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线战事又起，李隆基将兵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
唐朝初期，原本沿用的是府兵制，兵民合一，国家无事时则耕种于田野，另外按照排班顺序，轮流前往长安拱卫京师。如果边境有事，则授命大将领兵出征，战罢士兵回家，大将还朝，各就各位。这样的好处在于，士兵不存在失业和无家可归的情况，而将帅平时手里无兵，即便想作乱，也是无米之炊。
随着时间的推移，府兵制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于是在开元十年张说便建议李隆基改革兵制，改征兵为募兵，一举招募了十余万精兵，是为“骑”。
时间进入开元二十五年，“骑”也不够用了，于是李隆基下诏：
各地节度使根据军、镇的重要程度，审计兵员额度，可以在现有各兵种以及流动人口中招募壮丁，用以充当长期戍边的士兵。这些士兵除享受正规士兵待遇外，另外给予田宅，一切待遇从优。
这纸诏书看起来简单，实际却是一道兵制改革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唐朝的兵制以府兵、骑为主体，府兵是“兵民合一”，“骑”相当于准职业化。而在此之后，戍边士兵全部由招募而来，不再由全国各地府兵轮流镇守，这就让戍边的士兵走向了职业化。
这次职业化，对于唐朝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双刃剑在刺向敌人的同时，也对使用这把剑的主人发出摄人心魄的道道寒光。
节度使和方镇由此渐渐成为主角。
方镇，即节度使手下的兵镇，起源是边将的屯防区。在唐朝初年，戍边的兵镇，大的叫军，小的叫守捉、城、镇，这些整合到一起便称为道（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
唐朝开国到李隆基天宝年间之前，一直采用这种体制，军、城、镇、守捉的长官叫作使，而道则设大将一人，叫作大总管，后来改叫大都督。
高宗永徽年间以后，有的大都督官衔中就出现了“使持节”字样，意思是在本道代表皇帝行使职权，这就是节度使最早的雏形，不过那时还不叫节度使。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睿宗李旦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唐朝节度使由此正式发端。
也有一种说法是，景云元年（公元710年），薛仁贵的儿子薛讷出任幽州节度使，是为唐朝第一个真正意义的节度使。
无论是薛讷还是贺拔延嗣，总之唐朝的节度使已经开始发端，再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李隆基天宝元年，节度使已经成为绝对的主角。
天宝元年，唐朝直接统治的州达到三百三十一个，名义上归唐朝统治的州达到八百个，在边境上，共分九个节度（战区）、一个经略（军事指挥区）。
安西节度，主要安抚西域，总部在龟兹城（今新疆库车县），兵力两万四千人；
北庭节度，防御突骑施、坚昆，总部在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兵力两万人；
河西节度，隔断吐蕃和突厥的联系，总部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兵力七万三千人；
朔方节度，防御突厥，总部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县），兵力六万四千七百人；
河东节度，与朔方成掎角之势，防御突厥，总部在太原府，兵力五万五千人；
范阳节度，安抚奚、契丹，总部在幽州（今北京市），兵力九万一千四百人；
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总部在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兵力三万七千五百人；
陇右节度，防御吐蕃，总部在鄯州（今青海乐都县），兵力七万五千人；
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总部在益州（今四川成都市），兵力三万零九百人；
岭南五府经略，安抚夷、獠，总部在广州，兵力一万五千零四百人；
此外还有长乐经略，总部在福州，兵力一千五百人；
东莱守捉，总部在莱州；东牟守捉，总部在登州；兵各一千人。
边境所有兵力达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开元之前，每年供给边境士兵衣服粮食所需费用不过二百万；
天宝之后，每年用衣一千零二十万匹，粮食一百九十万斛，在国防史无前例得到加强的同时，国家的军费开支与日俱增。
至此，李隆基完成了对边境的布局，他自认为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国防体系，一个有唐以来最为庞大的体系。
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九个节度和一个经略兵力已经达到了四十九万人，如此庞大的边兵规模已经与京城形成本末倒置之势。
末大本小，太阿倒持。
当这个国防体系运行通畅时，李隆基可以通过这个体系去开疆扩土，比肩汉武；而当这个体系运行受阻，局部病毒发作时，这套关系李唐江山社稷安危的国家安全体系便到了崩溃的边缘。
原本太阿倒持就是授人以柄，偏偏李隆基在张守珪落马之后又钟情于那个叫安禄山的胡人，正是这个胡人最终成为李隆基国防体系的最大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