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肯尼迪让步了。他终于也认为这样一种论点多少有点道理：政府既然准备派遣美国部队到世界另一边的老挝去攻打共产党，就不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约合145千米)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政权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他仍然疑虑重重。后来施莱辛格认为，当时如果有某位高参出面反对，远征计划就肯定会取消的。可是那时只有施莱辛格和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曾经表示异议(切斯特·鲍尔斯和爱德华·默罗也知道这一计划，他们表示反对，不过他们的消息来源是非正式的，因此不能直接向白宫提出意见)。施莱辛格问肯尼迪：“对这个该死的入侵计划，你是怎样想的·”肯尼迪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乘卡车来到上船地点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星期四，全部人员都上了船。星期五，他们的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行动的目标是：在猪湾占领三个滩头阵地，同时由古巴旅的伞兵夺取位于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星期日中午，这支远征队便到了有进无退的地步。这批造反者——他们的武装船队和他们的小小的空军都已投入战斗了。
但是，这次战斗的真正性质，同总统认为他批准了的那项计划并不是一回事。总统根据汇报，完全相信古巴旅是一支拥有受过游击训练的1400人的精锐部队。他(和古巴旅的人)听说他们在猪湾的目标是一片偏僻荒凉的海滩，那里仅有的一点人迹是一些现在闲着的避暑房屋。汇报的人还解释说，这些造反部队乘黑登陆，卡斯特罗根本不会知道。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进一步向总统保证，古巴的独裁者至少在72小时内没有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即使那时，他也会莫名其妙的，因为为了迷惑他，古巴旅的168名突击队员将在300多英里(约483千米)以外的东方省海岸作牵制性登陆。
杜勒斯、中央情报局的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理查德·比斯尔，以及他们的顾问们，包括小霍华德·亨特在内，一致坚信，对卡斯特罗感到失望的古巴人多得很，足以保证这次登陆成功。他们说，已有2500名古巴人参加各种抵抗组织，另有2万人同情抵抗运动，而且至少有占人口总数25%的人准备给登陆的起义军以积极的支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一再强调，美国军队决不参与对卡斯特罗的进攻。他对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他在4月12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部队都决不介入古巴问题，而且本政府将竭尽全力——我认为它是能履行自己的责任的——保证不会有任何美国人卷入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自己之间的问题。”
他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倘若这些流亡者不能在猪湾建立并守住滩头阵地，他们就会结束这一行动，“消失在山区中”的。这样，总统就认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都已经想到了。他相信，这样一变，使这项原想大张旗鼓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变成一种无关宏旨的渗透活动，因而感到，危害美国信用和威望的任何可能性都已经排除。
他完全错了。中央情报局干的根本是另一套。从1960年11月4日以后古巴旅(那时不过300人)就再没有接受过游击战训练。后来新招募的人大多不适合进行艰苦的丛林战争。全旅只有135人是合格的兵，其余的人过去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医生、地质学家、教师、养牛人、新闻记者、音乐家、描图员、工程师、艺术家、机工等等。此外，还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师。一支精锐的部队，必须由20岁左右的青年组成，但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其中有的已经60开外了。最后参加的一些人根本还不会放枪。
肯尼迪的失算这时还不过刚刚开头。实际上，这支叛军在山区究竟如何活动，从未经过试验。说来难以置信，离登陆点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离岸有80英里(约129千米)，同猪湾之间还隔着一片无法越过的沼泽地带。流亡者都是古巴人，他们可能早已指出这种情况。问题在于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他们有可能要分散渗透到那个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中央情报局既没有请示总统，又没有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竟擅自对叛军隐瞒了那个备用计划。它的理由是，倘若这些流亡者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的战斗意志就会削弱；他们就可能在很有可能取胜之际放弃滩头阵地。
中央情报局的人想尽办法来增强叛军的士气，包括做出一些不能兑现的诺言，例如，弗兰克·本德对他们说：“你们到时候会强大起来的，你们马上就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支持，所以你们根本无需等我们来援助。你们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你们只要伸出双手，向左转，直奔哈瓦那就是了。”此外，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还向流亡者保证：万一失败了，美国人会来救他们的。事后很久，流亡者的领袖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才听说原来有一个在不得已时可以逃往山区去的备用计划，不禁痛心地说：“我们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计划。当时只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失败了，我们马上就开进去’。”在迈阿密，民主革命阵线的曼努埃尔·拉伊一直相信，美国部队会紧跟着古巴旅登陆的。他后来说：“我们得到的通知是，这次登陆行动将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们甚至还告诉我们，已经准备了一支1万到1.5万人的兵力。”
古巴旅受到的第一个挫折来自空中，这也是决定性的挫折。中央情报局一贯瞧不起古巴的空军，对它的战斗力的估计是“几乎等于零”，认为它的飞机“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起作用了”；指挥机构“紊乱透顶”，等等。卡斯特罗共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上怒涛”式机和4架快速的T-33型喷气式教练机。为了消灭这些飞机，中央情报局计划在登陆前两天即4月15日(星期六)，对古巴各机场进行空袭。计划由八名流亡者驾驶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螺旋桨B-26轰炸机去，事后由其中两人在迈阿密声称自己是从古巴空军中逃出来的。这种做法当然很不妥当。卡斯特罗当然知道是不是从他那儿逃出来的，而恰恰在这个倒霉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叛逃者在杰克逊维尔着陆了，这就更增加了美国人的手忙脚乱。笨重的B-26飞机，速度慢，操纵困难，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星期六晚上，弗兰克·本德打电报给佩佩·圣罗曼说：轰炸任务非常成功，卡斯特罗的飞机差不多全部在地面上被摧毁了——12架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机场，6～8架在自由城，8～10架在圣安东尼奥。如果这是真的，那可是太好了，可惜不是这样。古巴的空军还剩下6架B-26，两架“海上怒涛”式，4架战斗机，更重要的是还有两架T-33喷气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T-33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是教练机。但是它毕竟还是喷气式，因而就可以围着叛军的B-26飞行。这种飞机还装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可以对B-26的尾部进行射击。而B-26轰炸机又是特别经不起来自后面的射击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B-26原来是有自卫的尾炮的，现在中央情报局却把这几架的尾炮撤去了，代以备用油箱，使飞行员能在古巴飞得久一些。这样，流亡者飞行员可就注定要倒霉了，而制空权就落入卡斯特罗之手。在一场两栖行动中，制空权极为重要，而在这里，由于中央情报局犯了另一错误，就更显得重要了。原来，谁也始终没有说过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竟命令把头十天战斗的补给品——弹药、汽油、食物、医院设备——全部装在一艘船上了。
这条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号，是这次投入的五艘笨重的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运兵船之一。它们和两条护航舰一起参加行动，统称加西亚轮船队以掩人耳目。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条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的象征。船身没有上漆，满是铁锈，发动机经常出毛病，底舱恶臭冲天，早已属于“非洲皇后”另一类见英国作家福斯特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非洲德国殖民地中一条破船脱险的小说。——译者。那些流亡者们见到它不免大吃一惊。他们中有一个叫恩里克·鲁伊斯·威廉斯的迫击炮手，懂得一点航海常识，更是吓坏了——他后来追忆说，当时真是“凉了半截”。而埃尔内多·奥利瓦更觉得“这是一大骗局，我们一到船上就有这种感觉。完全出乎我们的料想之外。这不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东西啊。”选择这样一条船来执行偷袭任务，简直荒唐。它的起重机和绞盘用起来无不嘎嘎作响，它那锈成一片的装卸机闹声更大。“里奥”号早已出了毛病。当它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达墨西哥湾时，一片螺旋桨撞上了一根木头。该旅的潜水员下去一看，发现完全打弯了。这样，它的运转便大受限制，现在只能颠簸前进，去和敌人空军进行决斗。
肯尼迪原以为，这些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悄悄地在一处荒凉的海岸上登陆的，但曼哈顿的一家新闻发布公司首先就使他吃了一惊。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白宫或任何人(包括权限已日见侵夺的古巴民主革命阵线)，就聘用莱姆·琼斯联合公司以“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新闻，内容由中央情报局人员用电话通知该公司设在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然后由那里分发报界。有一份“供即刻发布”的公报说：“古巴起义者反对卡斯特罗的大战将在几小时内打响。今天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加强供应和支援。”电文最后呼吁：“全面配合，一起来从事破坏和叛变。”
在华盛顿，政府内部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和这些流亡者捣乱，因为为他们进行的活动无不搞得一塌糊涂。拨给他们分批进攻用的登陆船只，都是一些14英尺长(约4.27米)、没有护甲的小船。船上的50毫米机枪装置不当，朝着错误的方向。这些船是由外舷的发动机推进的；后来在行动达到高潮时，一个入侵者从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把他撞落水中，结果那只登陆船就在水面上乱打圈圈。还有别的一些事故，例如：运输船“大西洋”号上有三个人用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练习打靶，枪身忽然从座架上脱落下来，向四处乱射，结果打死了一个同伙，伤了两个。这次行动更为不祥的一个征兆是，原定在东方省发动佯攻用以扰乱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的突击队，始终也未能到达海岸边。他们两次上了登陆船，两次退到“海滩”号上去。陪同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报告说，佯攻计划“主要由于领导无方，归于失败”。而那些领导人却是中央情报局自己挑选的。
登陆东方省原是想使卡斯特罗措手不及的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另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打算是由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国内来个总发难。肯尼迪总统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地下运动是这次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却令人哭笑不得。地下运动是总战略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着联系，他是地下运动的近乎传奇式的领袖，在全古巴以“弗朗西斯科”的代号闻名。他同他的手下人都已作好一切准备，只等适当时机，就通知他们动手作乱，造成总起义的气氛，然后由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加以传播。天鹅电台在它的广播中将告诉人们如何支援古巴旅，如何参加他们的队伍，如何炸毁发电站，等等。纸上谈兵看来倒是不错，但要具体执行就马上产生了一个谁先谁后的根本问题。时间上的配合很难安排。起义活动同消灭古巴空军的空袭就发生矛盾，不管哪个在先，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对另一件事的警惕。当时认为制空权更重要，因此先进行空袭，结果失败了。第二天晚间，天鹅电台播发命令让地下组织起义。命令是用暗号和霍华德·亨特式的措词华丽的抒情散文播出的：
注意!注意!好好守望着彩虹。第一道彩虹很快就要出现。奇科正在家里。去看他。天空一片蔚蓝。把通知放在那棵树里。树是绿褐色的。那些信已安然到达。信是白色的。鱼不要多久就要浮出水面。鱼是红色的。
最奇怪的事是，广播这命令的频率似乎找错了对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以及佛罗里达的几个电台都收听到了，但谁也猜不出它是什么意思。尽管一遍又一遍广播，电台心目中的听众——古巴旅、突击队、阵线、渗入小组和古巴国内的破坏者——却谁也没有听到。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头天的空袭早已使卡斯特罗警觉起来，他已经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对他不忠的嫌疑分子。用一个等待起义的人——十九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的话来说：顷刻之间，“大路封锁了，房屋围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我急哭了。”光是在哈瓦那，就有二十多万人被捕，关在垒球场、公共建筑、剧院和礼堂里。因此，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来不及找到那个电台，就在枪口下被抓走。第二天，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即预定的登陆日，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国罪被处决。
先一天晚上7点3刻，由五艘生锈的运兵船和两艘护航舰组成的流亡者的特遣部队到达了猪湾，抛锚停泊。为支援船上的叛军而计划的一切辅助行动——东方省的佯攻、国内的破坏活动、天鹅电台的命令、地下组织的起义——已经一一失败，现在这两栖登陆活动也和当年的安齐奥之役1944年1月，美英联合部队在意大利安齐奥登陆，遭到德军的顽强抗击。美英部队最后虽守住滩头阵地，但战斗激烈，伤亡损失重大。——译者一样，成为一种莽撞行为了。叛军并不知道这情况。在任何战争中，总是尽量不让进攻部队了解什么的。他们全副武装着待在底舱，偶尔打个盹。晚上11点，司令官佩佩·圣罗曼到甲板上去透透气，一看可把他吓呆了。他原听说海岸是空无一人的，现在却是一片灯火。原来向他介绍情况的人所说的猪湾，是三年前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以前的猪湾。自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以后，就决定把这一带建成公园。现在，在中央情报局还认为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带，早已修起了现代化公路。三个旅游中心的修建工程接近完成，其一就高耸在古巴旅的第一个目标吉隆镇上。汽车旅馆、快餐馆和浴室，全部近两百所建筑物，都快完工，一次就能容纳一千古巴人。盛大的开幕式预定在5月20日举行，离现在不到五个星期了。从一月份的主显节以来，每逢周末总有成千游客从哈瓦那乘车来参观。这一天是星期日，当古巴旅的运兵船开始看到陆地时，最后一批游客的车子刚离开几小时。现在海滩上还有人来来往往，对新建筑物进行最后装修的工人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吉隆镇。这情况简直像是一批俄国阴谋家企图在美国的科尼岛公园纽约布鲁克林郊区靠海的一处大规模游乐中心。——译者或琼斯滩公园作一次敌前登陆。肯尼迪一听到这种情况，大吃一惊，他记得，计划这次行动时艾森豪威尔还在白宫。他说：“天啊，我们继承下来的这帮顾问是些什么家伙……你无法想像当总统的能让他们这种人留在这里!”
情况已经够糟的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如果说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军队在军事技术上有什么拿手好戏的话，那就是两栖登陆作战了。从北非到诺曼底，从瓜达尔卡纳尔到仁川，都能做到以熟练的技巧把战斗人员送上岸去。潮汐变化、水下障碍、潜流、激浪、峰浪——所有这些困难都依靠高明的航海术、特别的登陆艇和巧妙的两栖登陆战术加以克服了。现在中央情报局的战略专家都是当时进行那些军事行动的老手。如果他们不是过于健忘的话，就应该记得，在过去那些战斗中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的指挥官会如此莽撞，执意把登陆时间定在夜里，从而使自己增加重重困难。但是，他们现在却要古巴流亡者这样干。此外，他们还忽略了猪湾一个极重要的特点：每一入口处水下都有峥嵘的珊瑚礁环绕。
第一批登陆的叛军是潜水员，他们过去是古巴海军的军官，现在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尽管肯尼迪曾下令禁止，但带领他们的仍是美国人)。他们一发现暗礁，就知道他们只能标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航道来。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引导部队登陆的闪光指示灯。可是指示灯刚一打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他们向车子开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开来支援吉普车，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消灭了这一威胁。但这并不值得高兴，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没有下船，出其不意的袭击(选择夜间登陆的惟一理由)的因素就消失了。
潜水员尽力想在珊瑚礁之间为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更宽的装载坦克的通用登陆艇寻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过不去的。离海岸150码(约137米)便无法前进的士兵，只好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涉水登岸，但无线电设备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进器。有些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往深水里跳，装备很重，人就像石块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人拉了他们出来。人们巴望天快亮，甚至为此祈祷。但是情况越来越明显，天亮了处境只会更不利。发现这一点的军官是埃尔内多·奥利瓦，他后来作证说，他在夜里2点半登上海岸，看到的第一个建筑物是一间小木房，顶上露着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他立即占领了它，但如他后来所说：“你可以看出，他们刚才从那里发出过电报。”清晨6时，吉隆镇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尚有余温。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事前竟没有提到这一点，可说是整个行动中的一大疏忽。由于有这些电台，卡斯特罗知道他们来了，现在他要来对付他们了。
凌晨3点1刻，人们叫醒了哈瓦那的那个大胡子独裁者，说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这是一个骗局，问了详细情况。微波电台的报务员报告说，那些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电讯忽然中断，显然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样，某种临时政府随时都可能登陆，得到美国的承认，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下决心要把叛军赶下海去。
卡斯特罗在全古巴的防御状况可以从他在这一区域的部署看出来，他在这个区域随时可以出动的兵力就有：由公共工程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指挥的一个营、配备有三个迫击炮连的一个民兵营、一个步兵营、守护通过沼泽地带的道路的三个后备营和若干支队武装民兵；即使登陆的敌人兵力再大一些也不难对付。总共派出2万人截断叛军从萨帕塔半岛撤出的通路。此外，卡斯特罗还有空军。日出时候，他命令他的6架B-26轰炸机，满载炸弹，从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起飞，由一架战斗机护航，前往袭击在猪湾停泊的船只。
当天上午，滩头阵地上混乱极了，这部分是由于地上的叛军糊里糊涂朝他们自己的飞机开了火。当卡斯特罗的飞行员到达海滩上空时，最容易受他们攻击的目标就是古巴旅的重炮营。潜水员在上午6点找出了一条通过珊瑚礁的路线，到6点25分，这些重武器才开始往岸上搬运。搬运工作进行得非常慢，当敌人从空中进行攻击时便完全停了下来。有一段很短时间战斗差不多完全在空中进行，因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飞机，但T-33式喷气教练机终于撵走了叛军飞机。于是，卡斯特罗的轰炸机便集中火力攻击那些生锈的货船。首先炸沉的是装载弹药和汽油的“休斯敦”号，淹死26名船员。接着轮到装载着十天补给品的“里奥·埃斯孔迪托”号；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它便在一片火光中彻底解体了。这对特遣队的指挥官来说真是够受的。他的水兵大多是些政治上并不很忠诚的古巴人，现在眼看很可能哗变。于是他通知佩佩·圣罗曼说，虽然古巴旅的军火卸下还不足10%，他同剩下的船只现在要立即全速离开了，但他答应当天晚上再来。
华盛顿对于从古巴传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闻。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已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他发现叛军飞行员星期六驾驶B-26飞机进行的空袭，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有点不安，打电报问哈伦·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打电话问美洲事务司。美洲事务司又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严肃地否认其事，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发言人就上当了。史蒂文森据此对联合国说，总统早已公开宣布，“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反对古巴的行动”。接着，他读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为真的一个假叛逃者在迈阿密发表的假声明。然后指出：“这些驾驶员和机上某些其他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B-26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记，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F·A·R(革命空军)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能够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这位美国大使还向他保证：“已经采取步骤要拘留这几架古巴飞机，不准许它们飞往古巴。”
当然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了。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失败了。”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还记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谴责过中立主义如何不道德，现在不禁感到分外高兴，大为活跃。史蒂文森尴尬地说，他不能肯定谁在攻击古巴，但他却知道谁在攻击美国。
《迈阿密新闻》星期一下午6点钟版的大字标题是：古巴海军起义，入侵部队在前进中。消息透露，这次海军叛变采用了一个颇富想像力的代号：“奖金”。又说，叛军正以巨大的钳形攻势分割卡斯特罗的土崩瓦解的军队。该报还引证了“各种报道”，从而断言，入侵者已经“在古巴六个省中四个省的海滩登陆，现在尚未遭到攻击的只有哈瓦那省和东部的卡马圭省”。这些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根本没有什么“奖金”行动，古巴的海军仍继续忠于一人，全部行动仅限于猪湾海岸一处，实际情况是，2万名卡斯特罗政权的保卫者使叛军陷入了背水的绝境。
船只逃跑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1∶13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了不到100人。奥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却打退了2100名卡斯特罗士兵和20辆坦克的进攻，自己伤亡在百人以下，却打死政府军500人和打伤1000多人。这些是卡斯特罗的一名医生透露的。
入侵者的情绪很高。他们的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进去把你们撤出来的。”)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十三天》中所说，“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当〔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82%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的《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去”。这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人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帮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外，许多人现在感到在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完全有理的。”他们的标语牌要求“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avezperduvosartist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着70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它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说：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那种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回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成功的希望了。”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6架B-26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浓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坦克密密地并成一排，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看了令人感到不协调)，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总统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边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上出动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到7点半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B-26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发动攻击。在《要是在今天》一书中，霍华德·亨特公然厚着脸皮指摘说，由于肯尼迪没有让美国战斗机掌握制空权，因而造成了猪湾远征的失败。——译者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3小时又20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执行任务早已筋疲力尽，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作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塞克斯”号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B-26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一动未动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飞行甲板上。于是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都很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告罄。敌人迫近。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中于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武器战斗。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就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72小时就粉碎了入侵，正如海恩斯·约翰逊在其关于这次战斗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中所说，使入侵变成为“也许是自从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冲入死亡的无底深渊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对克里木半岛巴拉克拉瓦的攻击。——译者以来许多错误百出、计划不周的行动中最得到大肆宣扬的一次”。古巴旅的幸存者还面临着要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他们直到1962年圣诞节，由于罗伯特·
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诺万发起了一次赎救他们的运动成功，才放出来。
在60年代中期，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从长远看，猪湾事件倒真是一件好事；由于这次事件，肯尼迪对专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个月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反而更能当机立断。从70年代回头看，对于吉隆滩的溃败以及他对此事的反应，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总统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并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时，我们决不会去听那些已在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声名狼藉了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这是最露骨的冷战语言，这无异断定说，美国的惟一危险在本国国界以外。美国的惟一敌手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不论“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要对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加以更密切的注意和更现实地对待”，因为“现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临着一场无情的斗争，其范围远远超过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
60年代的转向自由主义，那时还没有开始。一旦开始，美国所受到的威胁就都会看做是来自本国国内的了，如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环境污染、技术问题、官僚机构、人口爆炸、“权势集团”等等。但是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出现。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30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是美国大兵，50年代是被母亲误解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初期，就变成了以和平为工具同饥饿、疾病——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队队员。作为美国当代的自由主义派，肯尼迪认为，不发达国家发生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是贫穷和愚昧，而共产党则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确信，一旦由于执行第四点计划改变了那种情况，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就会完全消失。争取进步联盟之所以受人欢迎，其原因正在于此。一般认为，拉丁美洲在追求进步的事业中同美国联盟，就能排斥来自共产国际的拉拢。
这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派认为人类是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不过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看法了。60年代早期理想主义的青年，用当时极为流行的语言来说，是实用主义的。下一个十年中的自由主义派典范人物拉尔夫·纳德，这时还没有登上舞台。在肯尼迪执政时期中，一如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以来一样，自由主义派人士都认为，医治社会弊端的方法是扩大政府机构和加强总统权力。后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幻灭，几乎动摇了整个共和体制的根本。
那个星期四肯尼迪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的演说，完全有可能出现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年代，甚至还可能出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口。二者在风格上可能很不一样，但实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像所有的冷战人物一样，肯尼迪最后也提到了慕尼黑会议，提醒听众说，它的意义就在于：民主国家如果不能抗拒集权主义的独裁者，是注定要灭亡的，而“可以不发一枚导弹或越过一国国境，就能使我们的安全一点一点、一国一国地丧失掉的”。他说，他决心“吸取这个教训”。最后又说：“未来的历史将载明，这一艰苦的斗争是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的。作为美国总统，我要明确宣布，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我们的制度存在下去，获得成功，不管其代价如何，也不管会有什么风险。”
这是对未来的历史结论所作的最不高明的一种猜测。那次演说是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公开反应。回白宫后，他又采取了另一更具象征意义的步骤。麦乔治·邦迪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地位忽然被破格提升。他从西行政大街对面的比较寒碜的行政大楼搬到了白宫西侧楼，十分靠近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邦迪开始每天早晨主持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除此之外，邦迪还把他的管辖权扩大到挂着巨幅地图、装着许多鲜艳的电话机的白宫作战室去。下一次共产主义世界再策划对自由世界进行攻击，美国就会有所防范了。如果它胆敢再颠覆任何一个弱小国家的反共政权，他们就会遇到坚决的抵抗。白宫已经做好了准备，邦迪已经做好了准备，作战室也已经做好了准备。热线已经接通，侵略者必将受到他们永世难忘的教训。
认真阅读关于古巴问题的报道的人中也有尼·谢·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位新总统，年轻而又缺乏经验，这一跤摔得真够呛。肯尼迪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这看来是对他猛击一拳的大好时机了。
白宫知道，克里姆林宫准会这样看待美国这次的大失败的。华盛顿在估量了经过猪湾事件残存的自信心之后，感到惊惶，这是主因。本来在2月间已经安排让肯尼迪同赫鲁晓夫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说，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感到这可能会被看做又一软弱表现。他说，宁攀高峰，勿近边缘这是一句双关语，高峰指最高级会议，边缘指战争边缘。——译者。因此他丝毫没有放松，而且是加倍努力进行维也纳会谈的准备工作。有人告诉他，苏联主席认为艾森豪威尔两次在和他进行最高级会谈之前都缺乏充分准备，因而对他很看不起。艾克每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要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于是肯尼迪决定，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两人和一位译员参加。
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即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压力，他们认为，要想从对方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惟一办法就是硬索强夺，咒骂恐吓。赫鲁晓夫本人就很善于搞这一手。斯大林对他这一手是赞赏的，正因如此，他显得具有一种原始的力量似的。前年秋天，他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这几年来，刚果使得许多地理政治学家的名誉扫地了。由于U-2事件的出现，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日内瓦最高级会议的流产，美苏缓和的希望的破灭，赫鲁晓夫早已不痛快了，现在加丹加省的新的耻辱更使他气急败坏。他原来一直责怪达格·哈马舍尔德，说他是殖民国家的工具。他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提议由一个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来代替，以代表西方、共产主义和中立国家三个国家集团。他根据俄国的一种三马并拉的车子，把这种安排叫做“troika”(三驾马车)。他当时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使联合国大会为之哗然，主持大会的一位爱尔兰人为了恢复秩序，把木槌都敲断了。这样混乱使那位苏联主席很高兴，回到莫斯科后还扬扬得意地说：“联合国虚弱极了，眼看要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