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龙四年六月初二，唐中宗李显吃过一碗汤饼后，忽然七窍流血，暴崩于太极宫的神龙殿。
韦后秘不发丧，于次日召集宰相们进入内宫，小范围通报了皇上宾天的消息。还没等宰相们回过神来，韦后旋即有条不紊地发布了一系列命令：
从京师附近紧急征调五万名府兵进入长安戒备，同时把这支部队的兵权分别交给了驸马都尉韦捷（韦后侄子，娶李显女儿成安公主），韦灌（韦后侄子，娶李显女儿定安公主），卫尉卿韦璿（韦后的族弟），左千牛中郎将韦琦（韦后侄子），长安令韦播（韦后侄子），郎将高嵩（韦后外甥）；其次，命中书舍人韦元（韦氏族戚）率兵在长安城内巡逻，维持治安；最后，命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率五百人迅速进驻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严密控制软禁在此的李显次子谯王李重福。
尽管天子暴崩的消息让宰相们感到了无比的震惊，但是此时的宰相班子绝大多数是后党成员，所以韦后的命令当即得到了执行。
全面控制住京师长安的局势后，韦后又在同一天，将五名后党成员全部擢升为宰相，以加强对政治中枢的控制。这五人分别是：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其中，裴谈和张锡原本都在东都担任留守，韦后此次没有调动二人的岗位，只是在他们的原职务上又加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其用意非常明显，就是通过对这两个留守的笼络，加强对东都洛阳的遥控。
做完这一切，韦后终于牢牢掌控了帝国的最高权力。
接下来，韦后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刚刚到手的巨大权力合法化，并且常态化？
换言之，韦后必须扶植一个人来当傀儡天子，然后像当年的武后那样，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摄政，其权力才能得到巩固，才能在此基础上向女皇之位发起冲刺。
那么，要挑选谁来充当这个政治花瓶呢？
当然只能从李显的儿子中来选。
李显一共生有四个儿子，老大李重润和老三李重俊都死了，所以剩下的人选只有两个。一个是流放均州的老二，时年三十一岁的谯王李重福；再一个就是李显的幼子，年仅十六岁的温王李重茂。
按照立嫡以长的古代政治传统，李重福绝对比李重茂有资格入继大统。然而，韦后绝对不会选他。原因有二：其一，他已年长，不易控制，当然不适合当傀儡；其二，韦后跟李重福有血海深仇。
韦后为什么跟他有仇？
这就要从多年前的一桩公案说起。
李显的长子李重润是韦后亲生，当年一出生就深受高宗李治的宠爱，还不到一岁就被立为皇太孙，并且开府置僚属，这无疑是早早确立了他的皇位继承人身份。当时的韦后欣喜万分，因为有这样的儿子做靠山，她后半生的权力和富贵就有了保障。然而，让韦后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李重润十九岁那年，因对二张乱政不满，在背后肆意抨击，结果被人一状告到武曌那里。武曌勃然大怒，当即向李显施加压力，迫使他逼杀了李重润。
和李重润一起罹难的，还有妻子永泰郡主，以及她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
这场变故对韦后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她自然就把满腔怒火对准了那个出卖他儿子的告密者，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在韦后看来，这个杀千刀的告密者，正是李显的次子李重福。
韦后之所以咬定李重福是罪魁祸首，是因为她相信，李重福比任何人都更具备告密的动机。首先，他排行老二，只要抓住机会整死老大，他就最有资格成为太子；其次，他老婆是张易之的外甥女，作为二张得势的受益者，他们夫妻俩自然容不得别人非议二张。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李重福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告密者，但这并不影响韦后的上述判断。于是从李重润死的那一天起，李重福就成了韦后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到了神龙元年，李显刚一复位，韦后就迫不及待地把李重福流放到了均州。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韦后都决不可能扶立李重福。
因此，年幼的温王李重茂就成了傀儡天子的不二人选。
然而，废长立幼不合礼制，如果以韦后的懿旨强行拥立李重茂，势必招惹非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韦后决定假造一份天子遗诏，在遗诏中宣布由温王李重茂即皇帝位，并由她以太后身份临朝摄政，这样就没人敢说三道四了。
韦后把这个伪造遗诏的任务，交给了她信任的后党成员，专门负责宫中诏命的“女中宰相”——上官婉儿。
接到任务的那一刻，上官婉儿马上意识到，这是决定帝国命运的重大时刻，也是决定她个人后半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换言之，她如果全盘按照韦后的授意来草拟这份遗诏，那就是彻彻底底地把自己跟韦后绑在一起了，日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也没有了半点退路。
这么做妥当吗？
上官婉儿很清醒地告诉自己——不妥。
道理很简单，韦后并不像看上去，或者像她自己认为的那样强大。
在帝国宫廷这个天下最险恶的角斗场上浮沉了大半生，上官婉儿已经炼就了一种鉴人识人的深刻洞察力。她看得非常清楚，如今的韦后虽然一门心思想当武曌第二，但她的智慧、城府、能力、谋略、胆识，包括政治根基和执政经验，跟当年的武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武后三十六岁就开始临朝听政，一直到六十六岁才登基称帝，时隔整整三十度春秋。也就是说，她为了实现自己的女皇梦，整整花了三十年时间来做准备工作，其间耗费了无数的精力和心血，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种种代价。然而，很多人往往只盯着她那眩人眼目的巨大成功，却无视她走过的那条充满了荆棘和血泪的艰辛历程。
反观韦后，从神龙元年开始垂帘听政，迄今也不过五年，而且其中有一段时间，真正大权独揽的是武三思，并不是她韦后。所以，无论是在收拾人心，培植党羽方面，还是在打击异己，铲除政敌方面，抑或是在积累政治经验，锻炼执政能力方面，韦后都还做得非常不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座值得攀登的巅峰都没有捷径可走，任何一处绝美的风光都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所以，只有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去征服一切艰难险阻，你最终抵达的地方才是别人无法逾越的极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韦后要自作聪明，想抄一条近路达到目标的话，那别人也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她，并很快把她踩在脚下。说白了，速成的结果只能是速败，捷径的同义词只能是短路。韦后倘若一味急功近利，心存侥幸的话，其结果很可能是自取灭亡，并且徒然授人以笑柄。
所以，要是把自己的后半生绑在这么一个女人身上，上官婉儿觉得风险太大。
因此，眼下最妥当的办法，就只有利用草拟遗诏的这个机会，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准确地说，就是采取骑墙态度，在不得罪韦后的前提下，为自己多找一座政治靠山。而这样一座靠山，当然就是以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为代表的李唐宗室。
这几年来，尽管随着韦后一党的强势崛起，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都表现得很低调，可他们的政治能量并没有因此而减损。在上官婉儿看来，与其说这两个李唐宗室的代表人物是怕了韦后和安乐公主，还不如说他们是在避敌锋芒，保存实力。暂时保持低调，韬光养晦，是聪明人在眼下最好的选择。
上官婉儿知道，以相王李旦的身份、资历和名望来说，他其实比李显的儿子们更有资格入继大统。因为他毕竟是高宗和武后唯一在世的儿子，而且已经当过一任皇帝，更当过很长时间的帝国储君。无论李旦本人如何淡泊寡欲，谦恭自持，他始终是一面足以凝聚天下人心的政治旗帜。因此，一旦形势有所变化，别人就完全有可能再度拥立他为天子。
那么，哪些人有可能拥立相王呢？
在上官婉儿看来，满朝文武虽然表面上慑于韦后之淫威，其实心向李唐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所以，不排除一些朝臣会拥有跟当年五大臣一样的志向。此外，一直与后党明争暗斗，在朝中拥有极大势力的太平公主，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李唐的江山社稷落入韦后一党的手中，所以，她也完全有可能挺身而出，帮他的四哥夺回天子宝座。还有，相王李旦的五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其中颇有英武果敢之辈（比如相王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就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假如后党要对相王动手，李隆基等人为了自身的安危荣辱，就必然会奋起抗争，拥立他们的父亲即位。
上官婉儿之所以会对相王的这几个儿子如此刮目相看，实在是与近日在长安坊间传得沸沸扬扬的一则预言有关。
长安城的东北角上，有一个隆庆坊，相王的五个儿子就居住在这里。据说在武周时期，这里有一口普通水井有一天忽然往外冒水，而且一冒就不可收拾，到最后竟然把方圆数十顷的地方淹成了一口大水池，时人称其为“隆庆池”。
这池子的来历本来就甚为古怪，到了中宗年间，相王的五个儿子在池的北面建立宅第之后，更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有一天，一个道行高深的风水师路经此地，偶然望见隆庆池上空缭绕着一团奇异的云气，忽然间神色大变。随后的日子，风水师天天都到隆庆池边长久伫立，遥望相王五子的那片宅第，心中若有所思，脸上的神色越发凝重而怪异。最后，隆庆池附近的居民听到风水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此地）常郁郁有帝王气，比日尤甚！”（《资治通鉴》卷二○九）
很显然，风水师所指的“帝王气”，正是针对住在隆庆池北面的相王五子而言。
此言一出，顿时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坊间，并且传进了中宗李显的耳中。
开什么玩笑！有道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朕还好端端地坐在金銮殿上，隆庆池居然敢冒出什么“帝王气”！
李显大为不快。尤其让他感到惴惴不安的是，相王李旦本来就是皇位的潜在争夺者，如今他儿子们的宅子上竟然又冒出了帝王气，这让李显如何能安心？
不行，一定要想办法把这股“邪气”压下去！李显马上召来宫中术士，命他们提出禳除的办法。
当然，办法很快就有了。
景龙四年四月中旬，也就是李显暴崩的一个多月前，他率领一大群侍臣、术士、宦官、宫女，浩浩荡荡地驾临隆庆池，命人用彩缎搭起一座楼台，在此大宴百官，接着又在隆庆池上泛舟，最后又牵出几头大象，绕着隆庆池踩了好几圈。
这样一场热热闹闹的活动搞完，李显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
按照宫中术士的说法，如此一来，就足以把威胁天子的那片帝王气化解掉了。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短短一个多月后，中宗李显就平白无故地暴崩了。所以，在此时的上官婉儿看来，这则有关“帝王气”的预言，其应验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既然如此，她当然更有理由向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示好了。
如何示好呢？
上官婉儿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暗中邀请太平公主来共同草拟遗诏。换言之，就是不能让后党独吞这块巨大的权力蛋糕，而应该让李唐宗室也来分享。
李显暴崩次日，一份由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联手炮制的“天子遗诏”就出炉了：“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资治通鉴》卷二○九）
遗诏的前两项内容，显然是按照韦后的授意拟定的；而第三项，则分明是出自太平公主的意志。假如这份遗诏得到执行，相王李旦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韦后形成制约，从而在李唐宗室和后党之间达成一种政治平衡。
可想而知，这样的设计自然会遭到后党的强烈反对。
诏书一送到中书省，后党的核心成员、时任中书令的宗楚客马上就跳了起来。
这块权力蛋糕明明是后党千方百计挣来的，凭什么让相王李旦来分享？宗楚客急忙找到韦后的兄长韦温（时任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说：“由相王参与辅政，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况且，相王和皇后是叔嫂，自古以来，叔嫂之间就不便共事，今后在朝会上裁决政务，二者要依何种礼节相处？”
韦温深以为然，随后便与宗楚客共同牵头，率领所有宰相联名上表，请皇后临朝摄政，同时罢除相王李旦的辅政之权。当时，有一个叫苏瑰的宰相不属于后党成员，于是怯生生地嘀咕了一声：“既然是遗诏，能随便更改吗？”韦温和宗楚客当即怒目而视，苏瑰吓得不敢再多说半句。
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精心设计的平衡构想，就这样被后党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上官婉儿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愉快。因为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向李唐宗室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和诚意。如今个人目的既已达到，那么最终结果如何，当然就与她无关了。
至于此事的当事人相王李旦，似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因为他本来对权力就毫不热衷，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自然乐得继续做他的逍遥王爷。
只有太平公主对此结果愤愤不平。这几年来，她一直对韦后和安乐公主忍气吞声，原本就活得十分压抑，如今三哥李显又死得不明不白，后党又如此嚣张跋扈，一手遮天，她和四哥李旦今后的日子，又怎么可能好过？
一贯自视甚高的太平公主绝不会就这样无所作为，束手待毙。
此刻，太平公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
除了防守反击，没有别的选择。
六月初四，韦后召集文武百官，正式发布中宗李显驾崩的消息，同时发布遗诏，立温王李重茂为太子，由韦后临朝摄政，同日大赦天下，改元唐隆。为了安抚李唐宗室，韦后同时擢升相王李旦为太尉，进封雍王李守礼（李贤的次子）为豳王，寿春王李成器（李旦的长子）为宋王。最后，韦后又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亦即让他掌握全国武装部队及京师内外的所有警备力量。
六月初七，太子李重茂登基，尊韦后为皇太后。
六月十二日，韦后命侍中纪处讷秉持符节巡抚关内道（陕西省中部和北部），命中书侍郎岑羲巡抚河南道（黄河以南地区），命吏部尚书张嘉福巡抚河北道（黄河以北地区）。
这是大唐帝国新一任女主人在向四方的臣民宣告她的登场，昭示她的权威！
在此时的韦后看来，那顶金光灿烂的女皇冠冕似乎已经触手可及了。只要再迈一步，就那么一小步，她就将登上权力的巅峰，实现所有的梦想！然而，此时的韦后并不知道——这一小步，她永远也迈不过去了。因为有两个人挡在了她的前面。
一个是太平公主。
另一个就是临淄王李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