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惨败无疑给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的唐帝国再度造成了重创。
帝国要再花几年时间，才能集结这么多兵马，筹集这么多钱粮，打这么一场大规模的平叛战役？
没有人知道答案。
不是不会算这笔账，而是不敢算。
很显然，这场始料未及的失败令肃宗李亨至为心痛，也让朝野上下失望已极。所以，肯定要有人来担这个责任。
当然了，观军容使鱼朝恩是不会担这个责任的。他想都没想就把黑锅扣在了郭子仪头上。鱼朝恩很早就在嫉妒郭子仪的军功，看他很不顺眼，这回刚好抓他当替罪羊。
鱼朝恩回京之后，就日夜不停地在李亨耳边唠叨，说两军刚刚交战，他就亲眼看见郭子仪率先逃跑了，若不追究郭子仪的责任，无以正朝廷纲纪。
郭子仪没有辩驳，他愿意背这个黑锅。
原因很简单，鱼朝恩是天子跟前的红人，若得胜还朝，功劳自然归他；如今战败，责任也自然是九大节度使的。而郭子仪身为九大节度使之首，他不背这个黑锅，还有谁能背，还有谁肯背？
乾元二年七月，肃宗把郭子仪从洛阳前线召回长安，让李光弼取代他的朔方节度使之职，并表示要让李光弼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很敏感也很谨慎地提议，还是派一个亲王来当元帅，自己当副职就可以了。肃宗听了很满意，随即任命赵王李係（李亨次子）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元帅。
郭子仪就这样被解除了所有职务。他离京的那一天，朔方将士们涕泣不已，纷纷拦在道上不让他走。郭子仪强忍眼泪，对他们说：“我今天是要替一个离京的朋友饯行，暂时还不走。”将士们信以为真，让开了一条路。郭子仪立刻挥鞭，头也不回地疾驰而去。
郭子仪走后，其兵权全部转移到了李光弼手上。
也就是说，此时的李光弼已经成了帝国的王牌部队——朔方军的一把手。
不过，兵权固然可以在一两日内移交，可朔方将士的军心却没那么容易移交。
李光弼深知，郭子仪这些年为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且宽仁待众，深受朔方将士拥戴，如今因邺城之败而背了黑锅，又被自己一朝取代，朔方将士必然不服。虽然朝廷授予了自己朔方节度使之职，但这并不等于他会自动获得将士们的拥戴。换句话说，要想当朔方军的老大，不仅要凭朝廷的一纸任命状，更要凭自己的本事和手段！
为了防范朔方将士在他进驻洛阳接管军队时耍什么花样，李光弼不敢在白天公开进城，而是满怀警惕地带着五百河东骑兵，在某个深夜悄悄进入了洛阳。
李光弼赴任后，立刻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接连颁布了一道道严厉的军令。数日之间，洛阳守军的军容涣然大变，无论是士卒的精神面貌，还是营垒的布局结构，甚至连旗帜插在什么地方，都鲜明地刻上了李光弼的烙印。
郭子仪治军向来以宽仁著称，而李光弼治军则以严整见长。现在新官上任三把火，李光弼更是要处处表现出与郭子仪的不同。
如此一来，将士们自然是越发怀念郭子仪，也越发排斥李光弼了。
就是这种普遍的排斥情绪，差点激起了一场兵变。
当时，朔方军的左厢兵马使张用济驻守在河阳，李光弼传檄让他到洛阳晋见。张用济本来就对李光弼心存抵触，后来听说他到洛阳赴任时还玩了一下手段，顿时大发牢骚：“朔方军又不是叛军，李光弼居然乘夜而入，为何疑心到这种地步？”
现在，李光弼忽然召他晋见，张用济自然是满腹狐疑。
他怀疑，李光弼很可能听说了他那些牢骚怪话，所以就想拿他开刀，杀一儆百。
思虑及此，张用济决定抗命。他马上召集众将领，打算组织一支精锐部队突入洛阳，驱逐李光弼，迎回郭子仪。
张用济是火爆性子，说干就干。突击队很快就集结完毕，人人全副武装，刀剑出鞘。眼看一场兵变就要爆发，时任朔方都知兵马使的仆固怀恩阻止了张用济。他说：“邺城兵败，郭公确实负有一定责任，所以朝廷才罢其兵权。今日你若是驱逐了李光弼，强行迎回郭公，就是抗拒朝廷，就是谋反！”
同时，另一个大将也力劝张用济：“你发动兵变迎请郭公，朝廷必然怀疑是郭公在幕后指使，你这么干，等于是害他家破人亡！试问张君，郭公一家百口哪里对不住你了，你要置他们于死地？”
张用济闻言，顿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只好悻悻作罢。
这场兵变虽然没有爆发，但是张用济闹出这么大动静，李光弼当然不会不知道。
数日后，李光弼带着数千骑兵，以巡视防务为名离开洛阳，沿着黄河走到了汜水（今河南荥阳市西北），等着看张用济作何反应。张用济知道自己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只好硬着头皮前往行营叩见。李光弼二话不说，当即以违抗军令为由，命人将张用济推出辕门斩首。
张用济没有及时前往洛阳晋见，自然是违反了军令，但无论如何罪不至死，了不起也就是打几十军棍而已。现在，李光弼之所以如此小题大做，对张用济痛下杀手，目的就是要杀戮立威，以此震慑三军。
这就是李光弼的手段。
有道是出头的椽子先烂，意气用事的张用济很不幸地当了这根出头的椽子。
张用济前脚刚被推出辕门斩首，仆固怀恩后脚也进了李光弼的行营。作为朔方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当然也要来拜见这位新老大。
李光弼面无表情地请仆固怀恩入座。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李光弼的卫兵就一脸惊惶地入内禀报，说有五百个胡人骑兵直闯大营，现在已经到了大帐门口了。
李光弼顿然变色。
不用想也知道，这些人是仆固怀恩的手下。
仆固怀恩不动声色地瞥了李光弼一眼，赶紧起身来到门口，指着那些骑兵厉声斥责：“我一再告诉你们不要来，为什么偏偏还来？”
李光弼明白了，这是仆固怀恩和他手下人设计好的一出戏，目的是对他进行武力威慑，以防他大开杀戒，把仆固怀恩变成第二个张用济。
李光弼面带笑容地拍了拍仆固怀恩的肩膀，说：“士卒跟随主将，这是人之常情嘛，何必怪罪他们呢！”说完即刻命人搬出酒肉，设宴款待仆固怀恩一行。
那五百胡骑大为意外，一时颇有些受宠若惊之感。
就这样，李光弼并没有花多大力气，也没有花多长时间，就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收揽了朔方将士的心。尽管还有不少人打心眼里不服他，但至少在表面上，他们不得不接受李光弼指挥和调遣，从此再也没人敢随便违抗他的军令。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经过六个月的养精蓄锐之后，史思明终于点燃了南征的战火。
史思明命少子史朝清镇守范阳，然后兵分四路：一路由将军令狐彰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出发，进攻滑州（今河南滑县）；他本人亲率一路出濮阳（今河南濮阳市），史朝义率一路出白皋（今河南滑县北），周挚率一路出胡良（今河南浚县东），分别渡过黄河，从三个方向围攻汴州（今河南开封）。
十几万范阳铁骑掀起漫天黄尘，在惊天动地的战鼓声中汹涌南下。
一切就跟四年前的那一幕如出一辙。
唯一的区别只是——当初的主角是安禄山，如今的主角是史思明。
此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南岸巡察防务，得到燕军大举南下的战报后，立即赶赴汴州，对驻守汴州的守将许叔冀说：“你只要坚守十五天，我一定发兵来救。”
这个许叔冀，就是当初龟缩在江淮拒不援救睢阳的那个家伙。别说坚持十五天，就算让他坚持三天恐怕都办不到。当然，许叔冀是不敢对李光弼这么说的。他当场猛拍胸脯，对李光弼赌咒发誓，说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与城池共存亡。
但是，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史思明大军一到，这个缩头乌龟很快就败了，旋即毫不犹豫地举城而降。史思明马上任命许叔冀为中书令，命他仍旧镇守汴州，随即乘胜西进，兵锋直指郑州和洛阳。
李光弼意识到洛阳无险可守，便与东京留守韦陟商议说：“史思明乘胜而来，兵锋甚锐，我军利于坚守，不利于速战，洛阳易攻难守，韦公有何良策？”
韦陟听出来了，李光弼的意思是想暂时放弃东京，只是身为军队统帅，这种话不方便说，只能由他这个东京留守来说。尽管韦陟很不情愿放弃洛阳，可他也很清楚，从战略上来讲，李光弼的想法是正确的。
韦陟随后提议，大军撤出东京，分一部驻守陕郡，主力则退入潼关固守。
李光弼听完后淡淡一笑，摆摆手说：“暂时撤退肯定是必要的，但也不能退得太深。倘若无故弃守五百里地，敌人的气焰势必更加嚣张。而今之计，不如退守河阳，跟北方的泽潞战区遥相呼应，形势有利则主动进攻，形势不利则依险固守，让史思明不能向西前进半步。韦公啊，要论政治上的事情，我不如你；可在军事方面，你不如我啊。”
其实，李光弼这话未免太谦虚了。
他这个“撤离东京、退守河阳”的战略，恰恰是把军事和政治两方面都兼顾到了。我们都还记得，当初高仙芝和封常清之所以掉了脑袋，就是因为只单纯考虑军事，从洛阳一下子退到潼关，“无故弃守五百里”，丝毫没有顾及到这么做在政治上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假如李光弼没有汲取前车之鉴，势必重蹈高、封二人的覆辙。
李光弼说完后，韦陟没有反驳，但另一个将领却提出了质疑：“洛阳是帝京，岂能如此轻易就放弃了？”
李光弼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他一眼，说：“若要守洛阳，则汜水、崿岭（今河南登封县南）、龙门（今河南洛阳市南）等要害之处皆应派重兵布防，你身为将军，你倒是说说看，依目前的形势该怎么守？”
那人眨巴了半天眼睛，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光弼随即发布军令，命韦陟带着东京的所有文武官员及其家眷，即刻西行入关；命河南尹李若幽负责疏散百姓，出城避难；最后，李光弼又命将士把城中所有的重要物资全部运往河阳。
李光弼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洛阳变成一座空城。
洛阳军民有条不紊地撤离时，李光弼亲率五百名骑兵殿后。当时，史思明的前锋已经逼近洛阳东门的石桥。将士们请示李光弼该走北门还是走石桥，李光弼神色自若地说：石桥。
当天夜里，李光弼命全军燃起火把，保持着威严整肃的军容，缓缓向河阳方向行进。燕军的前锋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却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不敢迫近。最后，燕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唐军渡过黄河，从容进入河阳。
这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史思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京洛阳。
然而，他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史思明也知道洛阳无险可守，便在白马寺附近扎营驻守，并在黄河南岸修筑了一座月城（半圆形的堡垒），与李光弼对峙。
冤家路窄。
这两个老对手又见面了。
史思明来势汹汹，志在必得，一心想速战速决。
而李光弼则气定神闲，坚守不出，准备跟史思明打一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