谪官桂阳州判官的时候，顾宪成以柳宗元、苏轼、庄昶这三位先贤都曾谪居桂阳，而自己的道德学问有待于向先贤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却一样的被贬谪来到桂阳，因此把自己的居处取名为“愧轩”，以时时提醒自己要更努力的进德修业，而不要以际遇不如意来影响自己的心情和所立下的志向、抱负与理想。
因此，他在这样的心情下，观察力和思考力都比以前更加的敏锐、成熟，上至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想，下至民风习俗，百姓心态，他都冷静、仔细的考察了一番，并且思考了许许多多改善的办法……
但是，等到他被调回京中任官以后，他才体悟到自己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这些深思后的心得，在目前混乱的局面中，根本没有机会发挥；一切都只能存在于他的脑海中，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回京后，他出任的职务是吏部考功主事，员外郎，除了在“三王并封”的事件上发挥过一点极力争取的作用之外，就再也得不到什么机会可以施展抱负的。
然而他既不灰心，也不失望，抱定了“尽力而为”的原则，再怎么没有机会也要努力争取；努力之后还是争取不到的话，也仍不放弃，心中的炽热更不曾因此而消减。
这种“执着”的精神成为支撑他的意志的最大的力量，也慢慢的感动了身边的一些朋友，渐渐的因为敬仰他的精神而和他走得近，终而逐一的受到了他的影响和感召——回京后，他的学生高攀龙因为丁忧回乡去了，而弟弟允成则在几番波折之后回到了京里，出任礼部主事；聚拢来的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则有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吏科都给事中史孟麟、礼部仪制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邱部主事吴炯以及他少年时代的好友、受业师薛方山的孙子薛敷教等人；几个人年龄相若又志同道合，便常聚在一起砌磋学问，谈论时事。
这一天，几个人又聚在一起了；但是，这一次聚会的目的却不是砌磋学问、谈论时事了。
聚会的发起人是赵南星——他是高邑人，字梦白，万历二年的进士，为人正直敢言；前几年他出任吏部文选员外郎的时候，就因为朝政混乱而仗义执言，向万历皇帝上了一道“陈天下四大害”疏；疏中直言忌妒户部尚书宋纁声望的吴时来等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排挤宋纁，忌妒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的黄洪宪等人更阴谗赵用贤，并且畅言全国的政治出现了干进、倾危、州县、乡官四害，不大力袪除的话，乱象难以平息。但是，这道疏一上，非但万历皇帝没有能够接受他的意见，大力整饬吏治，反而引起了朝中的奸佞小人群起而攻，虽有几个知交的朋友与他并肩作战，对付群小，但毕竟弄得身心疲累不堪，只好告病归乡。
起复后，他任吏部考功郎中，个性和处世的原则都没有改变，耿介正直如故。这一次的聚会，他主要的目的是要与朋友们商议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那就是今年的“京察”——六年一度的京察又来到了，而他所出任的吏部考功郎中正是负责这个考核官员的政绩、品性的职位之一。
客人们就坐以后，赵南星开门见山的发言：“小弟一向以为，当今的政风败坏、吏治不清，原因固然甚多，监察制度的沦为政争的工具，尤其是其中的一项；负责监察的官员遇所亲则包庇循私，遇所恶则利用制度排挤陷害，因此弄得君子去位，小人当政，是非不清，黑白不分；今天小弟因职责所司，忝司‘京察’之任，虽然官卑职小，却也要竭尽全力，厘清吏治，以昭黑白——”
他这番话，顾宪成一听就激起了满怀的感触；对这些话，他不但有同感，更因为曾涉身于六年前的“京察纠纷”中而体会得比别人更深刻，因此，他率先发言：“我辈读书人，既然在朝为官，就当为国为民，竭智尽忠——吏治不清，确是当今大币之一；梦白兄职责所在，自应不畏强权，大力整顿；如有我等效命之处，绝不敢稍有推托、遁避！”
其余的人也异口同声的跟进：“梦白兄尽管放手去做，我等全力支持！”
受到了这许多人的支持，赵南星的精神力量又增加了好几分，也把他心中考虑得已十分具体的想法说了出来：“今年的京察，小弟只是忝列其中，实际上主持大计的是吏部尚书孙鑨孙大人——孙大人一向刚正耿介、公正不阿，向为小弟所景仰；因此，小弟想与各位兄台会同向孙大人进言，在今年的京察中，将朝中的败类悉数驱逐，还我一个清清明明的朝廷！”
吏部尚书孙鑨已是本朝的“三朝元老”了——他是嘉靖三十五年的进士，从武库主事、武选郎中这些小官做起，历任各职，经历非常完整。他个性耿直，为官清正，早在嘉靖年间，他就因为世宗嘉靖皇帝迷信道教，荒疏政事，多年不上朝而连连上疏劝谏，虽然谏言不为嘉靖皇帝采纳，弄得他引疾自归，却也赢得了正派人士的尊敬。
隆庆元年他起复南京文选郎中，万历初年迁光禄卿，不久又引疾归，里居了十年才再起复；去年，原任吏部尚书的陆光祖因为大计外吏，革除了一些不适任的外官而遭到小人的攻击，罢官请辞，吏部尚书出缺，廷推的时候，他因素负众望而补上了吏部尚书的缺。
但是，他一上任就和朝中的当权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主要的原因就是内阁与六部之间争权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从本朝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所衍生出来的，早已存在了许久，端看主事者的能耐而消长；在隆庆间，高拱以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索性把所有的大权全部抓在手中；再接下的张居正更是青出于蓝的独揽大权，形成“独裁”的局面，却因为他是个“超级强人”，谁也拿他没办法。
但等张居正一死，情形又不一样了；申时行的能力比张居正差了许多，六部才又夺回了一些实权；申时行主政的后期，吏部尚书换了正直的宋纁出任，于是据理力争，宋纁死后陆光祖继任吏部尚书，也秉持同样的原则抗争，以维护吏部的权责，而在申时行去职的时候，双方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冲突点就在于申时行“死而不僵”的私心上。
原来，按照“公正”原则所制订的制度，阁臣是由“延推”所产生的，被选为内阁大学士的人必须具有相当的学识、道德、政治经验和声望才可能被朝臣们推举进入内阁，但是，申时行在临去职时，推荐了赵志皋和张位两人出任首、次二辅，却根本没有经过“廷推”。
这是违反制度的，因此，陆光祖立刻上疏抗议；没想到，万历皇帝却比申时行还有私心；他自己虽然懒得上朝理政，却没有丧失“做皇帝”的权力欲，当然不能让“廷推”选出几个有能力的人能成为“张居正再世”，反过来又把自己管得死死的；因此，他坚持赵志皋、张位这两个无能的人，以免相权凌驾了他的君权。
这下，正直的陆光祖去意顿萌，大计外官的纠纷一生，他更加的对整个朝廷绝了望，自动的乞休罢官，由孙鑨继任吏部尚书，继续为维持制度而与内阁战斗。
于是，孙鑨在战火中上任，第一天到任起就生活在激战中……
赵南星和顾宪成都在吏部任官，无论名、实都是孙鑨的下属，在政治理念、个性上也都和孙鑨十分接近，因此，很自然的全部站在同一阵线上，一起为维护本朝的制度而进行这神圣的战争。
而今，又逢京察，战争当然要进行得更激烈了……
“执掌监察，首先要能大公无私；因此，文选员外郎吕胤昌虽是孙大人之甥，给事中王三余虽为小弟之亲，亦全在摒斥之列——”
先拿自己人开刀，当然是处理人事上的一个绝好的运作的办法，既表明了自己大公无私的态度，也堵住了悠悠众口，先就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这却只是赵南星做事的方法而已，并不是最终极的目标；接着，他又侃侃的说了下去：“但是，罢黜了吕胤昌、王三余这几个人，于政局来说，只不过是打了几只苍蝇而已，真正为害食人的老虎犹在其位上张牙舞爪呢；是以，小弟所要坚持的，不只是将几只不称职的苍蝇打走，更要打一打为害之首的老虎——就算打虎打不着，至少也要拔下他几根虎须来，以作为官吏之诫呢！”
他的话虽用了隐喻的方式来说，并没有直接明言这“为害之首”的老虎是谁，但在场的既全是他在朝为官的朋友，哪里还会不明白他所指的是谁呢？
赵志皋的出任代理首辅，本来也就是大家所坚持反对的一件事；虽然在万历皇帝的坚持下，没有人能改变这个事实，但是存在于心里的反对声音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偏偏赵志皋自己又不争气，上任以来，不但毫无政绩可言，甚至表现得无能之至——当然，首辅根本不在“京察”之列，赵志皋再怎么不适任，这套监察制度都拿他没办法的；但是，对于赵志皋的弟弟就不一样了。
赵志皋的弟弟官位还在四品以下，属于京察的范围之内；而这个人的官声、能力、人品都极差，还常狐假虎威的仗着赵志皋的位子捞好处——耿直的赵南星当然看不惯，非要罢黜他不可了。
这就是“老虎虽打不着，虎须总要拔几根”的话了。
赵南星同时还向朋友们表明了自己的赤诚：“我辈读书人，应该把国家、百姓的福祉摆在前头，应该做的事就要当仁不让、义无反顾的勇往直前，绝不能因为权势当头而退缩——这一次的京察，小弟既已下定决心要为厘清政风，就不会因为任何的原因而有所改变了；即使小弟是因为这次与强权挑战的事而导致了什么严重后果，小弟也会无怨无悔的承担下来！”
说到后面几句，他的声音中很自然的挟带着一股悲壮之气，也极富煽动力；于是，顾宪成第一个慨然的从座位上站起身子，朗声的向在场的每一个人说：“赵兄的高见和做法，小弟十分的有同感；这次的京察，小弟愿追随赵兄，共为厘清政风而出力！”
其他的人其实也一样与他有同感、愿出力；有的人因为职位的关系，在“京察”这件事上使不上力，却也愿意在幕后协助——就这样，这一群原本就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这件事而凝固得更紧、更牢、形成的力量也就比以前更可观了。
在一番细谋之后，大家又簇拥着赵南星一起去拜访吏部尚书孙鑨，把事情谋画得更确实可行。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志在挽救日益败坏的政治风气和操守的充满了理想的行动，所得到的竟是反效果……
王锡爵甫由故乡返京，接回首辅的位子；他对于自己离京的时候代为“看守”职位，在自己抵京之后又肯乖乖交出位子的赵志皋，心中当然存着有一份“人情”，对于赵志皋的弟弟也就心存庇护之意；不可惜他慢了一步——他才刚到京师，由主察官所呈的“察疏”已经上了，被罢黜的官员的名单已经定案了。
这么一来，他的心中当然非常不高兴；站在他和赵志皋这边的人也开始地毯式的蒐集着“孙鑨集团”的小辫子，准备施以重大的反击——于是，又是一场文斗在朝廷中激烈的展开。
最后得胜的是王锡爵这一方，原因固然因为他的官位高些，但万历皇帝的态度才是真正影响比重的力量。
在万历皇帝“做皇帝”的哲学中，用人之道是宁取小人，不取君子的——从张居正的往例中，他就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一个大凡自以为是“君子”的、有才能的，态度总是傲慢得多，讲话总是大声得多，如果重用了君子做官，不久就会被他爬到头上来咄咄逼人、掌握一切了；小人则正好相反，柔佞、永远都是毕恭毕敬的，而且能力差，当再久的首辅，所握的相权也永远超不过君权的。
他虽然沉迷在福寿膏与酒色财气之中，但是脑袋却不糊涂，小时候所接受的完整的帝王教育也还有几分残留，对于如何驾驭臣子们，他自有一套方法——赵志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他所重用的——他哪里会让孙鑨、赵南星这些耿直、正派的“君子”在朝廷里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潮动呢？他怎么会傻到让朝中出现第二个张居正来管束他呢？
因此，“孙鑨集团”是不败也得败了……
结果是万历皇帝下旨，孙鑨夺俸，赵南星贬官。
这个处罚当然令人不服，于是，孙鑨索性上疏辞官，而赵南星的好友王汝训、魏允贞、曾乾亨、于孔兼、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等多人连番的为赵南星上疏辩白；顾宪成甚至上疏说，自己也是负责“京察”的官吏，如果赵南星有过，自己也难脱责，因此，他愿与赵南星同罢。
可是，这些疏上去之后，非但于事无补，反而牵连得更大了——万历皇帝一怒之下，索性下令将赵南星罢黜为民，于孔兼、陈带来等人全被贬官，顾宪成则改调了文选郎中。
一场“京察”的文斗终于落幕了，接下来的则是开始涌起的议论此事的声浪——在实质的政坛上是小人战胜了君子，而在舆论的评价中则是君子战胜了小人；但是，无论胜负，大明朝为这场文斗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那就是朝中的善类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