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收到顾宪成那宣泄着满怀热切、慷慨激昂的长信不久，高攀龙的整个情绪都还在那股澎湃的浪潮中起伏着，顾宪成被罢职为民的消息就已经传到了无锡。
一时间，他的心几乎承受不住这重大的撞击……
“忠而被谤，仁而不用——为什么古来的仁人志士都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呢？”
他喃喃的自问着：“难道人世间都是是非黑白混淆，颠倒的吗？”
疑惑和痛苦交替着纠结他的心，胸中郁积着一股忿忿不平之气，在在都使他坐立不安，只有在书房中不停的来回踱步。
师事顾宪成已有八年之久了——那时，他年方二十五，虽已中了举人，于学问上却还不怎么精进；有一天，县令李复阳和顾宪成在黉官讲学，他去听了之后，这才知道了学问之门，从此立定了志向，往圣人之学的方向潜心探究——八年来，他不时的向顾宪成请益，即使不在一地，也常以书信往来论学、论志，不但在学问上受到了许多启迪，在心志上更是接近；顾宪成那份“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也早就融入了他的生命中，成为同样属于他的使命；而顾宪成在宦途上的一切作为和际遇，他全都了解，甚至，感同身受。
“他一心为国为民，无私无我，三番两次的挣扎于宦海中，却落得这般——所谓的‘天道’何在呢？为什么越是正直、耿介之士，就越不能见容于当道，越不能一遂经世济民的心愿呢？”
他反覆的想着，越想心中越痛苦，越悲愤；最后，他也联想到了自己的际遇。
那是去年，自己被贬官，贬到荒远的广东揭阳去做添注典史，这是自己入仕后的第二个职位；被贬的原因是看不惯王锡爵的作为，上了一封“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上去，直陈王锡爵和他的党羽的一切挟私营弊；当果，营私的王锡爵和他的党羽们一点事也没有，向皇帝忠言直柬的他却在几天后就受到了贬官的处分。
初接圣旨之际，对踏入仕途才只一年的自己来说，无异是当头遭了一记晴天霹雳，接下来则是椎心刺骨的痛楚，这倒不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受到了挫折，官位下降而痛，而是为了心中的不平：“什么是是非？什么是黑白？”
他觉得自己的上疏直言，是秉持着良心做了一件应当做的事，是为了国家的前途、百姓的福祉，向皇帝指出一个不适任的官员的行为，哪里知道反而受到贬官的处罚呢？
这股不平之气在胸中激荡了许多天，直到他由京师一路南行，回到家乡后才慢慢平息下——不只是因为时间的流逝使他的情绪逐渐的平和，更因为他自己的心绪不停的在这段时间中反省自己，而使情绪逐渐的平静下来；因为，这段时日的自我反省的结论是“问心无愧”。
他清楚的记得，自己在仕宦之初就因为有感于宦海的复杂莫测而暗暗的深切思索了一番，为自己立下了一个做人处事的原则来做为自我的把持；他期勉自己，一切的所作所为，都要凭着良知与耻心而行，使自己能在天地间俯仰无愧——这个信念既是他的自我期勉，而在深切反省之后，所得的结论乃是“问心无愧”，他的心胸便开朗了起来，很豁达的告诉自己：“我做的既然是应当去做的事，落得个贬官的下场，便算是求仁得仁吧！”
却不料，就在自己的心情逐渐恢复平静的当儿，又一个晴天霹雳打了下来……
“顾先生的道德学问普受昂仰，却竟罢职为民——”
情绪激动得令他全身都在轻轻的颤抖，几句早些年读过的文词竟然不经意的从脑海中飞掠而过，从《诗经》的《柏丹》到屈原的《离骚》，一字一句刻启着不为现实环境所容的正人君子的心声，使他的眼眶不由自主的湿了起来，嘴里却喃声的吟诵了起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澣衣！”
诗句正切合他的心声——他觉得自己的心超越了时空，和千百年来的每一个忠而被谤的仁人志士的心重叠在一起了——而且，他非常渴望与顾宪成见面、谈话，他相信，在精神领域中非常接近的自己师生二人，处在这样的状态下相见，彼此都有许多话要说的。
“算算日子，顾先生早已启程南归了！”
他被贬官，本该早已赴任了，只因遭丧才先回乡理事的，原订这几日就要动身赴揭阳了，现在，他又决定延后启程了——他要在无锡等候顾宪成返乡后才启程赴任，这样，两人才能好好的拥有一段促膝长谈的时间。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索性以读书、静坐来打发时日，等待顾宪成的归来。
他自幼好学，读书手不释卷，长大后又受到了顾宪成的启迪，不只是“学”，还养成了“思”的习惯；二十八岁中进士时，因为守丧，过了三年才到京师谒选，被派任做行人司行人，这个位子“官卑职小”，闲暇很多，而行人司的衙门里又有许多藏书，对他来说正好得其所哉的专注于读书、思考；整整一年中，他把二程、朱子全书和薛瑄的《读书录》仔细的研读得十分精到，遇到会心处立即做下摘录，因而积下了好几大厚册的笔录，作成《日省编》，集成《崇正编》——之所以选择这方面的研究方向，其实也是受到了顾宪成的影响；顾宪成本人虽为王守仁的三传弟子，但是私心中并不赞同现今所风行的以空谈为尚的王学学风，认为王学在传承了几十年后，思想解放到极端，已出现了“荡”的流弊，因此顾宪成主张以朱熹的“拘”来调和，尤其是推崇本朝主张“实行”的大儒薛瑄，特别要他仔细的研究薛瑄的学问。
而他在研读这些书籍，摘要做笔记的过程中受益更是匪浅——薛瑄的着作中有一段话，所带给他的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共鸣，这便是：
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
这段和他自己所发自内心的“耻心”是一以贯之的，是一言一行都不能违反原则的真理；从此，他也把这段话拿来身体力行，每动一念，每做一事，都要反覆的在内心中省思，必求无愧于这几句话。
至于程朱之学，他也同样的潜心钻研，尤其对于朱熹所提出的“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修身之道特别做了一番实践——他本来就是个笃行向内省思的人，无论读什么书都不会盲从，而要反覆思考、验证一番的；因此，他也开始养成静坐的习惯，让自己潜心思考。
有一次，他静坐久了，深思着“闲邪存诚”的精义；突然，他的思路豁然开朗，觉得自己整个心都透体晶莹，一片至诚——于是他体会到了，“诚”是在人心中而无须向外寻求的；想通了这点，他的心灵得到了大解放；从此，他更加的遵循“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修身之道，也更习于自省、思考的方式，因而使学问越发的精进……
而也因为这样，他在心情激愤中仍然维持着“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习惯，心中的不平之气竟逐渐的平息下来了，起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念头：“无愧于心——我等确是无愧于心啊，既然无愧于心，遭逢横逼便非己之过，既非己之过，又何为不乐呢？”
再转念一想：“古圣先哲有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又说，尽其在我——这便是训人即使身在横逆之中，所愿多不遂，所求多不属，也不可气愤、恼怒、怨天尤人，甚或违心背志——”
他想通了，整个的精神、品格又更上了一层楼，连带的使整个人的气氛也有了层次上的提升；等到顾宪成回到无锡，两人相见的时候，谈话的内容便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顾宪成原本就没有把自己是官或是民的身分放在心上，他所要追求的理想是为全天下百姓谋福利，而不是自己的名位；因此，对于这一次的被贬斥为民的际遇他根本一字不提，反而是娓娓的告诉高攀龙：“我这一部南归，沿途趁便查考民情，深思细虑，对民风时局所知更多；尤其民间的弊病，较之在京任官，足不出城时详尽多矣；且容我再思索几日，将救弊之道列出，便发信上书新入阁的陈于陛陈大人！”
他同时告诉高攀龙，因为这一次的“廷推”忤了万历皇帝的意，朝中的一些人事发生了大幅的变动，除了他自己被贬斥为民之外，疏救他的卢明诹及吏部的员外郎黄缙、王同休，主事章嘉祯、黄中色都获了罪；尚书陈有年连连抗疏，申辩这件事，万历皇帝却没有反应，他也就索性上疏称疾乞罢；万历皇帝先是温旨慰答，却在他连上十四疏后勉强答应了，吏部尚书便改由孙丕扬接任。而内阁大学士的人选却依旧由万历皇帝的“特简”任用，万历皇帝自己挑选了陈于陛和沈一贯两人入阁；于是在首辅王锡爵求去之后，又由赵志皋做上了首辅，张位为次辅，新入阁的陈于升、沈一贯便分列三、四。
“赵、张这两人不消说了，沈，也是个无能之辈；唯独陈于陛陈大人正直有能，朝政都要指望他了——”
他说得很详细，离京前，他特地去拜访过陈于陛，向他陈述了许多当前的乱象和改革的建议——陈于陛和王家屏是“同年”——都是隆庆二年的进士——到了万历初年，也一样的负责修世、穆两朝实录，及担任万历皇帝的日讲官；后来又执掌过翰林院，任过礼、吏两部的左、右侍郎，去年拜礼部尚书。
陈于陛出身官宦世家，他的父亲陈以勤也担任过内阁大学士，并负责修史；他从小跟随父亲研究史学，对于历代的典章制度和政治得失都下过很大的功夫；自己做了史官后，尤其重视经世学，特别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不仅是朝中的高官，更是位学问精到的学者；顾宪成在京师的期间，因为景仰他的政绩正学问，常向他请益，在历史和经世之学方面都很受启迪；这一次，陈于陛被“特简”入阁，总算是万历皇帝的诸多任性胡为的一件差强人意的事。
“朝中不是没有正直贤能之士，只是万岁爷不欲任用而已，因此，朝中充斥了奸佞小人——国事非不可为，只是还须有志之士大力推进而已！”
高攀龙专注的倾听着顾宪成述说，整整一个下午下来，他的心绪随着顾宪成的谈话而起伏而转折，而让他又是一番受益；于是，在顾宪成说完了这许多话的当儿，他恭恭敬敬的对顾宪成说：“景逸初闻先生被贬之际，胸中顿生不平之气，心中理欲交战，殊不宁帖；静思多日，心中的激愤，不平方始消失，以先生‘求仁得仁’，虽被贬而必无悔；今日一听先生之言，方知先生非但不以被贬为意，心中仍耿耿以天下苍生为念，仍亟亟于救世——先生此心此志，令景逸受教！”
于是，他向着顾宪成虔敬的一揖，却不知，就在这个两颗心灵交会之际，一粒种籽已经深深的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