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司法谈不上什么独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司法部长（廷尉）于定国跟杨恽的仇人戴长乐是有一腿的。所以，于定国治杨恽，应该不属于打击报复之类，而是公事公办。
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于定国给皇帝刘病已上了本一奏书，汇报了基本情况。于定国是这样说的：太仆戴长乐告杨恽那两条罪，基本成立，证人已经找到，没想到杨恽不但不服罪，还扬言要杀掉证人。
接着，于定国还在结尾总结了两句：杨恽是因为得到皇上的恩宠，才有今天的荣耀，他竟然不懂爱惜，狂妄无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请求皇上批准逮捕！
刘病已看着于定国这篇报告，久久不能说话。
刘病已真的很难做人。两个部级高官掐架，两个人都很牛气，一个是多年知己，一个是秉公办事的爆料大王，做为皇帝，站在哪边都不合适。但是，如果按罪把杨恽杀了，动不动就起杀气，这不是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什么？不是你死我活，横尸遍野，而是你好我好，和气共处。
最后，刘病已决定，免去杨恽和戴长乐公职，降为庶人。
这就叫，各打五十大板。掐架的谁都不好过，谁都还有日子过。这才是刘病已风格的政治艺术最高形式。
案件走到这个程序，我们总算看出个端倪：告戴长乐状的，多数是杨恽；杨恽口无遮拦，不积口德，犯大不敬，基本也是属实的。
按以上认知，杨恽不应该喊冤，应该向老爹杨敞学习，暂时行“乌龟缩头法”，低调做人，明哲保身。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杨恽如果能学杨敞，他就不是真正的杨恽了。
真正的杨恽是什么？是司马迁的克隆版本，牢骚满腹，就必然发之。当然，心里有怨气，发发牢骚，舒缓心情，也不是不可以的。然而，杨恽到死都没明白一个道理：牢骚可以发，但不是任何牢骚都能随意发的。
杨恽被免公职，也没了爵位，但他不差钱，生活高枕无忧。不像当年的司马迁，被抓后连六十万钱都凑不出，落得一世内心都不得平静。杨恽之所以不差钱，一是因为家底很厚，二是他的人脉还在。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另起炉灶做起生意，发了不少财。
对杨恽来说，钱算个啥玩意儿，钱和命是一样长的，没啥意思。于是乎，杨恽到处赚钱，更要到处花钱，花钱只图一个事：痛快。
杨恽是挺有钱，但汉朝最有钱的不是他，而是张安世。当年，张安世官高盖世，富可敌国，可他老人家仍然很低调，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他那样做是为了啥，是为了保命哪！哪像今天这个杨恽，心里有点不平，口袋里有几串钱，就要到处乱走乱花还乱说话，危险着呢！
有个人一看杨恽如此不谙世故，心里着急，给他送来一封信。信的大致意思就是说，杨恽啊！做人要低调、低调、再低调。最好装个可怜相，只要皇帝看了有怜悯之意，说不定哪天还会东山再起的。
给杨恽写信的人，名唤孙会宗，时为安定郡太守。人家的确也是一番好意，哪知杨恽看了，先是仰天长笑，接着只见他傲气一起，大笔一挥，给对方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杨恽写的这封信很出名，史曰《报孙会宗书》。
杨恽这封书，完全是模仿外公司马迁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写的。当年，任安给司马迁好意来信，劝司马迁能推贤进士。那时，司马迁连自己都顾不上，哪顾得了贤士，于是压着信一直没回。后来，任安因太子造反一案下狱，司马迁悲从中起，挥毫而就，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报任安书》。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大师顶天立地，充满了无限的战斗精神，他从替李陵辩护而被受宫刑说起，猛批刘彻寡恩无情，泄尽心中所有不平之气。
凡是经典文章，必有经典词句。在生与死面前，司马迁在文中振臂高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千年以后，毛主席用此话，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这话经毛主席一传，天下皆知，红遍大江南北。
不得不说一句，如果不是杨恽，司马迁大师的《史记》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让汉朝人一睹为快。
情况是这样的，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及书信都被藏在女儿司马英家里，于是外孙杨恽有机会成为《史记》等作品的第一阅读者。杨恽每每读之，总要扼腕叹息，于是有一天，他向刘病已上书，要求公开发行《史记》。很幸运的是，刘病已批准了，于是雪藏了二十多年的大作，终于重见天光。
从文风来看，杨恽《报孙会宗书》继承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那种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但是，杨恽还没来得及把信寄出，他就出事了。
杨恽并不知道，当他到处花钱买醉、纵酒作乐、发泄郁闷时，有一双眼睛正在远处死盯着他。不对，是无数双眼睛正在死死地盯着他。那些邪门的眼睛，来自长安。
当初，杨恽扬眉吐气的时候，手持大刀，捅过多少人，爆过多少料，估计连杨恽本人也记不清楚了。所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个是有着光荣的传统的。所以，杨恽的政敌空前团结，决定要在杨恽落井之际，一起搬起石头狠狠往井下砸。
看来，孙会宗给杨恽来的那信，不是空穴来风的，他肯定是嗅到了不祥之气。果然不久，杨恽就被告了上去，说他骄奢无度，不知悔过。这个还不算什么，人家还给他安了一条，天上出现了日食，这肯定是因为杨恽。
日食跟杨恽有什么关系？稍有点常识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古人不一样，凡是天上出现不祥之象，总有跟地上的某人某事扯到一起，于是不幸的，杨恽就被扯上去了。
很快的，就有人来杨恽家搜家。结果一搜，就搜出那篇不怎么著名的《报孙会宗书》。搜家的人简直如获至宝，马上把它送给皇帝。刘病已一读，气得拍案骂道：杨恽简直就是找死。
如果你是刘病已，你也会火冒三丈。司马迁借《报任安书》骂的是刘彻，杨恽借《报孙会宗书》大骂的是刘病已。杨恽骂人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司马迁差，他还引用古诗，把刘病已骂绝了。此诗如下：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这是啥意思？大致意思就是，我在南山上有一块田，整天辛苦劳作，但是满田的荆棘野草，多得无法清除。于是乎，种下一顷地的豆子，只收一片无用的豆茎。唉！人生还是及时行乐吧！等享富贵，还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呢！
这不是种田的诗吗？怎么扯到骂人上来了？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中国就没有文字狱了。中国古代文人骚客，很多时候并不是为文而文、为诗而诗。写文也好，作诗也罢，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那就是不平则鸣，不骂不爽。
但是他们是读书人，不是街头泼妇，不能一出口就脏字满天飞。读书人骂人，往往都是指桑骂槐、指东骂西，此种骂法，文学称之为“借物抒情，寓情于物”。
据张晏《汉书》注曰：“山高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朝廷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
看出来了没有？杨恽借这诗，其实就是骂刘病已昏庸无能，让他这样贞直的人零落于野，喊冤无门。事实上，这诗还不是最毒的，最要命的是，杨恽在信尾还说了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活着替皇帝出力卖命，根本不值。
刘病已已经忍无可忍了。
以前不杀，是觉得你杨恽毕竟做过不少工作，爆了不少有价值的料，现在不行了，你都觉得我废了你侯爵是冤枉你了，既然咱俩道不同不相为谋了，那还留啥脸面呢！
一想到这，刘病已心中不由地涌起一股恶气。
这时，廷尉于定国出面了。他经过查证，认定杨恽大逆不道，罪该腰斩。接着，于定国把判决书递交给皇帝，刘病已看都不看，批复同意腰斩杨恽。
一颗滚烫的头颅，就此落地化为游天之冤鬼。历史仿佛要告诉我们，想学司马迁，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