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力资源开发上，除了“用人如器”、善于对部属进行“性向测评”之外，李世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李世民选拔人才的时候，从来不论门第，不论新故，不论华夷，不论士庶，而是看其品行才学是否出众，有没有一技之长，即所谓“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帝范》）。
在“门第”方面，无论是像长孙无忌、高士廉、杜如晦等出身高门世族的，还是像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出自寒门庶族的，李世民对他们皆一视同仁。此外，武德年间，高祖李渊偏重于任用关陇集团的后人，而到了贞观时期，山东（崤山以东）士族也大量进入政治高层。如崔敦礼，出身于博陵崔氏，“世为山东著姓”，历任左卫郎将、中书舍人等职，最后官至兵部尚书；卢承庆，源出范阳卢氏，后来也官至民部侍郎、兵部侍郎。
在“新故”方面，魏徵、王珪、韦挺等人原来都是典型的太子集团，算是李世民的头号政敌，可后来却成为他的股肱重臣；反而是一些秦王府的故旧，由于才学不足，能力有限，所以李世民即位后并没有重用他们。这些秦府旧人曾经跟房玄龄发牢骚，房玄龄向李世民反映，可李世民的态度很明确：“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贞观政要》卷五）
在对待异族方面，李世民也根本没有“华夷之防”的狭隘观念，而是以“天下一家，不贱夷狄”的恢弘胸襟，大胆擢用了一批勇猛善战的异族将领。如“以智勇闻”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于贞观九年归附唐朝，被封为左骑卫大将军，并娶了李世民的妹妹衡阳公主；贞观十四年，阿史那·社尔与侯君集等人一同攻灭高昌，其后又在唐朝对高丽、薛延陀、西域的战争中屡立功勋。此外如突厥酋长执失思力、铁勒族酋长契毖何力等人，也都先后被委以重任，为大唐王朝的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在破格提拔民间人才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对马周的擢用。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命百官上疏直言朝政得失。这对多数人来讲是件好事，因为谏言一旦得到皇帝采纳就有可能青云直上。可有一个人提起笔来却一筹莫展，急得抓耳挠腮。
这个人就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常何。
他是一介武夫，要论带兵打仗自然不在话下，可要叫他舞文弄墨实在是强人所难。正当常何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个门客自告奋勇，愿意替他草拟奏疏。常何大喜过望，当即命人笔墨伺候。只见这个门客提笔挥毫，片刻工夫就洋洋洒洒地写了二十几条谏言。次日常何把奏疏呈了上去，本来只是想应付一下，交差了事，没想到太宗李世民看完奏疏，居然大为赞赏，立刻把常何叫进了宫，问他为何有这么大长进，几天不见文章就写得这么漂亮。
常何不敢隐瞒，只好据实相告，说自己根本没这本事，奏疏是一个叫马周的门客代写的。
李世民一听就来了兴致，追问他马周的情况。
常何说，马周是博州茌平人，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乡里人都瞧不起他，但是他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先秦典籍。武德年间谋了一个博州助教的职务，可他却不以教书为意，屡屡被当地刺史斥责，马周一怒之下离开家乡，四处云游，随后来到长安，寓居常何家中。
李世民听完，意识到这个马周虽然表面上落拓不羁，却是一个腹有诗书、胸怀大志之人，当即命使者前去传召马周。
不知道是马周有意延宕，还是李世民心情过于迫切，总之那天李世民整整派出了四批使者，才把这个布衣马周请进了宫。《贞观政要》卷三：“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双方一番畅谈之后，李世民发现马周果然是满腹经纶，见识深远，顿生相见恨晚之感，随即让他当天就到门下省报到。
一夜之间，马周就从一介平民变成了朝廷命官，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枢。
这是一个典型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马周从此登上帝国政坛，不久就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历任朝散大夫、中书侍郎、吏部尚书、中书令等职。史称他“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因而“甚获当时之誉”。（《贞观政要》卷三）甚至连李世民都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旧唐书·马周传》）可见对他赏识和倚重的程度。
虽然马周确实具有比较出众的能力，但如果不是碰到李世民这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皇帝，马周恐怕也难逃怀才不遇、抑郁而终的命运，绝不可能演绎这一出“布衣变卿相”的千古佳话，更不可能成为享誉后世的贞观名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