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劫难逃:张献忠 第七节 刮人肉者如屠猪狗

在明末,农民们被逼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落?

关于那时社会危机的记载和描述已经太多了,在这里只需要引用下面两例资料: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官员吴应箕在一封信里,谈到他途经河南真阳的见闻:“今天走了四十里路,这四十里,都是废耕之田,一望皆黄茅白草,两边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我问当地人,问为什么不耕种。几个人同声说:‘差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去了。人走了,地自然就没人种了。’当地人说,一家逃走了,他家的差税就被归到他本家或者亲戚名下,久之,本家或者亲戚也没办法,也逃了。剩的人越少,每家承担的差税越重,一来二去,全村都逃光了,就造成如今的现状。”

在政府的过度榨取下,农民们无法承受农业税的重压,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这尚是承平年景所见。而灾荒一来,农民就更无路可走了。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yóu)进京会试,途经灾荒地区,依据亲身见闻,给皇帝上书:“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稍)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