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像“淞沪停战协定”，得来也实属不易，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出力不少。
“九一八”之后，南京政府“革命外交”面临困境。原先的外交家们躲的躲，辞的辞，外交部一下子陷入了人才荒。
此时一批曾在北洋政府供职的外交家们临危受命，被重新起用。其中有两人最受瞩目，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早年留学异域的上海人，都曾出面组过内阁。
虽然组阁的时间都不长，可你得知道那时的北洋是武人当道，在内阁里混碗饭吃很不容易，里面的人都可算是人中精灵。
两位外交奇才，颜惠庆居于其一。
他赴日内瓦出任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在国联打交道，除了公开场合要能言善道，私下拉关系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个包厢，请请老大帝国的代表团成员或者国联要员，这个叫做重点突破。还有财大气粗的，索性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能请的一次都请到，这个叫做全面撒网。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落。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60多个会员国，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人千万不能漏掉。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吃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几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腻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 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得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傲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儿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多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由于角色进入得快，颜惠庆很快就把国联的各种程序，明规则潜规则，弄得如数家珍。
“一·二八”会战时，颜惠庆要求国联制止日本入侵，但有关提案，他没有交给国联理事会表决，而是交给国联大会讨论。
国联理事会就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国联大会等同于联合国大会，为什么不找“安理会”而找“大会”呢？
“安理会”的议事原则是需要成员百分之百通过，无论谁在其中投了反对票，决议就得宣布无效。
偏偏日本自己就是“安理会”成员。
你要告我的状，我会理你吗？
正是这条雷死人不偿命的规则，曾经让颜惠庆的前任走进过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和联合国一样，当初的国联也是一个办事效率极其低下且强者独霸的官僚部门，以至于很多弱小国家都处于投诉无门的窘境。
颜惠庆找到的办法是，避开“安理会”，直接找“大会”。
按照国联大会的规定，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白川从七丫口登陆后，国联大会即作出决议，要求日本停止入侵上海，这对日本政府内阁造成了很大压力，“淞沪停战协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国联大会决议通过之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当场说了这样一句话：
“颜惠庆可以胜过我们大英帝国最好的外交官！”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1932年年底，颜惠庆参加了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这是一次外交大战，堪称中日外交家的世纪对决。
两位外交奇才中的另外一位，颜惠庆的上海老乡顾维钧浮出水面。
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的大帅哥，时称“貌美善言”，其成名之作为巴黎和会。
电影《我的1919》我没看过，只是听说里面扮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仅从形象上来看，我觉得还不是很神似。那谁最像呢？我以为是鼎盛时期的发哥（周润发）。
发哥似乎更能诠释我心目中的顾维钧：高大俊朗，义薄云天，挥舞双枪在弹雨中来去自如，潇洒果敢，身后一群白鸽扑扇着翅膀飞起落下——你只要把背景设想为外交战线就行了。
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30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尔不群的答辩能力。
当时日本想代替德国，攫取山东权益，顾维钧说了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诸位代表不是还拎不清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
想想看吧，有一天，当你们突然失去上帝，或者上帝曾降临的圣地从地球上消失，那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大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世界末日，生不如死啊。
西方人可以不关心孔子和山东，但他们绝不可能不在乎上帝和耶路撒冷。
什么叫经典，我告诉同志们，这就是。
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在场的各国代表都纷纷站起身，向年轻的顾维钧表示由衷的钦佩。
整个巴黎都轰动了。世界从此认识了这个来自弱小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兼演说家。
在国联，顾维钧和颜惠庆的对手，是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
提起松冈，这人早年的经历还是蛮可怜的，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苦情励志片。
11岁时，松冈家便破产了。两年后，父亲把他交给做船长的弟弟，希望这个弟弟能给儿子找一条出路。
船长叔叔把他带到了美国。来到这个传说中的西方花花世界后，叔叔给小松冈找的“出路”，就是把他一个人扔在美国街头，让这个未成年的孩子自己去想办法。然后，他竟然就丢下小松冈，拍拍屁股走了。
估计这个没心肝的叔叔本身就是个不成材的东西，原本想趁此机会客串一回人贩子，把松冈骗到美国给卖了，赚点小钱花花，却没曾想有价无市，“鬼畜”不收，一气之下便把松冈给扔了。
可怜啊，才13岁，小学还没毕业呢，就这么被抛弃在异国他乡。一时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也是松冈命不该绝，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家好心肠的美国人看到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就把他收养下来。
从此以后，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便开始了。
正是这个松冈，在日后得势后，一扫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并主张对美国“绝不示弱”。
也许刚去美国的那段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导致他对美国没什么好印象。
真奇了怪了，有冤申冤，有恩报恩。你不去恨那个不是人的叔叔，去怪山姆大叔干什么呢。不管怎样，人家是救了你的，又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大恩人啊。
因为经历特殊，这松冈做人做事都有那么一股子“你不惹我，我也要想办法整死你”的狠劲，经常摆出一副肌肉男的造型，很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在日本国内，松冈称得上是一个偶像明星级人物。那家伙，底下人山人海，他在台上就是放个屁，下面都是一片欢呼。
时人有言：自从有了松冈，日本就从无声电影过渡到了配音电影，意思是那些欢呼喝彩千篇一律，就像卡拉OK中的自动鼓掌操作按钮一样，你只要轻轻一按，聒噪声马上就都出来了。
知道星爷的无厘头吗，开始他还需要做两个招牌动作，后来据说只要一出场，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大家都笑，已经条件反射了。那时的松冈就享有这种待遇。
在最需要煽情也充满煽情的时代，这哥们儿用他那自以为生动的表情和动作时刻提示你：信冈哥，得永生！
松冈在国内很吃香，可到了国际会场，碰到顾维钧和颜惠庆这两位滴水不漏的老江湖，就明显有些赶不上趟了，基本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在双方辩论的过程中，颜惠庆曾举“田中奏折”为例，来说明日本对东北早就抱有领土野心。
“田中奏折”上面的那两句话确实很有杀伤力，即“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如果这两句话属实，那就证明“九一八”事变、“满洲国”都是日本政府在蓄谋已久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知道“田中奏折”极可能不是田中亲笔，“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关东军主谋，但当时“田中奏折”在民间流传很广，一时难辨真伪。
松冈当然也清楚这件事，不过他自己并不是亲历者，实际也是道听途说。
听颜惠庆一说，他倒来了机灵：“田中奏折”是给天皇看的，看完了就得收在皇宫档案里，不能外传，我们报纸也没登过，上级传达的文件里又没有，他们中国人怎么可能知道？
这小子以为抓到了把柄，马上反戈一击，说压根就没这回事，不能红口白牙诬赖好人，你得有证据。
颜惠庆有证据。
松冈愣住了，难道你们还有复印件，不可能啊。
颜惠庆拿出的是松冈本人的大作。
这兄弟估计没事做也经常编书混稿费，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制造噱头，他在书中提到了连自己也没见过的“田中奏折”，而且不久之后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人家拿着他的书问他，你说没有“田中奏折”，那你怎么把这事说得活灵活现的，难道你说的话都是假的？
松冈当然不能说自己是胡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装瞬间失去记忆。
颜惠庆哼了一声：你们日军在“满洲”的所作所为，就是按照“田中奏折”去做的。
冤啊，松冈有苦说不出，只好任对方发挥。
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这里没有粉丝，连老实的农夫也没有，真够让人郁闷的。
为什么不能把国内的精彩复制到国外来呢？或者如果用星爷来打比方：为什么我在港台（后还包括内地）一露面，不让观众笑观众都要笑，而到了国外，就算挠老外的痒痒，人家都不笑了呢？
或曰：可能是水土不服吧。
松冈是强人，他不信这个邪。挑了半天，从他的国内演讲稿中翻出了一篇最叫座的，题目就唤做“十字架上的日本”。
很煽情啊，同志们。听听文章里面是怎么说的：欧美这些国家个个没安好心，都想把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可我们日本不怕，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以后必将“为世人所理解”。
这篇东西还特别长，讲起来要花一个半小时，真可谓是老太婆的裹脚布，但据说在日本国内极受欢迎，可用好评如潮来形容。
满怀憧憬的松冈便在国联大会上念起了他的这篇得意之作，还没读完一半，他偷偷地往各国代表席位上一瞧，心里便凉了半截。
怎么着？
没有欢呼，没有鼓掌也就算了，有的人昏昏欲睡也算了，毕竟你一口气念完不觉得累，人家听的人还觉得累呢，让松冈搞不懂的是，好些代表还面露气愤之色。
当然气愤了，你日本什么玩意儿，竟然把自己比作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我们都是犹大，是罪人，是恶魔！
尤其是一些基督教国家，平时把耶稣敬得比天都大，听松冈如此言语，真恨不得把他拖下来海扁一顿。
看来这个松冈真是个自以为是、徒有其表的货，你在美国也生活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西方人最忌讳什么，最反感什么？
毫不奇怪，除了日本人以外的“世人”都不理解这篇大作，松冈算是白激动了一把。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将裁决报告付诸表决。
这份裁决报告对日本很不利，其中明确宣称“不承认满洲国”。表决的结果是：除日本一票反对、泰国弃权外，包括中国在内的42票赞成，决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但这时候日本作出了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举动。
众目睽睽之下，松冈带着日本代表团一行人拍拍屁股，走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史料上记载，松冈是脸色铁青地读声明，微笑着退场的。
其实松冈也是有苦说不出。
他没有想到结果会这么惨，讲，讲不赢，辩，辩不过，最后弄了个比分，还是42比1（要不是泰国人给了点面子，就是43比1了），简直就等于集体来丢丑的。
眼看败局已定，这个样子回去岂不是声名扫地，爬都爬不起来了。
怎么办？
松冈用他的行动作出了回答。
玩造型归玩造型，你别看松冈退场的时候一副男子汉敢作敢当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挺虚的。毕竟是完败嘛，骗不了内行。所以他一路上都忐忑不安，不知道回国后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心里也早就打了腹稿，编好了“自己的失败”、“向国家谢罪”这些话，时刻准备在国人报以老拳或扔臭鸡蛋过来时装一把孙子，讨一回饶。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国内早就一片欢腾，那调调就像是日本得了42张赞成票一样。
松冈的丑态表演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赞颂他的话，特别是松冈退场时那个比较拉风的动作，在媒体上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放大描述。
就在各国“群魔乱舞”之际，我们的松冈勇敢地喊出一句“萨有哪啦”，真是帅呆了。
国联“不顾正义舆论的反对”，“悍然”通过裁决报告，我们的松冈毅然决然当场退出，没给这伙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我们的松冈……
这么说吧，现在日本终于出现了两个民族英雄。
一个是石原。
另一个就是他：松冈洋右！
请把聚光灯打亮一点，对，再亮一点，给我们的“英雄”一个完美的特写。
松冈君，请您谈谈，您在深入虎穴的情况下，是如何作出这种英雄壮举的？当时到底是怎样想的？
面对记者和鲜花（或许还有美女）的包围，松冈君彻底晕了。
原来我成了民族英雄？真是活见个大头鬼了。
松冈演说不行，表演功底却一直不错，马上就转忧为喜，又拿出了先前“肌肉男”的风采：
我只是按照我平时的做法去做罢了，当樱花散尽之刻才是最美丽的，那个时候正是发扬我日本精神的时候。
哇噻，下面一众粉丝听了立刻像丢了魂一样倒了过去。
简直是浪漫的抒情诗啊，真不愧是偶像派的。
你还不知道松冈当时有多火？想想后来的那个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吧，一大把年纪了，据他自己透露，追他的女人至少两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