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一生，所提倡的可以归结为三个字：仁、德、义。
什么是仁？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什么是德？归结起来其实也是八个字：欲人为者，以身作则。
什么是义？归结起来其实也是八个字：我有余力，可以助人。
孔子门下，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最终可以归结为三杰：子夏、子贡、冉有。
学术和教育第一人：子夏
从商第一人：子贡
从政第一人：冉有
三杰对于孔子本人以及孔子学说的宣扬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孔子的学生中，最爱孔子的是子路、子贡和冉有，对孔子帮助最大的也是这三个人。不过，性格不同，他们爱老师和帮老师的方式也不同。
子路如何爱老师帮老师已经讲得太多，不再赘述了。子贡也讲得很多了，也不再赘述。这里，单独说说冉有。
冉有的能力强地位高，能够帮助老师的机会比较多。跟随孔子期间，冉有当孔子的管家，多数情况下老师出行都是他驾车；后来冉有做了季孙家的管家，帮助老师回到鲁国，又帮助老师获得季孙家的补贴，而师兄弟们的前程也多数靠冉有提携。
但是，冉有与子贡不一样，子贡爱老师帮老师非常有技巧，既帮助了老师，又照顾了老师的面子，可是说件件事情都抓在老师的痒痒肉上，所以孔子非常喜爱他。而冉有就比较武断，不讲究技巧，只要他认为对老师好的事情，他就去做，忽略了老师的感受。结果，好人好事做了一大堆，往往老师一点也不感激，有的时候还要生气。当然，孔子心里也明白冉有对自己是真好。
在给公西华补贴的事情上，冉有就做了好事受批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礼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卫国人伯高是孔子的朋友，伯高死后，他的家人去向孔子报丧。
“我该去哪里哭他呢？”孔子有点犯难，他很讲究这类问题。“本家兄弟死了，我到宗庙去哭他；父亲的朋友死了，我到庙门外去哭他；老师死了，我在内寝里哭他；朋友死了，我在寝门外哭他；一般认识的人死了，我到野外去哭他。以我跟伯高的关系，在野外哭他就显得太疏远，在内寝哭他又显得太重。怎么办呢？我是通过子贡认识他的，我就到子贡家去哭他吧。”
整来整去，老头把事情整到了子贡家里。
哭完之后，孔子派子张到伯高家去吊唁，结果在路上遇上了冉有。
“老弟，别去了，我前两天恰好在卫国，于是准备了一束帛、四匹马，以老师的名义去吊唁过了。”冉有让子张回去，他已经主动帮老师吊唁过了，并且礼送得很重，很有面子。
这件事情，孔子应该很高兴甚至很感动吧？应该会表扬冉有吧？
“嘿，冉有这件事情办得不地道啊，这样做不是让我失礼于伯高吗？”孔子不仅不高兴，反而责怪冉有猫捉耗子多管闲事。
任何思想都有来源，都不可能是平白无故在大脑中浮现。孔子的思想也是一样，来自他的生活环境。
人世间的真理一定是这样的：缺什么就追求什么，懂什么就鼓吹什么。
孔子也不例外。
孔子出身低微，同时却有着贵族的血统。从小他没有地位，忍受贫穷。所以，他对名利的追求顺理成章。对于地位，对于富贵，他心向往之。
孔子从小跟随亲戚邻居从事丧葬祭祀，正是因为如此，他对周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丧葬之礼，进而是对周礼的全部。因此，孔子在自己的努力之下成了周礼专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发现自己在周礼上的造诣竟然出类拔萃。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孔子提倡孝道，是他重视祭祀和丧葬之礼的必然和必要结果。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决定运用周礼或者说通过鼓吹周礼来实现自己追求名利的目标。
然而，鼓吹周礼最终也并没有为孔子带来富贵，只为他带来了有限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因为礼崩乐坏有礼崩乐坏的理由。就像二十几年前算盘，被淘汰自然有被淘汰的理由，并不能因为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条件地存在下去。
所有国家中，鲁国是最遵守周礼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鲁国越来越弱。说明什么？说明周礼已经不适合于这个时代了。即便是鲁国，对于周礼也越来越不尊重了。
以一个在鲁国都过时的东西去游说更加强大和先进的国家，怎么行得通呢？
那么，在政治主张处处碰壁之后，孔子还有什么办法来求得富贵呢？经商。
孔子为什么不经商？
首先，孔子缺乏经商的天分。
其次，孔子的处境决定了他很难去经商。鲁国是个农耕国家，历来轻视商业，孔子毕竟做过大夫，去经商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教育弟子们不要去经商，如果自己反而去经商，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样，孔子实际上就陷入一种尴尬境况。凭借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富贵，可是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样得不到富贵。于是，不如坚持。
所以孔子说得很明白：我想富贵啊，要是给人家赶车也能富贵的话，我也愿意。可是，如果没有什么办法能得到富贵，我还是从事我喜爱的事业吧。
按《论语》。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在得不到富贵之后，孔子自我安慰，说是如果通过不道义的方法得到富贵，对于自己来说就是浮云，根本不去想。
按《论语》。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从理想和追求来说，孔子的一生是很失败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这种失败，那就是通过孔子弟子们的发展。最坚信孔子学说的颜回和原宪都混得很悲惨很穷困潦倒，而背离了孔子学说的冉有和子贡都混得很滋润很有成就。
按《论语》。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不同阶段，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际遇，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在变化中的，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孔子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是儒家的圣人。但是，我们不能说孔子就是儒家，因为他也是法家和道家。后世所强调和放大的孔子的思想，实际上多数是他早期的思想。
早期，孔子笃信周礼，崇拜周公，这时候他的思想是纯正的儒家思想。所以，到了齐国他拿君君臣臣来说话。
但是，在齐国他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文化，他一定思考过为什么齐国会比鲁国强大，所以他对于不遵守周礼的管仲有了新的认识，对不肯为国君献出生命的晏子有了新的看法。
回到鲁国之后，孔子的思想已经由儒家向法家转化。实际上，周礼本身就是礼法，就有法的元素。
在从鲁国前往卫国之后，卫国文化对他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周游列国碰壁之后，孔子实际上已经经过了多次的反思，他很少再提周礼，相反，他懂得了变通，明白自己是不可为而为之，对管仲则更加敬佩，而管仲是法家。
回到鲁国，孔子已经从儒家成为法家，一个故事可以印证这一点。
按照鲁国的法律，如果有人能够从外国赎回在那里做奴仆的鲁国人，可以从政府领取奖金。有一次，子贡从外国赎人回来，却退还了奖金。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孔子非常失望。
“子贡错了，圣人做事，是可以移风易俗的，是给大众做榜样，让老百姓都能按照他的做法去做的。如今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子贡作了这样一个榜样，有几个人能做到他那样呢？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再去想办法赎人了。”孔子说。这段话，贯穿了法的精神。
按《说苑》。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还其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则后莫复赎，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矣。”
实际上，在《论语》中，孔子所崇拜的人并不多，可是他崇拜管子和子产，而这两人是著名的法家人物。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思想由儒到法了。
另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子夏。
子夏是孔子在卫国以及回到鲁国期间最器重最赏识的弟子，孔子一定认为子夏是最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学问最佳的继承者和阐发者。所以，孔子说子夏是“起予者也”。所以，孔子把《诗经》和《春秋》都传给了子夏，对他的偏爱无以复加。
孔子去世之后，子夏受魏文侯之邀前往西河讲学。子夏的学生中，有田子方、段干木等大儒，但是特别要提出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家李悝、商鞅都出于子夏门派。
李悝（即李克）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学专著《法经》，商鞅在秦国变法。
毫无疑问，子夏的法家思想来源于孔子，只不过子夏发扬光大了。
而另一位法家代表人物吴起出于曾参的门下。
孔子的晚年沉迷于《易经》，理想的破灭让一向不谈命不说神的孔子开始说命了，开始淡泊世间的得失了。这个时候，孔子俨然化身为道家了。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理解老子的思想。
按《论语》。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按《论语》。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按《论语》。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按《论语》。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以上这些，都是典型的道家的思想。
甚至，孔子还想学习老子，逃避现实，去蛮夷国家归于自然。
按《论语》。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一个显而易见的线索说明了一切，什么线索？孔子的研究路线。
最早，孔子研究周礼；
之后，研究诗经；
之后，研究春秋；
最后，研究周易。
这说明什么？说明孔子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再走向神秘主义。
儒家，是理想主义；法家，是现实主义；道家，是神秘主义。
其实，绝大多数人都走同样的路线：从理想回到现实，从现实走向神秘。
从儒到法到道，孔子的思想在变化，所以，前后出现矛盾是必然的。
譬如孔子对于各种周礼礼仪的态度，一开始，孔子非常讲究礼仪的形式，对礼仪的完备看得非常重要，这也是当初晏子对孔子最讨厌的地方。直到到了卫国，孔子还是这样，各国诸侯每月月初有一个吿朔之祭，每次要杀一只活羊，子贡觉得很浪费，应该去掉，可是孔子反对子贡的看法，他对子贡说：“你爱的是羊，我爱的是礼。”
按《论语》。子贡欲去告朔之钱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可是后来，孔子的看法有了很多变化，对于礼仪不再那么坚持。
回到鲁国之后，有一次子游向孔子请教丧葬礼仪用具的问题。
“应该看自己的家底量力而行。”孔子说。
“老师说具体点啊。”
“就算家里有钱，也不要超过礼仪规定。如果家里没钱，那么只要装殓时衣物能够盖住死者就行了。丧事只要尽心尽力了，就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了。所以办丧事时，与其缺少哀痛之情而使用过多的礼仪，不如礼仪不完备却充满哀痛之情。”孔子的意思是，礼仪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情流露。
到了这个时候，孔子对形式上的东西就远远不如从前那么看重了。
问题在于，孔子被圣人化被神化之后，他的每句话都是真理了。既然这样，矛盾就被强行掩盖或者忽视，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就被熟视无睹，进而被认为原本就是和谐的一体。
后世统治者打着儒家的旗号，实际上干着半儒半法半道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而这样的矛盾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有了孔子这个矛盾体的存在，也就是说，不论怎样做怎样说，都能从孔子那里找到依据。这样做的前提是否定孔子本身是矛盾的，所以，宰我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让他存在的，所以要编造他被杀的假历史，提醒后人不得质疑孔子思想的自相矛盾。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能够很自然地生活在自相矛盾之中，譬如：急流勇退、急流勇进都是对的，好死不如赖活与士可杀不可辱同时运用着。堂皇的大道理和世俗的小道理之间的矛盾能够坦然共存，永远有道理，只要是领导，只要有权力，说什么都是对的。我们以为这是中华语言的特点，其实不是，这是这个民族思维的问题，而这样的思维，就来自统治者对孔子思想的“创造性”利用。
有时人们会质疑孔子思想的虚伪，其实不然，孔子是真实的，他只是被历朝统治者们虚伪掉了。
《胡乱论语》
了解孔子，《论语》是最好的材料。不过，《论语》中没有记录胡乱与孔子的对话，是一大遗憾。在此，进行补充，补充部分称为《胡乱论语》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
胡乱问：“既然这样，为什么国君这么喜欢养女人和小人？”
孔子说：“乱啊，告诉你，因为国君是公款消费啊。”
胡乱问：“夫子常赞扬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那夫子怎么吃了这么多家的粟？从前帮着国君灭三桓，现在吃着三桓的粟，怎么不说灭三桓了？”
孔子说：“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胡乱问：“后世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老师怎样看？”
孔子说：“我猜他想说的应该是‘饿死别人事小’。”
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胡乱说：“老师，既然鲁国比齐国好，为什么全世界人都想去齐国，没人想来鲁国呢？”
孔子说：“乱啊，你不是来了吗？”
胡乱说：“老师，我们那个年代讲究做好人好事。譬如，坐火车的时候帮乘务员拖地。”
孔子说：“那，乘务员干什么？”
胡乱说：“乘务员帮带小孩的妈妈喂奶。”
孔子说：“那带小孩的妈妈干什么？”
胡乱说：“带小孩的妈妈帮司机开火车。”
孔子说：“那司机干什么？”
胡乱说：“司机？是啊，司机干什么？”
孔子说：“乱啊，真乱。其实，自己干好自己的本职就行了，大同世界也不过如此。当乘客的不像乘客，当乘务员的不像乘务员，有什么好提倡的呢？”
胡乱整日闷闷不乐，夫子不以为怪，盖因大家都是闷闷不乐。一日，胡乱同子路来，孔子问什么事，胡乱不敢言，子路说：“胡乱这些天很郁闷，因为他有问题但是不敢问。”孔子说：“为什么不敢问？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子路说：“所以他找我帮忙，让我来问。是这样的，他想知道大便的礼是什么，先放屁还是先撒尿，还是屎尿屁泥沙俱下。”孔子皱眉头，说：“这样的事情属于私事，讲什么礼？礼都是在人前的。”胡乱说：“老师说要人前人后一个样啊。何况，有的时候大家同去大便，怎么能说不是在人前呢？”孔子：“总归还是自己掌握吧，怎样方便怎样。”胡乱说：“那么，大便时狂呼乱叫，念念有词，合于礼吗？”孔子：“胡乱，真有此事？”胡乱说：“大便，人生大事也。若是憋了一个时辰，突然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岂不快哉？既然快哉，为何不能叫出来？”孔子说：“胡言乱语啊，大便本是私事，私下里进行就好，大喊大叫就不合乎礼了。”胡乱说：“那么大便的礼就是闷声大便，是么？”孔子喟然叹道：“你要这样认为，就算是吧。”
一日，孔子与胡乱聊天。胡乱问：“老师，管仲三次打仗三次逃跑，因为怕自己死了老母无人奉养；孟公绰三次打仗三次逃跑，也是怕自己死了母亲无人奉养。我想问问，到底是行孝重要，还是忠君为国重要？”
孔子说：“乱啊，这个问题很好啊。奉养父母，是为人的根本；忠君为国，是为臣的根本。如果不能忠君卫国，至少还能做一个人；如果不能奉养父母，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你说说，哪一个重要？”
胡乱说：“老师，我明白了。”
一日，胡乱和孔子讲起《春秋》，说到董狐直笔，孔子为赵盾鸣冤一段，胡乱说：“老师，赵盾先后杀了三个国君的儿子，杀了六个卿赶走了三个卿，又把霸权拱手让给了楚国，老师怎么说他是良臣？”
孔子无言以对，过了一阵，小声说：“乱啊，君子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当今天下，晋国最强，而赵家执掌晋国国政，得罪赵家就跟在鲁国得菲季孙家一样，何必呢，何必呢？不要因为写本书给自己带来麻烦啊。”
胡乱感慨：“以老师这样正直的人在世俗面前有时也不得不低头，历史真是用刀枪写成的。”
孔子说：“惭愧啊，我不如董狐远矣。”
胡乱说：“老师也是不得已，不过春秋笔法，把事情真相都写得很清楚了，后人自会领会，重新作出结论。”
孔子说：“那就好了，但愿后人能够领会。”
胡乱说：“老师不知道，后世的史书，干脆就是瞎编乱造，黑白颠倒，完全没有廉耻，不像老师这样，事实保留，就算有违心的话，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孔子释然。
孔子死后，胡乱痛哭：“老师啊，您死之后，谁还会听我的胡言乱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