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辈出的一代。昏君与忠臣相辅相成，正如同阴与阳、高与下、黑与白，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忠臣们自幼饱读圣贤之书，胸中罗列了许多天理。他们认为，世界就应该按照这些圣人总结出来的天理运转，一丝一毫都不能错误。
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天下众人的表率，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皇帝应该具有最高的道德水准，并以此来感化天下万民，正所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然而，拿这些天理和皇帝的行为对照起来，他们经常极度失望。
有明一代皇帝，因为太祖朱元璋血液中的卑劣因子，成才的太少。自成祖以下，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辈起，就一代不如一代。
由于热衷于宫闱秘戏，他们大多享年不永。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因为性病暴死；宣宗游戏无度，死于三十八岁的盛年；英宗时太监王振专权，几乎亡国；代宗懦弱自私，死时刚刚三十岁；宪宗好方术，专宠方士和太监；武宗荒唐放纵，胡闹了一辈子；世宗的年号嘉靖被海瑞解释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穆宗纵欲过度，死时三十六岁；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三十
很显然，这父子两个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之辈。
因为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朝的士人对四书五经背得最牢。他们抱了一腔悲愤，拼死要把皇帝纠正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
因为道德上的巨大优越感，有明一代，大臣和皇帝说话就特别不客气，犯颜直谏的人也特别多。他们写得高兴了，甚至要在奏折里对皇帝嬉笑怒骂，挖苦讽刺，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来给大家看。海瑞对嘉靖帝直言不讳地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说，天下人已经很久不把你当回事了！武宗朝大臣指责武宗“自取覆亡，为天下笑”。雒（luò）于仁则指责万历皇帝纵酒贪财好色尚气。这些人都在史书上留下了令名。
说来奇怪，忠臣们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们对这些忠臣则恨之入骨。因为在忠臣的笔下，他们原形毕露，龙袍掩盖不了他们自身的庸劣，他们的自私、懒惰、愚蠢、猥琐纤毫毕现。
在皇帝看来，忠臣们简直像现代社会的狗仔队，是天下最讨厌的生物。
皇帝在宫中喝了一回酒，骑了一回马，第二天，立刻就有人上折子，告诫他酒乃丧德之物，非天子之所宜用；告诫他千金之躯，不宜驱驰。哪怕这一段时间他到哪个妃子那去多了，过一段时间也会有人上书，隐隐约约地告诫他要节欲，告诉他“无贪一时枕席之欢，而忘保身之术”。
与大臣们相比，皇帝们文化水准普遍不高，既然辩不过大臣，就动手，好在廷杖制度让他们能合法地发泄心中的怨气。
所谓廷杖，就是皇帝看哪个大臣不顺眼，就推出午门之外，扒下裤子，打屁股。由于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发泄皇帝对忠臣们的深刻怨毒，所以皇帝们屡用不爽，有的时候，廷杖被当成了消灭那些讨厌的大臣的一种简便方式，因为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
有明一代死于廷杖的官员不可计数。偏偏忠臣对此毫无畏惧，甚至他们还渴望死亡，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在忠臣榜上得到最高的荣誉。
东林党人就是这样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刚刚踏入官场的初生牛犊、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现象的不正常：虽然皇帝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可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
这位新科状元显然掌握了历朝忠臣上书的诀窍，用语尖刻，一针见血，让人无法回避。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周宗建上书把魏忠贤比做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立予罢斥。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数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
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一时间，紫禁城上空乌云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