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来得很快，而且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从处置了筹议边防一案，慈禧太后心力交瘁，病势日增。李德立请脉以后，提出警告，说她气血两亏，心神悸怯，多由操劳国事，焦忧太甚而来，如果不是摆脱一切，彻底调养，将会酿成“巨祸”。
慈禧太后也知道自己的病不轻，然而要她放手不问国事，却怎么样也不肯松这句口。而臣下则又必须“讳疾”，一方面是怕引起她的猜疑，对她本人而讳；一方面因为慈禧太后是实际上的皇帝，为安定人心，须对天下而讳。这样就不便公然奏请免除常朝，只望她自己能够节劳。
“西边是顶争强好胜的，总得有个说得进话去的人，想法儿劝一劝才好？”
恭王亦以宝鋆的看法为然，但是谁去劝呢？七福晋是见了她姐姐不大说得出话的，七福晋怕碰钉子不肯进宫，而且恭王也不敢冒昧。最后，让宝鋆想出来一个人：居孀的荣寿公主。
慈禧太后本就爱重荣寿公主，在她居孀以后，更有一份不易解释的歉意，因为是她作的主，将荣寿公主指配给了体质虚弱的符珍，结果害了她一辈子。为此，格外另眼相看，就说错了话也不要紧，而且荣寿公主沉着机警，善于析理，也不致于说错话。
于是荣寿公主衔命入宫，一到就表示要住下侍疾。她也真的亲尝汤药，夜深不寐，只要慈禧太后一张眼，或者问一声，她总是很快出现在病榻前，真正是孝顺女儿的样子。
二月初一从养心殿回宫，慈禧太后几乎连走下软轿的气力都没有。荣寿公主觉得不能不开口了。
“佛爷！”她忧容满面地，“女儿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奇怪吧！”慈禧太后怜爱地责备：“几时不让你说话来着？”
“那，女儿就说了。佛爷，打明儿起，好好歇着成不成？这么冷的天，天不亮上养心殿，好人也得受病，何况圣躬不安？”
“唉！”慈禧太后摇摇头，“我何尝不想歇着？你说，‘那边’是能拿大主意的人吗？”
“要拿主意，这么安安稳稳歇着，还不是照拿？”
“这话倒也是。”
“本来就是嘛！”荣寿公主接着便又劝说，边防正在部署，曾纪泽方由英赴俄，对俄交涉在停顿之中，眼前并无大事，正好养安。
慈禧太后笑了，“照你这么说，我这个病倒生得是时候了，”她又感叹地，“真是，害病都得挑挑时候！”
“原是神灵庇护。国家大事，千斤重担，都在皇额娘一个人身上。”荣寿公主又说，“过一两个月，曾纪泽到了俄国京城，开议那时候要请训，皇额娘早就万安了，有精神对付老毛子了。”
这句话说得慈禧太后不断点头，“把‘那边’请来吧！”她说。
慈安太后却真是老实，听慈禧太后一说，先自一愣，便有些手足无措之感，“我怕我一个人不成吧！”她迟疑着问。
“没有什么不成！这多年下来了，难道说还有什么看不清楚，听不明白的？”慈禧太后又指着荣寿公主说：“有她阿玛在那里，错也错不到那儿去。再说，我还是可以帮着你看折子，拿主意。”
这样鼓励着壮慈安太后的胆，她总算放了些心。但是，第二天跟军机见面，仍难免怯场，因而率直说道：“慈禧太后身子欠安，只好我一个人来料理。六爷，我可有点儿摸不清头绪，该当怎么办的怎么办！错了什么，漏了什么，你们可要早说。”
“是！”恭王答道，“办事原有常规，臣等不敢欺罔。”接着便将一叠交议的奏折，捧上御案。
第一件案子便麻烦。这一案是邓承修接得家乡的来信，参劾广州府知府冯端本，招权纳贿，庇恶营私，情节甚多。原来是交由已调两江的两广总督刘坤一跟广东巡抚裕宽查办，此刻要议的，便是刘坤一跟裕宽的复奏。
由于被参的情节，有实有不实，督抚查办的结果，有同有不同，加上案外生案，牵涉到一个曾经做过知县的广州府绅士，因而慈安太后茫然无主，将一叠奏折翻来翻去，找不到恭王所说的邓承修的原奏。
“不行！六爷，你来看看，是那一件？”
于是恭王只好走近御案，将原件找了出来，上面有慈禧太后的御笔，是“查办”二字。
“对了，查办！怎么说啊？”
恭王有啼笑皆非之感，讲了半天，慈安太后似乎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从头来问“怎么说”，难道再不厌其烦地讲一遍？
这算是件小事，小事这么耽误工夫，大事如何料理？恭王便笼统答一句：“邓承修参的也不全是没影儿的事，冯端本确有点儿不对，臣请旨交部议处。”
“好吧，交部议处。”
在慈禧太后片言可决的事，到了慈安太后那里，凭空耗费了好些工夫。恭王一看这情形，觉得不必这样费事，便另换了一种办法，每一案说明简单案由，然后再提办法，或者“交部议处”，或者“下该部知道”、或者“依议”、或者“准奏”。果然，这一下便快得多了，二十几件奏折，不到一个时辰，便都已打发。
一退了朝，慈安太后如释重负，回到钟粹宫不住长长地舒气。有这一番经验，她才衷心地服了慈禧太后，暗暗自语：“看人挑担不吃力，真亏她！”
当然，熟能生巧，慢慢摸得清头绪了，也就能够自作裁决了。沈桂芬每日见面，发言虽少，却比平日格外用心，看看时机已到，将荣禄的那件案子翻了出来。
这件案子，还是荣禄奉旨办理慈禧太后普陀峪“万年吉地”的时候发生的。陵工一向是好差使，但责任也特重，丝毫出不得错，只是那时的荣禄正在风头上，不免马虎。有个被革了职的知县马河图，谋求陵差，照例不可，而荣禄用了他当“监修”，为人参了一本。有慈禧太后在，这件案子被压了下来，此刻旧事重提，沈桂芬跟兵部的另一个尚书，翁同和的拜把兄弟，当过弘德殿谙达的广寿商议，拟定了荣禄的处分。
议定罪名，向来是有律依律、无律比附，这比附上就大有伸缩的余地，如果比照长官失察的罪名，不过罚薪的处分，而沈桂芬拟的是“比照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例”。这是极重的罪名，提督、总兵奉命征剿土匪，受有贿赂，不剿而抚，保举匪人充任官职，结果复叛，就象当年苗沛霖的那种情形，则此保举的武官，丢脑袋亦不算意外。
罪名虽重，拟的处分却轻，“降二级调用”，而轻中有重，“不准抵销”。罪名有时不怕重，那怕革职，只要有机会，一道恩旨，开复处分，就可无事，如果“降级”而不得用“加级”之功抵过，那就非降官不可。沈桂芬是想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一招“绵裹针”来治荣禄。
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在折尾声明：“此系察议，可否改为降一级调用，请旨办理。”意思还是为荣禄乞恩。
“怎么叫‘察议’？”慈安太后问。
“这是明载在大清会典上的。”恭王答道：“看情节轻重，斟量处分，叫做‘察议’。
按律治罪，就是‘议处’。”
“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是很重的罪！”
“是。”
“这么说，是拟得轻了？”
恭王一时答不上来。是轻是重，他肚子里明白。荣禄一向走醇王的门路，他当然无所用其庇护，但私交也很不错，似乎又该替他说话。就这踌躇之时，宝鋆越次答奏了。
“是。”他说：“回母后皇太后的话，这个处分，按大清律来说，是很轻的了。”
“既然已拟得轻了，就不用再改。”慈安太后很熟练地说：“依兵部原议。”
上谕未发，荣禄就已得到消息“哼！”他愤愤地说，“别样都还罢了，折尾的声明，不是猫哭耗子？我不领他这个情。”接着便请幕友拟奏折“谢恩”，同时请病假，意思是不想再补降两级的缺，当过从一品的尚书，再补上个从二品的缺，面子上未免难看。
这个要求当然能够如愿。事实上也解除了恭王的一个难题，因为文职正二品的缺极少，武职的正二品则是很多，象步军统领所属的左右翼总兵就是，但这是荣禄十年前的旧职，自然不便再派。此外则各省驻防将军属下，专管一城的都统，亦是正二品，荣禄既在病中，不便外放，就能放也嫌委屈。所以他的奏折一上，交吏部议复时，恭王把它截留了下来，搁置在军机处，根本不办。
荣禄那里，当然有好些人去慰问，翁同和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空言无补实际，荣禄决定韬光养晦，等机会报仇。
慈禧太后的病，为了失眠和饮食无味这两种征象，始终去不掉，成了缠绵之疾，时好时坏，但就是好的时候，也是“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就算想问政事，也是力不从心。
大政事只有两件，一件是对俄交涉，一件是筹议边防和海防。备战求和，则和战在未定之际。曾纪泽虽远在英国，对于廷议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大计不决，交涉一定无功，因而他在伦敦，迟迟其行，只是与总理衙门函电往还，反复讨论，要先定出一个交涉的宗旨来，方愿启程。
和战大计则不但朝中争得很厉害，督抚中亦分成两派。主战的势孤而气壮，那几乎就是左宗棠一个人。主和的则人多而情虚，因为主和便好象是退缩、懦怯，一定挨骂，因此为头的李鸿章，只能跟恭王密函商酌。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入觐，过天津时曾有一番密谈，决定谏劝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万不可开衅。他们一方面分别上奏，请宽减崇厚的罪名，以为转圜之计，一方面由李鸿章侧面鼓励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纠纷。
主和派渐渐占了上风，在翁同和的全力游说之下，连一向态度最激烈的醇王，也改变了主意，不主张遽尔决裂。同时，在籍养病的郭嵩焘，也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数千言，分析对俄交涉的事理，主张遣派专使实地调查，伊犁尽可暂缓收回。崇厚的罪名，应当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而且很不客气地说：“廷臣主战乃一隅之见。”
由于郭嵩焘的精通洋务，他的意见，自然受人重视，因而主和派的声势越振。原来主战的高谈阔论，主和的曲曲调停，有各行其是，不相为谋之势，此刻则以开议无法再缓，而崇厚的能否免死，便成了和战大计中的一个关键。就在这时候，鲍超奉召入京，他的出处，又是和战大计的一个表征。因而主战主和双方，无不注视慈安太后召见鲍超，作何表示？
鲍超还是第一次进京。当然也是第一次谒见慈安太后。在天津便由李鸿章一再教导，如何行礼、如何奏对，一再演习，所以召见的仪注，丝毫不误，入门磕头，请安谢恩，然后跪着等候垂询。
慈安太后先问了路上的情形，然后照例问百姓：“四川的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
“贤臣丁宝桢，操守好廉洁的。”鲍超用浓重的川东口音答道，“百姓安堵如常。”
“沿途百姓呢？看过去还平安？”
“仰赖天恩。百姓平安。”
“今年年成好不好？”
“沿路看年成都不坏。‘小春’都收起了。”
慈安太后略停一停又问：“你在路上走了几天？”
鲍超诧异，这话刚才问旅途的情形，已经答奏过了，何以又问？他总以为问过例行的关切民瘼的话，总要提到对俄的军务部署，打点着一肚子的话，一时还没有机会陈述，只好将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坐轮船坐了十几天，沿途吃药，水陆都耽搁了，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天津。”
“沿途吃药？”慈安太后问道：“你身子有那些不爽快？”
这一问，算是接上了话题，鲍超精神抖擞地答道：“奴才在家乡，接到各处来信，说的不同，有说古北口已经开仗，俄国兵船到了天津，京城吃紧，奴才恨不得插翅飞来。故而奉到圣旨，连夜请人起稿，奏报起程日期，好教朝廷放心。奴才一面又连夜修起书信，给各省旧部，叫他们到湖北水陆方便的地方住到一起，听奴才的信息。奴才另外又请人写奏折，请旨招募勇叮奴才心想，等奏折批下来再作道理，时候就晚了，所以奴才迎着上来，免得一来一往，多费工夫。奴才昼夜筹划，睡不得几个时辰，奴才的小婆子劝奴才歇歇。奴才心想，国事这样子紧急，臣子那忍心偷闲？因此上，肺家受了寒，咳嗽得厉害了，牵动旧伤。”
“噢，你沿途在那几处服药？”
“在宜昌服了五剂。到天津，李鸿章看奴才的气色不好，留住在他那里，又服了好几剂。”
“你是要紧的人，服药要谨慎。”慈安太后有些词穷似的，接着，便问了句：“你觉得那里的医生好？”
“都平常。”
“到底那个医生靠得住些？”
鲍超不明白，慈安太后为何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想了想答道：“李鸿章荐的医生，药倒还觉得平和。”
慈安太后点点头，换了个话题：“你是跟着曾国藩打仗？”
这何消问得？然而不能不答：“奴才原是跟着向荣出师广西，追贼追到湖南，曾国藩调奴才管带水师，随同杨岳斌将江面肃清。后来胡林翼调奴才统带陆路，招募霆军各营，随同曾国藩打仗。”
“你打过好多仗？”
“太多了，记不清了！”鲍超答说：“水面陆路，总有几百仗。”
“你好声望！”
天语褒奖，应当谢恩，鲍超磕个头说：“奴才毫无能为。”
“我知道很吃了些苦。”
“当效犬马之劳。”
说到这里，又没有话了，而起用宿将，郑重其事，似乎也不能象外放官员例行召见那样，问几句话就了事。于是，慈安太后又回到鲍超的病情上来。
“你身上的伤痕，还牵动不牵动？咳嗽好些了没有？”
“是好些了。”
“既然李鸿章荐的医生还好，还是要用李鸿章的医生。”
“是！”鲍超掉了一句文：“谨遵慈谕。”
慈安太后想了想，问到李鸿章：“你跟李鸿章是至好？”
如何谈得到至好？鲍超的病，就是因为李鸿章抹煞良心，袒护刘铭传而来。只是这些恩怨，不便直奏，只将慈安太后的话，改动了一个字：“奴才跟李鸿章是多年‘旧’好。”
“他的体子怎么样？还好吧？”慈安太后问，“饮食好不好？”
“李鸿章曾邀奴才吃过饭，他一顿吃得两中碗饭，胃口要得。太后可以放心。”
“你也要当心！总要叫医生替你好生看。”
“是！”
又没有话了，慈安太后是真的想不出话了，只好点点头说：“你歇歇吧！”
鲍超知道，这是召见完毕的表示，随即跪安退出，心里既觉得轻松，又觉得遗憾。轻松的是，慈安太后极好对付，丝毫没有天颜初对，战战兢兢的感觉，遗憾的是自己预备了多少天，有一肚子如何募勇，如何布防的话，完全无用，真正白糟蹋了！
慈安太后召见鲍超的经过，当天便有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的太监，当作笑话去说给她病中遣闷。除了那句“小婆子”触犯忌讳，万不能出口以外，鲍超的乡音和自称“奴才”，都被诧为奇事。
汉人称臣，旗人称奴才，是开国至今，相沿了两百年的规矩。慈禧太后不明白鲍超是受了谁的教，还是他有意自附于旗下，所以口称奴才。然而，她所认为的笑话，倒还不在鲍超身上，而是慈安太后的话。
“你看，”她对荣寿公主说，“你东佛爷倒是怎么回事啊？鲍超千里迢迢来陛见，也该问问他，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如果用他，他想怎么样效力？怎么絮絮叨叨，跟个三家村的老婆子似的，尽说些无味的废话。”
“东佛爷，阿弥陀佛的人！”荣寿公主说，“想问也无从问起。”
“这样子，怎么能担当大事？”慈禧太后叹口气：“唉！这个病，困住了我。”
“皇额娘！可千万不能心烦。”荣寿公主警告着说，“要不然，药可是白吃了。”
慈禧太后摇摇头：“怎么能不烦？沈桂芬说是懊恼成病了！办事要论细心稳重，还是他。军机上少这么一个人，恐怕更玩儿不开了。”
荣寿公主极知分寸，论到国政，她不肯随便说话，所以默然不答。
如果是别人这样不接话茬儿，纵非不敬，也会被慈禧太后认作不识抬举，失去恩宠，但对荣寿公主却是例外，不但不恼，反觉得她稳重识大体，所以不再谈论国事，只等慈安太后来了，再作道理。
整整三个月以来，慈安太后照例从养心殿退了朝，就到长春宫，将召见军机及部院大臣，或者入觐督抚的情形，说与慈禧太后听。当然，不仅仅是让她知有其事，主要的是跟她讨主意。
“六爷跟我说，鲍超这趟进京，兴奋得不得了，看样子是指望着放个总督……。”
“怪不得！”慈禧太后失声说道，“那么巴结，自称‘奴才’。”
“是啊，我也奇怪！原当他在旗，问六爷，六爷说不是，武将不懂规矩。六爷又说，现在没有总督的缺，意思是不能让鲍超当总督。”
“有缺也不行！”慈禧太后说，“他们军功起家的这一伙，杨岳斌当过总督，虽是行伍出身，到底念过书。鲍超西瓜大的字，认不得一担，怎么能当总督？”
“我也这么想，鲍超是好战将，不如叫他督办军务。”
“那不成了钦差大臣了吗？更不行了！”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说：“他当过提督，还叫他当提督，不是要募勇吗？他是湘军出身，叫他到湖南去好了。”
三言两语就定了鲍超的出处。慈安太后细想一想，果然，放鲍超去当湖南提督，是人地相宜，再也适当不过的安排。偏偏自己就想不到，实在不能不心服。
“我知道了，明儿跟六爷说。”慈安太后接下来又谈一件大事，“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说新疆要派一个总督、一个巡抚。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鲁，请朝廷先派定了人，让他们去创办行剩”“现在不是时候！”
“六爷也这么说。伊犁还没有收复，只能搁一搁再说，这个折子也不发抄，免得影响人心。”
“很好！”慈禧太后点点头，深表嘉许。
“六爷又谈了一件事，说接到肃州的信，左宗棠出嘉峪关到哈密去了。带了一样东西，”慈安太后说：“你再也想不到的，是一口棺木。”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深为注意，一双半闭着的眼，倏然大张，睫毛闪闪地望着慈安太后问：“真有这话？”
“想来不假。六爷说，左宗棠忠勇可嘉。不过……。”
“不过怎么样？”慈禧太后抢着问。
“不过有伤国体。”
“哼！”慈禧太后摇摇头，身子往后一仰，是大不以为然而不愿指责恭王的神气。
“左宗棠今年快七十了。”慈安太后有恻然之色：“这么热的天，又在西北水草不生的地方，抬着棺木去拚老命！想想，唉，真是！”
慈禧太后不作声，静静地靠在软椅上，两手交叉在胸前，双眼一眨一眨地，竟似无视于慈安太后在她面前。
这神情象是有什么大疑难待决似的，慈安太后惴惴不安地问：“你在想什么呀？”
慈禧太后缓缓地转过眼来，眼中感喟无限，“他们爷儿俩，总是想跟洋人拚一拚，好好见个胜仗，才能挺起腰板来舒口气。这个愿心，不知道那一天才能了？”
慈安太后默然半晌，方始说了句：“打仗也得要有人。”
“人不是没有。人心不齐！左宗棠要打，李鸿章不肯打；李鸿藻要打，沈桂芬不肯打；老七要打，老六不肯打。”慈禧太后又说：“咱们俩不也是吗？”
“我没有主意。”慈安太后又说：“不过，即便打仗，总得要有点儿把握才行。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齐了，也得要有钱，北洋买两条铁甲船，就得二百万银子，怎么得了？”
提到钱上面，慈禧太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谈海防、谈边防，动辄上千万银子的事，她也总是听从军机的调度，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平日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有事，又总是困难重重。钱都花得那里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万银子的军饷，到底也还落个“抬棺木拚老命”的报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盘帐了。
她在想，古语说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后则是“以天下养”。当初修园，大小臣工，无不力谏，说话在道理上，不能不听，其实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挥霍大家挥霍，无论如何以垂帘的太后来说，总该与众不同，“与其别人来花，不如我自己来花！”她这样在想，然而她也还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
为了两件大事，或者说只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战？慈安太后终于知难而退，不能不请慈禧太后来跟“六爷”及军机大臣当面商议。
第一件事是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李鸿章、刘坤一这一北一南，疆吏领袖的两总督，固然早有建议，宜乎赦减，现在则连曾纪泽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为对俄国有和平了结的诚意的起码表示。同时据李鸿章奏报，英国公使威妥玛及法国新任公使宝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结的可能。
如果不愿和平了结，自然是不惜一战，但真如慈安太后所说的：打仗要人要钱。要人还可以仔细搜罗，要钱则非各省尽力不可。但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和江苏巡抚吴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协饷，又要筹拨海防经费，实在是势难兼顾。由此可见，都是跟李鸿章一鼻孔出气。朝廷如果一定要开仗，连江苏这样富庶的地方，都无法额外解款，那么一旦决裂，后援不继，岂非自速其败？
和既不甘，战则难敌。慈禧太后应慈安太后要求，扶病出临，接见军机，要彻底定一和战大计。
国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后扶病临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职有亏，惭愧惶恐，无地自容。
接着便根据各方的报告，以及报纸的记载，分析俄国的动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纳林河，一面派出兵舰巡弋吉林沿海一带。陆路犹可一战，海防空虚，万难抵挡，因此，目前总须设法促成和局。
“海防筹办了不至一两年！”慈禧太后问道，“当初是怎么定的议？你们自己说吧！”
海防之议，定于光绪元年四月，以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由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商奏定，年拨“海防专款”四百万银子，由粤海关洋税四成，江海关洋税两成，以及税源最靠得住的江浙两省厘金中拨出。恭王奏明了当初原议的办法，便又陈述这五六年来筹办的情形。
“海防专款虽说每年有四百万银子，收解并不足额。西征的军费每年六七百万，借洋债支应，由粤、江两海关的洋税作担保，按年拨还。江浙两省的厘金，有时移作别项紧要之用，亦都奏准在案。所以，海防专款拨给两洋的，每年每处不过数十万银子，购办炮船，派遣留洋学生等等，都在这笔专款之内，陆续开支。”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即使款项有着，购办铁甲兵船，操练纯熟，亦非好几年的工夫不可。北洋为京畿门户，比南洋更重，有李鸿章在那里主持，部署比较周密，南洋则重在制造、训练，防务较为空虚。臣等不是敢推诿，实在是这几年专心经营西北，海防尚难兼顾。自两位皇太后垂帘以来，十几年间削平发匪、捻子、回乱，元气大伤，国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时，力图振兴。”
“‘委屈一时’自无不可，只怕‘力图振奋’四个字，又是空话！”
慈禧太后的声音虽然平静，但语气中的责备甚严，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头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由于精神不济，无力辩驳，想了好一会，这样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们姊妹赦减。虽说权操自上，也不能不顾公意。”说到这里，因为气喘，不能不停下来。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料知还得费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见机，所以接着便说：“臣请旨，议减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复奏。”
“醇亲王也该参与。”慈禧太后又说，“张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会。”
“是。”恭王加上一句：“到会以备咨商。”
这是特意确定张之洞在会中的身分，不是参加会议，只备顾问。慈禧太后点点头，认可了恭王的意见。
于是隔了两天内阁会议，由大学士全庆主持，事先备好一个折稿，派人朗声宣读，是拿外间的议论作为减罪的理由，完全是针对着俄国及各国公使做文章，说“近闻外间议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
接着便声明与俄国和好多年，不失友谊。崇厚的错处是不将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国详细说明。现在以中国之法，治崇厚之罪，本与俄国不相干，但恐远道传闻失实，引起误会，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纪泽知照俄国。这就是中国对俄国和好的证据。
此外，醇王又单独上一奏折，也主张崇厚暂免死罪，仍予监禁，等到条约议妥，再行加恩。他的意思是：你们俄国人当崇厚是朋友，帮他说话，果真如此，则要救崇厚的命，就该和平订约。否则，崇厚仍难免一死，你们就是不够朋友！
两个折子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唯有依从。两折合而为一，颁发了一道上谕，崇厚到秋决的时候，就可以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