岳，前后共用了六年的时间，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才建成。“真天造地设，人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园林了。
然而，对于皇帝来说，光是自己玩儿，也太没有意思，他还要“与民同乐”，对这大宋都城，东京汴梁，也想打扮一番。汴京的城墙和街道，曾被宋太祖出于国防的考虑，规划得歪歪扭扭，弯弯曲曲。徽宗的艺术家眼光自然看不上这丑陋的市容，于是在他亲自规划下把街道修得横平竖直，城墙整得齐齐整整。他对城中居然有乞丐和流民也不能容忍，就建立了“安济坊”、“居养院”、“慈幼局”、“漏泽园”等慈善和医疗机构来安顿他们。而对于当时最为盛大的节日元宵，他就更不肯错过。按照北宋历代的惯例，这元宵节是要放灯三日三夜的，徽宗不满足，改为五天五夜。而且，从冬至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上了，到了元宵那日，更是张灯结彩，还扎起一座鳌山来，上面缀着各种花灯，还有一幅“与民同乐”的条幅。有时皇帝兴致来了，还用金杯赏前来观灯的百姓每人一杯酒。有个女子爱那金杯，就偷偷藏了，结果被侍卫发现，捉到皇帝面前来，她倒不慌不忙，当时口占一词：“月满蓬莱灿烂灯，与郎携手出端门，贪观鹤降笙萧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脸生春，归家恐被姑翁责，窃取金杯做照凭。”皇帝一看，真是才女啊，一高兴，就把那金杯赐给她了。
徽宗在位的二十多年里，汴京的繁华达到了巅峰。也许对于徽宗来说，这东京汴梁，就是他最伟大的艺术品，他的艺术天分在这里充分的发挥，使汴京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这份繁华和灿烂，即使隔着近千年的烟尘，仍然在《清明上河图》里光华夺目的表现了出来。曾有西方的汉学家说，他宁愿作当时汴京城一个看大门的，也不愿做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我们阅读《东京梦华录》的时候，也常常为其中精致而优雅的生活感到惊叹。然而，这种璀璨的繁华背后却是惊人的代价——国库的空虚，官僚的腐化，百姓的流离，和一个王朝的覆灭。这份苦果，徽宗自己不久就要尝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