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洋场的人，特别是经常在花天酒地中的，都有迟睡迟起的习惯。古应春因为有生意要照料，起得还算早的，但也要九点钟才下床。这天八点钟就有娘姨来敲房门，说号子里派了人来，有话要说。
“什么话？”古应春隔着窗子问。
“杭州有位刘三爷来。人在号子里。”
“哪个刘三爷？”睡眼惺忪的古应春，一时想不起是谁。
七姑奶奶在后房却想到了，掀开帐子说道：“不是刘不才刘三爷吗？”
“是他？不会是他！”古应春说，“刘三爷也是自己人。一来，当然会到这里来，跑到号子里去干什么？”
“老板娘的话不错。”号子里的伙计在窗外接口，“本来是要请刘三爷到家里来的。他说，他身上破破烂烂不好意思来。”
果然是刘不才！这个意外的消息，反替古应春带来了迷茫，竟忘了说话。还是七姑奶奶的心思快，胡家的情形还不知道，也许有了什么不幸之事。如果让胡雪岩知道了，一定立刻要见他，当面锣，对面鼓，什么话都瞒不住他，大是不妥。
因此，她便替丈夫作主，吩咐伙计先回号子，说古应春马上去看他。同时叮嘱下人，不准在胡雪岩面前透露刘不才已到上海的消息。
“想不到是他来了。”古应春说，“你要不要跟我一道去看他？”
“自然要啰！”
夫妇俩一辆马车赶到号子里。相见之下，彼此都有片刻的沉默。在沉默中，古应春夫妇将刘不才从头看到底，衣衫虽然褴褛，精神气色都还不错，不像是快饿死了的样子。
“刘三叔！”终于是七姑奶奶先开口，“你好吧？”
“还好，还好！”刘不才仿佛一下子惊醒过来，眨一眨眼说，“再世做人，又在一起了，自然还好！”
听得这话，古应春夫妇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胡家呢？”七姑奶奶问说，“都好吧？”
“逃难苦一点，大大小小轮流生病，现在总算都好了。”
“啊——”七姑奶奶长长舒口气，双手合掌，当胸顶礼，“谢天谢地。”然后又说，“不过我倒又不懂了，杭州城里饿死的人无其数——”说到这里，她咽口唾沫，将最后那句话缩了回去。
那句话是个疑问：饿死的人既然无其数，何以胡家上下一个人都没有饿死？刘不才懂她的意思，但不是一句话所能解答得了的，“真正菩萨保佑！要谈起来三天三夜说不尽。”他急转直下地问道，“听说雪岩运粮到过杭州，不能进城又回上海。人呢？”
“他一场大病，还没有好。不过，不要紧了。”七姑奶奶歉意地说，“对不起，刘三叔，你现在还不能跟他见面，等我们把事情问清楚了再说。王抚台是不是真的殉节了？”
“死得好，死得好！”凡事吊儿郎当，从没有什么事可以叫他认真的刘不才，大声赞叹，“死得有价值。王抚台的官声，说实在的，没有啥好，这一来就只好不坏了，连长毛都佩服。”
据刘不才说，杭州城陷那天，“忠王”李秀成单骑直奔巡抚衙门，原意是料到王有龄会殉节，想拦阻他不死，可是晚了一步，王有龄已朝服自缢于大堂右面的桂花树下。李秀成敬他忠义，解下尸首，停放在东辕门彭亭左侧，觅来上好棺木盛殓。王家上下老幼，自然置于保护之下。
“长毛总算也有点人心。”七姑奶奶问道，“不是说要拿王抚台的灵柩送到上海来吗？”
“那倒没有听见说起。”
“满城呢？”古应春问，“将军瑞昌，大概也殉节了？”
“满城在三天以后才破。”
在这三天中，李秀成暂停进攻，派人招降，条件相当宽大，准许旗人自由离去，准带随身细软以外，另发川资，同时将“天王”特赦杭州旗人的“诏旨”送给瑞昌看，目的是想消除他们的疑虑，而效用适得其反。也许是条件太宽大，反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败军之将归旗，亦必定治罪，难逃一死，反倒失去了抚恤，甚至还褫夺了旗籍，害得子孙不能抬头，无法生活，所以瑞昌与部将约定，决不投降。
于是三天一过，李秀成下令攻击，驻防旗人，个个上阵，极力抵抗。满城周围九里，有五道城门，城上有红衣大炮，轰死了长毛三千多人，到十二月初一午后城破。将军瑞昌投荷花池而死，副都统杰纯、关福亦都自戕。男女老小纵火自焚以及投西湖而死的，不计其数。
讲到这里，刘不才自我惊悸，面无人色。古应春赶紧叫人倒了热茶来，让他缓一缓气，再问他个人的遭遇。
“杭州吃紧的时候，我正在那里。雪岩跟我商量，湖州亦已被围，总归一时回不去了，托我护送他的家眷到三天竺逃难。从此一别，就没有再见过他，因为后来看三天竺亦不是好地方，一步一步往里逃，真正菩萨保佑，逃到留下。”
“留下”是个地名，在杭州西面。据说当初宋高宗迁都杭州，相度地势，起造宫殿，此处亦曾中意，嘱咐“留下”备选，所以叫做留下。其地多山，峰回泉绕，颇多隐秘之处，是逃难的好去处。
“逃难的人很多，人多成市，就谈不到隐秘了。我一看情形不妙，跟雪岩夫人说：要逃得远，逃得深，越是荒凉穷苦的地方越好。雪岩夫人很有眼光，说我的话对。我就找到一处深山，真正人迹不到之处，最好的是有一道涧，有涧就有水，什么都不怕了。我雇人搭了一座茅棚，只有三尺高，下面铺上木板，又运上去七八担米，一缸盐菜，十来只火腿。说起来不相信，那时候杭州城里饿死的人，不知道多少，就我们那里没有一天不吃干饭。”
“怪不得。刘三叔不像没饭吃的样子。”七姑奶奶说，“长毛倒没有寻到你们那里？”
“差一点点。”刘不才说，“有一天我去赌钱——”
“慢点。”七姑奶奶插嘴问道，“逃难还有地方赌钱？”
“不但赌钱，还有卖唱的呢！市面热闹得很。”
市面是由逃难的人带来的。起先是有人搭个茅篷，卖些常用的什物，没有字号，通称“小店”。然后小店成为茶店，作为聚会打听消息的所在。难中岁月，既愁且闷，少不得想个排遣之道，于是茶店又变成赌场。刘不才先是不愿与世隔绝，每天走七八里路到那个应运而生的市集中去听听新闻，到后来就专为去过赌瘾了，牌九、做宝、掷骰子，什么都来。有庄做，就做庄家，没有庄做就赌下风，成了那家赌场的台柱。
这天午后，刘不才推庄赌小牌九，手气极旺，往往他翻蹩十，重门也翻蹩十，算起来还有钱赢。正赌得兴头时，突然有人喊道：“长毛来了！”
刘不才不大肯相信，因为他上过一回当。有一次也是听说“长毛来了”，赌客仓皇走避，结果无事，但等回到赌场，台面上已空空如也。事后方知，是有人故意捣乱，好抢台面。他疑心这一次也是有人想趁火打劫，所以大家逃，他不逃，不慌不忙地收拾起自己的赌注再说。
“刘三爷！”开赌场的过来警告，“真的是长毛来了。”
这一说刘不才方始着慌，匆匆将几十两银子塞入腰际，背起五六串铜钱，拔脚夺门而走。
然而已经晚了，有两个长毛穷追不舍。刘不才虽急不乱，心里在想，自己衣服比别人穿得整齐，肩上又背着铜钱，长毛决不肯放过自己。这样一逃一追，到头来岂不是“引鬼进门”？
念头转到此处，对付的办法也就有了。拉过一串铜钱来，将“串头绳”上的活结，一下扯开，“哗哗”地将一千铜钿落得满地，然后跑几步，如法炮制。五六串铜钱洒完，肩上的重负全释，脚步就轻快了。然而还是不敢走正路，怕引长毛发现住处，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到晚上才绕道到家。
“从那一次以后，胡老太太跟雪岩夫人就不准我再去赌了。其实，市面也就此打散了——那一次是一小队长毛，误打误撞闯到了那里，人数太少，不敢动手。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来了大队人马，奸淫掳掠外加一把火，难民遭劫的不知多少。”刘不才说到这里，表情相当复杂，余悸余哀都犹在，却又似乎欣慰得意，“亏得我见机！这一宝总算让我看准了。”
谈这样的生死大事，仍旧不脱赌徒的口吻，七姑奶奶对他又佩服，又好笑，但更多的是关切：“以后始终没有遇见长毛？”
“没有！不过好几次听见声音。提心吊胆的味道，只有尝过的人才晓得真不好受！”
然而，此刻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并不算完全过去。长毛进城，由于李秀成的约束，照例会有的烧、杀、奸、抢倒不甚厉害。但杭州人不肯从贼，男的上吊、女的投井、阖家自尽的，不计其数。这也不尽是忠义之气使然，而是生趣索然，其中又分成几类：怕受辱吃苦头的是一类；满目极人间未有之惨，感情上承受不住，愿求解脱的，也是一类；无衣无食，求苟延残喘而不可得，以为迟早是死，不如早死的，又是一类；历尽浩劫，到头来仍不免一场空，于心不甘，愤而自裁的，更是一类。
像胡家这样“跳出劫数外，不在五行中”的，只怕十万人家找不出一家。然而现在却又在劫数中了，荒山茅篷，自然不能再住。最主要的原因是，存粮已罄，不能不全家“出山”，城里尸臭不可向迩，如果不是严冬，瘟疫早已流行，当然不能再住。好的是胡老太太本来信佛，自从胡雪岩平地一声雷，发达起来，更认定是菩萨保佑，大小庙宇庵堂，只要和尚尼姑上门化缘，必不会空手而回。三天竺是香火盛地，几座庙宇，无不相熟，找一处安顿下来，倒也容易。苦恼的仍旧是粮食。整个杭州城，全靠李秀成从嘉兴运来两万石米，如果不包括军食在内，倒也能维持一段时期，无奈先发军粮，再办平粜，老百姓的实惠就有限了。
“现在全家大小，每天只吃一顿粥。我倒还好，就是上面老的，下面小的，不能不想法子。”
“这个法子总想得出。”古应春说，“不过，刘三叔，你有句话我不懂。你一向胃口很好，每天吃一顿粥，倒能支持得住？还说‘还好’！”
刘不才笑笑，不好意思地答道：“我会到长毛公馆里去打野食。”
七姑奶奶也笑了，“刘三叔，你真正是，老虎嘴里的食，也敢夺来吃。”她说，“你怎么打法？”
“这就不好告诉你了。闲话少说，有句正经话，我要跟你们商量，有个王八蛋来找雪岩的麻烦，如果不理他会出事。”
刘不才口中的“王八蛋”叫袁忠清，是钱塘县署理知县。此人原来是袁甲三部下的一个“勇目”，打仗发了笔横财，活动袁甲三的一个幕友，在一次“保案”中将他添上了一个名字，得了“六品蓝翎”的功名。后来犯了军令，袁甲三要杀他，吓得连夜开了小差，逃回江西原籍。
那时的江西巡抚是何桂清的同年、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张芾。袁忠清假报为六品蓝翎的县丞，又走了门路，投效在张芾那里。不久，长毛攻江西省城，南昌老百姓竭力助守，使得张芾大起好感。爱屋及乌，便宜了“王八蛋”，竟被委为制造局帮办军装。这是个极肥的差使，在袁忠清手里更是左右逢源，得其所哉。
不久，由于宁国之捷，专案报奖，张芾倒很照顾袁忠清，特意嘱咐幕友，为他加上很好的考语，保升县令。这原是一个大喜讯，在他人当然会高兴得不得了，而袁忠清不但愁眉苦脸，甚至坐卧不宁。
同事不免奇怪，少不得有人问他：“老袁，指日高升！上头格外照应你，不是列个字的泛泛保举，你是十六个字的考语，京里一定照准。眼看就是‘百里侯’，如何倒像如丧考妣似的？”
“说什么指日高升？不吃官司，只怕都要靠祖宗积德。”接着，又摇摇头，“官司吃定了！祖宗积德也没用。”他那同事大为惊惑：“为什么？”
袁忠清先还不敢说，经不起那同事诚恳热心，拍胸脯担保，必定设法为他分忧，袁忠清才吐露了心底的秘密。
“实不相瞒，我这个‘六品蓝翎’，货真价实，县丞是个‘西贝货’。你想这一保上去，怎么得了？”
“什么？你的县丞是假的！”
假的就不能见天日。江西的保案上去，吏部自然要查案。袁忠清因为是县丞才能保知县，然则先要问他这个县丞是什么“班子”。一查无案可稽，就要行文来问。试问袁忠清可拿得出“部照’或是捐过班的“实收”？
像这种假冒的事，不是没有。吏部的书办十九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积年滑吏，无弊不悉，只怕没有缝钻，一旦拿住了短处，予取予求勒索够了，怕还是要办他个“假冒职官”的罪名，落个充军的下场。
他那同事，倒也言而有信，为他请教高人，想出一条路子，补捐一个县丞。军兴以来，为了筹饷，大开捐例，各省都向吏部先领到大批空白收据，即名为“实收”——捐班有各种花样，各种折扣，以实际捐纳银数，暂给收据，就叫“实收”，将来据以换领正式部照。所以这倒容易，兑了银子，立时可以办妥。但是，日期不符也不行，缴验“实收”，一看是保案以后所捐，把戏立刻拆穿。
“这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托人情。”
“托人情要钱，我知道。”袁忠清说，“我这个差使虽有点油水，平时都结交了朋友，吃过用过，也就差不多了。如今，都在这里了！”
将枕头箱打开，里面银票倒是不少，但零零碎碎加起来，不过百把两银子。像这种倒填年月的花样，担着极大的干系，少说也得三百两，他那朋友知道袁忠清是有意做作，事到如今，人家半吊子，自己不能做为德不卒的事，只好替他添上五十两银子，将他这件事办了下来。
但是，袁忠清“不够意思”的名声，却已传了出去。江西不能再混，事实上也非走不可，因为保升了知县，不能在本省补缺，托人到部里打点，分发浙江候补。
袁忠清原来是指望分发广东，却以所托的人，不甚实在，改了分发浙江，万般无奈，只有“禀到”候补，那时浙江省城正当初陷收复以后，王有龄全力缮修战备，构筑长壕，增设炮台，城上鳞次栉比的营房，架起极坚固的吊车，安上轴辘，整天不停地储备枪械子药。放眼一望，旗帜鲜明，刀枪雪亮，看样子是一定守得住了。
于是袁忠清精神复振，走了藩司麟趾的门路，竟得“挂牌”署理钱塘县。杭州城内，有钱塘、仁和两县，而钱塘是首县，县官身份更自不同。袁忠清工于心计，只具“内才”，首县却是要“外才”的，讲究仪表出众、谈吐有趣、服饰华丽、手段圆滑，最要紧的是出手大方、善于应酬，袁忠清本非其选。但此时军情紧急，大员过境的绝少，送往迎来的差使不繁，正可发挥他的所长。
袁忠清的长处就在搞钱。搞钱要有名目，而在这个万事莫如守城急的时候，又何愁找不到名目？为了军需，摊派捐献，抓差征料，完全是一笔烂账。只要上面能够交差，下面不激出民变，从中捞多少都没有人会问的。
到了九月里杭州被围，家家绝粮，人人瘦瘠，只有袁忠清似乎精神还很饱满，多疑心他私下藏着米粮，背人“吃独食”，然而事无佐证，莫可究诘。这样的人，一旦破城，自然不会殉节——有人说他还是开城门放长毛进城的人。这一点也无实据，不过李秀成进城的第二天他就受了伪职，却是丝毫不假。他受的伪职，名为“钱塘监军”，而干的差使却是“老本行”，替长毛备办军需。
长毛此时最迫切需要的是船，因为一方面掳掠而得的大批珠宝细软、古董字画，要运到“天京”，进献天王。一方面要从外埠赶运粮食到杭州，所以袁忠清摔掉翎领，脱去补挂，换上红绸棉袄，用一块黄绸子裹领，打扮得跟长毛一样，每天高举李秀成的令箭在江干封船。城外难民无数，有姿色的妇女，遇到好色如命的袁忠清，就难保清白了。
“这个王八蛋！”刘不才愤愤地说，“居然亲自到胡家，跟留守在那里的人说：胡某人领了几万银子的公款，到上海去买米，怎么不回来？你们带信给他，应该有多少米，赶快运到杭州来。不然，有他的罪受！你们想想看，这不是有意找麻烦？”
这确是个麻烦。照袁忠清这样卑污的人品，毒辣的手段，如果不早作铺排，说不定他就会打听到胡家眷属存身之处，凌辱老少妇孺，岂不可忧？
“顶教人担心的是，这是王八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说他拿胡家大小弄了进去，托到人情，照数释放，倒也还不要紧。就怕他跟长毛一说，人是抓进去了，要放，他可作不了主。这一来，要想走条路子，只怕比登天还难。”
刘不才这番话，加上难得出现的沉重的脸色，使得七姑奶奶忧心忡忡，也失去了平时惯有爽朗明快的词色。古应春当然也相当担心，但他一向深沉冷静，一半也是受了胡雪岩的濡染，总觉得凡事只要不怕难，自然就不难。眼前的难题，不止这一端，要说分出缓急，远在杭州的事，如果已生不测，急也无用。倘或根本不会有何危险，则病不急而乱投医，反倒是自速其祸。
然而这番道理说给刘不才听，或许他能接受，在七姑奶奶却是怎么样也听不进去的。因而他只有大包大揽地先一肩担承了下来，作为安慰妻子的手段。
“不要紧！不要紧！”他拍一拍胸说，“我有办法，我有路子，我今天就去办。眼前有件事，先要定个主意。”
这件事就是要将杭州的消息，告诉胡雪岩。家山陷贼，至交殒命，是他不堪承受的两大伤心之事。可是老母健在，阖家无恙，这个喜讯，也足以抵消得过，所以古应春赞成由刘不才去跟他面谈。
七姑奶奶表示同意，刘不才当然依从，不过他要求先去洗个澡——这是他多少天来，梦寐以思的一种欲望。
“那容易。”七姑奶奶对古应春说，“你先陪刘三叔到澡塘子去，我回家去收拾间屋子出来。”
“不必，不必！七姐，”刘不才说，“我还是住客栈，比较自由些。”
“刘三叔喜欢自由自在，你就让他去。”古应春附和着，他是另有用意，想到或许有什么不便当着胡雪岩说的话，跟刘不才在客栈里接头，比较方便些。
在新辟的“石路”上，买好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全套衣衫鞋帽。照道理说，刘不才脱下来的那身既破且脏的旧衣服，可以丢进垃圾箱里去了，但他却要留着。
“从前，我真正是不知稼穑之艰难，虽然也有落魄，混到吃了中饭，不知夜饭在哪里的日子也有过，可是我从来不愁，从没有想过有了钱要省俭些用。经过这一场灾难，我变过了。”刘不才说，“这身衣服我要留起来，当作‘传家之宝’。这不是说笑话，我要子孙晓得，他们的祖宗吃过这样子的苦头！”
古应春相当惊异，“刘三叔，”他说，“你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倒没有想到。”
“我也是受了点刺激，想想一个人真要争气。”刘不才说，“从三天竺进城，伤心惨目，自不必说，不过什么东西可怕，都不如人心可怕。雪岩在地方上，总算也很出过一番力的，哪知道现在说他好的，十个之中没有一个。我实在不大服气。如果雪岩真的垮了下来，或者杭州也真的回不去了，那就冤屈一辈子，坏名誉也不能洗刷。到有一天光复，雪岩依旧像从前那样神气，回到杭州，我倒要看看那班人又是怎么个说法。”
这是一番牢骚，古应春颇有异样的感觉。从他认识刘不才以来，就难得听他发牢骚，偶尔那么一两次，也总是出以冷隽嘲弄的口吻，像这样很认真的愤激之词，还是第一次听到。
再将他话中的意思，好好咀嚼了一会，终于辨出一点味道来了。“刘三叔，”他试探着问，“你好像还有什么话，藏在肚子里似的。”
刘不才倏然抬眼，怔怔地望着古应春，好半晌才深深点头：“应春兄，你猜对了。我是还有几句话，倒真应该跟你谈才是。雪岩的处境很不利。”
听他谈了下去，才知道胡雪岩竟成众矢之的。有人说他借购米为名，骗走了藩库的一笔公款，为数可观，有人说王有龄的宦囊所积，都由胡雪岩替他营运，如今死无对证，已遭吞没。此外还有人说他如何假公济私，如何虚有善名，将他形容成一个百分之百的奸恶小人。
“这都是平时妒嫉雪岩的人，或者在王雪公手里吃过亏的迁怒到他头上。疯狗乱咬，避开就是，本来可以不必理他们，哪知长毛也看中了雪岩，这就麻烦了。”
越说越奇，如何长毛又看中胡雪岩？古应春大感不解，不过一说破也就无足为奇了。“雪岩向来喜欢出头做好事，我们凭良心说，一半他热心好热闹，一半也是沽名钓誉。李秀成打听到了，想找雪岩出来替他办善后。这一来就越发遭忌，原来有批人在搞，如果雪岩一出面，就没得那批人好搞的，所以第一步由袁忠清那样的王八蛋来恐吓。第二步手段真毒辣了。据说，那批人在筹划鼓动京官要告雪岩，说他骗走浙江购米的公款，贻误军需国食，请朝廷降旨查办。”
听到这里，古应春大惊失色，“这，从何说起？不是要害他家破人亡吗？”他大摇其头，“不过我又不懂，果然降旨查办，逼得小爷叔在上海存身不住，只好投到长毛那里，于他们又有何好处？”
“不要忙，还有话。”刘不才说，“他们又放出风声来了，说是胡雪岩不回杭州便罢，一回杭州，要鸣锣聚众，跟他好好算账。”
“算什么账？”
“哪晓得他们算什么账？这句话毒在‘鸣锣聚众’四个字上头，真的搞成那样的局面，雪岩就变成过街老鼠了，人人喊打！”
古应春敲敲额角，“刘三叔，”他紧皱着眉说，“你的话拿我搞糊涂了，一方面不准他回去，一方面又逼得他在上海不能住，非投长毛不可，那么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呢？莫非真要逼人上吊，只怕没有那样容易吧？”
“当然。雪岩要让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还能成为胡雪岩？他们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目的是想逼出雪岩一句话：你们饶了我，我决不会来坏你们的事。应春兄，你想雪岩肯不肯说这句话？”
“不肯也得肯，一家老少，关系太重了。”
“话是不错。但是另外又有一层难处。”
这层难处是个不解的结，李秀成的一个得力部下，实际上掌理浙江全省政务的陈炳文，因为善后工作棘手，一定要胡雪岩出头来办事。据说已经找到阜康钱庄的档手，嘱咐他转言。照刘不才判断，也就在这两三天之内，会到上海。
“照这样说，是瞒不住我这位小爷叔的了。”古应春觉得情势棘手，问刘不才说，“你是身历其境的人，这几天总也想过，有什么解救之方？”
“我当然想过。要保全家老小，只有一条路，不过——”刘不才摇摇头说，“说出来你不会赞成。”
“说说何妨。”
“事情明摆在那里，只有一个字：去！说老实话，雪岩真的回杭州去了，那班人拿他又有什么办法？”
古应春大不以为然。但因刘不才言之在先，料他不会赞成，他倒不便说什么责备的话了。
“刘三叔，”他慢吞吞地说，“眼前的急难要应付，将来的日子也不能不想一想。我看，这件事，只有让小爷叔自己去定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