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哪朝哪代，“投降派”都是最可耻的角色。作为中国统一封建王朝中国土面积最小的朝代——宋朝，也是一个出投降派的朝代。辽国来犯，有投降派；金国来犯，有投降派；蒙古来犯，有投降派国。今天割个地，明天赔个款，后天陷害个忠良，似乎都是家常便饭，随便翻几个投降派人物，不是成了戏台上的白脸奸臣，就是跑到西湖边上跪着，千百年来，老百姓总是骂不绝口。
却还有一句话：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外敌来了很激动，嚷嚷着要抵抗的，未必就是忠良，相反，外敌来了很淡定，谨慎地说不能轻易打的，更未必是混蛋。比如金兵包围开封的时候，当时的秦桧，嚷嚷打仗比谁都凶。
所以，如果放到北宋初年，放到那场决定宋辽两国和平的澶渊之盟上，许多人的面孔，却还要冷静地看。
说到澶渊之盟，到今天确实褒贬不一，有说丧权辱国的，也有说促进了宋辽和平的。确实，花钱买和平的事情，放在哪个朝代都是说不过去的，况且宋朝又是一个“华夷之防”相当强烈的朝代，因此多年以来，对这个条约的质疑声一直不绝。
所以在质疑声里，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极力主战的宰相寇准，成了许多历史书中的“民族英雄”形象，而在这场盟约里和寇准唱对台戏的朝臣，有相当多都被丑化成了“奸臣”的形象。比如那位极力主和的王钦若，在戏曲杨家将里，就一直作为陷害杨家将的小人出现，甚至还有戏曲说他是辽国的状元，是萧太后派到宋朝来搞潜伏的，说得有鼻子有眼，基本是谁演谁挨骂。
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要了解这场战争的是非，要先看过程。
在宋太宗赵匡义北伐失败后，北宋对辽国的攻势就基本歇菜了，所谓光复幽云十六州，到了赵匡义的儿子宋真宗赵祯这一代，也就是梦里随便说说。可辽国却越来越嚣张了，你不打我我还打你呢，你不敢来攻我的幽云十六州，我还要夺回当年被柴荣拿走的关南十七县呢，所以从宋太宗雍熙北伐之后，辽国对宋朝的边境骚扰，就一日甚似一日。
宋朝因为丢了幽云十六州，既失去了防御屏障，也丢掉了战马产地，组建强大的骑兵基本是做梦了，宋朝虽然野战不足，但防御能力超强，毕竟中原的军事科技先进，宋朝的步兵和弩箭也不是吃素的，所以你来我往，在宋朝边境的铁臂雄关面前，辽国人一次又一次碰得头破血流。这仗从宋太宗在位的时候开始打，几乎年年都要干几场，打到宋太宗都挂了，赵祯都登基了，却还没个完。宋朝每年要负担大量的军费，辽国更惨，攻不破宋朝的边关，抢不到东西，咱可是游牧民族，老少爷们吃啥？多年以来，背着这样的战争负担，双方就干耗着，流血死的人，一年比一年多。
流血流到公元1004年，辽国当政的太后萧燕燕不干了，契丹人少，再死就死没了，不就是攻城吗？咱不攻了还不行吗？
这不攻可不是不打，而是绕道。公元1004年十月，辽国20万大军改变了战术，在边境上放弃宋朝坚城不攻，改成绕道长驱直入，直接杀入了宋朝腹地。这一招几乎打乱了整个宋朝的防线部署。辽国初战得胜，前锋攻破了宋朝的边关重镇遂城，接着大军南进，辽国的战略是打得下就打，打不赢就绕，绕来绕去，竟然凭借着骑兵的速度，甩开了宋朝边防城关，一下子绕到黄河边上来了，眼看着，宋朝的国都汴梁危在旦夕。
强敌压境，宋朝方面当然慌做一团，这时候就出了两个著名的投降派。一个是副宰相王钦若，一个是枢密院事陈尧叟，两人的态度出奇一致：迁都、求和。当然也有不一致的，陈尧叟主张迁都四川，学唐朝皇帝那样避避难，王钦若主张迁都南京，依靠黄河天险继续抵抗。当然，不一样也是有原因的，陈尧叟是四川人，王钦若是南京人，迁都嘛，到时候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了。
做主？这时候一个人吼起来：轮不着你做主。
这个人，就是后来被看做这场战争民族英雄的宰相寇准。
寇准是坚决的主战派，不过在当时，他只能是少数力量。此时辽国深入宋境，最要命的是，宋朝的边关与都城之间，也被辽国的部队隔断，谁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了，虽然京城有强大的禁军，可眼看着辽国这个玩命的架势，能打得过吗？
寇准很有信心，听我的，就一定能打得过。
寇准的主张很简单，皇帝御驾亲征，打败敌人。
亲征，别忘了宋真宗可是个乖孩子，不像赵匡胤哥儿俩在马背上长大，人家是读道德文章长大的，文质彬彬呢，人都没杀过，亲什么征，满朝反对声一片。大臣们不想去，去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打赢，宋真宗本人也不想去。但到底是赵家龙子龙孙，寇准用一句话就坚定了宋真宗的信心：陛下乃英悟之主，莫负先帝之雄风也！拿出激将的办法来，果然把年少气盛的宋真宗激得胆气充盈：亲征就亲征，怕他个甚。然后陈尧叟和王钦若一左一右，叽叽喳喳地说迁都，宋真宗就全当苍蝇嗡嗡了，还听寇准的，找了个借口把王钦若打发到前线督战去了。
亲征了，宋真宗亲率大军，抵达澶州城下迎敌，就像寇准预料的一样，宋真宗的到来让宋军士气高涨，大军欢声雷动，红着眼就要冲辽军杀过去，偏偏辽军也不走运，进抵澶州后，辽军处处碰壁，虽然又攻克了宋朝的齐州，但是进攻遂城不克，又败于天雄军，可以说在整个长驱直入的过程里，辽军打下的城池只有一两座，但现在面对宋朝大军，绕道是不可能了，宋朝边防大军正火速赶来，宋真宗又在正面迎敌，摆出和你玩命的架势来。到时候人家要把你包了饺子，那是死都没地方埋了。就在这时候，宋军在战斗中又射死辽军主帅萧揽达，萧燕燕很识趣，立刻顺坡下驴，主动要求和平谈判。谈判之前，寇准坚决主张包围辽军，让其把侵占宋朝的幽云十六州吐出来，但是宋真宗不这么想，不打仗就行了，还这么多要求？只要不打，给钱也成。
然后就有了宋朝使臣曹利用的讨价还价，最后商定了每年30万岁币，公元1004年十二月，双方签字画押，宋辽成为兄弟之国，辽国尊宋朝为大哥，宋朝每年给“弟弟”30万，弟弟世代不和宋朝打仗，是为《澶渊之盟》。宋真宗高兴了，大臣们高兴了，老百姓也高兴了，当然寇准不是很高兴，不高兴那就罢了，不久之后，寇准被当初的主和派王钦若陷害，免职流放。然后，他成了后人景仰的大英雄，王钦若们，则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仔细看看澶渊之盟的过程，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宋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理由的。首先是这每年给辽国的30万，比起每年抗击辽国入侵的军费来，实在是个小数目，其次是宋朝一直忌惮官员立战功，毕竟还都吃着唐朝安史之乱的教训，历代皇帝坚定地认为国家的最大隐患是内忧，所以宋真宗也是很在意内忧的，找借口罢免有功的寇准，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至于那几位在这事件中的投降派们，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有着不同的面孔。
尤其值得商榷的人，就是王钦若。
这个人在歌颂杨家将的各类艺术作品里，都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在正史的记录里，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在当时的北宋，他的绰号叫“五鬼”。他擅长投机取巧，尤其会对宋真宗逢迎拍马，喜欢跟人抢功劳，把别人的功劳占有成自己的功劳，而且专喜欢陷害人，比如寇准就是被他给害走的。宋真宗后来大搞封禅，他竭力逢迎，鞍前马后出力，实在不要脸到极点。所以文学作品里，他是汉奸卖国贼卧底，正史记录中，也是出了名的小人。
但这个小人却也办好事。
他是一个出名的清官，当年在亳州做知州的时候，就拒绝过百姓的礼金，认真为老百姓做事，他能够从亳州进入中央，是因为在当时北宋的官员考核里，他是以“廉洁”著称的。而且也很能干活，比如他主编的《册府元龟》，对北宋以前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整理，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宝典。
他还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经常救济贫困学子，用自己的俸禄资助贫困的学生求学读书，可以说是当时有名的慈善家，至于什么“辽国奸细”之类的说法，也就是演义小说里常有。
而另一个主降派陈尧叟，在当时更是一个名士。如果说王钦若还是公认的小人的话，那么陈尧叟就是公认的贤人，无论是人品还是政绩，他在当时都是威望颇高的。
陈尧叟是北宋太宗年间的状元，而且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连中三元的状元郎，才气没得说。他在广西做转运使的时候，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广西当地带去了汉族先进的打井技术，从此当地农业发展突飞猛进。他还在当地大力缉拿海盗，为民除害，在各个道路上修筑亭子等便民工程，可以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所以对这个人，宋真宗一直给予毫无保留的信任。比如他晚年觐见宋真宗的时候，宋真宗甚至准许他免下拜，并且一直以“先生”来称呼，放在北宋当时，也是一个亚圣人。
一个做过好事的小人，一个口碑颇好的大儒，为什么面对国家危亡问题，却主和了？其实主和，在当时不只他们，是大多数北宋知识分子的想法。北宋是继唐朝之后建立的，唐朝的灭国，给北宋最深刻教训的，就是安禄山叛乱，但是北宋人却矫枉过正了，无论是司马迁编写《资治通鉴》，还是北宋的知识分子对待对外战争之类的大事，无不持一个观点：武人掌权，国家必乱，重文轻武，才是稳定之道。话虽然有道理，但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北宋武备不振，对外苟安，而宋朝那些饱读诗书的大儒们，一边笑话着侵略者是蛮夷，没文化，一边却又苟且偷安，阿Q似的想，和蛮夷计较什么，给他们点好处得了，就是这样苟安的结果，北宋一点点苟安成了南宋，最后又一点点苟安成了元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