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去看邵友濂扑了个空，原来这天李鸿章从合肥到了上海，以天后宫为行馆，邵友濂必须终日陪侍在侧，听候驱遣。
非常意外地，胡雪岩并未打算去看李鸿章，而李鸿章却派人送了一封信到转运局去邀胡雪岩，请他第二天上午相晤，信中并且说明，是为了“洋药”进口加税一事，有些意见想请他转达左宗棠。
“洋药进口加税，左大人去年跟我提过。我还弄不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李合肥明天跟我谈起来，一问三不知，似乎不大好。”胡雪岩问古应春，“我记得你有个亲戚是土行大老板，他总清楚吧？”
他所说的是古应春的远房表叔，广东潮州人，姓曾，开一家烟土行，牌号就叫“曾记”，规模极大，曾老板是名副其实的“土财主”。古应春跟他不大有来往，但为了胡雪岩，特地到南市九亩地去向他请教。
“实不相瞒，你问我，我还要问人。我们账房吴先生最清楚。”曾老板说，“胡大先生，我久已仰慕了，不过高攀不上，应春，你晓得的，我一个月吃三回鱼翅，今天碰得巧，能不能请胡大先生来吃饭，由吴先生当面讲给他听，岂不省事？”
“不晓得他今天晚上有没有应酬？”古应春因为胡雪岩不大愿意跟这些人来往，不敢代为答应，只说，“我去试试看。”
于是曾老板备了个“全帖”交古应春带回。胡雪岩有求于人，加以古应春的交情，自无拒绝之理，欣然许诺，而且带了一份相当重的礼去，是一枝极大的吉林老山人参。
曾老板自是奉如上宾，寒暄恭维了好一阵，将账房吴先生请了来相见，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谈起来才知道是秀才，在这烟土行当账房，似乎太委屈了。
“鸦片是罂粟熬炼出来的。罂粟，中国从古就有的，出在四川，苏东坡四川人，他做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汤里加蜜，是当调肺养胃的补药服的。”
“到底是秀才。”胡雪岩说道，“一开口就是诗。”
“吴先生，”古应春说，“我们不必谈得这样远，光说进口的鸦片好了。”
鸦片进口，最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到万历年间，规定要收税，是当药材用的，鸦片治痢疾，万试万灵。
不过明末清初，吸食鸦片是犯禁的，而且当时海禁甚严，鸦片亦很少进口。到了康熙二十三年，放宽海禁，鸦片仍准当作药材进口，收税不多，每十斤征税两钱银子。以后吸鸦片的人慢慢多了，雍正年间，曾下禁令。有句俗语：“私盐越禁越好卖”，鸦片亦是如此，越禁得严，走私的越多，从乾隆三十八年起，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出口贸易，当作国家的收入，走私的情形就更严重了。
走私的结果是“白的换黑的”，鸦片进口，白银出口。
乾隆三十年前，进口的鸦片，不过两三百箱，末年加到一千箱，道光初年是四千箱，十年工夫加到两万三千多箱。至于私运白银出口，道光三年以前，不过数百万两，到道光十八年增加到三千万两，这还是就广东而言，此外，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亦有数千万两，国家命脉所关，终于引起了鸦片战争。
“至于正式开禁抽税，是在咸丰七年。”吴秀才说，“当时是闽浙总督王懿德，说军需紧要，暂时从权，朝廷为了洪杨造反，只好允许。第二年跟法国定约，每百斤收进口税三十两。鸦片既然当作药材进口，所以称做‘洋药’，在云南、四川出产的，就叫‘土药’。不论洋药、土药，在内地运销，都要收厘捐，那跟进口税无关。”
但左宗棠却认“税”跟“厘”实际上是一回事，主张寓禁于征，每百斤共收一百五十两。胡雪岩拿这一点向吴秀才请教，是分开征收的好，还是合并为宜。
“以合并为宜。”吴秀才说，“厘捐是从价征税，土药便宜洋药贵，如果拿洋药冒充土药，税收就减少了。”
“不错，不错。这个道理很浅，也很透彻，不过不懂的人就想不到。”胡雪岩很高兴地说，“多谢，多谢，今天掉句文真叫‘获益良多’。”
胡雪岩有个习惯，每到上海，一定要到宝善街一家叫渭园的茶馆去吃一次茶，而且一定带足了十两六十两的银票——这是他本性仁厚、不忘老朋友的一点心意。他有许多老朋友，境况好的在长三堂子吃花酒见面，在渭园见到的，大致境况并不太好，问问近况，量人所需，捏两张银票在手里，悄悄塞了过去，见不到的他会问，一样也托人带钱去接济。所以他有好几个老朋友，经常会到阜康或者转运局去打听：“胡大先生来了没有？”
这天到渭园来的老朋友很多，大多是已经打听好了来的，一一周旋，不知不觉到了十点钟，古应春提醒他说：“小爷叔，你的辰光快到了，这个约会不能耽误。”
李鸿章的约会怎好误时？胡雪岩算好了的，约会是十一点钟，从渭园到天后宫，不过一刻钟的工夫，尽来得及。
“还早，还早！”
“不，小爷叔，我们先到转运局坐一坐。”古应春说，“刚才我在这里遇见一个朋友，打听到一个蛮要紧的消息，要先跟你谈一谈。”
“好！我本来要到转运局去换衣服。”胡雪岩不再逗留，相偕先到转运局，在他的“签押房”中密谈。
“我在渭园遇见海关上的一个朋友，据他告诉我，各省的款子大致都到了，就少也极有限。不过，听说邵小村打算把这笔现银压一压，因这一阵‘银拆’大涨，他想套点利息。”
胡雪岩点点头，沉吟了一会说：“套利息也有限，邵小村还不至于贪这点小利，说不定另外有花样在内。”
“不管他什么花样，这件事要早点跟他去接头。”
“不！”胡雪岩说，“他如果要耍花样，迟早都一样，我就索性不跟他谈了。”
“那！”古应春诧异，“小爷叔你预备怎么办呢？”
“我主意还没有定。”胡雪岩说，“到天后宫回来再商量。”
换了公服，到天后宫递上手本。李鸿章关照先换便衣相见，他本人服丧，穿一件淡蓝布长衫，上套黑布马褂，形容颇为憔悴。
胡雪岩自然有一番慰问，李鸿章还记得他送了一千两银子的奠仪，特地道谢，又说礼太重，但又不便退回，只好捐了给善堂。寒暄了好一阵，方始谈入正题。
“鸦片害人，由来已久。不过洋药进口税是部库收入的大宗，要说寓禁于征，不如说老实话，还是着眼在增加税收上面，来得实惠。”
一开口便与左宗棠的宗旨相悖，胡雪岩无话可说，只能答应一声：“是。”
“增加税收，加税不是好办法，要拿偷漏的地方塞住，才是正本清源之计。”李鸿章又说，“同治十一年上海新行洋药税章程，普鲁士的领事反对，说加厘有碍在华洋商贸易。这话是说不通，加厘是我们自己的事，与缴纳进口税的洋商何干？当时总署驳了他，不过赫德说过，厘捐愈重，走漏愈甚，私货的来路不明，正当的洋商生意也少了。所谓加厘有碍在华洋商贸易，倒也是实话。”
“是。”胡雪岩答说，“听说私货都是香港来的。”
“一点不错。”李鸿章说，“我这里有张单子，你可以看看。”说着，从桌上随手拿起一张纸，递了过来。胡雪岩急忙站起，双手将单子接了过来，回到座位上去看。
单子上写明：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四年，到香港的洋药，每年自八万四千箱至九万六千箱不等，但运销各口，有税的只有六万五千箱到七万一千箱。光绪五年到港十万七千箱，有税的只有八万六千箱，每年走私进口的，总在两万箱以上。
“洋药进口税每箱收税三十两，厘捐额定二十两，地方私收的不算，合起来大概每箱八十两。私货有两万箱，税收就减少一百六十万。”李鸿章急转直下地说，“赫德现在答应税厘一起加，正税三十两以外，另加八十两，而且帮中国防止走私，这个交涉也算办得很圆满了。”
“大人办洋务，当今中国第一。”胡雪岩恭维着说，“赫德一向是服大人的。”
“洋人总还好办，他们很厉害，不过讲道理。最怕自己人闹意气，我今天请你来就是为此。”
显然的这所谓自己人闹意气，是指左宗棠而言，胡雪岩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一声，不表示任何意见。
“我想请你转达左爵帅，他主张税厘合征，每箱一百五十两。赫德答复我说，如果中国一定要照这个数目征，他也可以承认，不过他不能担保不走私。雪岩，就算每年十万箱，其中私货两万五千箱，你倒算算这笔账看。”
胡雪岩心算极快。十万箱乘一百十两，应征一千一百万两银子，照一百五十两征税，七万五千箱应征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两，仍旧多出二十五万两银子。
“二十五万两银子是小事，防止走私，关系甚大，有赫德保证，我们的主权才算完整。不然以后走私越来越多，你跟他交涉，他说早已言明在先，歉难照办，你又奈他何。所以请你劝劝左爵帅，不必再争。”李鸿章又说，“目前局势不好，强敌压境，我们但求交涉办得顺利，好把精力工夫，用到该用的地方。雪岩，你觉得我的话怎么样？”
“大人为国家打算真是至矣尽矣，左大人那里我一定切切实实去劝，他也一定体谅大人的苦心的。”
“这就仰仗大力了。”
“言重，言重！”胡雪岩掌握机会，转到自己身上的事，“不过，说到对外交涉上头，尤其是现在我们要拉拢英国对付法国，有件事要请大人作主。”
“喔！”李鸿章问，“什么事？”
“汇丰的借款，转眼就到期，听说各省应解的协饷，差不多都汇到了，即使相差也有限。我想求大人交付小村，把这笔款子早点拨出来，如果稍为差一点，亦请小村那里补足。现在上海市面上现银短缺，只有请海关拿库存现银放出来调剂调剂。小村能帮这个忙，左大人一定也领情的。”
“我来问问小村。”李鸿章的话说得很漂亮，“都是公事，都是为国家，理当不分彼此。”
话漂亮，而且言行相符，当天下午，胡雪岩就接到邵友濂的信，说各省应解款项只收到四十七万，不足之数奉谕暂垫，请他派人去办理提款手续。
“还款是在月底。”宓本常很高兴地说，“这笔头寸有几天可以用，这几天的‘银拆’很高，小小赚一笔。”
“不必贪小。”胡雪岩另有打算，“你明天去办个转账的手续，请他们打汇丰的票子，原票转账，掉回印票，做得漂亮点。”
宓本常是俗语说，“铜钱眼里翻筋斗”的人物，觉得胡雪岩白白牺牲了利息，未免太傻。不过东家交代，惟有遵命。第二天一早就把转账的手续办妥当，领回了盖有陕甘总督衙门关防的印票。胡雪岩便将印票注销，交代转运局的文案朱师爷，写信给左宗棠，报告还款经过以外，将李鸿章所托之事，切切实实叙明，最后特别指到，李鸿章很够意思，请左宗棠务必也卖他一个面子。
这封信很要紧，胡雪岩亲自看着，到下午四点多钟写完，正要到古家去看七姑奶奶，哪知古应春却先来了。
“小爷叔，”他手里持着一份请柬，“汇丰的‘康白度’曾友生，亲自送帖子来，托我转交，今天晚上请小爷叔吃饭，特别关照，请小爷叔务必赏光。”
“喔！”胡雪岩智珠在握，首先问说，“他还请了哪个。”
“除了邀我作陪，没有别人。”
“地方呢？”
“在虹口泰利。”
“那不是只有外国人去的馆子？”
“不错。”古应春说，“我想他为的是说话方便，特为挑这家中国人不去的法国菜馆。”
“喔！”胡雪岩沉吟了一会，捻一捻八字胡子微笑道，“看样子不必我开口了。”
“小爷叔，”古应春说，“你本来想跟他开口谈啥？”
“你想呢？”
古应春仔细想了想说：“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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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不愿看到洋商长期霸占中国生丝出口的市场，动员国内丝商团结起来，要求洋商提高收购价格。他带头囤积了价值六百万两白银的生丝（超过了上海生丝全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欲逼洋商就范，百年企业史上第一次中外大商战打响了。但新式缫丝技术的潮流不可遏制；中法战局又使得上海人人自危、交通阻断、贸易停顿，胡雪岩吃本太重，资金周转不灵，被逼入全面崩溃的边缘。此时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治斗争也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政敌暗中散布胡雪岩资金不足的消息，储户纷纷到胡雪岩钱庄提现，挤兑风潮暴起，几天的时间内，胡雪岩一手经营的商业帝国轰然倒塌。一代巨商胡雪岩，最终无力回天，破产抄家，其凄凉晚景令世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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