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皇权专制的国家，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始终有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在代表皇帝履行统治职能，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一切事务的最高裁定权和最终解释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换句话说，文官政府充其量就是这个国家的躯干和四肢，惟独皇帝才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所以，如果这个灵魂的品格、才智和能力是上乘和优秀的，那么他所领导的文官政府就较有可能体现出廉洁、高效和睿智的品质；反之，帝国政治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陷入腐败、混乱和黑暗。
用黑格尔的话说，古代中国的这种统治模式是“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所以“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家长”的皇帝当然就“必须担任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黑格尔《历史哲学》）
正是由于这种“家长制”的政治传统几千年延续不断，中国的老百姓才会像嗷嗷待哺的幼儿一样，把社会的清明和自身的福祉全都寄望于“圣主明君”的降临。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寄望通常都会落空。
因为老天爷降下圣明天子的概率通常不会比我们今天中彩票的概率高。像唐太宗李世民这种世所公认的英明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即便不说独一无二，至少也是千载难逢。大多数时候，老百姓殷切盼来的天子，在才智和能力方面往往只能归于平庸一类，其道德品质也不见得比一个普通百姓更加高尚（甚至有可能更加卑下）。因为皇帝的权力归根结底是不受制约的，所以他的欲望就更有机会膨胀，他的品质也就更有可能败坏。
比如眼下的大唐皇帝李显，就绝对不属于“不断行动，永远警醒”“道德的、辛勤的”那一流。他治下的帝国政府虽然还没有败坏到“一切废弛，全部解体”的地步，但也早已是腐败丛生，一团糜烂了。也许是房陵那十几年的幽禁生涯让李显受够了苦日子，所以景龙年间的李显很像是要把失去的享乐拼命捞回来的样子，几乎从不把心思放在朝政上，天天都在变着花样地寻欢作乐。
除了时常召集一帮佞幸之臣嬉戏宴游之外，李显还在内宫开辟了一块“集贸市场”，让宫女们扮成商家，开设各种店铺，再让公卿百官扮成商贩，和她们做生意，谈买卖，用市井俚语讨价还价，甚至用污言秽语吵架谩骂。而李显和韦后则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观赏这种原生态的“市井生活”，经常被逗得哈哈大笑，乐不可支。
李显还喜欢体育活动，最热衷的项目当属打马球。在天子的示范效应下，当时朝野上下的马球运动蔚然成风。安乐公主的前夫武崇训、长宁公主的驸马杨慎交等人，包括青少年时代的李隆基，都成了马球高手。据说有一次吐蕃组团来长安与唐人比赛，武崇训、杨慎交、李隆基就曾以四人组队迎战对方的十人队，结果还大获全胜。
李显本人爱好运动，当然也希望人人跟他一样，所以经常举办群众性的拔河比赛。一般参加这种比赛的都是年轻活泼的宫女，可这样的比赛看久了，李显不免厌烦。于是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就把朝廷三品以上的大员全部召集到了球场上，命他们分组进行拔河。可怜这些当朝大员大多已老态龙钟，比如宰相韦巨源、唐休璟等人，都已是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可君命难违，也只好硬着头皮参赛。结果比赛开始后，绳子刚一拉，韦巨源、唐休璟等人就摔得四仰八叉，一把老骨头几乎散架，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每当这个时候，观众席上就会响起天子李显、皇后韦氏、安乐公主以及一大群嫔妃宫女的笑声。
她们的笑声是如此欢快，可在这些老臣听来却无比刺耳。
碰上这样的昏庸天子，这些帝国大佬的权力和富贵固然没什么失落的危险，可他们的人格和尊严就只能扫地殆尽了。
没办法，凡事总有代价。倘若他们希望保住权力和富贵，就只能割舍人格和尊严。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
所以，别说天子喜欢看他们拔河，就算天子喜欢看他们裸泳，这些老家伙估计也会扒光了衣裤往水里跳。
在李显眼中，他统治下的大唐帝国虽然没什么骄人的文治武功，但却足以称得上是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小康之世。尤其是李重俊政变后的这几年，他觉得到处是一派歌舞升平，整个世界都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在这种时候，他当然会本能地抵拒一切不和谐的事物。
然而，有一天在朝会上，一件不和谐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个叫崔琬的监察御史，突对两个朝廷高官发出了严厉的弹劾。
他弹劾的是后党的核心成员、当朝宰相宗楚客和纪处讷。崔琬指控他们暗通西突厥，收受重贿，导致边境不安，请求皇帝予以严惩。这个罪名非同小可，而且遭到弹劾的又是两个最得势的宰相，所以文武百官不免暗暗心惊，预料到帝国政坛必将因此掀起一场死斗。
依照大唐律法，大臣在朝会大殿上遭到弹劾时，应该俯首弯腰退出大殿，到自己的衙门中听候处理。可恼羞成怒的宗楚客竟然无视朝规，不仅不退下，而且厉声辩白，大骂崔琬诬陷。
在正常情况下，皇帝无论多么偏袒宰相，也应该让他们以身作则，先依照惯例退下，过后再慢慢找借口替他们开脱。如此，才既不会坏了朝廷规矩，又能保住自己的宠臣。
然而，李显根本没这么做。
他为了保持和谐，非但不做追究，反而当场命令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握手言和。于是，这件令人心惊的弹劾案就稀里糊涂地了结了。
如此荒诞的一幕，顿时令满朝文武啼笑皆非。
崔琬与宗楚客最后到底有没有结成兄弟没人知道，但是人们却因此给皇帝李显送了一个绰号——“和事天子”。
和事天子喜欢和稀泥，所以不仅对朝政的黑暗视而不见，对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也显得出奇地宽容。比如他头上帽子的颜色，就绿得触目惊心，可他却不以为意。
古代皇帝的后宫泛称“三千佳丽”。按照唐制，李显拥有一皇后、四妃、九嫔、九婕妤、九美人、九才人、二十七宝林、二十七御女和二十七采女，除了这八级，一百二十一个人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宫女。
然而，老婆太多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普通百姓的老婆只有一个，万一老婆红杏出墙，绿帽子顶多也就戴个一顶两顶，可皇帝的老婆群一旦红杏出墙，那绿帽子可就数以千计，蔚为壮观了。
很不幸，中宗李显正是这样一个拥有壮观绿帽的皇帝。
首先来看他的第一夫人——皇后韦氏。
自从武三思死后，韦后的凤榻就比以前寂寞和冷清多了。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她的身边就出现了两个年轻貌美的男人：一个是精通医术的散骑常侍（宫廷高级顾问官）马秦客，一个是善于烹饪的光禄少卿（宫廷膳食部副部长）杨均。
每当韦后身体有某种不适，她就会频频传唤马秦客，而医术高明的马秦客当然不会令她失望，总是能够“药到病除”。每次马秦客离去之后，太监和宫女们总能看到韦后脸上焕发出一种异样的神采。除此之外，韦后还忽然喜欢上了饮食营养学，所以时常单独召见杨均，和他在一起切磋一些营养保健方面的学问。切磋既久，自然效用显著。韦后的容颜便愈加散发出一种少女般的光泽。所以，一些侍奉过则天皇后的老太监都说，如今韦后的精神状态真的跟当年的武后如出一辙，貌似越活越年轻了。
不仅第一夫人的宫闱生活多姿多彩，李显的其他妃嫔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
由于李显毫无原则的纵容，上官婉儿和后宫的一些得势嫔妃悍然打破自古以来的宫廷规矩，纷纷在宫外建立私第，而且多数时间都住在私第里，什么时候入宫，什么时候出宫都没人管束，简直称得上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自由度最高的后宫嫔妃。和历朝历代那些“一入宫门深似海”的深宫怨妇比起来，上官婉儿等人几乎不能叫嫔妃，而应该称为唐朝后宫的高级白领。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比现代的职业女性更自由，也更幸福。因为她们上下班都不用打卡，不想去还不用请假，同时又没有业绩压力，各种福利待遇还高得没边，实在是让人羡慕死了。
既然这些白领丽人兼有美色和权势，而且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宫外，那她们身边当然不会缺男人。朝中的一些官员如蚁附膻，纷纷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从之游处，以求进达”。（《资治通鉴》卷二○九）
这种时候，要说这些女人还会自觉自律地抵拒诱惑，为皇帝李显守身如玉，那显然就是扯淡了。比如上官婉儿身边，就经常有一个美男子朝夕相伴。这个男人就是当初武三思的鹰犬崔湜。
既然上官婉儿等妃嫔大多时候都住在宫外，那她们身边必然会有一大批侍候起居的普通宫女。可以想见的是，这些寂寞难耐的宫女一旦有机会在宫外生活，一颗颗驿动的芳心自然也会去寻找各自停泊的港湾。
史书中有一则“后宫红杏集体出墙”的记载，就足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那是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元宵节的晚上，李显携韦后微服出行，到闹市去观赏花灯，同时把几千名宫女放出宫去游玩，没想到大多数宫女竟然集体失踪，从此一去不回，让李显目瞪口呆，懊悔不迭。
这几千不辞而别的宫女到底上哪去了呢？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绝对不敢回自己的家乡，因为她们当年入宫都是登记在册的，逃回老家的唯一结果就只能是抓回来治罪。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她们从此隐姓埋名，改头换面，毅然决然地追求自己的终身幸福去了。
当皇帝当到李显这份上，被自己的妻妾戴上数以千计的绿帽，也算古往今来只此一个了。
唐中宗李显连自己的老婆们都管不住，自然很难希望他管好手下的文武百官。所以他在位时的大唐朝廷，可以说是开国将近一百年来最腐败、最混乱、最糜烂的一届政府。
景龙年间的帝国政坛上，不仅有一大群政治女性恃宠弄权，贪赃枉法，搞得斜封官满天飞，而且掌管大唐吏部，本身也不是什么好鸟。
在不算太短的时间内，朝廷两个握有实权的吏部侍郎居然都是武三思当年的鹰犬：一个是崔湜，一个是郑愔。
武三思死前，崔湜只不过是个中书舍人，可自从成为上官婉儿的情人后，就开始飞黄腾达了，先是升任中书侍郎，很快又兼任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赫然进入了宰相行列。郑愔也差不多同时擢任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这两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政治投机客共同执掌朝廷的吏部后，便利用手中的人事大权，倾力交结权贵，大肆贪赃受贿，所录用的官员经常超过原定的编制；有时因收受重贿，职位缺额又不够，就寅吃卯粮，提前支取后三年的缺额，把大唐的选官制度败坏得一塌糊涂。
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崔湜得势后，他老爸也不甘寂寞，硬是捞了一个国子司业的官，然后整天正事不干，专门帮着儿子卖乌纱。
当然，乌纱都是由儿子给，钱却是落入老崔自己的腰包。有一阵子生意太好，老崔光顾着收钱，把人家托付的事给忘了，没跟儿子打招呼。那个买官的仁兄兴冲冲地交了钱后，左等右等，却始终等不到官做，就去找崔湜告状，说：“崔大人，您有个亲戚收了我的钱，为什么不给我官做？”
崔湜勃然大怒：“哪个亲戚收了你的钱？看我不把他乱棍打死！”
那人冷笑：“千万别，您要是把他打死了，可得守孝三年啊！”
崔湜闻言，才知道是他老爸干的好事，顿时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墙缝钻进去。
崔湜和郑愔如此丧心病狂地大搞腐败，自然引起了少数正直朝臣的愤慨。几个御史暗中搜集了一堆铁证，在一次朝会上突然对他们发起了弹劾。
看着御史呈上来的这些确凿无疑的证据，李显终于如梦初醒，慌忙将二人逮捕下狱，命监察御史裴漼审理。
眼见后党的两个骨干一下子被告倒了，安乐公主马上跳了起来，亲自出马去找裴漼，又是威胁又是利诱，让他识相一点，将崔、郑二人从宽发落。没想到裴漼根本不买她的帐，反而在次日朝会上弹劾她妨碍司法公正，并且当天就判处郑愔死刑、崔湜流放。
关键时刻，李显再次和起了稀泥。他匆忙下旨，将判为死刑的郑愔赦免，改判为流放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将判为流放的崔湜赦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
可即便如此，后党的人还是不依不饶。
尤其是上官婉儿，一看自己的情夫要被贬到那鸟不拉屎的边瘴之地，马上和安乐公主、驸马武延秀一起去找李显，拼命为崔、郑二人求情辩护。李显不愧是天下第一和事佬，赶紧又作出改判，让崔湜当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刺史，郑愔改任江州司马。
一件证据确凿的铁案，居然被皇帝如此轻描淡写地了结了；两个罪行昭彰的败类，居然如此轻易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御史们义愤填膺，但是却无可奈何。
而更让人们愤怒和无奈的是，没过多久，崔湜就大摇大摆地回到长安，官复原职了。原来皇帝对他的贬谪，纯粹是做做样子而已。
朝政腐败到了这个程度，人们夫复何言？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一转眼中宗李显已经五十五岁了。在他这个年纪，祖父太宗皇帝已经作古四年，父亲高宗皇帝也已经病入膏肓，即将不久于世，惟独李显在这个岁数上还是身心康泰，无病无殃。
李显甚感欣慰。
他觉得，照自己这个精神头，起码再活个二三十年不成问题。
然而，此时的李显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幸福的生活将在这一年戛然而止，他健康的生命也将在这一年无疾而终。
按照佛教的说法，每个人的福报，亦即每个人应该享有的幸福、快乐、成功、寿命等等，就像是银行的一个存款账户。你如果懂得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并且懂得利乐人群，造福社会，那么你就等于是在向账户里头存进更多款项；而假如你耽于声色，纵情享乐，对自我、他人和社会都产生了太多负面作用，那么你就是在拼命支取你的银行存款，等到账户余额显示为零的时候，对不起，福报享尽，你这一生的游戏也就结束了。
而李显在这些年里的所作所为，显然是把自己的福报当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银山，于是拼命挖掘，尽情挥霍……
所以，在五十五岁这一年的夏天，他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