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军令人惊恐的战斗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海盗遗风，二是郑成功的个人风格。
在严密的专制统治之下，敢于蹈险出海之人，都是一些血液沸点较低的热血男儿。而逃亡海上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野性和血性。这些海盗们，专靠勇气作为吃饭的资本。在郑芝龙降清之初，他们一时群龙无首。郑成功一树义旗，他们又呼啸而至，聚集在少帅旗帜之下。
郑成功天性英迈果决，嫉恶如仇。他知道，收服这些散漫惯了的海盗，非严明的纪律不可。因此，郑成功军令如山，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南明永历二年（公元1648年）十月，清军袭击厦门。当时负责厦门守备的三叔郑芝鹏在慌乱中，“席卷珍宝，弃城下船”，引起“岛中腾沸”。
战后，郑成功大会群臣，以“贪财怕死”，“临阵逃脱”，斩亲叔郑芝鹏之首，并令将其首级悬街示众三日。郑成功治军不讲情面，往往如此。
在战斗中，郑成功经常亲身督战，身先士卒，视死如归。南明永历七年（公元1653年），清军围攻海澄。郑成功为鼓舞将士，从厦门亲临海澄，登上炮台督战。清兵炮火齐发，部将拼命将郑成功拉下炮台，郑成功刚刚离开，清军的炮弹正好落在郑成功的座位上，“座位被击粉碎”。像这样九死一生的事例，在郑成功的军事生涯中数不胜数。
郑成功崇尚忠义节气，在明末实用主义弥漫的社会氛围之下，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不因眼前利益牺牲道德原则。
南明永历六年（公元1652年）长泰之战，清总督陈锦率兵作战失败，羞惭之下，痛打其奴库成栋泄愤。库成栋怀恨在心，将他刺死，割其首级投降于郑营。次日，郑成功会集文武，下令把库成栋捆起来，对他说：“你杀主求荣，是无耻之徒，本藩绝不用你这种不义的人。”虽然诸将也以库成栋投诚，有功无罪，为他求情，但郑成功仍下令斩首示众。
他尊敬真正的军人。在后来的郑荷之战中，荷兰人记载，有一个荷兰士兵在郑成功军前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敢：“马摔倒了，敌人（郑军）追到时，他仍奋勇抵抗，手持卡宾枪拼命射击，直到因伤势过重而死去。国姓爷知道后，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下令厚葬，全军放礼炮致敬。”
这种视荣誉重于生命的理想主义，正是明末的中国人所极为缺乏的品质。春秋以降，在日益严密的专制权力的不断挫辱下，中国人日益软熟圆滑，英雄气质不断从这个民族体内消散，实用主义越来越向着苟且、丑陋的方向发展。
“生命尊严”和“生命质量”已经成为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一些人彻底放弃生命的优雅，选择了生存重于一切的动物化生存。另一些人虽然不想放弃道义责任，但被专制教育侵蚀得单薄僵硬的生命，不足以承担“英雄主义”的理想，“英雄主义”在他们那里已经异化成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迂腐教条的书生们“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可笑表演。
只有郑成功重新接续起了春秋传统，把“荣誉”放在了“生命”之前。
然而，郑成功的英雄主义却不是建立在“拼一死以成名”的简单人格设计之上。“果敢刚毅，传之自母”这个史评之前，还有一句“权谋术数受之于父”。毕竟，他是成长在一个军阀之家，从小读兵书长大。父亲的精明、现实，在耳濡目染之中渐渐溶入他的血液。
从二十二岁起，郑芝龙就有意识地安排他亲历戎行，参与了许多军事指挥活动，使他得以遍知人之情伪。所以，郑成功的刚烈是一种有弹性的刚烈，郑成功的理想主义是以现实主义为两翼的理想主义。他既有血气，又有操作的能力。这就注定他不会像黄道周、瞿式耜（sì）那样能言不能行，只能做历史上空一道短暂的流星，郑成功会留下重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