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陕甘那些事

吴三桂在云南起兵的时候,他在各地还有许多旧部。这些重要的力量,他自然不会放过。除了耿藩、尚藩、孙延龄等,还有两个重量级人物,分别是王辅臣和张勇。

王辅臣现在是陕西提督,驻守平凉(甘肃平凉)。张勇则是甘肃提督,驻守甘州(甘肃张掖)。其中王辅臣和吴三桂的个人关系更亲密些。云南援剿右营标下听用官汪士荣原为王辅臣部下,所以吴三桂就派他为特使,携带两封亲笔信和任命札二道,从间道赴平凉,都交给王辅臣,让他将其中的一封信和委任札转交张勇。

王辅臣、张勇可谓吴三桂布置在西北的两颗棋子。一旦他们响应,便可造成南北夹击清廷之势,具有深远的政治与军事意义。王与张手握重兵,其麾下部队有“西北狼”的别称。王与张驻防的地方,皆属战略要地和边防重镇。平凉为陕西与甘肃两省的适中之地。自明以来,山西、陕西向称京师“右臂”,与山海关外的辽东称为“左臂”,形成两个对应的战略区。王、张二人,足可以一举控制西北,而出平凉,举足便可进入陕、山,迅速逼近北京,从而对清廷构成巨大威胁。

此外王、张的兵力,又足以牵制住清军大批部队,让吴三桂在南方可以从容应战。而在东南沿海又有耿精忠的牵制,可谓东西、南北四面夹击。

吴三桂觉得,自己对这二人是有恩的,只要自己起兵,他们必然会响应。但事实并非他想的那么简单,吴三桂有恩于他们,无非就是功名利禄。为什么会对他们这么好?那是将来用得着他们。但知道这两人好用的,不仅仅是吴三桂。精明不输于他的康熙帝,也同样会对王、张二人施以恩宠,而且只会给的更多。

王辅臣三年前,在京准备赴平凉上任时,康熙帝对他说:“朕真想把你留在朝中,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你去不可。”特命钦天监为他选择一个好日子动身,日期选在年内,而时已近年底,康熙帝又说:“行期已近,朕舍不得你走。上元节就到了,你陪朕看过灯后再走。”又命钦天监再选择上元节后的吉日。

到临行这一天,康熙帝接见王辅臣,说了不少暖人心的话,又给了不少赏赐。御座前有条蟠龙豹尾枪,康熙帝指着枪说:“此枪是先帝留给朕的。朕每次外出,必将此枪列于马前,为的是不忘先帝。你是先帝之臣,朕是先帝之子。他物不足珍贵,唯把此枪赐给你。你持此枪往镇平凉,见此枪就如见到朕,朕想到留给你的这支枪就如见到你一样。”这话说的,把王辅臣感动得一塌糊涂,拜伏于地,痛哭流涕,久久不起,说:“圣恩深重,臣即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

这么说王辅臣,他是爱康熙胜过爱吴三桂?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请允许笔者批评您一声:幼稚!要知道吴三桂也同样说过类似感人的话,王辅臣也同样做过如此痛哭流涕感恩状。

王辅臣爱谁?他最爱的是他自己!吴三桂与康熙也一样!

这年头历史剧拍的像言情片,历史人物之间拍的像“断背”,各位千万不要中毒。历史中的大佬哪个都不简单!

王辅臣收了书信,先让汪士荣休息,然后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好想了几天。要论功名利禄,朝廷自然是给的更多,跟吴三桂一起干,将来胜利了,无非也就是达到现在这个标准,况且其中还有许多风险。如今老吴在南方倒是风生水起,这南中国,原本就是清廷靠汉人打下的,吴的兴旺,倒也不算奇怪。而北中国,吴未必就能玩的转。想来想去,他觉得和吴做买卖没什么前途。于是命人捆了汪士荣,连同信札,让儿子王继贞押解前往北京。

康熙十三年二月初,王继贞到了北京,面见康熙汇报,并把吴三桂的信札一并献上。康熙帝很高兴,连夸了他们父子忠心耿耿,随后将汪士荣处死。并指示兵部:

陕西提督王辅臣,久历戍行,劳绩素著,近举首反贼吴三桂所送伪劄,遣子奏闻,坚守臣节,益见忠贞,朕心深为嘉悦,前已有旨,事平之日,从优议叙。今应即行加恩,以彰激劝。

当即授给王辅臣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职,授其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

论做人,王辅臣这事做得不算漂亮,因为这事还牵扯到张勇。他没有和其通气,便向朝廷上奏。虽然也没有害张勇,但功劳却全是王的,让张失去一个表忠心的机会。

当然论做官,这事王辅臣做得漂亮。因为他并不知道张勇对这事的态度,与张勇通气,人情上倒是不缺,却给王自己带来风险。朝廷耳目众多,如果此事不直接向朝廷汇报,而是先跟张商量,这不是心怀不轨嘛?无论张勇选择站哪一边,他王辅臣都会很被动。张勇若为邀功,先向朝廷上奏,王辅臣的处境就会更危险。退一万步讲,即使归顺吴三桂,他张勇先给吴三桂打小报告,说你举棋不定,为这事还跟我商量,你说吴三桂会怎么想?

嘿嘿,做官与做人的标准竟然不一致!

王辅臣的苦衷,同为官员的张勇应该是可以想到的,但理解别人难,理解自己却很容易,这事让王辅臣与张勇之间自此有芥蒂。

恰逢此时,四川总兵官吴之茂叛清,他派人给张勇送去劝降信。张估计也把自己关在家里考虑来着,不过有王辅臣这样聪明的同僚为榜样,估计他考虑的时间会少很多。这回终于轮到他表忠心了,他把来使同“逆书”一并上交给康熙帝。康熙帝大为称赞,“命从优议叙”。

西北方向的王辅臣与张勇虽然没有反,但吴三桂的心思,却已很明显地展露在康熙帝面前。他觉得有必要派一得力大臣前去总揽一切事权,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最后他选中了刑部尚书莫洛,授以全权,经略陕西。康熙对兵部、吏部讲:陕西为边陲重地,西控番回,南通巴蜀,幅员辽阔,素称“疆”。“逆贼”吴三桂煽乱滇、黔,四川从逆,而山西“地处邻封”,恐有“奸徒”摇惑,以至人心不宁。虽有督抚、提镇等官各尽职守,但军务繁重,必须派遣一大臣,“假以便宜,相机行事,方可绥靖内外,保固边疆。”

之所以用莫洛,是因他曾任陕西总督,对当地情况较为了解,在官员与民众中也颇有威信。所以康熙帝决定特授经略,率领满兵驻扎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一起制定有效措施。他规定,巡抚、提镇以下各将官,悉听节制,兵马粮饷也都听他调发,一切应行事宜,不从中制,文武各官由他选用,兵部、吏部不得从中掣肘,邻省用兵,应当救援的,酌量策应。如有军事行动,将军、总督要领兵前去。等湖广、四川地方平定,即命莫洛还朝。

为了增强莫洛的威信,便于他令行禁止,康熙帝特加莫洛武英殿大学士,仍以刑部尚书管兵部尚书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任陕西经略,赐以敕印。

原本朝廷就驻有封疆大吏,这次再派莫洛前往,一是因此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不容有失。另一个原因却是台面下的。康熙帝何其精明,他知道王辅臣与张勇的“忠”所依赖的基础。有基础,自然也就是有前提的忠,这样的忠是要打问号的。

康熙帝对他们不放心,或者说得含蓄点、巧妙点,康熙帝是要辅导他们,帮助他们,做个名垂青史的忠臣,以防走错路,一失足成千古恨!

七月初,康熙帝给甘肃提督张勇发了一道指示:“秦省边陲重地,恐奸宄窃发,尔乃封疆大臣,朕所简任,可率所部总兵等官,固守地方,有为乱者,严行辑治,以副朕倚任股肱之意。”

请注意,张勇是甘肃提督,皇帝却让他关注陕西方面的形势,并给以指示,要其严防叛乱,这说明什么?尤其强调张勇是他亲自选任的,以示恩于他,这意思可就更耐人寻味了。

给了张勇密旨后,康熙帝命王辅臣同将军席卜臣等赴荆州增援。后因情况有变,指示王辅臣不必再去荆州,或者随将军赫叶等攻打四川保宁,或仍驻平凉,具体由莫洛酌遣。莫洛回奏,说四川“逆贼”正固守保宁,而广元所属百丈关诸处,有“贼众盘踞”,前往增援的兵力不足,拟将增援的副都统吴国正和马一宝的军队派往广元。

就在这时,情况突变,叛军分三路来袭,包围了宁羌州(陕西宁强)。此地为清军入川的后路,康熙帝命莫洛速派兵增援。莫洛得到命令,随即指令部队,务必在宁羌州城外击溃叛军,迫使他们撤退。康熙帝考虑到宁羌的重要性,唯恐有失,便命莫洛调副将雷继宗与王辅臣共同固守宁羌诸处。

随后莫洛率部进入四川,但在陕西汉中与四川保宁交界处受到阻击。四川叛军又攻占了七盘关与朝天关(两关在广元与宁羌州之间),切断了清军的补给线,驻广元的清军陷入困境,军心极其不稳。在略阳(今仍名),嘉陵江上的粮船又被叛军夺去。没了后勤支援,清军无法再向前推进,且处境危险。康熙急令莫洛与“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四川总督周有德、巡抚张德地,速从保宁回撤广元。并要莫洛等人亲自殿后,以便原驻广元的清军,安全撤回汉中,固守阳平(宁羌西北,略阳南)等处,歼除宁羌地区的叛军,整顿士马,再图恢复。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莫洛率部至宁羌州,驻南教场,与王辅臣兵营相距大约二里。初四日,王辅臣部突然发生骚乱,围攻莫洛大营。士兵们高喊要粮饷,要好马。莫洛只得命弓箭手击退兵变士兵,但这更加激怒了讨要粮饷的士兵。这一次,他们也使用了弓箭,还有火器。混战中,一颗火铳流弹击中莫洛,其当即倒地而亡。除莫洛外,其属下也大部分战死。剩下约两千多的后勤人员,均被王辅臣收降。

这场兵变来得非常突然,主要是因后勤方面的问题,导致军饷迟迟未到,拖欠了许多时日。军队的士气与忠诚是要靠钱来维系的,一旦拖欠军饷,必然发生兵变。王辅臣在军中还算是有威信的,因为有他在,所以才能拖到现在。要换个人带兵,估计早出事了。莫洛亲自统帅的部队大部分是旗人,而王辅臣的部下均是汉人,两者原本待遇就有所差别。其实,旗籍士兵断饷的日子并不比汉人士兵少,但八旗制度保证了旗籍士兵某种程度的信仰与忠诚。比如朝廷的制度明确了,旗人一辈子都有生活保障,所以一时的拖欠军饷,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打个比方,在清朝这个企业里,旗人好比是正式工,保险、养老金制度很完善,没有后顾之忧。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全员股份制的企业,旗籍士兵个个都是小股东,作为股东,他们自然更容易与企业风雨同舟。而汉人士兵就如同是临时工,做一天工拿一天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被解雇,对企业没有什么向心力。汉人部队早已军心不稳,而旗人部队似乎却没什么起伏,这让汉人士兵误以为旗人有军饷,唯独缺了他们。

起初,局面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汉人士兵们都是赤手空拳去讨要粮饷的,可能是对汉人天生的不信任感,旗人做出了过激反应,使用武力来对付汉人。这样一来,性质完全变了,局面也就不可收拾了。

面对这场突变,见过世面的王辅臣,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手底下的士兵就是他的本钱与筹码,面对愤怒的士兵,他也不得不选择,表示支持他们的举动(要是当兵的全都脱了军服,改当百姓去谋生,他王辅臣不管在清廷还是吴三桂那里都只是一个屁)。他率部兵自宁羌州撤至沔县(今陕西勉县西侧),一路上,刚收降的两千余人,几乎全部逃光。王辅臣又从沔县北上略阳,定西大将军董额随莫洛之后,撤至沔县,才得知王辅臣部哗变。他一边急忙退守汉中,一边迅速向朝廷奏报。但奏报上只提哗变之事,至于事出何因,以及莫洛的生死,他一无所知。

王辅臣部哗变,康熙怎么也想不到。虽然对于王的忠心,他多少是打一些问号的,但刚刚不久前王辅臣还向朝廷奏报了吴三桂联络其谋反之事,并抓了信使,让儿子亲自进京汇报。如果这些都是假的,是演戏,那他目的是什么?他儿子现在还在北京,这样做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康熙将王辅臣的儿子王继贞招来,告诉其父谋反的消息。王继贞愣在那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他回过神来,第一个反应就是,此消息会不是假的,是否是敌人的反间计。见他不信,康熙帝命人将陕西方面的奏报拿出来给他看。王继贞看罢,吓得直发抖,语无伦次地分辩些什么。康熙帝耐着性子听完,他大概的意思,其实和皇帝的疑惑也一样,那就是他老子实在没理由造反啊?

康熙帝其实召见他之前就想好了,见从王继贞那里确实问不出什么,便说:“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贞,决不至于做出谋反的事。大概是经略莫洛不善于调解和抚慰,才有平凉兵哗变,胁迫你父不得不从叛。你马上就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无罪,杀经略莫洛,罪在众人。你父应竭力约束部下,破贼立功,朕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

康熙对王辅臣最终的去向,心中并不是太有底。若王与四川叛军会合,便可北进中原,长驱北京。而清军此时正汇集荆州,北方空虚,清廷面临着致命的威胁。在王继贞之后,康熙帝又派科臣苏拜携带他的招抚谕旨前往陕西,会同总督哈占商酌,挑选干员,或亲去王辅臣处,或派他人代替,向王辅臣宣布朝廷旨意,招其归顺,并尽快安抚乱兵。

招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康熙帝也在做最坏的打算。首先加强了省会西安的兵力,以“保固秦省”。他把调往兴安等处的部队改调到西安,令他们“星夜奔赴”,不得迟误。但仍感兵力不足,而“京师禁旅,遣发颇多”,已无兵马可调。他决定再调蒙古兵,指示兵部:秦省重要,令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等三名官员,速征鄂尔多斯蒙古兵三千五百人,调归化城土默特兵七百人,皆赴西安驻守备征。

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归化城土默特二部、四子部落、毛(茂明安)、吴喇忒三部,计七旗兵已启行。鄂尔多斯因天寒马瘦,先行备装,等待调发。康熙帝很担忧驻守广元(四川广元)、保宁的清军遭到王辅臣部打击,为保证这支生力军安全撤退到汉中,他特遣驻北京的八旗兵(每佐领三名)“速催起程”,赴西安协守。进驻西安的各支大军,酌置留兵守西安,其余全部赴定西大将军董鄂军前,接应广元、保宁的清军撤回汉中。

在发出上述指令后,康熙帝发现陕西兴安州(今安康)实为一战略要地,便对议政王大臣等人说:“此地西近汉中,北接潼关,东南直逼郧阳(湖北郧县),最为要地。”他命副都统穆舒浑、已任命为云贵总督的鄂善、副都统希福等部队,及增援的蒙古兵,“驰赴兴安”,共同防守汉中各处战略据点。

在这些都部署妥当后,康熙帝又加紧对王辅臣的招抚。在派出招抚专使之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再给王辅臣发出一道长篇敕谕。

康熙帝真的是一个很会做思想工作的皇帝,与其说这是一道敕谕,不如说是洗脑。写得是异乎寻常的感人,充满了温情,似乎要将对方融化。全文中没有一句指责王辅臣的话,所有的责任都由他自己来扛,自责没有知人善任,没有事先了解他和莫洛之间的矛盾。而莫洛的死,或许是其他原因造成,与王辅臣并无直接联系。所以之前的事,一概不予追究。只希望他回心转意,不辜负以往君臣间的情谊和朝廷的重托。

康熙帝并非感情泛滥,此时莫洛已死,追究是谁的责任已无意义。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王辅臣跑到敌人那一边。看得出这是一位有眼光,做大事不拘小节的君主。

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十五日,王辅臣上了一份奏折,奏明兵变原因,表示自己还是忠于清廷的。他派遣莫洛部属,原任郎中祝表正携带,代为转达。而把儿子王继贞留下,没有让其再回北京。看样子,他虽没想反,但兵变却给他提了个醒,有些事情并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所以把儿子留下,以防万一。

同月二十四日,康熙帝做出批示:王辅臣率部回平凉驻防,一切事宜即照前已发谕旨执行,并且表示不追求王辅臣与部下的责任。康熙帝将此敕谕交祝表正,由他带回陕西,再向王辅臣招抚。

正在湖南指挥作战的吴三桂,一直盼着陕西王辅臣、张勇回信儿。如果他们能配合自己,必然会带动整个西北乃至中原响应,从而开辟新的战场,给清廷造成巨大的军事与政治压力!但一年过去了,他什么也没等到。他很纳闷,想不出这两人有什么理由不跟随自己,他甚至怀疑,清廷怕这两人有异心,已将他们除掉。但在康熙十三年底与次年正月之交,突然传来王辅臣兵变的消息,这对吴三桂来说,可谓是一个意外的利好消息。他赶紧拨出二十万两白银,铸“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印,交给投靠他的秦州知州巴三纲,由他转交王辅臣。

二十万两白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王辅臣可以不在乎(清廷完全可以出更高的价),但他手底下的大兵们,却很在乎这笔天上掉下的白花花银子。王辅臣所属部队驻扎的平凉地区,原本就属荒凉的边远地区,生活一向清苦的很。而如今朝廷又经常欠饷,吴三桂白银的到来,绝对比朝廷的空头支票更有诱惑力。吴三桂指示已入川的大将王屏藩和吴之茂由汉中出陇西,到处散布委以官职的文札,各种地方武装及回、蒙等少数民族纷纷响应。原本平静的西北地区,一下子热闹起来。

西北的热闹,对王辅臣的触动很大。此一时,彼一时。他原本就并非出自真情,效忠清廷,只是利益使然。如今吴三桂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日益增大,他就不得不重新掂量掂量。跟随吴三桂,同样是一条充满危险之路。但是忠于清廷,以眼下的形势看,未必就更有保证。

后勤不畅,粮饷经常得不到补充。别说打仗,连维持部队的稳定都会变得越来越难。吴三桂银子进军营的情形,王辅臣甚至都不敢回忆。士兵们恶狼般的眼神提醒他,只要价钱合适,时机合适,那帮大兵绝对不会对自己这位昔日老板留情。吴三桂想和他谈笔大买卖,自己如果不做,以吴三桂的魄力和财力,绝对可以在自己军中物色到合适的代理人。一想到这里,王辅臣就感到不寒而栗。上次兵变,皇帝的大度,确实令人感动。但这种大度,因何而起,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秋后算账的事,他不是没见过。郑成功的父亲就是这么上断头台的,他儿子还割据着沿海地区,这么有利用价值的人,说杀也就杀了。要是等天下太平了,他王辅臣还有多大价值?兵变身亡的莫洛,可不是只鸡,说杀就杀了。那可是朝廷的重臣,功勋贵戚,皇帝的左膀右臂。对于他的死,今后总得有个说法。到时自己能否逃脱干系,这又是一个问号。

王辅臣很想过太平日子,但时代却没有给他机会。他必须做出抉择,他只能在刀尖上讨生活。思来想去,他终于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但他还是尽可能地为自己留条后路,他不再为清廷效力,但也不公开叛清。他想做棵墙头草,看看风向再说。他联络了秦州(甘肃天水),由略阳移至秦州,并摧毁了陕甘两省边界的凤县(今凤县西南)偏桥。派其部将王好文率部把守栈道,以致清军粮道不通,使得入守凤县的清兵以粮竭突围而走。王辅臣留下部分兵力协守秦州,自己率主力回到平凉。

康熙帝得知粮道被断一事,下诏斥责“定西大将军”董鄂等人:你们到了西安,没有随经略莫洛取道秦州,却经由栈道绕路而进,托故马瘦,竟驻汉中,致使宁羌兵变,王辅臣回秦州时,你们又不跟踪追击,急忙回汉中,及至保宁军撤回,你们又仅留将军席卜臣守汉中,自统大军回了西安。已提醒你们,栈道险要,却不多留兵防守,竟让叛军据守,致使广元、朝天关等处又被叛军占领。这都是董鄂等人“退缩迟延”造成的,理应解除职务,但目前正临大敌之时,仍令董鄂平定秦州、平凉等地。

陕甘地区叛乱形势日益蔓延,清军节节败退。没有后勤补给,清军被迫退回西安。汉中、兴安等重镇已被王屏藩等占领。王辅臣向各地发出信函和任命文件,约会起兵。固原道(今宁夏固原)陈彭受巡抚之职,定边(陕西定边)副将朱龙受任为招抚总兵,还有巩昌(甘肃陇西)游击袁承梁以城叛,副将江有仓、参将潘瑀策动阶州(甘肃武都)、文县(甘肃今仍名)、洮州(甘肃临潭东)、岷州(甘肃岷县)叛变。临洮(今仍名)守备鲁文耀叛,甘肃省城兰州被游击董正巳策反,巡抚所属弁卒作乱,占据全城。

据甘肃提督张勇报告,甘肃方面最先跟吴三桂、王辅臣串通的就是董正巳。他差心腹先去秦州,跟知州巴三纲联络。其后,守备吴承印又串联鲁文耀、马洪,与王辅臣联系,表示愿同时起兵。兰州城千总杜士黄,充当马洪、吴承印的内应,煽动甘肃巡抚所属部队,密谋起事。秦州知州巴三纲派其弟巴五秘密潜入兰州,与任职布政司的笔帖式本家人巴锡密谋,白天在董正巳家,晚上居于巴锡家,逐个做巡抚所属游击、守备等军官的策反工作。

二月五日,王辅臣部向兰州进攻,董正巳等乘机夺占了全城,巡抚华善逃往凉州方向。兰州外控西垂,内接临(洮)、巩(昌),为秦中战略要地,此城一失,西北震动,许多城镇或叛或陷,还有一些城镇与乡村,被当地武装所把持。如三水、溶化、白水、浦城、韩城诸县,“土寇蜂起,掠劫乡村。”

陕西方面,各郡邑随之骚动,叛乱纷起。他们攻城略地,绥德、延安、花马池、靖边等相继失陷。

陕甘地区的多米诺骨牌,一倒而不可收拾。绝大多数地区的将吏都参加了叛乱,只有甘肃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西宁总兵王进宝、宁夏总兵陈福未叛。陕西全省只剩西安一府及邠、乾二州还在清军手中,甘肃仅保有辽西走廊一狭长地带。康熙十四年三月,康熙帝为表彰他们尽忠朝廷,特晋升张勇为“靖逆将军”、加孙思克左都督、加王进宝都督同知,提升陈福为陕西提督。四月,王辅臣派人带着吴三桂授给张勇的札印,再次前去劝降,授张勇为“陕西西路总管平远大将军”。张勇大怒,下令直接斩了来使。王辅臣给王进宝送去一封信,劝其归顺吴三桂,被王进宝断然拒绝。他们两人将此事上奏给康熙帝,康熙帝大悦,封张勇为“靖逆侯”、授王进宝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吴三桂又亲自发给王进宝札文,他把札文上交给朝廷。

王辅臣也曾表现得很是忠心,在他反后,康熙帝已对汉将没了信心。但陕甘地区只剩下区区几员大将可用,也只能暂时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通知兵部、吏部:甘肃省“凡总兵以下官员,听从张勇调遣、提拔、补授”。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制约,一切征剿事宜,均由张勇便宜行事。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宁夏突然发生兵变,张勇的心腹战将陈福被乱兵所杀。次年正月,康熙帝改调西宁总兵王进宝代替陈福,出任陕西提督,暂驻秦州,继续兼西宁总兵官。宁夏总兵官缺,责成张勇和巡抚华善推补。很快,张勇推荐他的旧部、现任天津总兵官的赵良栋担任此职。康熙帝应允,并把总兵官一职提为宁夏提督,考虑到军情吃紧,令他兼程上任。赵良栋卸任的天津总兵官,由陈福的弟弟、现任涿州参将陈奇,破格出任。赵良栋是甘肃宁夏人,勇猛过人,与张勇、王进宝并称为“河西三汉将”。后在张勇的统率下,与王辅臣反复激战,最终为清廷收复陕甘做出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