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的队伍在数量上比出发的时候扩增了将近两倍，俘虏的人员、马匹、武器、鞍缰、甲胄，在经过整编之后都被安排得然然有序的跟着队伍返回建州，使得整支队伍越发显得军容壮盛。
而每一个人的心情与表情也都与出发的时候有着极大的差异，从视死如归的慷慨激烈一变而为兴奋喜悦、得意洋洋，就连俘虏们也因为在“交心”之后，安全得到了保障，并且被整编成为建州军的一部分了，每个人的神情中早已扫去了晦暗和恐惧，而流露着平和之色；几个在战场上表现得优异、杰出的将领，看起来就更加的威风十足了，尤其是额亦都，他原先的个性就比较外向奔放，喜怒全都形于色，因此，全身上下都溢满了打了个大胜仗的兴高采烈，不独脸上光粲粲的，就连握着马鞭的手指都显得特别飞扬，任谁跟着他都会受到感染。
巴雅喇和扈尔汉年纪比较轻，又一向崇拜他，竟索性把自己所率的队伍合并了过来，自己便与他并辔而行，三个人骑在马上缓行，一边走一边高声谈笑，还不时的齐声爆出仰天大笑来，让队伍里的每一个人的情绪都涨得高高的。
然而，队伍中毕竟还是有人的情绪没有受到这个气氛的影响——唯一的例外就是努尔哈赤。
走到队伍的最前面，骑在高大的骏马上，在侍卫们的簇拥下，带领着全部的人马往前走，从外表上看来，他与平日一样的显得高大威武，领袖群伦；但是，他的神情却已隐隐的显得有些儿不经心。
一如以往每次的战胜之后，他的心中开始涌现一种奇特的反应和感受——每一次的战役，他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全力以赴；在战争的进行中，他的精神与肉体的力量都爆发出超能量的作用，而等到大获全胜、战争结束之后，他的心中往往会无端的涌起一股微带着失落与茫然的感觉，心头空荡荡的，个中百味杂陈。
这一次，这种反应尤其强烈；从一开始，这场战争的规模就是他有生以来的最重大的一次；而仅以建州一部的武力对抗九部联军，奇迹似的打赢这场仗，整个过程，回忆起来简直恍如一梦；而且，在战前，他几乎把所有的心力都用在研究如何打赢这场仗上了，并没有分出余力来料想战争结束后所衍生的情势与连带而来的问题，现在一下子逼到眼前来了，他必须立刻面对，一霎时，心中所要思想的事太多了，反而令他陷入了茫然。
古勒山这一战大捷，辽东的情势当然要因此而改变了；叶赫部的声势将大降，建州的威名将大震，这已是必然的了，更重要的是，各部和建州之间的关系更会起变化，而这变化，如果善加掌控的话，是可以发挥大作用的。
“既杀了卜寨，和叶赫多结上了一道仇，以后，梁子就只有更深、更不可能化解了——俘了布占泰，和乌拉的关系就有机会更进一步——哈达、辉发、蒙古科尔沁，也还可以试试——”
他勉强控制住自己微带恍惚的心情，尽可能以理性来面对眼前乱如缠丝般的各部落间的关系，再一条一条的抽出来思考，逐一的反覆推敲，想了许久，他的心绪才慢慢的定静了下来；可是，从外表上看起来，他却因为沉思而越发如老僧入定，如道士神游，整个人保持着毫不动弹的姿势坐在马上，身外的一切他全没注意到。
而这个反应又正好和李如松雷同……
从部属手中接过了关于女真的十部人马发生古勒山大战的报告，李如松很仔细的把文书中的每一个字都看完了；看完之后，他整个人都陷入了沉默不语、宛如神游的状态中。
他的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眼中则明显的透出了一股沉重之色；久久不说话，他身边的人便更不敢发出任何一丝声音，弄得整座军营中的气氛更僵、更闷。
过了许久，他的肢体才开始有了动作——他似乎是下意识的发出了一声长叹，然后把手中的文书交给了坐在他下首的李如柏，示意他看完之后继续给李如梅传阅下去。
四下里开始间或传出了一些悉悉索索的翻阅文书的声音，但是，整个的气氛不但没有因为多了这些声息而有了转机，反而显得更沉更闷、更凝重……
李如松紧抿的双唇终于在全部的人都读完了文书上的报告之后缓缓的启动了。
他说话的声音、语气与音调都已经在他自己极力控制下显得平淡得彷佛不包含任何的情绪在内，但是，比平常多出来的那份低沉和沙哑却从隐藏中泄漏了几许出来：“该来的终归要来了！”
他黯然的向弟弟们说：“父帅最不愿看见的、花费了多年的心血全力打压、防止的事，终究还是要在我们眼前发生了——”
一只蚕要破茧而出，一粒麦子在土里成熟之后要冒出芽来——分裂了几百年的女真族已经开始透出了统一的曙光，趋势已经隐隐形成，任谁也挡不住了。
体认到这一点的他，心情非常的沉重：“父帅一点也没有看错，努尔哈赤确有过人之能——再过上几年，辽东就全是他的天下了！”
说着，他又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眼中充满了沮丧，整个人都灰了——他的难过是双重的，一重当然是因为自己父亲苦心经营了多年的辽东开始出现变局；第二重却是自己眼睁睁的看着这变局发生、这趋势成形，而无力可以扭转。
自己的手下虽然统领着数万人马，但是，所奉的命令既是援朝鲜，在朝鲜的问题解决之前根本无法回师去管辽东的事；更何况，对日一战失利，情势转变成了胶着的状态，目下，大军只有紧紧的盯住日军的动向，一步也移动不得，哪里顾得到辽东呢？
他的心里难过极了，头低垂着，半晌都不说话。
跟随在他身边的李如柏和李如梅，看法和感触都没有他深刻，情绪也就没有他这么低落；但是，看了他这个样子，确实大异于平常，便不敢以等闲视之，更不敢多嘴，除了陪他默坐之外，也想不出什么应下的方式。
然而，气氛僵久了，而且一直无限制的延续下去，终归不是办法，因此，两人互相交换了几个眼色之后，李如柏终于硬起头皮，出声劝解道：“大兄既有此忧虑，何不上疏朝廷，奏报此事？”
没想到，这一劝，李如松所引发的感触更深了，他重重的叹出了一口气来，连连的摇了几下头说：“上疏朝廷，奏报此事，那又有什么用呢？自从父帅去职之后，朝中还有什么人懂得‘辽东’呢？古勒山一役只是女真内战，并没有扰及我大明百姓，与哱拜之乱大不相同，奏疏上去了，即或内阁、六部的老大人们看见了，多一半的反应便是：‘女真内战，干我大明何事？’哪里想得到往后的情况呢？更何况，努尔哈赤早已把官场上的种种门道都学去了，自父帅去职后，他把辽东巡抚、总兵都交结得十分周到，弄得人人替他讲话、遮掩，朝廷中早已把他当做个恭顺的看边小夷了，哪里会采信我的看法呢？”
说着，他的神情更加黯然：“更何况，自父帅去职后，我等李氏一门的威势已经不若往昔，这次援朝鲜，又失了利；自下，朝中主战的一方都因此而消沉了下来，无论我上个什么样的奏疏，分量也都大不如前了——”
他这是跟亲弟弟们讲话，什么话都可以坦诚的讲；唯独有一件，他连在亲弟弟们跟前也不敢说的，那就是直接批评皇帝——他掌握朝廷中的耳目和消息灵通的管道都已经从父亲手里接收过来了，因此，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无论自己上了怎么样肯切的奏疏，提出了怎么样高明的意见，指出怎样严重的问题，万历皇帝还是连看都不会看上一眼的，最后反而会因为影响了别人的利益而苦了自己。
“何必多此一举——还会招人怨呢？”
他毕竟出身宦门，所有的做官的学问他都懂，虽然预知的未来的情况令他心情沉重，感慨万千，而感慨归感慨，先顾到自己的脑袋和功名才是正事。
因此，他的感慨根本没有化为实际行动，心里难过之余，他还是很理性的勉强忍耐了下来，并且反覆的想着同一句话来纾解自己的情绪：“万岁爷爱听的四海升平的颂辞，哪里会听得进去‘辽东将是努尔哈赤的天下’的话呢？我又怎能忤逆君心呢？父帅的苦心只好放一边了——”
当然，他想的是千真万确，一点对没错；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在大臣的颂赞声中陶醉在四海升平的假象中——只有一点与他所想的稍有出入，那就是万历皇帝已经很少很少接见大臣了，他所听到的关于四海升平的颂赞声几乎全来自后宫，这些包括了郑贵妃和她所生的三个孩子、太监、娈童、美女等等人员，加上福寿膏的妙效，组成了一个令他沉迷，陶醉的生活空间。
郑贵妃随着年纪的增加而越发显得成熟妩媚，风韵迷人；在心智上的深度也与日俱增，更加的善体人意，善于抓住万历皇帝的心；孩子们则一个个的长到了能够陪着万历皇帝进行各项游戏的年龄了，从躲猫猫玩到数银子，满足了万历皇帝童年时的一切缺憾；以张诚为首的太监集团是想尽了办法、费尽了心机的迎合他的意旨，侍候得他‘万事如意’，自酒食、歌舞的供应、翻陈出新到美女、孪童的随时补进新人——总是，“酒色财气”的深入万历皇帝的生命，与岁月的逝去是等速的。
而朝中的诸般问题仍然如故，多年来的“立储”问替没能解决，也依旧是群臣所要全力争取的第一件大事。而朝臣间的内斗既已由“京察”的过程解决了一部分的正人君子，所余下来的部份便显势单力孤了，声浪小了许多，随即就被另一波声音所掩盖了，那就是为了朝鲜问题而掀起的鸽派与鹰派之争。
李如松打了败战后，以石星为首的主和派抬头，一连好几个月都是昂首阔步的神气活现，满口的“议和”、“封贡”；对于这件事，万历皇帝的兴头已经冷下去了，自己更懒得伤脑筋，索性叫内阁去拟，拟出个所以然之后再由他下旨——既然朝里的声音是主和的大，他也就无可无不可的赞成主和了；于是，就在辽东的古勒山大战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他的内阁、兵部等重臣却正在商议着与日本谈和、从朝鲜彻兵的一切细节；至于女真人的古勒山大战的事件，虽然辽东巡抚在奏疏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可是，满朝的大臣没有人认为这件事有什么大不了的，更没有人认为有进一步了解、关注和处理的必要；建州女真、努尔哈赤这几个名字便一如李如松所预料的，丝毫没有在万历皇帝的心里留下任何的印象，朝臣们更是把这种“边夷小事”的报告看过之后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到了十二月，关于“援朝”一事的新政策尘埃落定了——万历皇帝对内阁所提出的意见点了头，决定与日方谈和，并且下诏召回宋应昌和李如松及所率军队，任命蓟辽东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事，总兵官则换了尤继先。
当这份“圣旨”以八百里快传送到朝鲜，交到李如松手里的时候，他的脸色一如死灰，心中苦闷、沉重得使跪地接旨，叩首领旨的身体伏在地上，好半晌都直不起腰来。
被召回京的消息他其实早就由其他的管道获知了，可是，一旦“消息”成为真真实实的横在眼前的事实时，他的精神还是很难坦然的承受——接下来，当全军上下都忙忙的收拾打点，准备回京，他却难过得一连好几天都不进饮食，更不开口讲话，整个人如槁木、毫无生气，情况之坏就连两个亲弟弟也劝解不了。
心情是沉重、是郁闷——他反反覆覆的在心中想了又想：“来朝鲜整整一年——一年的变化竟如此之大——朝廷竟做出这样的决定——”
然而想归想，再怎么想都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决策是由朝廷定的，命令是朝廷下的，他只能奉命行事；即使手拥重兵，他也只是皇帝所操纵的偶，没有自主权的。
“朝鲜自民间的义军起后，牵制日军，日军已显疲态，应该一举予以歼灭——建州女真大败九部联军，声威大振，隐隐有一统之象，应该趁其羽翼未丰，一举予以歼灭——”
两个“一举予以歼灭”的“应该”交错在他的脑海中不停的起伏，但是，这都只是空想而已，在现实中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无论是因为自己打了败仗，还是朝中的政争，甚或万历皇帝的心里——是什么原因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果；那就是自己已无权过问这一些，而必须乖乖的泰命回北京去了。
对朝鲜的援助有“有始无终”之憾也好，对辽东的情势忧虑也罢，都已是他个人的“的心事”了，决策权不在自己手里，才是问题的关键。
但是，到了全军返京的前一天，他苦闷了多日的心情却突然开朗了——苦了几天之后，他想通了：“我既无权作主，何不索性抛开这些想头？朝廷既然主和，便会有主和的做法，何须我再苦战？辽东关我何事，何须我苦苦思虑？”
这么一想，心情就拨云见日了，思考的重点也就转向了、集中到了自己的前途与利益上——他开始谋思回京后的自处之道，如何在北京的官场中混得再上一层楼。
“什么朝鲜、辽东的，万岁爷既不爱听，我何必多讲呢？既不用讲，我又何必多想呢？”
多日来积极压在心口上的那块大头石被抛开了，他登时就觉得轻松愉快，像换了个人似的带着队伍踏上返国的归途，一路上开始算计起北京的官场。
但是，他毕竟是个带兵打仗的武将，对于文臣间的文斗方式虽有耳闻却还是隔了一层；没有亲身经历过，总不免“想得天真”——北京的官场比他想像中的难混多了。
出任内阁首辅还不满一年整，王锡爵就已经弄得身心交瘁、焦头烂头了……
他本是个个性刚强、容易负气的人；年轻的时候，做官、做人都很有原则，在张居正主政期间，尤其有特殊的表现——他是嘉靖四十一年会试考第一名的会元，廷试上得到了第二名的榜眼，因而授编修职；到了万历五年他以詹事掌翰林院，张居正夺情，在满朝一片阿附、赞成声中，独有邹元标、吴中行、赵用贤等几个上疏反对，却因此而被处以廷杖之行；他发动了朝林院里的十几人一起去找张居正求情，张居正不肯接见；他单独到张居正的丧次求见，当面向张居正陈说不能为了私事而杖责大臣，张居正不理他，根本不让他把话说完就迳自退入了后堂；吴中行等人还是受了杖刑，他不顾得罪张居正的后果，当场就放声大哭了起来；第二年，他任礼部右侍郎，张居正返乡治丧，九卿上疏请急张居正还朝，他偏不肯签名，干脆以“省亲”的名义避开了。
而这些“独具风骨”的表现，使他在名誉上占了许多便宜，而且在张居正死后成为他在官场青云直上的雄厚资本。
十二年的冬天，他家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位子仅在申时行和许国之下，为三辅。
入阁之初，他和申时行、许国都相处得很好，三个人都是南畿人，是同乡；他和申时行更是会试同年，别有一番情谊，合作起来相当愉快；只是，日子一久，三个人都在官场混久了，“真我”的成分分别减少，“假我”的成分分别增加了之后，好友、和谐的关系才起了变化，终而酿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内斗。
申时行所最为人诟病，也是为他所不满的一点是乡愿；曲从万历皇帝的意旨，不敢据理力争；包庇失职的官员，不肯严格执行考格——那时，每天都有人在背后怒骂申时行，包括他自己在内。
但是，现在他自己出任首辅了，才短短的几个月，他就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原来，申时行的乡愿是逼不得已的，是“政治环境”使然……
他打心眼里就彻彻底底的原谅了申时行，甚至他曾经视为“不孝”、“不论”的张居正……
事非经过不知难，身为已经百病丛生，千疮百孔的大明朝的首辅，实在很难走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来；他终于了解了为什么张居正会采用高压、独裁的方式掌握一切，而申时行要装聋作哑的接受遗臭万年的命运。
“为政——甚难！”
他不只一次的从私心深处发出这样无奈的慨叹，好不容易才坐上这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等坐定以前才发现自己除了无力感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既无实权，也平不出政绩，反而坏了名，古圣先贤那一套“为政以德的”的说法简直是一则自欺欺人的神话，在本朝，做官就像赌搏，赌自己是留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
上台才几个月，人们已经把以往责骂申时行的话移转到他头上来了……
光是为了立皇太子的事，他夹在万历皇帝和大臣之间，就成了猪八戒照镜子，无论从哪一面看都不是人；万历皇帝很明显的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应付立储的问题，几度食言而肥的使出“拖”字诀，躲在后宫里把日子一天天的混过去，无论大臣们上了什么样的奏疏，他都不闻不问、不予理会；群臣争取无门，又见不到皇帝的面，只好把矛头全部集中到他这个首辅身上来。
正式而且场面火爆的正面冲突已经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是给事中史孟麟、礼部尚书罗万化等几个人带头，集合了十来个人一起他的府第来，两句客套话一过就变了脸，直接而尖锐的出言不逊。
“老公祖为官，究竟是以社稷为重，还是以‘眷恋名位’为务？”
第二次聚集过来，指着他的鼻子当面叫骂的人更多，岳元声、顾允成、于孔兼等一群年轻的官员，论资历、辈分都是些“后生小子”，却肆无忌惮的在朝房中围住了他，张牙舞爪似的大吼大叫：“遗臭万年的下场已经近在眼前了，老公祖难道还执迷不悟吗？”
那一次，他被气得心口整整的痛了好几天，心里的窝囊怎么也褪不下去。
身为内阁首辅，竟然被人当场骂得像个孙子，这口气实在难以下咽——但是，退一步想，这些人尽管无礼咆哮，说的话却句句是实情。
自己的官声已经因为“京察”的纠纷，素负众望的赵南星等人的去职而大受影响；李如松援朝鲜，打胜仗是在自己上任前，打败仗却是在自己上任后，很无辜的被沾了一身的霉气；这立储的问题，更是从前两任首辅手中丢下来的一个烂摊子……
他越想越不快乐、委屈、悲愤，和他的无力感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非常恶劣的心境：“眼看就要遗臭万年了！”
但是，他的个性原本就不同于申时行，在暗自叹息了几声之后，他突然用力的一甩头，喃喃的自言自语着：“谁愿意遗臭万年，这大明朝的官，我不做了便是！现在走人，还可以风风光光的走，否则，又是一个申时行！”
他打的算盘和申时行不同——他很明白，假如再眷恋下去的话，不但斗不过眼前这些人、这些现实的政治面，还会落到像申时行一样灰头土脸的下场；还不如趁这个政争的当口，表现出一副“风骨”来搏个好名声，做为将来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
主意一打定，他是要不了几天就想好了进行的方式。
他决定趁着一年将尽的机会，去向万历皇帝争取于明春册立皇帝子常洛为皇太子的事；当然，他明知道明历皇帝的心中偏爱皇三子常洵至深，绝不会立刻答应他的请求；那么，机会就来了，他要趁机辞官，以向天下臣民表示他过人的骨气和为了社稷、国本，不惜一切的向万历皇帝争取，争取失败，只有辞官以示负责的勇气。
“耿耿孤忠，唯天可表！”
他连台词都想好了，为了沽名钓誉，储蓄将来的政治资本，索性连天都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