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丽日高悬在大唐帝国的中天。
鲜血满地、死尸狼藉的玄武门就像一个巨大的伤口怆然裸露在正午的阳光下。
李世民踏着未及擦干的血迹一路向宫中走去。
偌大的太极宫内，到处可见惊魂甫定的太监和宫女忙忙碌碌地往来穿梭。他们不时向秦王投来暧昧而惊恐的一瞥，然后赶紧低下头匆忙走过。
空旷的武德殿上，高祖李渊正低垂着头，神情木然地坐在御榻上，静静等待着李世民的到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李渊下意识地抬起头，发现一身铠甲的秦王已经赫然站在自己的面前。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之后，当这对尴尬的父子猛然间四目相对，他们的眼中顿时充满了太多难以言表的东西。
李世民急忙跪地叩首。老皇帝招招手，让李世民跪到跟前，然后伸出颤抖的手抚了抚他的脖颈，说：“这些日子，差点被人言所误，犯了‘投杼之惑’（有人误传曾参杀人，其母相信）啊！”
李世民失声痛哭，把脸埋在父亲胸前。紧接着，秦王做出了一个让无数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举动——“跪而吮上乳”。
其实，李世民的这个吮乳动作并不可笑，可笑的是我们对此的种种反应。
因为我们少见多怪了。
其实，在当时那种父子兄弟刀兵相见并且已经酿成惨祸的情况下，这是李世民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举动。进而言之，这是李世民在第一时间唤醒父子亲情的最直接方式，也是他在最大限度上取得父亲谅解，弥补父子间巨大裂痕的最有效方式。
何以见得呢？
李宗侗、夏德仪先生在《资治通鉴今注》中说：“跪而舐上之乳房，以示为孺子时无间之态。”这句话的意思是：李世民做出这个“吮乳”举动，目的是为了唤起父亲的记忆，重现当年身为“孺子”时与父亲的亲密无间之态。
可是，孺子吮乳的对象难道不应该是母亲才对吗？李世民怎么会向父亲李渊吮乳呢？除非李渊曾扮演母亲的角色，早年曾有过哺乳婴儿的举动，否则李世民这个动作仍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然而，要说李渊真有过哺乳婴儿的举动，这似乎更为耸人听闻，也更让人难以置信。
可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答案恰恰是这个。
准确地说，应该是——李渊早年曾有过“哺乳婴儿”这样一种象征性的“仪式”。
按照有关学者对古代民俗学的研究发现，男子（父亲）作哺乳婴儿之状，确实是唐代周边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产翁”和“乳子”习俗。
比如唐代的房千里就曾在《异物志》中记载当时南方獠人的这种习俗：“獠妇生子即出，夫惫卧，如乳妇，不谨则病，其妻乃无苦。”
唐尉迟枢《南楚新闻》中也有相关记载，表明越人也有这种“产翁”习俗：“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裘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
另据清人李宗昉《黔记》所载，苗人亦有此习俗：“妇人产子，必夫守房，不逾门户，弥月乃出。产妇则出入耕作，措饮食以供夫乳儿。”
由此可见，古代的獠、越、苗人均
靠“父乳”的哺育而成长的观念，还可以从南朝的民谚中得到佐证。据《梁书·始兴王萧憺传》，梁朝始兴王萧憺有德政于地方，天监七年被梁武帝征召还朝，当地百姓依依不舍，作民谚曰：“始兴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这里所反映的老百姓将始兴王比为父，以“哺乳我”的言词表达对始兴王的依恋之情，是古代汉族地区也存在这种习俗的一个有力证据。（参见阎爱民《“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兼谈中国古代“乳翁”遗俗》）
当然，在李世民出生时，李渊不可能像那些獠、越、苗人那样真的去卧床“坐月子”，但是他曾经象征性地举行过“乳子”仪式，这一点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所以，当李世民在这场弑兄屠弟、颠覆伦常的流血政变之后，及时做出“跪而吮上乳”的举动，就不但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当时几近断裂的父子亲情而言，应该是最具有修补作用的一注“情感黏合剂”。
到此，玄武门之变基本上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是李唐皇族的血并未流够。
因为斩草还须除根。
太子和齐王虽然已经被除掉了，但是他们的十个儿子还在。对于李世民而言，这就意味着残存的政治异己势力还在，一种潜在的复仇力量还在。问题倒不是担心这十个年少和年幼的侄子长大后会揭竿而起，替他们的父亲报仇，而是谁也不敢保证，将来不会有心怀叵测之人利用他们的仇恨，打着他们的旗号来兴风作浪。所以，既然这场弑兄、杀弟、逼父的流血政变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么李世民只能按照它本身的惯性，把它进一步推向那个无可避免的逻辑终点——屠侄。
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要说残忍，这或许是一种残忍。可是，这就是权力斗争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内，每个人都是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你或许可以选择充当什么角色，但你绝对无法改变角色固有的规定性。在历史和时代条件圈定的樊笼中，你只能最大限度地适应并利用规则，却绝对无力改变规则。换句话说，你可以在规则中游刃有余，但是你不可能溢出规则之外。进而言之，如果武德九年发生的是昆明池之变而非玄武门之变，如果这场巅峰对决最终胜出的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那么李建成在杀掉秦王之后，会不会向秦王的儿子们挥起屠刀呢？
答案是肯定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所以，一旦历史选择了玄武门之变，一旦命运之神钟情于李世民，那么太子和齐王的十个儿子就注定在劫难逃。
六月四日这一天午后，当秦王府的两队飞骑奉命冲进东宫和齐王府的时候，李唐皇族的这些金枝玉叶立刻发出了恐惧而绝望的哭号。那十个年轻或年幼的亲王，还未及从丧父的巨大哀痛中摆脱出来，死神便已伸出冰冷的白爪轻而易举地攫住了他们。
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也许这对后世的读者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的内心可以避免受到某种触痛。
但是史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在泛黄的史册里，他们也就是那么一小串毫无特征的符号，两三行容易让人忽略的文字而已。
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是：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是：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
这就是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全部信息。
虽然他们的年龄不详，可我们知道，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死时二十四岁，所以，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最大的估计也不过弱冠之年，最小的很可能仅仅在蹒跚学步。
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祭日之外，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各自短暂的一生中都曾经做过什么，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情和嗜好，又有着怎样的欢乐和忧伤；不知道他们心里曾有过什么难忘的记忆，也不知道他们对未来怀有怎样美丽的梦想……这一切，我们通通无法知道。
我们唯一可以想象的是——当闪着寒光的鬼头刀不由分说地朝他们细嫩的脖颈猛然铡下的时候，他们依然清澈的眼神中一定写满了无尽的恐怖和迷惘。刀锋闪过，十道鲜艳的血光飞溅而起，然后那十颗睁圆了瞳孔的头颅就落地了，一如一些含苞欲放的花朵，出人意料地从春天的枝头黯然凋谢，萎落成泥。
在这样的悲情时刻，他们的祖父李渊在哪呢？
这一天午后，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上空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片惨烈的哀号时，这位老皇帝听见了吗？当这群昨天还环绕在膝前的孙子衣冠不整、满面泪痕地被拉到刑场上的时候，老皇帝看见了吗？
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李渊把自己藏在深宫最深的某个角落，即便他用力捂上自己的耳朵，再紧紧闭上自己的眼睛，十个孙子血光飞溅、人头落地的那一幕还是会执著地浮现在他眼前，而声声凄厉的惨叫同样会毫不留情地钻进他的耳中，落在他早已不堪负荷的垂老的心上。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至痛，莫过于斯。
何况这个白发人昨天还是这个帝国独一无二的主宰者，手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威。何况这些黑发人昨天还是帝国的天潢贵胄，身上流淌着天下最高贵的皇族血液。
可是一夜之间，这一切已恍如隔世。这个最高主宰者已经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主宰，而这些天潢贵胄不但已经人头落地，而且全部被开除了皇籍。
这样的失落和反差就尤其让人难以面对，尤其让人无力承担……
此刻，李渊坐在太极宫中那仍然属于他的一方御榻上，目光凄楚而迷离，面容苍老而疲倦。对于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他根本无能为力。连身子下面这方御榻还能坐几天都不知道，他还能怎么办？
他最遗憾的事情，也许是没有见上这两个儿子和十个孙子的最后一面。
也许，在这些儿孙的心里，这也是他们仓猝离开人世时最大的遗憾吧？
如果你们纠结不散的冤魂注定要在太极宫里徘徊和飘荡，那就再来和朕见上最后一面。
不管你们是带着满身的鲜血，还是带着一副可怕的幽冥之状，都请你们入梦来吧……
与其让朕辗转反侧、夜夜难眠，还不如来到朕的身边，一吐你们最深的怨恨和不甘，倾诉你们无尽的伤痛和凄惶。
最后，希望你们的灵魂能从此安息。
朕已经老了，不需要太久，就会过去和你们相伴。等朕百年之后，希望上苍垂悯，能够让我们的灵魂永远团聚在一个快乐安宁的地方，团聚在一个没有纷争、没有阴谋、没有杀戮、没有死亡的地方。
人死后有没有天堂？
没有人知道。
此刻的长安人唯一知道的是——直到东宫和齐王府已经被连根拔起了，这场杀戮似乎还没有终结的迹象。
杀完太子和齐王的儿子们，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他们左右亲信百余人，籍没他们的财产。尉迟敬德竭力反对，他说：“一切罪恶，只在两个元凶！既然已经诛杀，就不能再扩大打击面，这样无法使人心安定。”
李世民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屠杀行动才宣告中止。
同日，李渊下诏大赦天下，并称：“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务一概交由秦王裁决！”
六月五日，冯立和谢叔方主动投案，薛万彻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薛万彻才回到长安。李世民说：“这些人忠于他们的主人，是义士！”于是将他们无罪开释。
六月七日，李渊正式册封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重申：“自今日起，无论军事、政治及其他一切大小政务，皆交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
李世民成功了。
他不但以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和魄力一举扭转乾坤，翦除了政敌，取得了政变的成功，而且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可能产生的政局动荡，从而顺利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大唐帝国的历史遽然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崭新的一页是如此恢弘而绚烂，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迹很快就将被新时代喷薄而出的万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却注定要成为李世民生命中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要成为李唐王朝记忆中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如果说李世民后来缔造的整个贞观伟业是一座辉映千古的丰碑，那么它的基座无疑是一个荒草萋萋的坟冢。
上面写着三个字——玄武门。
里面埋葬的不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仅是他们那十个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
也许我们必须把目光拉到贞观年间，才可能看清武德九年的这个流血事件是怎样深深地纠缠了李世民的一生。
“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旧唐书·庶人祐传》）
贞观十七年那个阴雨蒙蒙的春天，当第五子齐王李祐在齐州起兵谋反的消息传来，唐太宗李世民愤然提笔写下了这道谴责李祐的手诏。书毕，李世民泫然泣下，悲不自胜。
除了对齐王李祐的悖逆之举感到痛心疾首之外，李世民的脑海中，是否也会闪过武德九年的那一幕呢？当他颤抖的笔墨写到“背礼违义”、“弃父逃君”、“天地不容”、“人神共怒”这样的字句时，内心是否也会泛起一股深藏已久的惭悚和愧疚呢？而“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的感叹，除了是替李祐感到羞惭之外，会不会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谴责？而那潸潸而下的泪水，又岂止是为齐王李祐一人而流的呢？
无独有偶。齐王李祐刚刚伏诛，这一年四月便又爆发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旧唐书·濮王泰传》）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此后，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惨剧差一点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担心被李泰所图，所以“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是昔日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的魏王李泰则无异于当年的秦王李世民。
因此，此时的唐太宗才会痛定思痛地对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这样的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其潜台词是：人人心中都必须存一个“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任何人也不要企图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事情当成一个效法的榜样。而且李世民还一再强调，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一概要被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郑重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规范和法则，其实正是当年被他自己彻底颠覆的东西。
虽说时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导致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但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心中肯定横亘着武德九年遗留下的道德阴影。对儿子们的谴责越是严厉而痛切，对“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越是推崇和强调，就越发表明李世民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玄武门事件的巨大影响。
诚如学者所言：“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
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李世民缔造这份赫赫功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与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
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从造福社稷苍生的事功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就越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