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五十岁的李显第二次登上了大唐天子的宝座。
世事的变幻无常让李显充满了感慨。
二十一年前的那个春天，母亲武曌悍然发动嗣圣宫变，把登基不过两个月的李显废为庐陵王，贬黜到了荒凉偏远的房陵；二十一年后的这个春天，李显在五大臣的拥护下发动神龙政变，一举终结了母亲武曌的强权统治，把她软禁在了凄清寂寥的上阳宫……
历史漫不经心地兜了一个圈，人间已然几度沧桑巨变。
看见自己年届半百的生命忽然间严霜落尽，繁花似锦，中宗李显不禁百感交集。二月十四这天，他为妻子韦氏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册封大典，将皇后的凤冠再次戴在了韦氏头上，同日追封她的亡父韦玄贞为上洛王、亡母崔氏为王妃。
苦尽甘来的皇后韦氏站在太初宫的门楼上，遥望着广袤而壮丽的帝国山河，俯视着匍匐在脚下的臣民，眼里噙满了喜悦而幸福的泪水。
她激动地品味着这份渴望已久的荣耀与尊严，觉得前半生经历的所有苦难，如今总算有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偿。
该如何享受上天的这份馈赠呢？
站在早春二月暖暖的阳光下，皇后韦氏眺望着未来的岁月，不禁有些目眩神迷，心旌摇荡。冥冥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对她说——女皇武曌曾经拥有的一切，你也可以拥有！
韦后转过脸去，看着朝阳之下满面红光的皇帝，幽幽地说：“皇上，还记得您当年说过的那句誓言吗？”
李显微微一怔。
韦后莞尔一笑，说：“‘如果上天垂悯，让我们重见天日，我一定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禁止。’皇上可还记得这句话？”
慢慢地，李显终于回忆起来了。
他略显尴尬地笑了笑，看见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重新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东都洛阳前往房陵（今湖北房县）的那驾马车依然在他的记忆中辘辘而行。那一年，妻子韦氏已经身怀六甲，那一趟漫长而颠簸的贬黜之旅对她而言不啻于一场痛苦无边的炼狱。李显一路上紧紧拥抱着面无血色的妻子，在心里向上苍发出了至诚至切的呼告，乞求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她们母子平安。
苍天有眼。就在一片四野无人的荒凉山麓，一个美丽的千金公主终于呱呱落地。
李显脱下自己的锦袍小心翼翼地裹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
那一刻他和妻子都忍不住喜极而泣。
他们把这个小公主取名为“裹儿”。
裹儿是个不幸的孩子，从她降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享受过一天锦衣玉食的生活。在李显一家人的记忆中，幽禁于房陵的十四载岁月似乎充满了无尽的凄风苦雨，他们几乎认定这辈子已经没有出头之日了。李显逐渐变得萎靡不振，对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每当母亲武曌派出的使臣来到房陵，满怀恐惧的李显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自杀。
是妻子韦氏一次次把他从崩溃和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回来。韦氏总是看着李显的眼睛说：“祸福无常，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们又何必自戕？”
就是这一段相濡以沫的岁月，让李显和韦氏情爱弥笃，也让李显在无形中对韦氏充满了依赖。（《资治通鉴》卷二○八）
那些日子里，李显不止一次地从韦氏的目光中看到了温暖和希望。终于有一天，李显一手拉着妻子，一手指向苍天，情不自禁地说：
“如果上天垂悯，让我们重见天日，我一定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禁止！”
而今，兑现诺言的时刻终于到了。
中宗李显迎着皇后韦氏殷切的目光，轻声问道：“说吧，你想要什么？”
“垂、帘、听、政。”韦后说。
皇后的册封大典过后，百官朝会的大殿上便多出了一道透明的帷幔。帷幔后面赫然多出了一个女人。
这一幕是多么似曾相识啊！
以五大臣为首的文武百官不无痛苦地发现——阴盛阳衰的李唐王朝即便经历了神龙革命的洗礼，却依旧摆脱不了牝鸡司晨的尴尬。
侍中桓彦范第一个挺身而出，向皇帝递上了一道奏章。他开宗明义地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句名言：“牝鸡之辰，惟家之索。”母鸡在早晨代替公鸡鸣叫，这个家庭就一定会萧条。他说：“臣见陛下每次主持朝会，皇后都隔着帷幔坐在殿上，参预政事。臣观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哪一个跟女人共同执政而不国破身亡的。而且阴在阳上，违背天理；妇人凌驾丈夫，不合人道。伏愿陛下鉴察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主持内职女教，不要出来干预朝政。”
奏章呈上，李显瞥了一眼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每天上朝，桓彦范的眼睛照例要被那一道轻柔而坚固的帷幔深深刺痛。桓彦范百思不得其解，李显明明知道武后当年垂帘听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为什么就不能吸取教训呢？为什么还要去重蹈历史的覆辙呢？桓彦范之所以不理解李显，是因为他没有站在李显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李显虽然在五大臣的拥立下复辟了，但他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换言之，他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
五大臣中，只有一个崔玄暐曾是李显的东宫属官，其他四人皆非嫡系。可是，就连这个唯一的老部下崔玄暐，在经过这场改天换地的政变之后，其身份也已从“旧部”变成了“功臣”，所以李显对他的防范自然要多于信任。
除了崔玄暐外，原本朝中还有两个重量级人物也是李显的东宫旧属，一个是魏元忠，一个是杨再思，都曾以宰相身份兼任太子属官。只可惜，魏元忠早在二张得势的时候就遭到陷害，被贬到了岭南，杨再思则是在二张垮台的时候被赶出了东都朝廷，到长安去坐西京留守的冷板凳去了。所以，现在李显的身边根本没有一个真正信得过的大臣。
李显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
除了孤独，他还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
因为他不但没有贴心的大臣，而且身边还有两个让他颇为忌惮的人物。他们就是李显的同胞骨肉——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
先说李旦。尽管他生性淡泊，不喜欢当皇帝，但这并不等于别人不会拥立他当皇帝。事实上在李显看来，李旦似乎比他更有资格戴上这顶帝王冕旒。因为在李显被贬到房陵的十四年里，李旦始终是东宫的主人。虽说李旦也长期处在母亲武曌的严厉控制之下，但名义上毕竟是帝国的皇嗣，论资历、论声望、论朝中人脉、论政治影响力，李旦都远胜于李显。而李显唯一的优势，也许就是比李旦年长、更符合“立嫡以长”的继位原则而已。
但是这样的优势显然也是脆弱的。因为从大唐立国至今，当皇帝的都不是嫡长子。太宗不是，高宗不是，中宗李显自己也不是。所以，李显实在有理由担心——哪天五大臣要是看他不顺眼了，完全有可能再搞一场革命，把他轰下台，把弟弟李旦拱上去！
再来看太平公主。她虽是一介女流，而且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但显然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从小到大，太平一直就是母亲武曌的心肝宝贝。据《旧唐书》称：“（太平）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也就是说，太平公主不管是身材、长相还是性格都酷似母亲，所以武曌最疼爱这个小女儿，常常让她参预各种朝廷机密。
参政的机会多了，太平自然就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很多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其政治经验绝非一般公主可比。神龙政变后，太平公主因功被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稍后，中宗又专门派出禁军卫队进驻太平公主的府邸负责警卫，在其府邸周围遍置岗哨，还有全副武装的卫队日夜巡逻，其警卫规格等同皇宫。只此一点，便足以见出太平公主在中宗一朝的地位之高。
除了政治上的强势之外，太平公主还具有一项非同寻常的优势。
那就是她的经济实力。
按照高宗时代的制度规定，亲王一般可以获封食邑八百户，最多不能超过一千户；公主可以获封三百户，最多不能超过三百五十户（所谓食邑，也叫汤沐邑，只有皇亲国戚和功臣元勋才可获享。获得多少封邑，就意味着有多少户人家的赋税不用上缴国库，而是直接进入获封者的私人腰包，相当于就是在自己家里开了一家税务分局）。那么，太平公主的食邑有多少呢？
她首次获封就远远超出了制度规定的范围，达到了一千二百户，后来又加到三千户；神龙政变后，李显论功行赏，又将她的食邑加到了五千户。此外，太平与薛绍生有二男二女，改嫁武攸暨后又生下二男一女，这七个儿女全部都有封邑，加上武攸暨名下的一千户，太平公主一家获享的封邑至少达到了八千户。再加上她在高宗和武周时期先后获得的不计其数的各种财物赏赐，说太平一家富甲天下，一点也不算夸张。假如当时有胡润财富排行榜之类的东西，太平公主一定是当之无愧的上榜首富。
有身份，有头脑，有地位，有财力，这样的女人对帝国政坛所具有的影响力也就不言而喻了。许多朝臣纷纷投靠在她门下，通过她的运作和举荐步步高升。此外，民间的文人墨客和年轻士子也闻风而至，争先恐后地递帖子，拜码头，当门客。太平公主也摆出了一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姿态，十分热情地接纳天下士人。尤其是对于那些贫寒落魄的读书人，太平公主更是屡屡慷慨解囊，馈赠金帛，让这些寒士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于是便在人前人后拼命称颂太平公主的美德。久而久之，太平公主“折节下士”的品德和事迹就在朝野上下传为美谈。
眼见太平公主的政治影响力日益扩大，人气指数迅速攀升，中宗李显自然感到了极度不安。
他不止一次地从太平公主的脸上看见了一种东西。
那是一种对权力不可遏止的野心和梦想，就跟当年的母亲武曌一模一样。
很显然，无论是以五大臣为首的功臣集团，还是跟李显一母同胞的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都拥有异常强大的政治能量，这就不可避免地对李显构成了威胁。
在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下，李显当然不能无所作为。让韦后垂帘听政，其实就是李显在君臣博弈的棋盘上走出的第一着棋。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韦后以最快的速度介入帝国政治，以便增强自身的实力，跟这些威胁皇权的势力抗衡。
所以说，如果有人以为李显让老婆垂帘听政纯粹是出于夫妻情深，或者纯粹是为了兑现当初的诺言，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而桓彦范恰恰就在这里犯了简单化的毛病。
他反对女人干政的那套大道理李显又何尝不懂？他强调的“牝鸡司晨”的历史教训李显又何尝不明白？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孤掌难鸣的李显要想保住刚刚失而复得的皇权，就必须想方设法从“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中突围，一如当年的高宗李治不得不从长孙无忌的权力之网中突围一样。
这才是李显的当务之急。至于以后会怎么样，李显根本来不及去思考。退一步讲，就算李显明知道让韦后垂帘听政有可能导致自己大权旁落，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宁可把大权旁落给老婆，也不会把它旁落给宰相。
在这一点上，中宗李显的思维方式显然跟他的父亲李治如出一辙。
历史在这里又出现了某种惊人的相似性。
可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李治和李显的出生顺位都那么靠后呢？当初要不是因为太子承乾和魏王泰在夺嫡大战中打得两败俱伤，也轮不到李治当皇帝；同样的道理，要不是因为武后一路拼命“摘瓜”，把李弘和李贤先后送进了鬼门关，皇帝的桂冠也不可能落到第三条“黄瓜”李显的头上。所以说，李治和李显的帝王资格本来就是先天不足的。正因为先天不足，所以他们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势的功臣（宰相）集团。
因此，当他们上位之后，也必然要面临同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与功臣集团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时，一般会导致三种结果：第一种，也是最好的结果——功臣主动引退，把权力还给君主，双方相安无事。后两种则都是不幸的——要么是功臣坐大，变成权臣，最终架空（甚至篡夺）君权；要么是君主引进其他力量与功臣集团抗衡，待时机成熟，再出手将其铲除。
当年的长孙集团就是因为出现了架空君权的倾向，才迫使高宗李治不得不痛下杀手。而如今的五大臣集团，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他们是功成身退，把权力还给李显，以求君臣相安无事，还是步长孙无忌之后尘，任手中的权力日渐膨胀，最终把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渊？
很不幸，答案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