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骄傲与悲哀
一个人会降生在什么样的时空中，自己根本没有选择权；降生之后更是无论满不满意，都只有接受。
对一般人来说，成长的过程中大半的时间都花在认识自己所处身的环境中，学习适应环境，而后在现有的环境中度过一生，无可无不可，庸庸碌碌。
但是，对少数特别的人来说，却非如此。
对现有的环境不满意，对自己所处身的时代感到失望，于是兴起改造时代的念头，继而终生追求这个理想，并且锲而不舍的为这个理想付出终生的努力——这便是在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人。
同样是生长在黑暗的时代、困难的环境中，同样是怀着改造时代、开创未来的壮志，努尔哈赤和张居正所使用的方法却大不相同。
努尔哈赤是白手起家，是赤手空拳的打出一个天下，建立一个国家；一切从零开始，聚沙成塔。
他的一生事业的发展是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去取代旧的、已腐朽的朝代；无论就个人定位或者历史评价而言，他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开创者。
而张居正却不然。
诞生在明朝的知识份子的家中，张居正一出生就已注定了他一生的发展绝无“努尔哈赤式”的可能，也绝无成为开创者的可能。
那是因为他是明朝的子民——开国已有两百年历史的明朝，有一套早已行之多年的“惯例”、“规范”、“制度”，掌握着每一个子民的思想和行为；身为明朝一亿子民中的一个的他，当然从一出生就已经有一条固定的轨道在等着他按部就班的行走，容不得他脱轨而出。
于是，他就和全国的每一个知识份子走着同样的一条路：读书，然后参加科举考试。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西元一五四七年）他考中了进士，这年他二十三岁，成绩是二甲，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做一名政治上的见习生，在三年散馆的期间内，学着把书本上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的政事上。
而在他中进士之前，有一段对他的一生影响重大的插曲：
由于他本性聪明，五岁入学，读书过目不忘，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十岁时已读通六经大义，下笔为文卓然成章，闻名于乡里之间。十二岁，他到荆州府“考秀才”，荆州知府李士翱和湖广学政田顼当面出题考他，结果是“惊为天人”，他于是成了知府和学政亲自选拔下的最年轻的秀才。
第二年，他赴乡试“考举人”，成绩十分优秀，深受湖广按察佥事陈束的赞誉，认为以十三岁的稚龄而有这么杰出的成绩，实属旷世奇才，因此力主录取；但是，湖广巡抚顾璘却有着更高层次的看法和做法。
顾璘是位高瞻远嘱的饱学之士，他认为资赋优异的天才儿童要从本身已得天独厚的小聪明发展成大智慧，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练，才能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以张居正的大才，如果经过适当的琢磨，将来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如让他以十三岁的稚龄就中了举，少年心性，很容易骄傲、自满，反而影响他的成长；而且，十三岁的孩子，即使书念得再好，考试的成绩超过别人，也终究是个孩子，阅历、心性的成熟是无法与成人相提并论的；因此，他主张给张居正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努力奋发，等下一科他的年龄稍大时再录取他。
于是，这一科张居正便“名落孙山”了；但是，顾璘在私底下却常常勉励他努力上进，以“国器”来期许他；十六岁，他考中举人的时候，顾璘甚至把自己的犀带送给他，并且期许他说，知识份子应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要做一名如古代贤相伊尹般的国之栋梁，而不要只想“一举成名天下扬”的在考场夺魁，出点眼前的风头。
这番期许的话，深深的进入了他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生所要奋斗的目标。
但是，理想和抱负存在于心中，想要实现和完成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中了进士，他也没有得到什么施展的机会，在翰林院中任庶吉士，每天所目睹的是百病丛生的朝政，想要改善却是有心无力。
明世宗朱厚熜是个不称职的皇帝，早在他即位之初，便因为追赠他的本生父的尊号问题，发生了“大礼议”的风波，当廷杖死了一百多名大臣；接下来，他便开始宠信“大礼议”中迎合他心意的张璁，任用他为内阁大学士；张璁素无人望，这么一来更加被人目为佞臣，朝臣也就自然分为两派，亲张、反张，两派互相斗争，朝政当然也就乱成了一团。
可是，朱厚熜却不管这些，他迷上了道教，从嘉靖十八年开始就不视事，成天在宫里建醮、祷祀的玩道教仪式；又召了一些道士来作法、炼丹，耗去大量的钱财，把一座皇宫弄得有如道观；有勇气上疏劝谏的大臣全被廷杖下狱，明哲保身型的正派人士则辞官返乡，朝中的善类于是越来越少，包围着皇帝的只剩下一批奸佞小人。
嘉靖二十一年，皇宫里发生了“壬寅宫变”——这是一起重大的谋杀案，以杨金英为首的几个宫女趁着朱厚熜在乾清宫熟睡之际企图勒死他，幸好皇后得知消息赶来救了他；事后，全部涉案的宫女被处死刑，而朱厚熜也不敢再住乾清宫，索性搬出了紫禁城，住进了西苑。
他宣称自己已非尘世中人，因此他不问世事，而只在西苑中修醮炼丹，企求长生不死——这么一来，朝政便全交在他所宠信的佞臣手里。
而他“选拔”佞臣竟有一个荒谬的标准：由于他信奉道教，时时要上表给天上的玉皇大帝，这种“表”叫做青词，大臣中谁替他写的青词好，谁就得到他的宠信与重用。
张璁这一般人先以“大礼议”事件，接着又以擅写青词而把持了内阁七、八年；嘉靖十五年，夏言入阁，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政治斗争后取代了张璁集团；接着，严嵩入阁了，朝里换成了严、夏的暗斗。
而在国防上，北方的俺答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东南的沿海则有倭寇猖獗；民间的经济更因为这些政治、国防上的问题而萧条——无论从任何一方面来看，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大明朝正在走向黑暗期。
第二年，严嵩斗跨了夏言，并设计致他于死地，从此，严嵩独揽大权，朝政变得更加黑暗；两年后，俺答大举入寇，围攻京师，造成“庚戌之变”……
处身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满怀雄心壮志的张居正，内心热切的规划了“改革、救国”的蓝图，却只能将之埋藏在内心深处；而紧接着，有志难伸的痛苦和失望悄悄的吞没了他。
三年的庶吉士散馆之后，他升任翰林院编修；但是，面对着昏溃的皇帝和柄政的权奸，一名小小的翰林院编修能发挥什么力量改革朝政呢？
连他的老师徐阶在嘉靖三十一年入阁做了大学士之后，也只能采用“明哲保身”的态度与严嵩虚与委蛇，混日子，什么作为都没有——一名小小的编修能做些什么呢？
与他同一年考中进士的杨继盛，因为刚正耿直的个性使然，上疏弹劾严嵩，却反而遭了严嵩的毒手，丢了性命——做了七年的编修的他，可不是“此身虽在堪惊”？
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布满了他的心田，他索性称病辞官回乡。
半亩竹，一屋书，闲来吟诗弄文章，这种生活若是由“五柳先生”来过，那是其乐融融；但是，张居正却不是“五柳先生”般的隐者、高士，他不具有隐逸的心性、出世的性情，所读的书与笔下的诗文更非吟风弄月之作——从少年时代起就被以“伊尹”、“国器”期许的他，早已养成了“政治人”的胸怀，所读的书是历代的施政得失、兴亡成败，所思所想的是振衰起弊，所留心观察的则是民间疾苦、边关问题；他的整个的人生是入世的，他无法抛弃自己已定型的人生观。
因此，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再一次的选择了仕宦之途：嘉靖三十六年，他回到京师任官；这一年，距离他考中进士已有十年了，在人生的路途上走了这么一大段路，绕了这么大的一圈，他已不是个未经世事的少年了；三十三岁，心智开始趋向成熟，他慢慢的体会到了徐阶所秉持的“等待机会”的道理，自己也开始采取了这个原则来任官。
而到了嘉靖三十七年以后，徐阶所等待的“机会”逐渐的靠近了；严嵩的权势开始走下坡，徐阶的地位逐渐提高，两人在朝中的份量在一段日子后就到达了势均力敌的状态；到了四年后的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竟垮台了。
这个情势的发展，对身为徐阶门生的张居正而言当然是有利的，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崭露曙光，前途充满了希望。
嘉靖四十三年，张居正除了升官任右春坊谕德之外，又被选为裕邸日讲官；两年后又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这两个职位都为他日后的入阁奠下了基础——翰林院侍读学士和东宫讲官本身就是“大学士”的接班候选人，而侍讲裕邸，则为他与裕王的关系奠立了深厚的基础。
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因为吃了过多的丹药而羽化登仙去了，裕王朱载垕接掌大位，年号隆庆，庙号穆宗。
张居正的机会来了，徐阶出任首辅，他也一路青云直上的升官；隆庆二年的二月，他的官升到了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选入内阁参预机要，开始进入全国最高的权力中心；但是，初入内阁，真正施展抱负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而内阁中其他几位资深的大学士间的权力斗争也正方兴未艾，作为一名新进的阁员，他依然只能采取“等待”的态度任官。
不久，内阁的情势起了变化，高拱斗走了徐阶，独揽大权；但是，朝中积习已久的弊病如故，满怀政治理想的张居正无法施展抱负的困境也如故；他身在内阁之中，对于国家的问题看得比别人、也比以前的自己都要来得深刻、透彻，忧心如焚之际，他终于忍不住的向皇帝上了一封“陈六事疏”，指出了自嘉靖以来的种种弊端，及各种改革之道；只可惜，这些意见都因为他的手中并无执政的实权而被搁置了。
幸好，朱载垕只做了六年的皇帝就寿终正寝了，皇太子朱翊钧继位；年龄己达四十八岁的张居正已经拥有了成熟、干练的心智和政治手腕，他巧妙的利用了新皇登基的机会，联合了大太监冯保，取得了皇太后的支持，逐走了首辅高拱，自己出任内阁首辅，辅佐新即帝位的皇帝。
朱翊钧即位后年号万历，当时他只有十岁；十岁的孩子当然无法处事治国，于是所有的权力全部集中到了张居正的手上。
万历元年是西元一五七三年，距离张居正考中进士的一五四七年已有二十六年之久——等待、学习、磨练了二十六年，张居正终于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时候。
当然，由于他对自己的一生所扮演的角色早已确立为改革者而非革命者，因此，在他掌权的十年间，他所进行的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包括了吏治、税法、国防、治河他逐一的整顿，企图在大明朝的历史上留下一个“万历之治”的记录来。
这个企图完成起来很困难——改革者不同于革命者的完全“推陈出新”，在工作的同时必须背负着许多的包袱，受到许多的掣肘——就如他自己所言：“创始之事似难而实易，振蛊之道似易而实难……”
他举的例子是房屋，房屋倒塌了，重新盖一间新的，需要的是材料、人力，工作固然辛苦，但是主持规划的人却可以不受牵制的全力施为。但房屋在将倒未倒之际，外观还没出什么问题，内部则已经朽坏了，这时如要将这栋房子修缮一番，既要在已有的外观的范围内施工，又得扶起、稳住已经东倒西歪的梁柱，然后再整修内部，工作起来的困难度非常的高；而更可怕的是，对这栋房子有深刻了解的工匠已经体认到修缮的当务之急了，一般只看到“依然完好”的外观的人却不但没有共识，还要大力反对修缮……
幸好，这样的牢骚发尽管发，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从事政治改革的宏愿；从他担任首辅的那一天起，到他病逝的那一天止，前后长达十年，他把全付的精神都用在实现理想和抱负上面，并且获得了许多方面的成功；在他执政的十年间，明朝的历史在黑暗中露出了一段有光的时间，全国的吏治、财政、赋税、国防都办得很上轨道，老百姓过了一段明朝历史上少见的好日子。
作为一个生长在黑暗的时代中而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作为一个以政治改革为终生职志，并且锲而不舍的追求的人，张居正的一生奋斗的路程展现了他异于常人的生命价值，在名字写进历史的时候，他是一页光芒。
恶运在张居正去世的半年后开始降临在他身上。
西元一五八二年，他因病去世，不久，皇帝的态度改变了、言官们纷纷上疏攻击、以往受过他裁抑的官员们纷纷展开报复——于是，他先是生前的官阶被追夺，所举用的人被罢斥，继而被抄家，家属被流放、充军；长子张敬修因为受不了“追赃”的严刑拷打而自杀，三子懋修自杀三次不成——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他生前的权柄之盛、建树之大和身后的被祸之惨，都是整部明朝历史上所少见的。
当然，事出必有因，他的身后被祸，绝不是无缘无故的，有些甚且是他自己种下的恶因。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个人的政治理想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再加上处于一个黑暗的时代，改革已是件迫不及待的事，因此，他一旦揽权，便使出了许多“霹雳手段”，针对积弊下了许多猛药，以强势的态度推行他的改革措施；这样，固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行政效率，却也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就以他所推行的“整饬吏治”来说，他严格的要求官员们清廉、勤勉、有效率、守法令，于是订立了一套考核的办法来督导；这么一来，政事固然大力改善，行政效率大为提高，百姓受惠不少，却造成了“官不聊生”的现象，中、下级官员们或者怨声载道，或者“拿了鸡毛当令箭”的更变本加厉的要求属下提高效率；因此而使得绝大多数的官员私心中反对他的改革，在他生前不敢表示出来，在他死后便纷纷出笼，转变为攻击他的言论，他的这套本为良法美意的改革方案也就被废弃不用。
而政治理想崇高的他，在掌握了权力之后也逐渐成为一个变相的完美主义者，对别人的要求和审核的标准都高过了一般；自己的能力强，追随他办事的属下就必须是个能力强到能与他配合，且又唯他之命是从的人——天底下到哪里去找这么合乎理想的属下呢？在他死后继任首辅的张四维，办事就常因不如他的意而遭指责，隐忍到他死后便展开报复。
为了实现他崇高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使用一些政治手腕以使工作进行顺利，于他的出发点来说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衍生的后遗症却不能不算严重。
“玩权弄术”在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以“清高”自许的人生观中是被排斥的，甚且不耻的；因此，他交结冯保，奉承皇太后等种种“权宜”的行为已使他失去了一部份知识份子的认同；就更遑论于此后的集大权于自己一身、排除异己等等的专权作风了。
父亲去世，他不如制的回乡居丧，而以“夺情”的名义留在朝中任官，引起了一批力主维护伦理道德的人们的反对；但是，这些人全都受到了廷杖、贬官的处分；这个事件使得大多数以孝道为人生观的一部份的人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而这种“不可批评的威权式政治”，加上了万历皇帝年幼的基因之后，更使他落入了“无君无父”的话柄。
他的主观强、自负、求好心切——种种“为国为民”的出发点竟一变而为别人难以承受的压力，而本性刚强的他对这一切又嗤之以鼻，于是，他在人际关系上的恶性循环展开了。
而最严重的一击还是做皇帝的朱翊钧对他的态度及心理上的转变……
朱翊钧六岁被立为皇太子，就由张居正负责他启蒙读书、受教育的诸般事宜；小学生对老师无不怀有敬畏的心理，皇太子也不例外的；四年后，朱翊钧做了皇帝，依然还是张居正的小学生，依然对老师敬畏有加，不但国事、政权全交给了老师，老师所教给他的功课更是每天都战战兢兢的去完成它。
而对于本身曾是“神童”，又是高度的理想主义者的张居正来说，稚龄的朱翊钧是他全部的、唯一的希望——等待了二十六年之久才有执政的机会，他怎能不全力以赴呢？缔创“万历之治”的政绩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梦想啊！因此，他对自己这个皇帝小学生寄以重望，竭尽所能的施予最完整、最严格的教育，甚至于在百忙之中抽空亲手编写了一套绘图的教材“帝监图说”，选录了自尧舜到唐宋的历代帝王的善事八十一件，恶事三十六件，并且亲自教导、解说——这一切一切的苦心，无非是希望自己这个一手调教出来的小学生长大以后做个好皇帝。
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扪心自问过，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是否同时是个杰出的教育家呢？
日后的事实证明，他在儿童教育这方面的努力完全失败了；究其原因，他所使用的教育方法根本是错误的，他忽略了儿童心理和人性。
朱翊钧在他这样的严师、以及严母慈圣皇太后的教育、督导、管束、期许之下，被管得死死的；每天除了读书以外还是读书，读的内容又是枯燥无味的经史；小小年纪的他像个机器人似的接受帝王教育，言行举止、兴趣嗜好都要效法尧舜禹汤等等古代的圣主明君，弄得他的心灵受到了过度的压抑，打心眼里的生出了一股反弹的力量。
小皇帝终究会有长大成人的一天，到了这一天，当然不甘心再受到严厉得不近人情的教育和管束：而且，政权的归属上立刻出现了矛盾。
半大不小的青少年总是自认为是大人了，有足够成熟的心智独立自主了，又何况是一个做皇帝的人呢？主管全国的政权，谁不想抓到自己手上来呢？
自以为是大人的皇帝，当然想“亲政”，那么对于张居正这位实质上的“摄政王”，心中是存有着多么复杂的感受呢？
历史发展的主线不外两者，一线是政治，一线是人性，张居正没能调和这两者。
而历史却是整体性的，并不是只针对张居正个人的际遇而发展的；张居正生前的努力固然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中力挽狂澜，使一个原本已经急速走下坡的帝国得到了休养生息，蓄积了一些实力来延长寿命；但是，他死后所衍发的种种后遗症却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朱翊钧因为他失当的教育而产生了心理疾病，不久就成了个昏君，终日躲在皇宫里享受醇酒美人福寿膏，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不上朝理事；他死后继任的首辅则是一个不如一个，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全部被束诸高阁，政风重新败坏——他去世六十二年后的西元一六四四年，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因流寇陷京而在煤山自缢，大明朝的江山易主。
和许多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一样的，张居正的一生，即使是盖棺也难定论；不仅是在当时，崇敬他的人誉为一代良相，攻击他的人谤为权奸，即使在事隔几百年之后，仍然如此。
而无论学者在争议些什么，是观点还是意气，是学术研究抑或个人英雄崇拜，对于墓木早已合拱的张居正来说，这一切的褒贬都已经无关紧要了；在他生前，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追求他自己所确立的目标和理想，就“奋斗的人生观”来看，他已是个完成者。
我常以为，世上的第一等人，是生长在破败、腐朽的时代中却能不被他的时代打倒，反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时代来；第二等人则是力挽狂澜，使时代破败的脚步减缓，并且不论成功率的高低，不计个人的付出，不气馁，不绝望的秉持着“知其不可而为”和“尽其在我”的精神与态度，永不懈怠的在横逆的环境中奋勇向前；这样的人，无论到最后他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令人钦敬的英雄。
张居正是第二等人，他选择了力挽狂澜来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终生为这个使命而奋斗，他是个令人钦敬的英雄。
而历史是波澜壮阔，是惊涛骇浪；历史不但记录着个人，更记录着时代；明朝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记录，但是在那个失败的时代中，却曾经出现了许许多多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企图力挽狂澜的英雄，发出了生命存在的价值的光芒，照亮了他们所置身的黑暗时代，使生命的荣耀不曾因时代的黑暗而中断而消失，使十六世纪的历史读来不令人对全人类失去了信心。
但是，已进入倒数计时的二十世纪呢？
和十六世纪比起来，二十世纪的历史更加的波澜壮阔，更加是惊涛骇浪；而我们正在写历史——我相信，在我们的时代里，也会有企图力挽狂澜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