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政变后，张柬之、桓彦范等人仿佛都陶醉在了成功的喜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功高震主”的危险境地。尤其是桓彦范，不仅没有及时收手，反而把手伸得比谁都长。政变成功后，他又拜相，又封爵，又赐食邑，本来已经赢了个钵满盆满，可还不满足，又奏称他的大舅子赵履温也参与了政变谋划，要求皇帝论功行赏。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太靠谱。当时赵履温在易州（今河北易县）当刺史，与东都洛阳远隔千里，政变前夕也没听说他回过洛阳，他如何参与谋划？这不是忽悠人吗？
李显大为窝火。
可他很清楚，现在还不是和五大臣翻脸的时候，所以他什么话都没说，立刻把赵履温调入朝廷，任他为司农少卿。
赵履温乐坏了，一上任就赶紧给妹夫桓彦范送去了两个大美女作为酬谢。
在赵履温这件事上，李显算是给足了桓彦范面子。
他相信，桓彦范也会还他一个面子。
可李显错了。
桓彦范丝毫没有领他的情。
这位仁兄一边拉着大舅子升官发财（顺便还笑纳了两位美女），一边却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义正词严地数落李显不应该让韦后垂帘听政。
李显顿时火冒三丈。
哦，只许你桓彦范拉着大舅子一块儿升官发财，就不许我李显带着老婆一块儿上朝听政？我一个堂堂天子还不如你桓彦范？
好像是为了跟桓彦范较劲，李显把老婆推上金銮殿后，紧接着又提拔了一批新人。为首的是胡僧慧范、术士郑普思，还有惯以“妖妄之言”讨好皇帝的尚衣奉御叶静能等人。
在五大臣眼中，这些人显然都属于上不了台面的旁门左道，其中尤以胡僧慧范最让他们看不顺眼。这个外国和尚几年前来到洛阳，别的事没干，只一心一意交结权贵，不久就攀上了高枝，投靠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按理说二张被诛后，这种人早就该被法办了，可出人意料的是，政变之后，这个胡僧慧范不仅安然无恙，反倒被中宗夫妇奉若上宾，混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显提拔慧范的借口居然跟桓彦范推荐赵履温的理由一模一样，说他也参与了诛杀二张的计划。以此借口，中宗不仅加封慧范为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给了他自由出入宫禁的特权，而且中宗本人还经常微服出行，屈尊到慧范的府上做客，好像成心要刺激五大臣似的。
桓彦范再次上疏，声称慧范以旁门左道乱政，请求中宗将其诛杀。
李显看着他的奏疏，唯一的答复就是报以几声冷笑。
不久，李显又任命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长），擢升叶静能为国子祭酒（相当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自从大唐开国以来，这两个职位通常都是由硕学鸿儒担任的。比如贞观时期，魏徵、虞世南、颜师古都曾出任秘书监，担任国子祭酒的则是孔颖达，这些人都是名重一时的饱学之士。可眼下中宗竟然把这两个职位给了术士和佞臣，不禁让朝臣们大跌眼镜。桓彦范再度上疏，称郑、叶二人纯属“方伎庸流”，说中宗这么做是“官不择才，滥以天秩加于私爱……”（《旧唐书·桓彦范传》）
奏疏呈上后，中宗李显照旧置若罔闻。
其实，李显并不是笨蛋。他当然知道，这些和尚道士不可能帮他治理朝政。
李显的目的本来就不在此。
他之所以擢用他们，无非是想利用这些人在宗教界和民间的影响力，为自己打造更广泛的统治基础而已。就像当年武曌以周代唐之际，也曾不遗余力地利用宗教来增强她的政权合法性一样。
明智的统治者从来都很清楚宗教的力量。在他们看来，宗教虽不一定有助于净化他们的灵魂，但却一定有助于强化他们的统治。
只要利用得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李显对这帮和尚道士的宠幸，本来就已经让五大臣感到愤愤不平了，而他接下来重用的这个人，则无疑让五大臣在极度悲愤的同时又感到了极度惊愕。
这个人就是武三思。
早在神龙政变爆发后不久，洛州长史薛季昶就曾向张柬之他们发出警告：“二张虽已诛除，可吕产、吕禄（西汉初年的外戚，借指武三思一党）还在，斩草不除根，终当复生！”
张柬之等人却不以为然：“大局已定，他们不过是砧板上的肉，还能有何作为？况且，血已经流得够多了，该适可而止了。”
薛季昶仰天长叹，忽然说了一句让张柬之等人莫名其妙的话——“我不知自己将葬身何处！”
过后，又有一个叫刘幽求的朝邑县尉直言不讳地对桓彦范等人说：“武三思还在，诸公恐将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不早点动手，到时候必定追悔莫及。”
后来的事实证明，薛季昶和刘幽求的担忧是对的——武三思一朝咸鱼翻身，五大臣果然都死得很难看。
可张柬之等人早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把薛、刘的警告当一回事。他们自以为替中宗李显的复辟立下了汗马功劳，手中又握有宰相大权，天底下再没有谁动得了他们。况且武周王朝已经玩完，武三思彻底失去了靠山，能留着一条命苟延残喘已属不易了，还能翻得了什么大浪？然而，五大臣错了。
单凭武三思个人的力量确实做不了什么，可要是加上中宗李显的力量，五大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可是，一直以来，武氏集团无疑都是李唐皇族最主要的政敌，如今好不容易把武家势力打趴下了，李显为什么还要重新起用武三思呢？
原因有二：一、他需要一支老牌的政治力量来制约五大臣。在李显看来，无论是妻子韦后还是胡僧慧范等人，在朝中都没什么根基，要想和五大臣斗，他们都太嫩了，力量明显不足。而武三思则不同，自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和武承嗣一起被召回朝廷后，他和武承嗣就成了诸武的当然代表，数十年来深深地介入了帝国政治。武承嗣死后，武三思就成了诸武唯一的领头羊，在政坛上拥有广泛的人脉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虽然神龙政变后武家失势，但是李显一旦重新起用武三思，他原本的人脉关系必定会迅速恢复，从而形成一股堪与五大臣匹敌的政治力量；二、众所周知，以武三思为首的诸武是神龙政变最直接的利益受损者，所以五大臣自然成了诸武的眼中钉和肉中刺。鉴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政治法则，李显当然有理由把五大臣的敌人武三思变成自己的盟友，然后充分利用武三思对五大臣的仇恨，来逐步削弱功臣集团的力量，最终将他们铲除。
神龙元年二月，也就是武周王朝覆灭的短短一个月后，武三思就重新活跃在了人们的视线中。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武三思之所以这么快就东山再起，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中宗李显在政治上需要他，但是在武三思咸鱼翻身的过程中，却有另外几个人给他提供了莫大的助力。
那是三个女人。
第一个是中宗的小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
当年女皇武曌亲自主婚，把她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正是因为这层亲家关系，安乐公主就成了武三思和李显之间的第一联络人。前文说过，安乐公主是李显夫妻在贬黜途中所生，其诞生的过程颇为惊险，而且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荒凉的房陵度过的，从一出生就没有享受过一天好日子，直到十五岁跟随李显回到东都，才获得了一个公主应有的尊严和待遇。所以李显一直对这个小女儿心怀歉疚，因而也就对她宠爱有加。有了这个李裹儿在武三思和李显之间牵线搭桥，双方自然就容易接近。
给武三思提供助力的第二个女人，就是唐朝历史上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是高宗时期的宰相、著名诗人上官仪的孙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上官仪因替高宗起草废黜武后的诏书，事败后被武后所杀，家族籍没。尚在襁褓之中的上官婉儿随母亲郑氏一同配入掖庭为婢。虽然身份和地位一落千丈，但郑氏还是没有放松对上官婉儿的培养。在她的精心调教下，上官婉儿从小就熟读诗书，博涉文史，而且工于文词，明习吏事，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十四岁的上官婉儿受到武曌赏识，被免去奴婢身份，专门掌管宫中诏命，从此步入政坛。上官婉儿天生聪慧，而且善于察言观色，所以很快成为女皇武曌身边最得宠的女官。但是人总有疏忽的时候，有一次上官婉儿不知何故触怒了武曌，论罪当诛，差一点就被砍了脑袋，所幸武曌惜其才华，赦免了她的死罪，只在她额上刺了一个印迹（黥面）以示惩戒。
上官婉儿犯错的具体事由史书无载，但是民间却长期流传着一个颇为香艳的八卦故事。说的是武曌晚年公然宠幸二张，云雨交欢也不避宫人耳目，上官婉儿因职务之便出入女皇寝殿，每每在无意中撞见A片的现场直播，刚开始自然是又惊又羞掩面而走，次数多了就不免春情荡漾浮想联翩。后来，婉儿便与张昌宗开始眉来眼去。有一天，两人正在一处僻静所在打情骂俏，女皇武曌突然出现。暴怒的武皇二话不说，抽出一把金刀刺向上官婉儿，当即割伤了她的左额，同时厉声咆哮：“汝敢近我禁脔（男宠），罪当处死！”
二人吓得面无人色，慌忙跪倒在地，拼命求饶，张昌宗更是替婉儿百般求情，武皇最后悻悻作罢，赦免了婉儿。虽然免于一死，但是那块伤疤却从此留在了婉儿的额上。为了掩盖伤痕，聪明灵巧的婉儿便在伤疤处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没想到这朵遮丑的梅花却让她变得更加妩媚。宫女们皆以为美，遂偷偷以胭脂在前额点红效仿，从此这种“红梅妆”便渐渐流传开来，成了唐朝女性特有的一种时尚。
从此以后，上官婉儿更加小心谨慎，处处曲意逢迎，总算挽回了武皇的欢心。自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起，年迈的武皇又让上官婉儿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上官婉儿从此专秉内政，权势日盛，人们纷纷称其为“女中宰相”。
中宗即位后，看上了婉儿的美色和才华，遂将其纳为婕妤，仍旧让她专掌诏命。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上官婉儿开始替武三思穿针引线，频频寻找机会让他出入宫禁，与中宗夫妻交流思想，培养感情。
上官婉儿凭什么帮武三思呢？
原因很简单，早在武周时期，婉儿就是武三思的情妇，所以这个忙她肯定要帮。
就这样，通过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的引荐，武三思就像一条鱼一样游到了第一家庭的身边。这时候，又一个女人热情地接纳了他。
她就是当今大唐的第一夫人——皇后韦氏。
中宗李显接纳武三思，是出于箝制五大臣并巩固皇权的考虑；而皇后韦氏则是因为武三思的到来可以给她的后宫生活增添一些新的情趣。
神龙元年的春天里，武三思频频造访第一家庭。他经常和韦后玩一种叫“双陆”的博弈游戏。李显在的时候，就主动在旁边替他们计算输赢的筹码，三个人时常响起一阵阵的欢声笑语；而如果李显不在的时候，韦后就会很自然地与武三思玩起了另一种事关云雨的游戏。
后者才真正引发了韦后的激情。
在每一度酣畅淋漓的云雨之后，韦后都会洋洋自得地发现——自己又拥有了一种与女皇武曌相同的生命体验。
她喜欢这种体验。
就这样，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皇后韦氏——这三个在帝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女人，就这样联袂书写了武三思在这个春天里的风生水起。
武三思在这年春天里的行踪当然没有逃过五大臣的眼睛。
至此，他们终于意识到了神龙革命的不彻底性，也终于意识到薛季昶和刘幽求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
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屡屡向中宗上疏，要求诛杀武氏一党。
可这样的要求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宗当然不予理睬。
张柬之等人万般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对皇帝说：“武周革命之际，李唐宗室几乎被屠杀殆尽。而今依赖天地神灵，陛下得以重返正位，武氏一党却仍窃据高官显爵，这岂是天下人所希望的？请削除他们的官爵禄位，以此告慰天下！”
告慰天下？
李显心里一声冷笑：你们是希望朕贬黜诸武，好告慰你们吧？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们的心思，你们不就是想把朕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好称心快意地独霸朝纲吗？告诉你们——想都别想！
中宗马上作出了答复——不准。
张柬之等人彻底失望了。
每当这些革命功臣齐集一堂的时候，一股巨大的悲愤就会在他们中间汹涌激荡。他们“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资治通鉴》二○八），最后也只能仰天长叹：“皇上从前当英王的时候，人们称颂他勇敢英烈，我们之所以不杀诸武，是想让皇上亲自动手以便杀戮立威，没想到结果反而是这样……大势已去，我们还能怎么办？”
是的，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不可否认，当初他们发动政变，动机确实是高尚的，那时候他们内心的确怀有一种“匡复李唐，重振朝纲”的理想和信念。然而当政变成功之后，他们却被迅速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过度贪恋权力和富贵，以致忘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忘记了功成弗居，福祸无常的道理……
五人之中，尤以桓彦范的表现最为典型。因为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只许自己放火，不许皇帝点灯”的功臣。试问，自古以来，有哪一个皇帝可以容忍这样的功臣呢？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这是人性根深蒂固的弱点。
无法战胜这种弱点的人，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
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