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科技发展的长河中，有一个形成共识的观念，即人类科技和文明的进步，有赖于社会的稳定与和平的发展，然而穿越历史漫漫的尘烟，我们却发现了种种逆向的情景，许多人类科技和文明发展的黄金时代，恰恰是人类社会处于严重的战乱与动荡的时代。墨子的科学成就，诞生于春秋战国那个纷乱的国土上；而20世纪中叶开始的人类科技革命，同样是以历时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先导；第三次科技革命几乎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萌芽并发展壮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特殊的历史年代，特别是特定的战乱年代，也许会对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毁灭和冲击。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混乱的年代同样可以成为文明进步的强心针与催化剂，在巨大的冲击力面前，人类文明正常演进的过程遭到了无情地打破，也许会出现历史的倒退，但是也很有可能出现文明发展的巨大跃进过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奴隶社会秩序的土崩瓦解，正是由匈奴骑兵的入侵造成的。蛮族的破坏摧毁了欧洲的奴隶庄园和奴隶制经济体系，并为新生产关系的蓬勃生长提供了广阔的土壤。而对于同时期的中国历史来说，那让我们不堪回首的南北朝时代，同样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转型时期，划江而治的分裂局面绵延数百年，非但没有阻隔住中华文明的蓬勃生长，相反却缔造了一系列让世界叹为观止的文明成就，而科学家祖冲之就是其中的一例。
我第一次知道祖冲之这个名字是在初中几何课本上，他的姓名一共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讲圆周率的时候，另一次是在讲几何图形的时候。那年头岁数还小，只记住了两件事，第一就是他在1000多年前就成功地把圆周率推算到了第七位，另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那本数学著作《缀术》。这两样了不起的成就，被追求升学率的老师在课堂上蜻蜓点水一般一带而过。虽然从学生时代开始就熟悉了这个名字，虽然教室的墙壁上悬挂着他大幅的头像，但是在今人眼里，传统文明的精华早已是史册里那一抹淡淡的尘烟，似乎没有多少现实作用，而这位伟大的科学巨匠早已经如庙堂的佛龛一样被高高地供奉了起来，我们为他点燃一炷心香，却发现距离他是如此遥远。
与张衡生活在大一统的汉朝不同，祖冲之生活在一个纷乱的时代，甚至对每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来说，南北朝都是一个不忍去提及的时代，汉民族远退长江以南，中原的大好河山任游牧民族的战马肆意奔驰。汉朝开始形成大一统的中国社会局面被无情地打破。而在这偏安江南的小朝廷里，同样充斥着腐败的士族阶层和无能的帝王，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人对于那个时代的完整印象了。然而这个时代也同样诞生了一批科学巨匠，贾思勰、祖冲之、葛洪，一连串流光异彩的姓名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一位西方的哲人曾经说：“如果你把你要认清楚的人与他身边的环境孤立开来，那么你将永远无法清楚地认识他。”对于祖冲之的认识同样如此，虽然我们把他和张衡都称为科学家，但仔细分析的话，从本质上说，张衡首先是一个优雅的儒者，一个豪情的文人，然后才是一位科学大师，按照现在的教育观点看，他仿佛是当今大学里从文科跨到理科的插班生。祖冲之则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工作者，一个真正意义的研究人员。如果张衡的成功更多依靠了他全面的优良素质和惊人的才华的话，那么祖冲之的成功则依赖了他低调扎实的科学态度。张衡的成功来自他天才的洞察力和发现力，祖冲之的成功则来自于他务实耐心的工作精神。与张衡相比，他所从事的是更为枯燥的研究工作，绝无赋诗作对的闲情雅致，相反却要忍受难以想象的寂寞与枯燥。如果我们把张衡定义为发明家的话，那么祖冲之则是一个理论科学与基础科学的人才，虽然他的成就不如浑天仪或者地动仪可以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抓人眼球，但是他就像一位严谨的设计师一样，一砖一瓦地奠基，构建着中国古代科学的千年大厦。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历史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我们对人类作为每个个体的集合所做的决策后果，来反思今天的社会应当在未来所做出的选择。事实上，当我们对南朝的士族制度充满种种否定的时候，我们却充满趣味地发现，祖冲之的家庭，恰恰属于南北朝时代一种另类的“士族”阶层。他的家庭就是当时南朝有名的科学世家，祖冲之的祖父祖昌，在刘裕时代就担任大匠卿的官职，而祖冲之在南朝社会的崭露头角，同样依赖于其家族的位置。祖冲之的家庭世代都是以科技为工作的，在南朝的朝廷里，无论政权和皇帝怎么变化，祖冲之家族的位置始终没有改变。而这种奇特的现象，也恰恰属于士族政治的一部分。今天的人对于士族阶层垄断地位的抨击，是因为其扼杀了寒门的晋身之路。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封建社会正处于早期发展极度不平衡的时代，士族阶层经济势力的膨胀与寒门阶层的萎缩形成了一个不平衡的矛盾体，而士族政治制度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从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角度说，士族制度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南北朝割据政权的建立，以及南朝数次北伐的无功，都与士族政治本身的内部矛盾和权力不平衡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最终南北朝时代的结束，同样也是士族政治瓦解的结果。这是中华民族一个特殊的历史演进过程，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重新整合期。祖冲之就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与他的祖氏家族，也恰恰证明了科学在当时的时代里，已经成为士族阶层链条上重要的一环。
祖冲之的崭露头角是在他的青年时代，在已然腐朽堕落的世家子弟之中，博学机敏的祖冲之成为了不多的另类，并得到了宋孝武帝的赏识。这位在南北朝历史中名声不是太好的皇帝将他送到了当时藏书讲学的重要地方——华林园学习。华林园是当时南朝著名的贵族学校，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华林园中，科学人才的培养占有重要位置。华林园珍藏着大量珍贵的科学著作，大部分都是衣冠南渡时代从北方带过来的，也同样拥有许多以擅长科学研究著称的教师。更为重要的是，华林园的讲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书本上枯燥的理论，根据今天关于华林园的研究资料表明，当时的华林园的课程包含了众多测量、计算等实际的科学实践科目。祖冲之的时代，科举制度还是一个未知的产物，官员的提拔主要依靠家族的势力和权力的对比，教育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考取官职，而是为了可以在实际中有所应用。因此在那个时代，学院式的教育更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和理解能力，也同样鼓励学生的创造能力。祖冲之的入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孝武帝的赏识，在一干世家子弟群体中，祖冲之衣着简朴，谈吐不俗，宋孝武帝在赏识之余，更赐予他宅院车马。年轻的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式打动了以荒淫暴虐著称的宋孝武帝？具体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祖冲之的精神品质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低调却执拗的精神。这种精神品质在他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履历中不断地浮现出来，并且对他人生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想这种品质，也正是他得到赏识的原因吧。
陈凯歌电影《霸王别姬》中，段小楼曾经这样评价程蝶衣：“你是人不疯魔不成活啊。”在那部悲剧性的艺术电影中，一代名旦程蝶衣悲情的人生履历打动了许多人，他固执地把戏台上的唱词当成生活中的一切，甚至当做了生活的全部内容与追求。他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与心爱的师哥共唱一生的戏，这个简单的梦想支持他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也最终导致了他含笑而逝的悲情结局。中国有句俗话：“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大意是说，做人要做成一个纯粹的人。小时候学习毛主席的《纪念张思德》，文中也有一句名言：“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是许多人的人生追求，可是谁又能真正实践这一信条？无论是艺术领域还是科学领域，我们总能找到这样的代表，他们不理外界世事的变化无常，只埋头于倾心追求的理想中。程蝶衣用昙花一样的灿烂留给了影迷无数的感动，而祖冲之则是用几十年寂寞的工作，为中国的科技历史留下了永恒的传奇。
如果说张衡还可以算做是一个政治人物的话，那么祖冲之则可以被看作是最纯粹的学者。家族的地位和先天的条件使他虽然身为一个官吏，却对于政治生活分外的淡漠。这使他远离开了南北朝众多的政治旋涡，却也使他有时候会无意中卷入政治的洪流中，这是许多科学家都不可避免的命运。离开华林园以后，祖冲之做过多任官职，从南徐州的从事史到篓县的县令，史书上对祖冲之的为官经历记录甚少，而事实上，这位大学问家对于仕途的升迁也始终不是太用心。权力的斗争并非是属于他的舞台，科学的探索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战场。从南徐州到篓县，官职变了又变，在外人看来是祖冲之官场之路的开始，而对他自己而言，却是他科技道路的开始。从华林园毕业到走上茫茫的为官路，年轻的祖冲之开始为他人生的第一个理想而努力，并非是加官晋爵，而是要编写《大明历》，对于中国天文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而言，这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在之后为官的道路上，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到了这部历法的推算与测量之中，甚至他利用做县令的便利，对旧历法中的种种数据进行了亲身的测量，从做官的角度说，祖冲之这样做有些“不务正业”，而这恰恰是他身为一个学者的纯粹之处。张衡是以钻研科学的方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努力，他需要借助先进的发明来取得当权者的信任，既而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祖冲之则不然，他人生全部的理想或许只在于一个科学成就的诞生和一种科学理论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他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但是他比许多儒生出身的学者要生活得更单纯，比起南朝那些沉迷于你争我夺的官僚们，也生活得更潇洒。
说到《大明历》，我们不得不把南朝的历法情况作一下简单的介绍。
在祖冲之以前的中国天文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错误：即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永远地吻合。天周（即地球绕太阳真正公转一周的周期）和岁周（回归年，即太阳正射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再回到冬至点的周期）不分。东晋的虞喜测出了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有一些差距，太阳并不能回到它前一年的起点。这个差距，天文学上叫做岁差，而在南朝“元嘉历”制定的时候，凉洲的学者已经提出了“闰年”的概念，认为600年中有221个闰年的比较精确的意见。但是作为修订者的何承天并没有采纳这一成果。在当时的南朝，国家通用的历法依然是何承天所用的《元嘉历》，祖冲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且写出了《大明历》。
在《大明历》中，祖冲之区分了回归年和恒星年，首次把岁差引进历法，测得岁差为45年11月差1度（今测约为70.7年差1度）。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今测为365.24219878日），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采用391年置144闰的新闰周，比以往历法采用的19年置7闰的闰周更加精密。定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日（今测为27.21222日）。交点月日数的精确测得使得准确的日月食预报成为可能，祖冲之曾用大明历推算了从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到大明三年（公元459年），23年间发生的4次月食时间，结果与实际完全符合。得出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即定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今测为11.862年）。给出了更精确的五星会合周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也接近现代的数值。提出了用圭表测量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
这是中国天文历法中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那一年祖冲之只有33岁，而他所反对的对象，《元嘉历》的编写者何承天是南朝有名的人物，其家族在当时的南朝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为了知识的真理而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祖冲之用他的倔强和执着第一次在南朝的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单纯的他却不知道，这初出茅庐的第一枪，让他不幸地卷入到一场政治的纷争中。
公元462年，即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祖冲之向朝廷上书，要求废除《元嘉历》，改用《大明历》，这是他与士族阶层以及传统知识阶层之间的第一场冲突。毫无疑问，祖冲之的主张遭到了猛烈反对。比较可笑的是，尽管祖冲之用详实的科学数据和客观规律，对《大明历》做了最为详尽的证明，却依然无法压倒反对的声音，因为那些反对者们本身就不懂得自然科学的规律，他们的理由多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以道德战胜科学，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悲剧曾不止一次发生过。反对者中叫嚷最凶的，当属宋孝武帝的宠臣戴法兴，他的理由很简单，改变历法是有违祖制，天理难容。这个几乎是扣帽子的理由在当时得到了所有反对派的响应。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皇帝的宋孝武帝本身就是通过不光彩的篡权登上皇位的，这位帝王生性荒淫，喜怒无常，修改历法一事，触动了他政治生涯中一块禁地，如果废止《元嘉历》，也就意味着是对先皇的否定，中国的政治家们往往喜欢把简单的学术争论上升到政治高度。从《大明历》的争论到20世纪的海瑞罢官事件，不同的史实中总包含着相同的内涵。今天的人们总把戴法兴当做抨击的对象，然而作为皇帝的宠臣，他反对的声音，恰恰代表了主子的意见，于是《大明历》遭到了无情的搁置。这件事对祖冲之而言是一场巨大的打击，当纯粹的科学主义者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发生冲突的时候，遭到失败的往往是前者。我们可想而知当时年少气盛的祖冲之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在那场反对《大明历》的运动中，宋孝武帝动用了所有的反对派与祖冲之展开论战，在那个年代里，因言论而杀人还没有形成，持不同政见者的下场，最多不过是遭到围攻然后被贬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也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在那场激烈的辩论里，祖冲之接连写下多篇驳议，这些驳议让当时的守旧派哑口无言，也同样是中国天文学发展历史中重要的理论著作。以科学去对抗政治，以有知去对抗无知，从这一刻开始，祖冲之人生鲜明的烙印也由此而定格。
遗憾的是，就是在那一年，宋孝武帝驾崩了，于是所有关于《大明历》的争论戛然而止，满朝的文武忙碌着处理宋孝武帝的丧事，这部饱含着心血的历法也因此被长久地搁置了。20多年后，素来赏识祖冲之的齐竟陵王萧子良再次上书，要求颁行《大明历》，又因为文惠太子的病逝而搁置。而这中间的几十年，恰是宋齐朝代交接，血雨腥风的几十年。不过我们可以留意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这段时间里，无论皇帝的品行如何，无论政治环境黑暗与否，祖冲之的研究工作丝毫没有中断过，科学研究在当时社会俨然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治浊流以外的群体。这不仅仅是因为祖冲之个人性格所致，也同样是因为中国古代科技制度的缘故。科学研究在当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科学家也成为纯粹的业务工作者，而非投机的政客，只有纯粹的学者才能够缔造出最为纯粹的学术，这一点在南北朝科技历史上得到了证明。
让今人更加扼腕叹息的，是祖冲之的数学成就。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然是圆周率，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虽然祖冲之在1000多年前就成功地取得了将圆周率推算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的成就，可是在国际上，这一项举世的创举曾经在很长时间没能得到认可。公元1573年，芬兰人安托尼滋取得了与祖冲之一样的研究成果，虽然他的时间比祖冲之晚了1000多年，但是国际上依然把这一研究成果归结到了这位欧洲数学家身上，这项让中国人自豪万分的发现，在国际上有个通用的称呼：安托尼滋率。
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也许我们可以嘲笑欧洲人坐井观天，也许我们也可以痛惜自满清以来中国的退步导致了中国科技地位在国际上的日益下降。但一个重要的事实却是，自明清以来，中国史家对于传统科技成就的漠视是惊人的。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斥责为“奇技淫巧”，而作为伟大发现的圆周率也不幸被归列到了这个群体之中。甚至于今天，当中国的学者提出来，要将安托尼滋率改称叫祖率的时候，我们从史册中寻找证据的工作都变得非常艰难。在国内某个大学论坛上，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曾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祖冲之成功地将圆周率推算到七位数后，之后的1000多年，中国再没有人超越他的这一成就。”这一方面既说明了祖冲之的伟大，却也说明了自祖冲之以后，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出现断代的无奈事实。
与圆周率一样震惊世界的，还有祖冲之重要科学著作《缀术》，这是他与儿子祖暅合写的数学论著，父子二人的许多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部书中，而且本书还对中国传统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做了十数篇修正的论文。在唐朝的时候，《缀术》是学生的必修科目，而且还传到了朝鲜与日本。随着五代十国的战乱，这本书因此而失传。与圆周率的绝唱一样，《缀术》的失传也是让我们痛心的事情。
但是这丝毫不能掩盖祖冲之的数学成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的数学成就是对中国传统数学的一场颠覆。在圆周率的推算中，他改变了前人利用割圆法进行推算的方式，首创了“筹算法”，而这一成就也被后世的学者所沿用。唐代的高僧一行与宋代的天文学家卫朴都采用了祖冲之的推算方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更值得让我们注意的是，南北朝之后的唐宋元三朝，在科举制度已然确立，自然科学日益边缘化的情况下，依然成为了中国古代科技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唐宋元三朝一系列重要发明的诞生，都与祖冲之的理论思想和科研思想有着莫大的关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让今天的我们依然受益无穷，而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个叫祖冲之的学者，也同样用他卓越的成就改变了未来的世界。
很有趣的现象是，祖冲之经历了宋齐梁三朝，并没有遇到什么明君，可是这些口碑都不怎么好的皇帝，对他的态度似乎还不坏。
祖冲之最早进入华林园学习，是得到了宋孝武帝的推荐。宋亡之后，祖冲之同样是齐竟陵王萧子良家宴中的常客，与后来成为梁武帝的萧衍更是好友。而萧衍在登上皇位以后，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将祖冲之创办的《大明历》颁向全国。当时的祖冲之已经过世10多年，倘若泉下有知，也同样可以含笑九泉了。
中国的文人墨客们，在创作文学作品时，有相当多的人都在抒发着“怀才不遇”之感，更有许多人在政治失意之后期盼着“明君”的到来。按照考核帝王的标准看，祖冲之经历过的几任皇帝没有一任是“明君”，相反“昏君”倒是不少。宋孝武帝荒淫乱伦，齐高帝笃信佛教。祖冲之生活过的72年，恰恰是南朝政治最黑暗最混乱的72年，这样一种环境却可以给他大展拳脚的舞台，不能不说是让后世的知识分子感到羡慕和向往的。
电视剧《海瑞》中，海瑞曾和张居正有一段对话，张居正说：“我所有的理想都在裕王爷身上，他即位之后定是一位明君，我们的理想也终于可以实现了。”海瑞却回答说：“等天下再出一个明君的时候，百姓或许早都饿死了。”这应该是电视剧中的点睛之笔，知识分子总喜欢把个人的不济归结到时代于统治者身上，可关键的问题是，知识分子自己，又是否做到了尽善尽美呢？
历任帝王对于祖冲之的赏识很简单，他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又不会主动去参与任何政治运动的人。科学研究对于他来说就是生命的全部内容，就好比是工人与机器，农民与土地，法官与法律一样，科学也是祖冲之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而另一个原因是，祖冲之并非是孤立的，按照黄健翔的话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中国古代科技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群体的力量，祖冲之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特殊的阶层——自然科学阶层。这个阶层在当时不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也同样形成了世家的继承传统。我们虽然总是强调与天斗与地斗，强调着人的无限能动性，但是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除了人的主观因素和努力之外，客观上的制度保证也是必要条件之一。以今天的眼光看，祖冲之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是唯一的。但是以当时的眼光看，祖冲之并不是唯一的，那个年代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诞生了一批声名赫赫的自然科学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让人叹服的成就，这个广袤的土壤才是中国古代科技勃勃兴盛的原因。
当然，祖冲之另外一些能力，也是他能够取得统治者赏识的原因。
宋太祖刘裕在北伐的时候，缴获了北军的指南车，那是一种神奇的设备，可以在茫茫旷野中指引方向，确保军队按照正确的道路前进。几十年来，该车基本毁坏，宋孝武帝遍寻巧匠，都无法将其修复。祖冲之不但成功修复了它，而且重新制作成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即使随意旋转，指示方向仍然非常准确。不仅如此，祖冲之还造出了可以用水力工作的水磨，以及以踏板为轮的千里船。电视剧《水浒》中宋军攻打梁山所用的战船，最早的原型正是出自祖冲之之手。竟陵王萧子良之所以分外赏识祖冲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祖冲之成功制作出了欹器。这些成就也许在现在不算什么，却可以让我们深深体会到祖冲之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华林园的培养。在前文中我曾经说过，贵族子弟聚集的华林园，并非是以读死书为目标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方式，也同样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应用知识的能力，这和今天许多高考理科状元连电灯泡都不会装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蒸汽机发明以前，中国的机械制造能力始终是位于世界前列的，而在制作过程中，中国人也最先应用了各种现代的物理和化学原理。如果这种情况可以持续下去，如果这种技能在中国文明的演进中得到充分的尊重与重视，那么现代科学的萌芽很有可能首先发生在中国。西方人在近代科技中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对新生科技的巨大尊重，而在中国，这种技能被斥责为“奇技淫巧”，即使声名如祖冲之这样的大学问家，也因为这些研究工作而被某些人斥责为“弄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中国自然科学思想从此走上边缘化的开始。
对祖冲之而言，进行这些研究工作，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讨得帝王的欢喜，在祖冲之的《安边论》中，他就曾真诚地表达过要将自己的学术成就应用于生产中的愿望。科学技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人们讨论不止的话题。祖冲之在机械制造方面的这些成就也无疑带给我们深深的反思。祖冲之制造出了指南车，但是当时的南朝依然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祖冲之制作出了水磨，但那仅仅是梁武帝本人用以玩乐的工具。科技发明是一回事，但是科技的应用却是另外一回事。科学工作者的目标是把自己先进的成果推广出去，造福于民，而这偏偏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发生强烈的抵触。凋敝的民生和那一时代灿烂的文明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拥有更多文明成果的南朝最终也没有摆脱覆灭的结局。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中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这样的偏差问题，一种先进的文明成果仅仅是取得了与其地位相符合的赞誉，并没有取得与其地位相符合的应用。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说这是封建制度的问题，然而即使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中国，许多拥有专利的科研成果依然遭到了无情的闲置甚至抛弃，甚至于许多中国人首先取得成功的领域，却最终被日本人和美国人捷足先登，从最早的克隆技术到VCD技术，中国科学家不止一次地体会着“起个大早赶上个晚集”的尴尬情景。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进步中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道理固然不假，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有时候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两者之间形成密切联系的轨道，至今在中国还是无法得以完全地实现。
公元500年，祖冲之安详地离开了人间，而在他去世十年后，他呕心历血完成的《大明历》终于得以颁布实施，而中国的老百姓，也从此长久地享有了这位科学家伟大的成果。《大明历》造福了南朝的农民，在中国走向统一以后，又造福了全中国的农民。从《大明历》到《授时历》的几百年间，祖冲之的这一科学成果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他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最起码是部分地实现了。不管今天我们对于那位梁武帝有怎样多的负面评价，仅仅就这一件事，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都有理由得到我们的赞誉。
而最让我们痛心的却是祖氏一门悲情的结局，祖冲之死后，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与孙子祖浩依然继承着家族的志向，执着的进行着关于科学的研究。在整个南北朝时代，祖氏一门是中国天文学和数学研究当之无愧的翘楚。然而随着候景之乱的爆发，祖氏一门在兵乱中惨遭灭门，祖冲之的大部门科学著作也在这场变乱中被焚毁，与之有相似命运的还有众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世家大族。我们总把士族阶层的瓦解看作是历史的进步，然而祖冲之家族悲惨的结局，却是中国历史无法挽救的损失。这位淡薄名利的科学家虽然一生潜心学术，然而他的家族却最终难逃政治洪流的旋涡，最终成为萧梁王朝覆灭的殉葬品。战乱时代终于无法承担起推动科学演进的使命，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会在中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