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了全家无恙的喜讯，也就等于带来了王有龄殉难的噩耗。刘不才不提王有龄，真所谓“尽在不言中”，胡雪岩双泪交流，但哀痛还能承受得住，因为王有龄这样的下场，原在意中。一个多月前，钱塘江中一拜，遥别也就是永诀，最伤心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王有龄的遗属呢？他想问，却又怕问出来一片悲惨的情形，有些不敢开口。而七姑奶奶则是有意要谈能叫人宽心的事，特意将胡家从老太太起，一个个挨次问到，这就越发没有机会让胡雪岩开口了。
谈到吃晚饭，正好张医生回来，引见过后，同桌共饮。他们两人算是开药店的同行，彼此都别有亲切之感，所以谈得很投机。饭后，古应春特为又请张医生替胡雪岩去诊察。也许是因为有了喜讯的缘故，神旺气健，比上午诊脉时又有了进境。
“还有件很伤脑筋的事要跟病人谈。”古应春悄悄问张医生，“不知道对他的病势相宜不相宜？”
“伤脑筋的事，没有对病人相宜的。不过，他的为人与众不同，经得起刺激，也就不要紧了。”
既然如此，古应春便不再瞒——要瞒住的倒是他妻子，所以等七姑奶奶回卧房去看孩子时，他才跟刘不才将杭州对胡雪岩种种不利的情形，很委婉地，但也很详细地说了出来。
胡雪岩很沉着，脸色当然也相当沉重。听完，叹口气：“乱世会坏心术。也难怪，这个时候哪个要讲道德、讲义气，只有自己吃亏。不过，还可以讲利害。”
听这口气，胡雪岩似乎已有办法，古应春随即问道：“小爷叔，事不宜迟，不管定的什么主意，要做得快！”
“不要紧，‘尽慢不动气’！”
到这时候，胡雪岩居然还有心思说这样轻松的俏皮话，古应春倒有点不大服气了，“看样子，小爷叔倒真是不在乎！”他微带不满地说，“莫非真的有什么神机妙算？”
“不是啥神机妙算！事情摆明在那里，他们既然叫我钱庄里的人来传话，当然要等有了回信，是好是歹，再作道理。现在人还没有到，急什么？”
听得这一说，古应春实在不能不佩服。原是极浅的道理，只为方寸一乱，看不真切。这一点功夫，说来容易，临事却不易做到，正就是胡雪岩过人的长处。
“那好！”古应春笑道，“听小爷叔一说破，我也放心了。就慢慢商量吧。”
急人之急的义气，都在他这一张一弛的神态中表露无遗。这在胡雪岩是个极大的安慰，也激起了更多的信心，因而语气就越发从容了。
“那个袁忠清，他的五脏六腑，我都看得见，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绝不敢多事。别的人呢，都要仔细想一想，如果真的跟我家眷为难，也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人。”胡雪岩说，“他们不会逼我的！逼急了我，于他们没有好处。第一，我可以回杭州，长毛要我，就会听我的话，他们自己要想想，斗得过我，斗不过我；第二，如果我不回杭州，他们总也有亲人至戚在上海，防我要报复；第三——那就不必去说它了，是将来的话。”
古应春却偏要打听：“将来怎么样？”
“将来，总有见面的日子，要留个余地。为人不可太绝。就拿眼前来说，现在大家都说我如何如何不好，如果他们为难我的家眷，就变成他们不对了。有理变成无理，稍微聪明的人，不肯做这样的事。”
这一点古应春不能同意，留个相见余地的话，也未免太迂，不过仅是前两点的理由也尽够了。古应春便催着他说：“小爷叔，你说你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做一笔交易。他们不愿意我回杭州，可以。我不但不跟他们去争，而且要放点交情给他们。有朝一日，官军光复杭州，我自有保护他们的办法。不过，眼前他们要替我想办法，拿我的家眷送出杭州。”
这样的一笔交易是不是做得成？古应春颇为怀疑，因而默然不语，只望着刘不才，想听他的意见。
刘不才却对他的话大感兴趣，“这倒是个办法。”他说，“照我看，那批人又想吃羊肉，又怕羊骚臭，怕将来官军光复了，跟他们算账。如果真的有保护他们的把握，那批人肯照我们的办法做的。不过，空口说白话可不行。”
“现在当然只有空口说白话，话要动听，能够做得到，他们自然会相信。”胡雪岩停了一下说，“三叔，这件事只有你辛苦，再去一趟，因为别人去说，他们不大容易相信。”
“这还用说？自然是我去。你说，跟他们怎么个讲法。”
“当然要吹点牛。”胡雪岩停了下来，“等我好好想一想。”
这一想想了好多时候，或者是暂且丢开此事，总而言之，不见他再谈起，尽自问着杭州的情形，琐琐屑屑，无不关怀。胡雪岩的交游甚广，但问起熟人，不是殉难，就是下落不明，存者十不得一。连不相干的古应春，都听得凄怆不止。
到得十点多钟，刘不才一路车船劳顿，又是说话没有停过，再好的精神也支持不住了。古应春便劝他不必再住客栈，先好好睡一觉再说。刘不才依从，由古家的丫头侍候着，上床休息。
胡雪岩的精神却还很好，“老古，”他招招手让古应春坐在床前，低声说道，“我对人不用不光明的手段，这一次要做它一次一百零一回的买卖，全家大小在那班王八蛋手里，不能不防他们一着。我现在要埋一条药线在那里，好便好，搞得不好，我点上药线轰他娘的，叫他们也不得安逸。话说明了，你心里也有数了，要劳你的神，替我做一件公事。”
他是“话说明了”，古应春却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小爷叔，”他皱着眉说，“我还是莫名其妙，什么药线，什么公事？”
“公事就是药线，药线就是公事。”胡雪岩说，“这件公事，是以我浙江候补道兼团练局委员，奉王抚台委派，筹划浙江军需民食，以及地方赈济事宜的身份，报给闽浙总督衙门庆制军。公事上要说明，王雪公生前就顾虑援兵不到，杭州恐怕保不住，特意嘱咐我，他是决定城亡人亡，一死报答朝廷。但是杭州的百姓，不可不顾，因为我不是地方官，并无守土之责，所以，万一杭州沦陷，必得顾念家乡，想办法保护地方百姓。这是第一段。”
古应春很仔细地听着，已理会得胡雪岩入手的意思，并即说道：“第二段当然是叙你运粮到杭州，不能进城的情形？”
“对！不过转道宁波这一层不必提。”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现在要叙顶要紧的第三段，要这样说法：我因为人在上海，不能回杭州，已经派人跟某某人、某某人联络，请他们保护地方百姓，并且暗中布置，以便官军一到，可以相机策应。这批人都是地方公正士绅，秉心忠义，目前身陷城中，不由自主，将来收复杭州，不但不能论他们在长毛那里干过什么职司，而且要大大地奖励他们。”
“啊，啊！”古应春深深点头，“我懂了，我懂了，这就是替他们的将来留个退步。”
“对了。这道公事要等庆制军的批示，他人在福州，一时办不到，所以要来个变通办法，一方面呈报庆制军，一方面请江苏巡抚衙门代咨闽浙总督衙门，同时给我个复文，拿我的原文都叙在里头，我好给他们看。”
“嗯、嗯！”古应春想了一下，记起一句话，“那么什么叫‘公事就是药线’呢？”
“这你还不懂？”胡雪岩提醒他说，“你先从相机策应官军这句话上去想，就懂了。”
真所谓“光棍一点就透”，古应春恍然大悟，如果那批人不肯就范，甚至真个不利于胡家眷属，胡雪岩就可用这件公事作为报复，向长毛告密，说这班人勾结清军，江苏巡抚衙门的回文，便是铁证。那一来，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着实在狠。但原是为了报复，甚至可以作为防卫，如果那批人了解到这道公事是一根一点便可轰发火药，炸得粉身碎骨的药线，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小爷叔！”古应春赞叹着说，“真正‘死棋肚子里出仙着’。这一着，亏你怎么想出来的？”
“也不是我发明的。我不过拿人家用过的办法，变通一下子。说起来，还要谢谢王雪公，他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这个故事出在他们家乡，康熙年间有位李中堂，据说在福建名气大得很，他的同年陈翰林跟他有段生死不解的仇。”
王有龄告诉胡雪岩的故事如此：这位李中堂是福建安溪人，他的同年陈翰林是福州人。这年翰林散馆，两个人请假结伴回乡。不久就有三藩之乱，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在福州也叛变了，开府设官，陈翰林被迫受了伪职。
李中堂见猎心喜，也想到福州讨个一官半职。而陈翰林却看出耿精忠恐怕不成气候，便劝李中堂不必如此。而且两个人闭门密谈，定下一计，由李中堂写下一道密疏，指陈方略，请朝廷速派大兵入闽。这道密疏封在蜡丸之中，由李家派人取道江西入京，请同乡代为奏达御前。
“这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打算。”胡雪岩说，“李中堂与陈翰林约定，如果朝廷大兵到福建，耿精忠垮台，李中堂当然就是大大的功臣，那时候他就可以替陈翰林洗刷，说他投贼完全是为了要打探机密，策应官军——”
“啊，啊，妙！如果耿精忠成了功，李中堂这首密疏，根本没有人知道，陈翰林依旧可以保荐他成为新贵。是不是这样的打算？”
“一点不错。”
“那么后来呢？”古应春很感兴趣地问，“怎么说是成了生死不解的冤家？”
“就为李中堂不是东西，出卖朋友。耿精忠垮台，朝廷收复福建，要办附逆的罪。李中堂自己得意了，竟不替他洗刷。害得陈翰林充军到关外。”胡雪岩说，“我现在仿照他们的办法，但愿那批人很识相，我替他们留下的这条洗刷的路子，将来一定有用。”
“对！小爷叔的意思，我完全懂了，这道公事我连夜替你预备起来。”
“不忙。明天动笔也不迟。”胡雪岩说，“我还有件事要先跟你商量。”
这件事是为王有龄身后打算，自不外名利两字。王有龄的宦囊虽不太丰，却绝不能说是一清如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许多收入像征粮的“羡余”，漕粮折实，碎银子镕铸为五十两银子一个的“官宝”，照例要加收的“火耗”，在雍正年间就已“化暗为明”，明定为地方官的“养廉银”。此外“三节两寿”——过年、端午、中秋三节，本人及太太的两个生日，属员必有馈敬，而且数目亦大致有定规，这都是朝廷所许的收入。
王有龄的积蓄，当然是交给胡雪岩营运，他现在要跟古应春商议的，就因为经手的款子，要有个交代。“他们说王雪公有钱在我手里，这是当然的。我跟死者的交情，当然也不会‘起黑心’。不过，”说到这里，他有点烦躁，“这样子的局面，放出去的款子，摆下去的本钱，一时哪里去回笼？真叫我不好交代。”
这确是极为难的事。古应春的想法比胡雪岩还要深，王有龄已经殉节，遗属不少，眼前居家度日，将来男婚女嫁，不但处处要钱，而且有了钱也不能坐吃山空。所以，他说：“你还不能只顾眼前的交代，要替王家筹个久长之计才好。”
“这倒没有什么好筹划的，反正只要胡雪岩一家有饭吃，决不会让王家吃粥，我愁的是眼前！”胡雪岩说，“王雪公跟我的交情，可以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在天之灵，一定会谅解我的处境。不过王太太或者不晓得我的心，他家的亲友更加隔膜，只知道有钱在我这里，不知道这笔钱一时收不回来。现在外头既有这样的闲话，我如果不能拿白花花的现银子捧出来，人家只当我欺侮孤儿寡妇。这个名声，你想想，我怎么吃得消？”
古应春觉得这个看法不错，他也是熟透人情世故的人，心里又有进一步的想法：如果胡雪岩将王有龄名下的款子，如数交付，王家自然信任他，继续托他营运，手里仍可活动。否则，王家反倒有些不大放心，会要求收回。既然如此，就乐得做得漂亮些。
麻烦的是，杭州一陷，上海的生意又一时不能抽本，无法做得“漂亮”。那就要靠大家帮忙了。
“小爷叔，”他问，“王雪公有多少款子在你手里？”
“王太太手里有账的，大概有十万，另外还有两万在云南，不知道王太太知道不知道。”
“那就奇怪了。怎么在云南会有两万银子？”
“是这样子的，”胡雪岩说，“咸丰六年冬天，何根云交卸浙江巡抚，王雪公在浙江的官，也没有什么做头了，事先安排，调补云南粮道。我替他先汇了两万银子到云南。后来何根云调升两江，王雪公自然跟到江苏，云南的两万银子始终未动，存在昆明钱庄是生息。王雪公始终不忘云南，生前跟我说过，有机会很想做一任云南巡抚，能做到云贵总督，当然更好。这两万银子在云南迟早有用处，不必去动它。现在，当然再也用不着了！”说到这里，胡雪岩又生感触，泫然欲涕。
等他拭一拭眼睛，擤一擤鼻子，情绪略略平伏，古应春便接着话题问：“款子放在钱庄里，总有折子，折子在谁手里？”
“麻烦就在这里。折子是有一个，我交了给王雪公，大概是他弄掉了，也记不起这回事，反来问我。这原是无所谓的事，跟他们再补一个就是。后来事多，一直搁着未办。如今人已过世，倒麻烦了，只怕对方不肯承认。”
“你是原经手。”古应春说，“似乎跟王雪公在世还是故世，不生关系。不过，钱庄的规矩，我也不大懂，不知道麻烦何在？”
“钱庄第一讲信用，第二讲关系，第三才讲交情。云南这家同业，信用并不见得好，交情也谈不上，唯一讲得上的，就是关系。王雪公在日，现任的巡抚，云南方面说得上话。我自己呢，阜康在上海的生意不算大，浙江已经坐第一把交椅，云南有协饷之类的公款往来，我可以照应他们，论生意上的关系也够。不过，现在不同了，他们未见得再肯买账。”
这番分析，极其透彻。古应春听入心头，亦颇有感慨。如今做生意要想发展，似乎不是靠官场的势力关系，就得沾洋人的光。风气如此，夫复何言？看起来王有龄那笔款子，除非大有力者援手，恐怕要“泡汤”了。
“只有这样，托出人来，请云贵总督，或者云南巡抚，派人去关照一声。念在王雪公为国殉难，遗属理当照应。或者那批大老肯出头管这个闲事。”
“也只好这样。”胡雪岩说，“交涉归交涉，眼前我先要赔出来。”
“这一来总数就是十二万。”古应春沉吟了一下，毅然决然地说，“生意在一起，信用也是大家的。我想法子来替小爷叔凑足了就是。”
这就是朋友的可贵了。胡雪岩心情很复杂，既感激，又不安，自觉不能因为古应春一肩承担，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所以还是要问一问。
“老古，你肯帮我这个忙，我说感激的话，是多余的。不过，不能因为我，拖垮了你。十二万银子，到底也不是个小数目，我自己能凑多少，还不晓得，想来不过三五万。还有七八万要现款，只怕不容易。”
“那就跟小爷叔说实话，七八万现款，我一下子也拿不出。只有暂时调动一下，希望王太太只是过一过目，仍旧交给你放出去生息。”
“嗯，嗯！”胡雪岩说，‘这个打算办得到的。不过，也要防个万一。”
“万一不成，只有硬挺。现在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胡雪岩点点头，自己觉得这件事总有八成把握，也就不再去多想，接下来谈到另一件事。
“这件事，关系王雪公的千秋。”胡雪岩说，“听大书我也听得不少，忠臣也晓得几个，死得像王雪公这样惨的，实在不多。总要想办法替他表扬表扬，留下长远的纪念，才对得起死者。”
“这又何劳你费心？朝廷表扬忠义，自然有一套恤典的。”
朝廷的恤典，胡雪岩当然知道，像王有龄的这种情形，恤典必须优渥，除了照“巡抚例赐恤”，在赐谥、立传、赐祭以外，殉节的封疆大吏，照例可以入祀京师昭忠祠，子孙亦可获得云骑尉之类“世袭罔替”的“世职”。至于在本省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只要有人出面奏请，亦必可邀准，不在话下。
胡雪岩的意思，却不是指这些例行的恤典，“我心里一直在想，王雪公死得冤枉！”他说，“想起他‘死不瞑目’那句话，只怕我夜里都会睡不着觉。我要替他伸冤。至少，他生前的冤屈，要教大家晓得。”
照胡雪岩的看法，王有龄的冤屈，不止一端。第一，王履谦处处掣肘，宁绍可守而失守，以致杭州粮路断绝，陷入无可挽救的困境；第二，李元度做浙江的官，领浙江的饷，却在衢州逗留不进。如果他肯在浙西拼命猛攻，至少可以牵制浙西的长毛，杭州亦不会被重重围困得毫无生路；第三，两江总督曾国藩奉旨援浙而袖手旁观，大有见死不救之意，未免心狠。
由于交情深厚，而且身历其境，同受荼毒，所以胡雪岩提到这些，情绪相当激动。而在古应春，看法却不尽相同，他的看法是就利害着眼，比较不涉感情。
“小爷叔，”古应春很冷静地问道，“你是打算怎么样替王雪公伸冤？”
“我有两个办法，第一是要请人做一篇墓志铭，拿死者的这些冤屈都叙上去，第二是花几吊银子，到京里请一位‘都老爷’出面，狠狠参他一本。”
“参哪个？”
“参王履谦、李元度，还有两江的曾制台。”
“我看难！”古应春说，“曾制台现在正大红大紫的时候，参他不倒。再说句良心话，人家远在安庆，救江苏还没有力量，哪里又分得出兵来救浙江？”
胡雪岩心里不以为然，但不愿跟古应春争执，“那么，王履谦、李元度呢？”他说，“这两个人总是罪有应得吧？”
“王履谦是一定要倒霉的，李元度就说不定了。而且，现在兵荒马乱，路又不通，朝廷要彻查也无从查起。只有等将来局势平定了再说。”
这一下惹得胡雪岩心头火发，咆哮着问：“照你这样说，莫非就让这两个人逍遥法外？”
胡雪岩从未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古应春受惊发愣，好半天说不出话。那尴尬的脸色，亦是胡雪岩从未见过的，因而像镜子一样，使得他照见了自己的失态。
“对不起，老古！”他低着头说，声音虽轻缓了许多，但仍掩不住他内心的愤慨不平。当然，这愤慨绝不是对古应春，他觉得胡雪岩可怜亦可敬，然而却不愿说些胡雪岩爱听的话去安慰他。“小爷叔，我知道你跟王雪公的交情。不过，做事不能只讲感情，要讲是非利害。”
这话胡雪岩自然同意，只一时想不出，在这件事上的是非利害是什么？一个人有了冤屈，难道连诉一诉苦都不能？然则何以叫“不平则鸣”？
古应春见他不语，也就没有再说下去，其实他亦只是讲利害，未讲是非。这一阵子为了替胡雪岩打听杭州的消息，跟官场中人颇有往来，王有龄之殉节，以及各方面对杭州沦陷的感想批评，亦听了不少。大致说来，是同情王有龄的人多，但亦有人极力为曾国藩不救浙江辩护，其间党同伐异的论调，非常明显。王有龄孤军奋战，最有渊源的人，是何桂清，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什么人要为王有龄打抱不平，争论是非，当然会触犯时忌，遭致不利，岂不太傻？
古应春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庸俗卑下，但为了对胡雪岩的关切特甚，也就不能不从利害上去打算了。这些话一时说不透彻，而且最好是默喻而不必言传，他相信胡雪岩慢慢就会想明白。眼前最要紧的是筹划那十二万银子，以及替胡雪岩拟公文上闽浙总督。
从第二天起，古应春就为钱的事，全力奔走。草拟公文则不必自己动笔，他的交游亦很广，找了一个在江苏巡抚衙门当“文案委员”的候补知县雷子翰帮忙。一手包办，两天工夫连江苏巡抚薛焕批给胡雪岩的回文，都已拿到了。
这时，胡雪岩才跟刘不才说明经过，“三叔，”最后他说，“事情是这样去进行。不过，我亦不打算一定要这样子办。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很难做。”
刘不才的性情，最恨人家看不起他，说他是纨袴，不能干正事，因而听了胡雪岩的话，大不服气，“雪岩，”他凛然问道，“要什么人去做才容易？”
“三叔，”胡雪岩知道自己言语不检点，触犯了他的心病，引起误会，急忙答道，“这件事哪个做都难。如果你也做不成功，就没有人能做成功了。”
这无形中的一顶高帽子，才将刘不才哄得化怒为喜，“你倒说说看，怎么办法？”他的声音缓和了。
“第一，路上要当心——”
“你看，”刘不才抢着说，同时伸手去解扎脚带。三寸宽的一条玄色丝带，其中却有花样，他指给胡雪岩看，那条带子里外两层，一端不缝，像是一个狭长的口袋，“我前两天在大马路定做的。我就晓得这以后，总少不得有啥机密文件要带来带去，早就预备好了。”
“好的，这一点不难。”胡雪岩说，“到了杭州，怎么样向那些人开口，三叔，你想过没有？”
“你方始告诉我，我还没有想过，”刘不才略略沉吟了一下又说，“话太软了不好，硬了也不好。软了，当我怕他们，硬了又怕他们心里有顾忌，不敢答应，或者索性出首。”
“对了，难就难在这里。”胡雪岩说，“我有两句话，三叔记住：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