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方面来说，为写这部书，我个人也已经准备得很久很久了。我想我是准备了一辈子。
记者：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虚构与史实的关系向来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被诟病。
刘和平：我觉得在这部书中，我完成了“两个突围”：对于传统模式下小说的叙事方式的一种突围；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何突破所谓史实的约束的一次突围。
史学研究是落在“研究”两个字上，或者说历史考证是落在“考证”两个字上，而文学创作是落在“创作”两个字上。试想一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你不允许它创作，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戏剧、电影都面临着一种困境。尤其是历史剧，它还不同于小说。在小说中作者可以跳出来发言，甚至直接把史学界的一些观点转换成文学语言表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所谓的“缺乏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可历史题材的戏剧、电影就不同了，它要求人物自己说话，这样一来，一度创作的作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剧，他在面对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又要构建戏剧性这两方面的要求时，就带来了永远难以妥协和互让的矛盾。其实这个矛盾在几百年前就已得到解决。最著名的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三国演义》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三国演义》的出现是对文史不分的一种突围，就是在文学眼中的历史终于有了独立的位置，这个位置的取得花了中国几百年的时间，是通过无数代人的努力所完成的。包括宋代的说唱艺术，元代的戏曲，在中国民间通过多种文艺形式，说唱后世无数人心目中的历史。到了明代才水到渠成，先是出现了《水浒传》，然后是《三国演义》，直接冲击官修史学。今天有一些观点，认为《三国演义》说的就是当时一种完全正统的思想，但很少人从里面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深深怀念着汉民族的最后一个英雄时代。可以看出生活在明朝的那些汉人，对曾经的汉人群星璀璨的时代的再出现，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呼唤，所谓汉、晋，不过是一个表象。
我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在今天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大河文化（指农业文明）逐渐走向海洋文化（指商业文明）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否认自己原本是从大河文化，也就农耕文明中来的。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转型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在逐渐丢掉几千年来大河文化留给我们的历史精神遗产，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深入骨髓，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许多中华民族的传人不愿看到的。这就出现了近几年呼唤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思潮。
当一种新的思潮来临的时候，你进入其中，并且用作品来表现这种思潮的时候，它本身承载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因此作品一出来，就一定会得到强烈的共鸣。我2005年3月开始写《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2006年3月开机，2007年1月播出，运作速度之快在行业内被称为奇迹。我其实心里很明白，这是因为人们呼唤某个东西已经够久了。
记者：也就是说选择嘉靖朝最后五年作为《大明王朝1566》的历史背景，您的创作初衷源于文化转型时期的忧患意识？
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只写到嘉靖之死，我还会写一部《大明王朝1587》来讲后面的事情。是这个题材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这个题材。就像是《三国演义》选择了罗贯中，而不是罗贯中选择了《三国演义》。当然，我不能跟罗贯中比，我说的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写这本书也是因为海瑞引出来的。最早是海南省和海口市的领导、也是我的朋友请我去，希望我写海瑞，宣传海瑞。其原因之一是某中央领导在视察海口时打破行程，专门去凭吊海瑞墓。海瑞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深深感动着我们，为何不宣传海瑞呢？这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社会思潮的呼唤。
当农业经济转为商业经济时，要永远记住民族精神不能丢，人们不能过于趋利、趋乐。须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记者：在历史小说里，无论是忧患意识还是人世感悟最后都要通过文学手段来表达。
刘和平：最伟大的史书是史诗而不是其他，这个史诗不是指狭义的史诗。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说史以外，写历史的人还要用文学赋予历史以精神。
我很清醒地知道到我是在进行文学创作，用文学手法表现历史题材，创作者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传历史之神——这就是我的追求。在文学创作者那里，最后只剩下一个真实，就是“心的真实”，这是终极真实，而不是所谓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达到了这个真实，读者就不会斤斤计较于历史，他宁愿相信，作者笔下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就是嘉靖、就是海瑞。
怎样摆脱历史对文艺作品的束缚这是一道门槛，其实用道家的智慧，这个门槛会一下跨越。老子思想中有一个核心话题是“不可名言”，不要去说它是什么，而去说它不是什么。比方说嘉靖，不要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但可以去说他不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不要去说严嵩是一个大奸臣，可以去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首辅。
记者：前面聊了不少“道”的层面的东西，现在谈谈技术层面的事吧，对读者来说，更关心的可能还是一些具体的问题。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作者免不了要被问及一些与历史有关的话题。
刘和平：其实我不太愿意把我的历史观点说给读者和观众。有媒体让我向对明朝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一些我认为不错的书，我的回答是我不好推荐大家去读什么书。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如果说真的对历史感兴趣，那么就去书店翻一翻，翻到哪本书觉得有意思了，就去读哪一本。任何人的建议都是一种干扰。但既然我们在说《大明王朝》这本书，这些肯定也要谈的。你问吧。
记者：我记得钱穆《国史大纲》解读明史一章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云，“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据钱先生分析，明代为中国历史政治的转折时代，自此中国历史方自“尊师相，抑君权”之传统士大夫政治真正进入帝王专制时期，其中所产生的流弊远播后世。您怎么看待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以及所凸显的历史问题？
刘和平：我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吧。明朝人特别是我书中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在“困境人生”之中。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到了明朝，几乎达到一个顶峰，最严重的问题是“朝廷不分”、“家国不分”。
记者：全书开头就写廷杖大臣。
刘和平：我就是想用廷杖这个细节，几板子打出明朝王权主义到了极致的本质。“家国不分”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这可能和明朝开国皇帝的身份有关。凡是平民皇帝夺得天下，“家天下”的感觉都要比贵族社会强烈。明朝有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因为只要是封建体制，就离不开使用文官集团来统治偌大的农民国家，可朱明王朝除了隆庆外，其他皇帝都心理扭曲，“反智”、“仇富”得厉害。
记者：可隆庆只在位6年。
刘和平：这是很可惜的事，而且后人对他的一生有一个错误的评价，认为他懦弱、无能，只知耽于酒色，我在书里写的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不是这样的。
明朝的分封制从朱元璋始，全国各地的藩室宗亲都拥有大量财富，而最大的经济利益即得者就是皇帝，王权操控经济的现象到了极致。尤其是我书中所写的年代，嘉靖27年不上朝，但有一件事他乐此不疲，就是每天躲在宫里算帐。可以说当时真正的户部尚书，就是嘉靖本人。
记者：说到嘉靖，我记得在书前面描写各种权力斗争的铺陈之后，第十三章第13幕“玉熙宫大殿”里，皇帝、内阁（裕王集团与严嵩集团）、宦官集团的三大权力交锋尤为出彩，其中嘉靖作为一代雄猜之主的驭人之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历史上的嘉靖果真有此手腕？您怎么看待嘉靖这个人？
刘和平：到嘉靖这个时期，是每个人都难以找到自己人生位置的时期，因为天下第一人就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位置。嘉靖的人生正确位置应该是“圣主贤君”，但这样一来，他就要成为国家的奴隶。雍正是心甘情愿作最大的奴隶，但嘉靖不同，他有着从老庄那里学来的智慧，他不想这样生活。他认为既然上天选择他当皇帝，他就当皇帝，但个人生活要自己来掌控。他在做皇帝和做人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生存点――“无为而无不为”。于是才出现大明王朝唯一在任二十年的首辅严嵩。嘉靖是经历过“大议礼之争”的皇帝，深深知道一旦手里有权，就要面对天下责任，掌握利益分配，这个权力背后其实是骂名，也就是意味着每天的日子都过不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政治体制，真要勤政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完，还是要懂得“甩手大掌柜”的道理。他的不上朝只是形式，他知道“不可名言”的含意，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治理国家，比如拿一件东西给朝臣，让他们去揣摩圣意，作为皇帝，他从中也得到乐趣。权力最终是带来乐趣。
他最后不杀海瑞，就这一点历史就对他刮目相看，崇祯勤政17年，最后的结果是杀了袁崇焕。
记者：海瑞在书中是否太完美了些？黄仁宇认为海瑞的失败在试图用道德解决制度问题，因为明代官僚俸禄极低，几乎到无人不贪的地步，海瑞死后才留下20两银子，要求众多官僚达到如此道德境界几乎不可能。
刘和平：海瑞是中国封建腐败官场的恐怖分子，他采取的都是自杀性袭击行为。他是大明王朝的“金刚化身”，张居正所说的“国之利器”，是难能可贵的人。
海瑞是向整个腐败的大明王朝宣战，但最后他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堂吉珂德，他并没有敌人，谁都不是他的敌人，他只是在和风车作战。海瑞性格的形成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当时理学盛行，有很多洁身自好的人，用精神层面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人生，在海瑞的家乡，就产生了像写《大学衍义补》的丘竣这样的人物。但这个大背景还不足以造成海瑞。他本身有回族血统，其祖上叫海达尔，据说是元朝时候从中东过来的。他虽不是纯粹的汉人出身，祖上几代传下来也已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但血液中的宗教因子还是有的。另外海瑞出生、成长于海南岛，那里当时可称之为穷乡僻壤，物质生活水平非常之低下，再加上他4岁丧父，从小由寡母带大，必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恋父情结。其母教他“尔虽无父，既食君禄，君即尔父”，他把嘉靖当做了父亲。最后三法司就是以“儿子辱骂父亲大不敬”的名义定海瑞的罪。
记者：而嘉靖这个猜忌的皇帝对这个罪名也认可。
刘和平：嘉靖也默认了。三法司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是您的儿子，杀与不杀您做父亲的来决定”。后来嘉靖也没杀海瑞。
嘉靖和海瑞，一个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他们互相懂得。而在我的心目中，对这两个孤独者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共鸣。他们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不愿做最大的奴隶，却把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囚徒，27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软禁了自己；海瑞在自己的精神中建盖了一座牢房，为原则可以牺牲一切，对自己制定的原则绝对不放弃。两个人都在坐牢，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
记者：除开主线叙事外，书中的支线情节及次要角色也都各具特色，比方深通官场游戏规则的商人沈一石、失意士大夫高翰文、抗倭名将戚继光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三人分别代表了明代经济、政治、军事各弊政下生存的人物，他们有能力却都失败了———戚对军事制度的改革最终失败，嘉靖时已是勉力支撑。分别谈谈这三人的失败根由吧。
刘和平：“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
记者：这个是嘉靖驾崩前说的话吧。
刘和平：是。当时所有的人都生活于困境之下：沈一石是皇权操纵经济下的典型的牺牲品，高翰文是中国知识分子另类的写照，戚继光在书中的结局还不算太失败，基本上得其所哉。唯有一个人，相对他人的境况比较超脱，这就是李时珍。
记者：这个李时珍是指历史上的李时珍还是您心目中的李时珍？
刘和平：是我心目中的李时珍，因为我觉得像李时珍这样的人，不单单是一位名医，他的人生应该有这样的超脱。
记者：《大明王朝1566》的扉页上印着“献给父亲”的字样，您也提到自己早年是“从父读书”。
刘和平：我父亲解放前做过记者、主编，解放后是剧团的编剧，母亲是戏曲演员。我从小在剧场里长大，13岁休学，从父读书，15岁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到湖南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每天我和父亲一前一后推车，两个人还比不上别人一个人。但对我来说是一段幸运的时光。当时村中有他们抄家得来的很多书，经史子集，各种各样的书都有。我们白天出工，晚上一灯如豆，我和我父亲对坐读书。我记得我当时想写古诗，父亲说那是一件难事，劝我不要写。时隔不久，我写了一首平仄准确、中规中矩的七律拿给他看，他大吃一惊。《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都是那时候背诵下来的。我现在写书，古书上的一些话可以信手拈来，主要是因为有这份童子功。
记者：可惜您的父亲生前没有看到这本书。
刘和平：连《雍正王朝》他都没有看到就去世了。所以我在书的前面说“献给父亲”。
记者：一个作者在写书时只要面对自己就可以了，但作为制片人，每天都要和各色人等合作，处理各种关系。作为一介书生，如何应付？
刘和平：作为一件事情的组织者，要用人格力量去感染别人。在作制片人的过程中，第一，个人要素丝不染，几千万的投资虽都是我一个人拉来的，但直到现在，我名下4万元的宣传、交际费用还没有用完；第二，剧本本身也使所有参加拍摄的演员都兴奋不已，带着敬畏感和敬业心来面对这部作品，这比任何行政手段都管用。作为一个喜欢历史的人，我从传统文化中悟出很多道理。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我基本上像嘉靖一样，隐身在幕后，在挑选好张黎导演等国内第一流的创作班子后，我就做甩手大掌柜，把具体事情交给“二掌柜”去做。另外一条，是控制好财务。
记者：您喜欢做那些每天必须完成的事务性工作吗？
刘和平：非常地不喜欢，也只好“知不可为而为之”了。为了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敬畏心和感恩心我会坚持去做。我是湖南人，这就要说到湖湘文化。曾文正公说过，干大事者必须有两个字，一是“忍”字，二是“挺”字。这也是我的生命感悟。除了忍和挺，还要“于世有补”。当你只剩下精神的时候，在别人看来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精神的强大会完成的。
我现在做制片人，就是想把自己写的东西拍成一部不走样的电视连续剧。我的肉身只是做这件事的一个工具。包括写书，虽然很没有成就感，但一定要把它完成，我得完成我作为工具的使命。所以我常抱着两种心态创作，一种是感恩心，一种是敬畏心。“小车不倒只管推”，一切由不得我来选择。
记者：您受老子影响很深啊。
刘和平：我哪一天写不出东西了，就去出家，去落发受戒，在某个寺庙里做个方丈。我现在特别能体会到曾文正公所说的“心力交瘁，但求速死”，活着的确是了无生趣。我对生命一点都不留恋，也不热爱，每天除了工作，就是为了肉体的生存而吃东西、睡觉，也没有任何嗜好。立德、立功、立言都与我本人无关。老子说“人之大患，在吾有身”，我觉得现在自己不过是“带着肉身在修行”。
记者：求仁得仁，亦复何怨。
刘和平：我是求难得难，不难还要我干什么。未来的生活我早已做好准备，我会按我的想法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