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祖与明神宗
一个人在历史上所留下的评价，当然是取决于他一生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事情过了几百年，对于明朝灭亡、清朝兴起的原因，史学家已经累积了许多研究的心血，也得出了许许多多的结论，从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现象等各方面探讨起，以求得历史研究的全面性和整体性。
“清之兴，兴于太祖。明之亡，亡于神宗。”这是其中的一个结论，仅就直接原因、时代及时代领导人而下；而对“旁观者清”的后世人来说，这两位分别造成清兴、明亡的时代领导人，在许多方面不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更足以发人深省。
清太祖努尔哈赤生于西元一五五九年，逝于一六二六年；明神宗朱翊钧生于西元一五六三年，逝于一六二零年，两人的年龄仅相差四岁，去世的时间仅相差六年，而性格、抱负、一生的际遇和作为却截然不同。
朱翊钧出生于大明皇宫，是他的父亲穆宗隆庆皇帝的第三子，但因为前面两位兄长夭折，他成了实质上的长子，年方六岁就被立为皇太子；除了过着锦衣玉食、尊贵之至的生活之外，还接受了最完整的教育，由全国文官中官位最高、学问最好的内阁大学士和由翰林院中选出的精英组成专门负责教导他一人读书的小组，为他传道、授业、解惑；十岁那年，隆庆皇帝驾崩，他顺理成章的继承皇位，成为大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万历皇帝”。
尽管十岁的孩童根本无法处理这个已有两百年历史、一亿人口的大帝国繁重的国事，但幸运的朱翊钧却不需要为这些发愁；因为，他很幸运的与大明朝最了不起的政治家张居正生在同一时代；张居正既为他启蒙的师傅，又出任了首辅之职，自然为他一肩挑起了重责大任，替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得他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而专心一致的在后宫读书，以作为将来做个好皇帝的准备。
相较起来，努尔哈赤的身世和童年、少年时候的生活就显得“非常不幸”了。
努尔哈赤生在文明的程度与中原有天壤之别的女真部落，住的是泥草屋，睡的是土炕；尽管祖父觉昌安是“建州左卫指挥使”，而建州左卫的规模根本小得不如大明朝中一个最贫瘠、最小的县份；女真当时根本没有文字，还谈得上什么“教育”呢？童年的生活，他也就和一般女真儿童一样，跑跑跳跳、骑着小马、拿着小弓小箭学射，六岁以后就得开始负责打些兔儿鸟儿回来帮助家中的生计了；更不幸的是在他十岁那年，他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再娶，继母又生了个小弟弟，此从，他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十九岁那年，继母把他赶了出去，他只得四处流浪，自谋生计，在困厄的环境中苦苦的挣扎求生，和恶劣的命运搏斗。
像这样两个出生背景、生长环境天差地别的人，却不约而同的在万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年）展开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起跑。
万历十一年，于朱翊钧是堕落的开始，于努尔哈赤却是奋发的开始；两人不同的发展，埋下了日后两个被他们所领导的朝代一兴一亡的种子。
朱翊钧在张居正死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对这位有辅政之功、师保之实的国家楝梁，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反感，乃至于追夺他生前的官阶，罢斥他所举用的人才，导致张居正在生前所致力的政治、财税、土地等等各方面的改革措施都被废止而告功亏一篑。
起因在于朱翊钧从小被张居正和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寄予过于高度的重望，施予太过严厉的教育，而使他的心理上受到了过度的压抑；等到长大成人时，他既渴望“亲政”，又急于摆脱约束、限制他独立自主的这些阻力，心中对张居正的感觉也就和小时候的依赖、敬畏有所不同了；等到张居正一死，他更从“松了一口气”到反感渐露，一旦加上几个忌恨张居正的官员向他陈述起张居正生前的“不法”，他的心中立刻展开了反弹，清算起张居正的一切。
虽然他的这个心理反弹不过是他与张居正之间的“个人恩怨”，但因为两人的身分一为帝王，一为有丞相之实的首辅，所造成的影响就至深至远了。
张居正生前的努力全部“人去政亡”，辅政十年，治理得国富民乐的帝国开始走下坡；继任的首辅一个不如一个，并且有监于他的下场，没有人敢效法他“有担当、有决心、有作为”的做官态度，没有人敢再存有“万历之治”的希望，只想以“乡愿”的方式安居其位；而朱翊钧更因为少了张居正的管束，开始放纵自己，沉迷在酒色财气之中了。
努尔哈赤的情况却正好与他相反。万历十一年，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遭到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假手尼堪外兰杀害；二十五岁的他悲愤填膺，誓报祖、父之仇，以仅有的十三副甲和不满百人的部属起兵，征讨尼堪外兰，从此，他展开了无休无止的征战岁月，寸土寸血的开疆拓土，逐渐奠立出一个国家的规模来。
此后的四十多年间，两人的发展更是两极化；当努尔哈赤驰骋沙场、浴血苦战的时候，朱翊钧在金璧辉煌的大明皇宫享受醇酒美人；当努尔哈赤率领着全部的部属、百姓胼手胝足的建立自己的城邦、国家的时候，朱翊钧却开始自掘坟墓的耗费了全国两年总岁入的八百万两银子建筑定陵；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个个在马背上长大，人人勇猛善战，朱翊钧却因为溺爱宠妃所生的三子常洵，闹出了“立储”的风波，使朝廷和民间舆论为了这件事而争论不休；当努尔哈赤在辽东统一女真诸部，以“七大恨”誓师伐明，连下辽东几大重镇的时候，朱翊钧却已三十年不上朝，枕在美人膝上吸“福寿膏”，开“矿税”搜刮民脂民膏来充实私库，弄得民不聊生……
而历史毕竟是公道的，埋下了什么样的因，就得到什么样的果；西元一六四四年，朱翊钧的孙子朱由检因为李自成攻陷北京而自缢，结束了大明朝；努尔哈赤的孙子福临却在这一年入主中原，消灭李自成和南明三王，拥有了曾经属于朱翊钧的大好江山。
阅读明、清史书，我常独自在灯下发出一声声的叹息，心里反覆的想着：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随身携带”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使命；无论这个使命的性质、轻重、大小为何，都是人人与生所俱来，应该终自己一生的努力，孜孜不倦的来完成它；有人是农夫，则勤于耕稼，种出各类作物；有人是工匠，制造各类器具供人使用；有人身为读书人，则致力于累积先人的智慧，思考未来的发展和创造新的文明……
生命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着庄严的意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大自然的运转既未有分秒之间停顿不前，人又怎能违反自然法则而懈怠、停顿呢？怎能抛弃、逃避甚且遗忘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呢？
压力太大了，难道用“逃避”的方法就能减轻吗？困难太多了，索性全部抛弃，就能解决吗？
努尔哈赤是第一等人，他以奋斗的人生观来面对困厄的环境；处在一个乱糟糟、破败不堪、充满黑暗的时代中，他索性勇往直前的推翻了这个黑暗的时代，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充满了光明和希望的时代来。
朱翊钧却是最后一等人，因为他的逃避、懈怠，抛弃责任、使命，而使得他所带领的时代从原本的“国富民乐、四海升平”，一步步的走下坡，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一变而为民不聊生，朝代灭亡。
尽管从人性的角度看，因为压力过大而导致心理上产生反弹而发展成或逃避、或抛弃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朱翊钧从生到死的五十八年间的心理变化的过程和反应出来的行为都是“合乎人性”的，但是，这个“人性”的衡量标准却只是一般人、平常人、普通人——并不适用于作为一个时代领导人的衡量标准。
朱翊钧生在皇家，年方六岁已被立为储君，一生的身份已被确立为帝王，所要担负的使命已经确立为“治国平天下”；幼年的他聪明好学，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万历之治”的理想已近在眼前；却怎知，成年后的他，挑不起自己所应肩负的责任，完成不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一手断送了自己从祖先手里继承下来的朝代。
古往今来，能够成大事、立大业的往往是“非常人”——如努尔哈赤一般的，志向远大，意志坚强，胸襟宽广；所从事的工作越困难，责任越沉重，他则越努力；恶劣的环境和遭逢的横逆，都只是他接受挑战的磨练的过程而已，只会激发出他更强烈的斗志，磨练出他更刚毅、更坚忍的个性，增强他的精神力量，使他产生更大、更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历史是无情且无私的，只有经得起严酷考验的人，才能成为历史上的成功者，没有侥幸，没有偶然。
努尔哈赤奠下建国的基础，朱翊钧种下亡国的原因；同为时代的领导人，两个不同的人展开了两极化的发展。
同样生长在一个乱糟糟的时代里，对于这一段历史，我在自己的每一声叹息之后，总是陷入沉思之中。
走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夜，海峡两岸的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所悬所念、所思所虑，莫不是以“中国往何处去”为基点出发；十一亿人一起站在历史的转捩点上，举目眺望远方的未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汪洋中的一条船”将驶向何方？
每个人的看法、想法不尽相同，我所读到过的一段最“严重的悲观”的文字出自于梅特林的剧作“群盲”——不只是中国，他所指的范围涵盖了全人类——人类是“群盲”，根本看不到未来和前途，当一个具有视觉的婴儿好不容易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全体的盲人们迫不及待的将他举高，要他瞻望未来，但仅是婴儿的他，虽有能视的双眼，却什么也“看不懂”，人类的未来依旧茫不可知。
但我却不是这样的悲观，阅读史书，已经使我在人类的历史中得到了许多启示；努尔哈赤的奋斗史，在在都使我在心中肯定了人类的精神力量，而建立起“人类因奋斗而不朽”的人生观；我非常坚定的相信，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中，努力不懈的人终将能冲破一切的困难，做出一番对全人类都有贡献的大事业。
因此，我更加积极而努力的从事于历史研究的工作和写作中；我也相信，这一部份的明亡清兴的史实以及清太祖与明神宗的比较，虽仅是浩瀚的五千年历史中的一粟，却是一道发人深省的暮鼓晨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