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的政治课本上，谈到宗教问题，我们从小就曾接受了一个固定的概念，即宗教是迷信的产物。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时，惊讶地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类文明历史中众多伟大的科技发明，都恰恰是由宗教人士所创。曾经空前繁荣的阿拉伯数学及文明，与伊斯兰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而在欧洲，最早探索出黑死病治疗方法的，也恰恰是那些传教士们。中世纪的欧洲，神学曾经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并不仅仅因为人类对于上帝的迷信，更是因为天主教在欧洲大瘟疫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翻阅中国古代史，我们也会饶有兴趣地发现，火药的发明来自于道士的炼丹术，而中国天文、数学、中医等各个方面的卓越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以道家与佛家的思想作为基础的。在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名录里，赫然写着许多宗教人士的姓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唐代的著名高僧一行。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难想象一行是一个怎样神奇的人物。史书中对于他的定义是“天文学家”，而从他的成就与贡献看，却远远不是天文学家这么简单。他的谥号为“大慧禅师”，仅仅从“大慧”二字，就足够显示出他的才华与聪明。事实上，一行对于佛教思想的研究以及哲学思想的总结，都具有卓越的贡献，而他更是创造性地将宗教思想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虽然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宗教的唯心主义思想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激烈的矛盾，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特定时期，宗教思想却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巨大推动力。面对那个曾经未知的世界，宗教曾经一度成为人类了解世界和宇宙的思想准则，而在唐朝，一行的身份也并非是天文学家这样简单，他更是当时唐朝佛教的教派——密宗的领袖之一。这一特殊的身份也有理由让我们对于佛教思想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作为一门高深的宗教学问，佛教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恰恰是与科技思想相融合的。而直到今天，佛教思想中许多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论述，依然对现代科学的研究工作有着巨大的借鉴作用。
一行既是一个集佛教高僧又是一位卓越科学家。更为幸运的是，他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黄金时代的盛唐王朝，那是一个让今天的知识分子无比神往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国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时代。今天的我们沉醉于唐诗恢弘的气派和美丽的语句中，殊不知在那个时代里，一批身份特殊的人用他们别样的创造力，书写下了远比唐诗更为恢弘的诗篇。我们的唐朝之所以被称为盛唐，我们国家的文明之所以被称为灿烂的文明，那些人文学术的成就固然令人骄傲，而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那个时代里缔造出了足以领先世界千年的科技成就。从历法的修订到天体的观测，中国人用他们的智慧搭建起了通向天体奥秘的金字塔，而一行正是那个时代，站在金子塔尖的人。
一行，俗名张遂，邢州巨鹿（今河北邢台巨鹿）人，其祖父张公谨曾任襄州都督，精通天文历法，家庭给了他良好的熏陶。关于他的祖父张公谨，在历史上也许名声不是很大，但是玄武门之变的一个重要决策却让历史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玄武门之变前，张公谨曾任李世民的幕僚，当时的李世民在事变前曾经请巫师占卜成败，结果张公谨将占卜用的龟甲扔进了火中。张公谨劝说李世民道：“凡行卜签，是以决嫌疑，定犹豫，现在举事不疑，用得着卜卦吗？如果卜不吉，势已不可停阻，希望大王仔细想想。”也正是他的这番慷慨陈词让李世民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玄武门之变中，张公谨在太子李建成被射杀后，率领兵马死守玄武门，阻挡住了太子府的反扑，为李世民的最后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位不信鬼神的智者同样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对于天文和数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虽然一行出生的时候，张公谨早已经过世近60年，但是祖父的品质显然在他身上有着深深的痕迹。他有着像祖父一样卓越的眼光和远超他祖父的天文成就，然而他并没有祖父那样的政治野心，一生淡泊名利仕途，如果张公谨泉下有知，得知后人居然从事了一项他远没有想到的职业，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盛唐时代的许多名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另类家族的继承性。我之所以在家族继承性前面加上“另类”二字，是因为与南北朝时期传统的世家大族不同，唐朝的这些名门之后往往走上与祖先背道而驰的道路。比较典型的就是唐朝的名将王忠嗣，其父为初唐名将王海宾，而天宝年代著名的政治家李适之，其祖先却恰恰是当年被李世民废黜的太子李承乾。而事实上，唐朝名人们这种“另类的继承”，恰恰也是盛唐文化的一个层面。唐朝时代，虽然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官员考核的基本制度，学术的日益政治化和自然科学的边缘化也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唐朝文化同样有着百花齐放的一面，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与历史积累下的文明成就在这个年代得到了群体性的爆发，使个体的生活道路在人生中可以获得不同的选择机会。但是，祖先的品质在后人的身上依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让吐蕃胆战心惊的王忠嗣同样是一位富有才情的诗人，他的诗篇与他的赫赫战功一样让我们热血澎湃，而遁入空门的一行身上也带有他祖父的高贵品质：不信天，不信神，不迷信权威，无论在怎样的政治环境下都可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与思想，可以用默默的耐心去完成伟大的工作。而且他远比如祖冲之等科学家幸运得多，生活在一个文明开放的时代里，他的科学工作得到了莫大的支持。如果说在他以前，科学研究还属于个体努力的话，那么从一行开始，以国家政府的名义所主持的科学活动，已然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主流之一。尽管这种活动带着各种政治色彩，尽管活动本身也充满了人类对于世界的种种茫然，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却足够说明一个大国的气魄与胸怀。有唐一代，中国的科学巨著和大型的科学工程都要远远超越前代，而专业化的科学教育也在唐朝达到了一个完备的顶峰，这是一个国家富强与文明的最基本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行是幸运无比的，他拥有前代科学家们所不曾拥有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文化上的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风气，以及雄厚的经济支持，都为他的成功铺垫了最为广阔的平台。
这就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真正意义，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所最需要的环境：政治的稳定，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高度发达的文明和物质成果。在那个年代里，中国是所有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典范国家。那个年代里，阿拉伯文明刚刚勃兴，还身处无休止的征战中，欧洲的邦国四分五裂，东罗马帝国正步入它的没落时期。在地球的西边，森严的堡垒和黑暗的神学禁锢了欧洲人飞翔的翅膀，而在另一端的中国，发达的交通，统一的政治环境和先进的生产力，都让这里的人们享受着眼界无穷天地宽的纵横之感。而我们的一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踏上了历史的舞台。
一行出生于公元683年，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那位大名鼎鼎的张公谨大人已经谢世近60年，由于武则天的缘故，这个曾经在贞观之治中立下奇功的家族而今正走向没落。但是那位素未谋面的祖父却为一行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的天文学观测记录以及各类天文著作，家族的文化传统让一行成为一个博学的青年。20岁的时候，一行写成了《大衍玄图》和《义诀》各一卷，用以解释杨雄的《太玄经》，让人惊讶的是，他仅仅是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一艰苦的工作。而他过目不忘的本事更令人惊讶，无论多么让人费解的书目，他只需看一遍就可娓娓道来，甚至描述得生动有致。他能写一手锦绣文章，其好学精神更是令人叹服。为了能够探求知识，他曾经在唐朝著名的藏书楼元都观借书阅览，甚至读书读至废寝忘食。他的刻苦与博学在当时也盛名广播。如果按照一个青年正常的成长道路走下去的话，也许一行会参加当时唐朝的科举考试，甚至会考到前几名，或许他会借助家族的荫庇，一样可以取得一个不小的官职，每月领取丰厚的俸禄，但遗憾的是，这不是他所期待的生活。如果真的是那样，也许历史上会多一个博学的学者，多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但是会少一位得道的高僧，更会少一系列中国天文学惊艳的成就。
在一行之前的中国科学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世家的传承。比如南北朝时期的科学家祖冲之，其家族就是世代从事天文研究的。
如果说祖冲之是出身于科技世家，投身科学是必然选择的话，那么一行显然有更多的选择。而事实上，在当时的唐朝，精英阶层里精通天文学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把天文学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而并非是一种毕生的追求。比如一行的祖父张公谨，在天文学上同样有很深的造诣，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政治家。而一行不同，他有着投身仕途的机会，却坚决地选择了放弃。他没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只有单纯和真实的科学向往。从南乐到长安，他付出心血最多的就是天文学。在当时长安的各种学术界聚会上，他曾不止一次因为拒绝名流的邀请而得罪权贵人物，而同时，他对各类的天文书籍却痴迷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每每与人谈论起天文的研究，他便滔滔不绝乐此不疲。他没有出身于一个天文学世家，却是一个纯粹的天文学者。
就一行青年时代的环境看，他也不幸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一行的青年时代，武则天的武周王朝正如日中天，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更是独揽朝政，一度被看做皇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公元703年，武三思听闻了一行的大名，为了赢得礼贤下士的美名，他开始蓄意拉拢。关于武三思这个人，历史上记录比较多的，是他的心狠手辣。一方面，他专门拉拢一批名人结交，为自己博取一个好名声；另一方面，对于不顺从自己的人，他则进行坚决而无情的陷害。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正义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而贪婪的人则梦想着借助他的高枝向上钻营，无心于仕途的一行自然是属于前者。但是一系列的事实证明，违背武三思的邀请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接受他的邀请，则或许会陷入朝廷巨大的政治旋涡中。在当时，以李显为首的太子党和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一门正斗得你死我活，无数的历史名人也参与其中，最后造成了皇门的相互屠杀以及无数文人让人痛惜不已的结局。一行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虽然简单却也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愿意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的理想很简单，投身于天文的研究之中，以自己的所学为苍生造福。但是严酷的政治环境显然不能如他所愿，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初出茅庐之际就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选择难题，他将会如何取舍呢？
一行选择了一条谁都没有想到的道路——出家。
关于一行出家的原因，历史书上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只说他为了躲避武三思的拉拢，逃到了河南嵩岳寺出家，因此史书也把他的这种选择，作为一种避祸的方式。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嵩岳寺是当时唐朝的名寺，一行逃到嵩岳寺后，适逢高僧普寂禅师在那里弘扬禅要，一行参听之后大为感动。这其实正是中国文人的心态之一。因为政治环境的失意，他们需要寻求另外的寄托，而满腹的理想更需要一个广阔的平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20岁的一行经历了人生一场最大的变故，梦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他遇到了人生一道最大的壁垒。普寂的讲经正是在这个时刻为他送上了人生的一把钥匙。我们总把佛教看成是消极避世的思想，而事实上，佛教的真正精髓在于“修行”而不在于“参禅”。佛教宗教思想的精神恰恰可以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有益的补充。最重要的是，在武则天崇信佛教的政治环境下，一行的选择可以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家庭贴上一道最大的护身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他当时可以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如果说一行开始的决定仅仅是一种避难举动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对于佛教密宗思想的日益理解，他渐渐转变了观念，由一个学者成为一名得道的高僧，我们应当注意到，一行在佛教上的造诣不亚于他在天文学上的造诣。首先，他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印度文，并且翻译了大量印度佛教经文；《大日经疏》是集中体现他密宗思想的代表作品。在这部佛教论著中，一行对南北朝以来传入中国的密宗佛教思想做出了梳理性的归纳，并鲜明地提出了个人对佛教的宗教主张，他把密宗的胎藏和金刚两大部密法完美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密宗佛教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密宗的宗师性人物，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出家后的一行起初随着普寄禅师修行，但是某一日，师徒二人邂逅了当时唐朝著名的藏书家尹崇。尹崇见到一行后大为惊叹，对普寂说：“此子天资聪颖，非汝可教也。”于是在普寂的许可下，一行开始了漫漫求学的路程，他的脚步踏遍了大江南北，从嵩山到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处处留下了他艰辛的足迹。先后成为他师傅的有天台山的至清法师和嵩山的悟真法师等人，这一段经历对于一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研究中，佛教学派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佛教学派对于天文和历法的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但是因为门户的限制和地位的差别，这些思想尽管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却迟迟无法与传统的中国天文思想相融。不仅如此，佛教学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也发生着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不仅仅局限在科学领域，更局限在各个学科与领域。唐朝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于：虽然中国儒家的大一统传统早已有之，但是唐王朝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这个时代里，各种学派之间的融合催生了一系列文明成功的诞生，也使各个宗教独特的思想观念融化进了中华民族蓬勃的血液之中。中国文明这种以儒家文明为主体兼容并包的特点，正是在这一时期发挥到了极致，也正是这一特点，使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与文化的浩劫中，依然可以坚韧地生存下来并蒸蒸日上，而一行，正是这一过程中的桥梁之一。
一行的特点在于，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经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学说，而在他的中年时代，他又系统地接受了佛教思想的熏陶和佛教中关于宇宙与天文学说的理念。两种不同流派的学说在他的观念中交融，终于形成了他独特的天文观念。我们总把取长补短看得很容易，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往往是可以夺天地之造化的智者。这漫漫的10多年时间里，一行的脚步走过了万水千山，放弃了优厚的官职和权力人士的拉拢，甘愿忍受贫苦和困顿的生活，在寂寞的旅途中孜孜不倦地探求着佛教和科学的真谛，这就是一行这段时间生活的主题。如果放到今天，一个富家子弟宁愿选择艰苦的苦行僧生活，在艰难的漂流中研究学问，这一定会被看做天方夜谭一样的童话，或许也会被各个网站和新闻媒体大炒特炒。但是在1000年前，一行正虔诚地走着这一步，从一个少年成名的学者到寂寞的行脚僧，他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与沉重的代价。告别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和繁华的城市，独自走在荒凉的乡间与清冷的山水中，我无数次地遥想着这位高僧跋涉的身影，青灯古佛下，他默默地朗读着经文，晨钟暮鼓中，他平静地翻阅着典籍。万水千山中，他的脚步艰难地跋涉着，敲着农家的门，化一碗简单的斋饭。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经写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或许正是这位智者的写照吧。
如果我们就此把一行看做一位科学理论家，那么我们就不够全面了。一行有着丰富的科学理论造诣，他甚至把佛教思想也引入到了天文的研究中去。但是同时，他更是一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科学家可以做到如他一样如此重视天文的实际观测工作。他对天文观测数据的详细记录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即使是游学的多年里，他也写下了厚厚的天文观测笔记，甚至每一个数据都精细无比。其中一个创造性的成就，就是他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并进一步发现和认识了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这一发现废弃了沿用长达800多年的28星宿距离数据，描绘出了更为完备的恒星表。而且更为精彩的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比太阳近的观点。在那个对于宇宙认识还一片模糊的时代里，这个发现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僧人是一行的职业，佛教是一行的追求，但是历史注定他的生命不会沿着这种寂寞的轨迹走下去。事实上在武则天去世后，唐朝政府就曾不止一次地征召过一行。公元710年，唐睿宗派遣湖北留守韦安石聘请一行入宫，无意于仕途的一行再次拒绝了这一邀请，并跑到了湖北当阳去学习毗尼。之后的许多次征召也都被一行拒绝。公元721年，唐玄宗李隆基派族叔李洽亲自接一行入京，这是当时一种莫大的荣誉，一行终于不再拒绝，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而他之所以改变主意，并非因为唐王朝这种盛大的礼仪，而是因为唐王朝交给他的一项伟大的任务——修订历法。
说到历法，不得不说说从南北朝开始中国历法的发展情况。南北朝以前的中国天文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错误：即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永远吻合。天周（即地球绕太阳真正公转一周的周期）和岁周（回归年，即太阳正射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再回到冬至点的周期）不分。东晋的虞喜测出了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有一些差距，太阳并不能回到它前一年的起点。这个差距，天文学上叫做岁差，而在南朝“元嘉历”制定的时候，凉州的学者已经提出了“闰年”的概念，认为600年中有221个闰年的比较精确的意见。但是作为修订者的何承天却并没有采纳这一成果。在当时的南朝，国家通用的历法依然是何承天所用的《元嘉历》，祖冲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写出了《大明历》。在《大明历》中，祖冲之区分了回归年和恒星年，首次把岁差引进历法，测得岁差为45年11月差一度（今测约为70.7年差一度），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今测为365.24219878日）。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它采用391年置144闰的新闰周，比以往历法采用的19年置7闰的闰周更加精密，定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日（今测为27.21222日）交点月日数的精确测得使得准确的日月食预报成为可能。祖冲之曾用大明历推算了从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到大明三年（公元459年），23年间发生的4次月食时间，结果与实际完全符合；得出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即定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今测为11.862年）；给出了更精确的五星会合周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也接近现代的数值。提出了用圭表测量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
开元时代，唐朝所用的历法为李淳风所编的《麒得历》，但是几次预报日食和月食的不准让唐王朝大为光火。事实上，《麒得历》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法之一，但是中国古代的历法，在唐朝以前有一个重大的弊病，即虽注重观测的结果，但历法的修订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计算的数据。这就使得历法的准确性存在着很大的限制。一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回到了长安，而他所接受的也是这样一项艰苦的任务。一行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正如他对唐玄宗所说的那样：“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太史令测候星度。”他提出了以实际观测的数据为准作为制定历法的依据，这一主张虽然在他之前的年代里也曾经实现过，但是局限于设备的简陋和环境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而这一次则不同，这不仅仅是一行人生中一件重要的大事，更是历史上的首次以国家的名义修订历法。一行拥有了比他前辈们更好的条件，而他几十年游学生涯中所积累的丰富知识，从这一刻起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这部历法的修订，几乎穷尽了一行一生中最后几年的时光，辛苦的游学和艰难地求索，也许正是为了这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所有的人生都必将贡献给这伟大的事业。
而在修订历法的过程中，一行对于一系列天文观测仪器的制作与改良，不仅对于新历法的修订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更对于后世的天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代表意义的当属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铜浑天仪的原理是用水冲动机械让其以一日一周的速度自转，上面设有两个机械的木人，每刻自然击鼓，每晨自然击钟。这种仪器比西方自鸣钟的出现早了600多年，堪称世界首创，而这种浑天仪演化星云变换的方式也比张衡的浑天仪更加精巧细密。一行以这种新制的仪器观测日月星辰的变动，发现其数据与汉代相比有着较大的出入，他利用这些全新的数据，作为修订历法的基础。
在新仪器制作完成后，一行组织人力发动了一场浩大的运动——测量日影。这实际上是人类天文学历史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的运动。一行的行为得到了当时唐朝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完成的科学工程。从开元十二年开始，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展开着。在全国共选择了12个观测点，派人实地勘测。这场工程几乎集中了当时唐王朝所有的科技精英，这样的行动是一项不亚于万里长城的奇迹。一行根据当时实测的结果，计算出来大约526里（唐里小程每里为300步，合454.363公尺）270步，影差二寸有余，纠正了《周髀算经》“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这个数据虽然与今天的数值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子午线的长度进行实际测量，它对于科学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怎么说也不过分。而这一运动，比公元814年回教王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早了90年。
公元727年，这部穷尽一行所有热血与心力的历法终于修订完成。这部历法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几乎涉及到了当时唐王朝统治区域的所有角落。而一行更是殚精竭虑，亲自处理每一个测量数据，并主持测量的计划。这部凝结着无数人心血的历法拥有比同时代历法更为缜密和准确的特点。在其问世之后相继传入了日本和印度等国，沿用达百年。李隆基亲自为这部历法命名——《大衍历》。
然而就在这部历法问世的前夜，一行却因为劳累过度，闭上了疲乏的眼睛，那一年，他仅仅45岁。他没有亲眼看到这部历法在中国颁布实施，更没有想过他所做过的事情，会对后世有怎样伟大的意义。但是他明白自己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他的国家将因为他的心血而受益无穷。
《大衍历》共分7篇：第一，计算节气和朔望的平均时间（步中朔术）；第二，计算72候（5日算一候，用鸟兽草木的变化来描述气候的变化）（步发敛术）；第三，计算太阳的运行（步日躔术）；第四，计算月亮的运行（步月离术）；第五，计算时刻（步轨漏术）；第六，日食和月食的计算（步交会术）；第七，计算五大行星的运行（步五星术）。这种编写方法，内容系统，结构合理，逻辑严密，因此在明朝末年以前一直沿用。可见《大衍历》在我国历法上的重要地位。尽管《大衍历》是当时最优秀的历法，但是，颁行不久便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后来分别用《麟德历》，从印度传入的《九执历》和《大衍历》来计算，结果是《大衍历》十有七八是准确的，《麟德历》十有三四准确，《九执历》十次仅有一两次准确。在事实面前，《大衍历》才得以继续使用。
《大衍历》发展了前人岁差的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计算食分的方法，发现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新的二次方程式和公式，并将古代的齐同术用于历法计算中。一行同样为《大衍历》写下了许多论著。可惜流传下来的已经不多；当时以及后代对于他的技术之巧、历算之精，非常景仰，因此别人的许多有关著作，也用一行的名字。查各书所载，用一行名的计有32种75卷，多数出于依托，因为大都佚失，现已无法详细楷定。至于《旧唐书·一行传》所说的《大衍玄图》一卷、《义诀》一卷和《后魏书》中的《天文志》（《宋史·艺文志》著录后魏《天文志》四卷），可能是一行的作品，可惜也已散失，无从稽考了，但他对于天文学的巨大贡献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000年前的那个寂寞的夜晚，疲劳的一行完成了又一天的工作，他的面前是浩如烟海的各类卷宗与测量数据，昏黄的灯光下，《大衍历》就像一个初生的孩子一样，勃勃地生长着。他看着面前的各种数据，憧憬着这部新历法的美好未来，想着它将在后世造福国人，那个夜晚他终于闭上了疲惫的眼睛，他笑了。
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行的一生的话，那么我宁愿说：“一行，中国科学家中的天才，也是中国科学家中的幸运儿。”
我想，这或许是对于他最为恰当的评价。富有才华的他成功的最关键要素，正是身处一个激情飞扬的盛唐时代，这个时代是无数知识分子所神往的时代。而从一行的人生履历上，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个时代之所以成功的最关键要素：唐朝建立了最为完备的科技教育体系与科学开发体系，历史性地进行了国家行为的科研开发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唐朝士族制度已经瓦解，科学家成为最纯粹的科学家，开放的国家也同样使各种思想兼容并包。在那个时代里，中国的科研体系之发达，科学开发深度之深，一如今天的美国，而无数的外国学者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只愿亲眼见证中华文明的光辉。如果说在一行以前，许多科学家的成功可以被归结为个体的成功的话，那么在唐朝，科学的成功更多成为了一种群体的成功和国家的成功。之后的宋元两朝延续了唐朝所固有的科学体制，在科举制度导致自然科学日益边缘化的背景下，科学仍然以其独特的地位固执地占据着历史的舞台。从《大衍历》到《梦溪笔谈》，从《梦溪笔谈》到《授时历》，这是属于中国科学自己的黄金岁月。
一行过世以后，他的谥号为大慧禅师，而于我看来，这样的大慧，不仅仅属于他个人，更属于盛唐这样一个时代。唐朝乐队的歌中曾有言：“今宵杯中映着明月纸香墨飞词赋满江／今宵杯中映着明月豪杰英气大千锦亮／沿着掌纹烙着宿命今宵酒醒无梦／沿着宿命走入迷思仿佛回到梦里唐朝。”我想回顾一行的履历，这首歌曲也许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最简单的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