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评论员约翰·克罗斯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对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双方来说，现在相当清楚，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是一个从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电视人物。这个人正在树立一个榜样，不但使后来的候选人几乎无法仿效，而且连史蒂文森自己要保持下去也将会相当困难。”在灰心丧气的共和党人看来，这次竞选看来颇像1948年那次的重现，只是领先的是另一个人罢了。竞选运动进行了六个星期以后，亲艾森豪威尔的斯克里普斯——霍德华报系在其系统内全部19家报纸的头一版上刊登了一篇绝望挣扎的社论。那篇社论说，“艾克的竞选情况像一条干涸的小河，”因为他没有“狠狠地出来干”。他说过他不知道马歇尔将军是否犯了错误。“如果艾克不知道的话，”那篇社论继续说，“他最好还是去查明真相。因为那是这个竞选运动中一个重大的争论点之一。问一下今天在朝鲜的任何一个士兵的母亲、父亲或者妻子吧。”那篇社论结束时说：“我们仍始终抱着希望……希望他将狠狠地打。不然的话，还不如承认失败算了。”
那就是这次选举中的转折点之一。它把竞选运动的水平导致普遍下降，令人遗憾，但同时也把艾森豪威尔的决心加强起来，使他成为一个更富有战斗性的竞选人，从共和党的立场来看，那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在大约同一时候，史蒂文森的机智风趣开始引起不利的反响。路易斯·克罗南伯格说，在重要的问题上，美国人往往是害怕幽默并且竭力避免幽默的。一些选举人开始说，将军是对的，争取白宫的斗争不是开玩笑的事。另一件在9月出现的使人惊异的事情是大家开始认识到，民主党候选人的才智也许不一定是绝对有利的条件，有些选民可能不信任。美国民族性格历来都是普遍不喜欢知识分子气味的。与希斯的垮台和麦卡锡的得势的同时，政治上使用蔑视知识分子的话的倾向也随之显著增长——“留长头发的”、“做好事的”、“高额头”、“双圆顶”、“软心肠”。现在1952年竞选运动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称呼，成了庸俗市侩的一种口头禅，这种市侩庸俗风气在今后的五年中还要大为流行。
想出这个称呼来的人是约翰·艾尔索普，即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兄弟的另一个弟弟，他是一家保险公司总经理，又是康涅狄格州共和党演讲约请办事处负责人。9月中旬，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打电话来问他近况如何，约翰回答说很好；在新英格兰，看来好像是共和党顺利的一年。他反过来问其他各地的情况怎样。斯图尔特说，虽然大部分著名的知识分子支持艾森豪威尔而反对塔夫脱，可是现在有许多人却支持史蒂文森了。约翰思索了一下。照他后来的解释，他当时想：“虽然史蒂文森要打动的，而且有力地打动的，是人们的理智；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男子汉又是大人物，却更加有力得多地打动多得多的人们的感情。”当他的哥哥等他说话时，约翰的心中就出现了一个搞政治的典型知识分子的容貌——一个平滑的、无名氏的、神情傲慢的、椭圆形的脑袋。“是啊，”他说，“所有的鸡蛋脑袋鸡蛋脑袋(egghead)，可意译做书呆子。——译者都支持史蒂文森，但是鸡蛋脑袋有多少呢·”
斯图尔特把它用在他的专栏上。艾尔索普兄弟两人都没有把这个称呼看做是骂人的话，但他们很快就控制不住了。它适应了一种需要，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骂人的话了。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一个反对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就是其中抓住这句话的一个人。还没有了解它的由来，他便写道：“看来是在人民中间自发地产生的。”在他看来，这代表“一个自命有知识的人，他往往是一名教授或是教授的门徒，”对于“任何问题都只知皮毛”，他另外又“有女人气”、“目空一切”、“过分自大”，一个“支持中欧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一个“妄自尊大的人”，是啊，还是“一个软心肠”。布罗姆菲尔德预言，假如史蒂文森当选的话，“鸡蛋脑袋就会回来掌权，我们就会走上糊涂经济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欺诈撞骗和精神混乱的道路上去。”
突然之间竞选运动变成一场对阵恶战。两党党徒从主要人物确立的高水平降下来，相互乱骂一气，有时含沙射影，有时夸大其词到了荒谬的程度——所有这些过度行为都是有失体统的，但是历次重大的选举中都不免出现。后来对谁究竟说过什么，也弄得稀里糊涂，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些人中间，甚至对于究竟是谁在竞选，也搞不清楚了。从哈里·杜鲁门的表现来看，好像是他在竞选的样子，而亨利·卢斯看来也同意。总统坐火车前往太平洋海岸的西北部，又经过中西部回来，一路逢站必停，发表竞选演说，花了两周的时间对艾森豪威尔的聪明才智和个性品格提出疑问。《纽约时报》的安东尼·莱维罗说，杜鲁门同将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冲突”，阿瑟·克罗克把那次旅行描写为“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正直的个人品格一次持久的攻击，对于一个处在杜鲁门先生地位的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你可以在《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中看到这方面的全部情况。但是你从那里找不到多少有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事情。《生活》杂志有一期专门刊登总统和将军的图片，却一张也没有史蒂文森州长的。
艾克本人对这种情况是没有责任的。总的说来，他的竞选方式如史蒂文森那样是无可指责的，他的演说也是无懈可击的。毫无疑问，他后来希望能够改变其中一些措辞。(9月3日，他在小石城说“幸亏有最高法院，真是谢天谢地。”)其他所说的话都是天真的，最令人难忘的是他谈鸡蛋的演讲，在作这种演讲时他总是拿着一只鸡蛋高高举起，表示愤慨说，政府要向这种小小的自然产品征收上百种不同的税，可是自己又不做任何贡献(正如塔夫脱所指出的，将军不大懂农业政策)。然而，这谈不上是蛊惑人心，甚至连夸大其词也不是。埃米特·约翰·休斯在艾克重要的演说没有发表之前，就用一支蓝铅笔小心地检查一遍，在国内事务上划掉那些诸如“改革运动”之类的词，在对外政策上划掉那些诸如“解放”之类的词。留下的大部分就是艾森豪威尔的正直的愤怒。他提出的事实，可能不一定弄清楚，但像他的听众一样，他知道美国反正有事情不对头，这使他生气。
这时群众都站在他一边。“我们喜欢艾克”这个齐声呼叫的口号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号令，不如说是颂扬他的一首赞歌。正如约翰·艾尔索普所注意到的，史蒂文森企图说服人们，但艾森豪威尔则想感动他们。而他正在取得成功。詹姆斯·赖斯顿写道：社会大众“喜欢他对贪污腐化几声怒骂，喜欢他关于美国的一些议论。”后来，马奎斯·蔡尔兹写道，艾克代表了“力量、胜利、坚定的信心。千千万万的人都乐于只凭信任，只凭他的脸孔，只凭他的微笑，只凭他的美国男子气概的形象，只凭他的家庭生活的美德而相信他。”
这比卡尔·蒙特为了共和党制定的争取胜利方案——朝鲜、犯罪、共产主义、贪污腐化等四大问题——水平就高得多了。像蒙特那样的人，在共和党内是很多的，艾克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后，就不得不把他们照单全收。他本来可以干脆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来讨好对他们不满的人。但那不是他的作风(再说一句公平的话，这也不是罗斯福对待弗兰克·海格或史蒂文森对待帕特·麦卡伦的作风)。我们知道将军对共和党那些极端保守的人的看法。当詹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讲坛上想要拥抱他时，艾森豪威尔往后退缩。后来他告诉休斯说：“一同那个人接触我就感到肮脏。”10月3日，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拒绝摄影师要求他和乔·麦卡锡两人合拍一张照片，他告诉听众说：“我和麦卡锡参议员的分歧，我们彼此都清楚，我们已讨论过了。”
麦卡锡气愤地走开了，尽管那件事不久就忘记了，因为候选人当天在密尔沃基又碰到那个参议员时没有公开同他决裂。当艾克在准备那篇在密尔沃基发表的演讲稿时，情绪高昂，因此对休斯说：“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就在麦卡锡的后院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马歇尔致敬·”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就把向马歇尔致敬的话插入预发给报社的演讲稿内。这时沃尔特·科勒州长在皮奥里亚上了火车。他使亚当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侍从武官威尔顿·“杰里”·珀森斯将军相信，那句致敬的话有可能分裂该州共和党的力量。当他们向艾克提出时，他说：“你们是想要我把有关马歇尔那段话抽出来吗·”亚当斯说：“对了，将军。”艾克说：“那么，就把那一段抽出来吧。几个星期以前我在科罗拉多已把那个问题极为详尽地谈过了。”
话虽这样说，他可没有那样详尽地谈过。在科罗拉多赞扬他的老上司并不等于在威斯康星州追击机尾炮手乔·麦卡锡。正如他自己是首先发现的那样，密尔沃基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发扬正气、打击歪风的好地方。然而，他却放弃了这个机会，而且报界又让全国人民知道为什么放弃的原因。将军先而采取大胆立场继又改变主意，这不是第一次。他曾说过他将留在巴黎不走，但接着又要求派人前来接替他的职位，他也说过不愿前往芝加哥，但后来却又去了。在他的从政岁月中，这成了他的一个使人丧气的习惯，给了他的敌手一种软弱的印象，使他的手下人员晕头转向，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害怕麦卡锡——后来他会证明他并不害怕，或者是他自己愿意用下流卑劣的手段来进行竞选。
有些民主党人说他是那样的，这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凡是有麦卡锡参加，任何选举都会成为一种肮脏的场合。麦卡锡自己是努力做到这一点的。他对11月竞选结果究竟会有什么影响，无法测定。有人是相信他的，或者认为艾森豪威尔进了白宫能够比史蒂文森更好地对待他，这些人固然投了他的票，但是也有别的人因不满他的手法而投到民主党的阵营中去。选举的结果胜负不定。有四个民主党参议员同他对垒，其中一个是泰丁斯，都被击败了。但是同时，麦卡锡本人得票也不多。艾森豪威尔以979744票对622175票赢得了威斯康星州，麦卡锡则是870444票对731402票，不单比将军的要少，而且使他在获胜的州候选人中间瞠乎其后。
但他还是一种力量，他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表演就是企图在电视上给史蒂文森扣上共产党人的帽子。“阿尔杰”，他开始说，一边又在改正他的话时装出假笑，“我是说艾德莱”。没有别的人像麦卡锡在政治上那样彻底堕落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堕落到膝部——或臀部。这大概是因为你要当选的话就非得说民主党人是卖国贼，或者至少共和党人是那样想的。即使在格林贝，艾森豪威尔已经把他自己和乔之间划清了界限的地方，他也感到不得不补充几句：“我想把一个问题说得更为清楚一些，他和我要肃清政府中的那些窝囊无能、贪污腐化，尤其是从事颠覆和不忠于国的人，这个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分歧与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结果完全无关，这些分歧在于使用什么方法罢了。”
他的竞选伙伴就更为直率。尼克松一再说，如果民主党人在11月的竞选中获胜将意味着“更多的阿尔杰·希斯，更多的原子间谍，更多的危机”。他仍在鞭打已经锒铛入狱的希斯，他于10月13日在纽约向全国播送的一篇重要电视讲话中，再一次提出民主党候选人当时在审判时作的证词。他宣布俄国人从“希斯和那个集团的其他成员手中”拿到的成百上千份秘密文件，这意味着“美国男儿的生命由于那个间谍集团的活动而遭到危险，因而丧生”。他接着说：“史蒂文森先生就是被告的品格证人，或者，我是否应该说，是阿尔杰·希斯的名声、他的好名声的证人。他作证说，阿尔杰·希斯在诚实方面以及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的……这个证词……是在摆出这些事实以后，是在希斯不得不拨开钱伯斯的嘴巴看看是不是认识他的这场对质以后，是在从那个南瓜里拿出那些文件以后，是在摆出所有这些事实以后做出的……是史蒂文森先生自愿做出的。”
民主党的发言人现在指责说，艾森豪威尔朝着11月竞选走着正道，他的竞选伙伴走的却是邪道。事情就是那样，尽管不是出于某人的策划。他们就是不同的两种人。艾克小心谨慎，作为一个将军来说，可说一点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他之所以受人爱戴也在于此。他不愿与史蒂文森对阵就像不愿与麦卡锡对阵一样。对照之下，尼克松却猛冲直撞，手持凶器，好斗成性，假如说他在那年的秋天伤害了一些好人的话，那么也要说句公道话，就是有些民主党人也是带刀伤人的。
“尼克松秘密经费!”《纽约邮报》首页大字标题叫道。刊登在第二页的两行通栏标题是：
富翁的秘密经费使尼克松过着和他薪金很不相称的豪华生活利奥·卡切尔报道洛杉矶——今天揭露有一个专门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参议员谋经济利益的“百万富翁俱乐部”……
卡切尔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作家，把大部分的事实搞错了，包括在那笔经费中款项的数额及其合法性。那个银行特别账目不论在字面或精神上都是合乎法律的。从政的人，很少有足够的钱来应付他们的开支。有些人把自己妻子的名字放在政府的工资名单上，或者接受过高的法律手续费，或者在100元一客的宴会上讲话。史蒂文森也设了一笔经费，以便用来津贴那些辞退高薪的工作而为伊利诺伊州服务的人。这笔经费是由其他商人捐献的，正如史蒂文森所说，“不存在不正派影响的问题，因为在捐献者与受益人之间是毫无联系的。”
在尼克松的经费中两者也没有任何联系。捐款每笔不超过500元一年，都是交付达纳·史密斯的，他是帕萨迪纳的一个律师，担任经费信托人和经理。在两年期间内，有76名捐献者平均每人捐助了240元；讲话的录音、旅行、邮资以及寄送给以前竞选运动工作人员的圣诞卡共支去了18235元。这些用途全部记得一清二楚。没有一文给过尼克松或其妻子。此外，那笔钱从来就不是“秘密”。银行账户以及史密斯对它的管理，从一开始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某一点上，尼克松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他反共宣传的狂热中，他已成为一个玩弄无关小节的大师。钱伯斯的嘴巴里有什么，或者什么东西放在那个南瓜内，这些都和希斯的名声没有关系。的确，一个间谍的名声越是没有污点，对他越不利，因为这证明他一直在利用别人对他的信任。这就是希斯的卖国行为那么骇人听闻的原因。在那个意义上，史蒂文森的作证由于证明大家对希斯的信任，反而使希斯更显得有罪了。但尼克松反过来来看，他的推理是：希斯是间谍，史蒂文森早就认识他，因此史蒂文森是有嫌疑的。诽谤他的推理则是：有些政客是接受贿赂的，尼克松拿过钱，因此尼克松也是贪污的。《邮报》对他所作的揭发产生的影响，由于他自己在竞选运动中假装神圣而扩大了。他第一次对《邮报》的揭发的反应是完全合乎他的性格的。当尼克松的列车正要离开萨克拉门托时，一名质问者叫着说：“告诉他们那1.6万元是怎么回事!”他一听马上叫道：“停车!停车!”列车停了下来，于是他对人群讲话，但没有把事实说得合情合理，却是一笔糊涂账。他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为美国调查共产党人做的工作。自从我做了这种工作，共产党、左翼分子就用尽方法来污蔑我，甚至在我接受副总统提名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大家知道——我今天头一次透露这件事来——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继续攻击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和坏蛋，他们就要污蔑我……”
全国人民不是那么容易被转移目标的。产联已经在指控尼克松被靠资本收益的共和党人收买，“他们一看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值得投资的。”加利福尼亚免税委员会宣布要调查那笔经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寄出一封信给报刊编辑，提醒他们“国会议员如有受贿或贪污”的有关刑法条款，米切尔主席想知道艾森豪威尔在什么时候抛弃他的竞选伙伴。米切尔的推测对于尼克松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在事实还没有全部收集之前，史蒂文森拒绝做出判断。但是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则是另一回事了。假如旗手认为可以对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作不利断语，那么其结果将会造成大乱。将军没有说过他相信那一点，但他也没有称之为荒谬；随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艾克专用列车“展望”号上的沉默越来越使人难熬了。
艾克得到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塔夫脱认为那笔经费没有问题。胡佛发表声明说：“假如华盛顿市的每一个人都有像参议员尼克松那样高度的勇气、正直、爱国，我国就会好得多。”阿瑟·萨默菲尔德主席估计了一下，假如艾克改换他的竞选伙伴，共和党要多花多少印刷费，但接着又说，那是不可能的。
将军本人犹豫不决。他叫布劳内尔从夏威夷请参议员诺兰回来，作为一个可能接替尼克松的人，另又指示保罗·霍夫曼监督对那笔经费进行彻底调查。遵照霍夫曼的命令，50名律师和会计师开始连续一昼夜的审计。他们发现在各个方面都是光明正大的。这时在艾克专车上的记者要求他发表意见。他正式说，他对尼克松为人诚实是信得过的，并且相信参议员为了洗清自己会把“所有的事实光明正大地摆在人民的面前”。那完全不是副总统候选人所希望他说的话。那些话听起来好像他还得要证明他是清白无辜的人。将军的心中确是那么想。当他同报道他旅行的记者一起喝啤酒的时候，记者们问他：“你是否认为尼克松的问题已经结束了·”他皱起眉来回答说：“一点也不是。”他实在不很了解尼克松，他说，他只和他会过一两次面，他想获得有关那参议员为人诚实的证据——事实、数字、姓名、日期。他反问道：“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像犬齿一样的洁白，对华盛顿的乱七八糟事情要进行肃清又有什么用处呢·”
将军的评论传到了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尼克松处。据《先驱论坛报》厄尔·梅佐说，如果那天晚上在那里投了票，“艾森豪威尔在尼克松的工作人员中连一票也得不到。”站在副总统候选人一边的是乔蒂纳和威廉·罗杰斯罗杰斯于1969～1973年担任尼克松的国务卿。。“我们接到许多电话，大家都提出了主意，”罗杰斯后来说，“那天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有些把握地肯定这件事情会顺利解决的。”
大约在同一时候，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在电台和电视上向人民说清楚。杜威向尼克松建议，要尽快这样做。尼克松同意，但他认为他有权首先对艾森豪威尔谈一次话。他同“展望”号专用列车打了直通电话。说了几句寒暄的话以后，参议员便谈了杜威向他提出的建议。他说：“我一切由你做主。”接着他又说：“我希望你知道，现在或者以后任何时候，你如决定要我退出竞选，你可以肯定，我将立刻遵从你的判断来做。”艾克说他认为不会需要他来做出这个决定的，这样尼克松就火了。他白白地受到了大家的嘲弄，他表示要为党的事业而牺牲自己，当然，旗手是可以帮一些忙的。他于是明白告诉那位五星上将，要么做出决定，要么就让位给别人。
两小时后，尼克松接到消息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参众两院竞选委员会保证付出7.5万元，供他在电台上向全国作半小时的解释。共和党的巴顿、巴东、德斯坦、奥斯本广告公司已经和全国广播公司64个电视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4个无线电台，共同无线电网560个电台全部挂上了钩。他们想要知道参议员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很好的空隙时间，那就是在《我爱露西》节目之后。尼克松说：“不可能。”他要回到加利福尼亚去，整理一下他的思想。不过，他可以在第三天晚上准备好。于是就决定他在米尔顿·伯利的节目之后上镜头。在联合航空公司定了下一班飞往洛杉矶的机票后，参议员就准备前往那里的大使旅馆关起门来作准备。
在途中，他从面前的坐位抽出一扎联合航空公司的纪念明信片，写下了一些粗略的笔记：
切克尔斯……
帕特的料子大衣——
林肯提到普通人的话(·)
后来他解释说他曾想起切克尔斯，那是尼克松家里的狗，因为罗斯福在1944年的竞选中曾巧妙地利用过他的狗法拉。在俄勒冈州尤金市，有一个标语牌上写着“没有貂皮大衣给尼克松”，他想，他的妻子果真没有一件。林肯那句话比较复杂一些。米切尔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当不起参议员，他就不应谋求那个职位。”那是一句愚蠢的话。如果那句话有什么意思的话，那就是只有富人才应该到华盛顿去。林肯不是说过上帝爱普通人，因为他创造了这么多的普通人吗·事实上林肯说的是“相貌普通的人”。尼克松对前来机场迎接的人群——为数甚少使人失望——表示了感谢之后，就在大使旅馆内打电话给保罗·史密斯，他在惠蒂尔学院时的历史学老教授，要求他核对林肯的引语。
竞选运动出现了怪现象。运动停顿了下来。群众把总统候选人都忘记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上。为了报道说他患了精神崩溃，电视节目也临时打断，后来又为了报道说他的健康情况良好而又打断；关于他打算说些什么话，越来越众说纷纭。甚至连艾森豪威尔也好奇起来。在他的指示下，亚当斯打电话给乔蒂纳，问他到底要说些什么。乔蒂纳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亚当斯说：“哦，得啦，你一定知道的，他不是有稿子吗·”乔蒂纳说他没有。于是亚当斯问：“对报界怎么办呢·”
“我们在旅馆为他们装置了一些电视机”，乔蒂纳回答说，“我们也有一些速记记者把讲话一页一页地记录下来。”
“我说”，亚当斯说，“我们要知道他打算说些什么。”
“谢尔曼”，乔蒂纳说，“如果你想知道他要说些什么，那就跟我一样做。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收看。”
事实确是如此。尼克松讲话的大意已准备好，但没有底稿，而且他还没有决定怎样结束那篇讲话。杜威曾向他建议，要求选民写信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那似乎是很好的主意，但他们应该写些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压力与时俱增，而报刊的评论仍对他怀着敌意。洛杉矶《每日新闻》报道：“只要得不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将会被认为是赞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亲信所做出的决定——那就是，只要他们的候选人中有一个受到怀疑，哪怕是一点点的怀疑，贪污问题就不能继续成为竞选运动的争论点。这样，尼克松很可能被要求退出竞选。”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亲信并没有做出那样的决定，尽管将军确实关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有一件事情我是相信的，”将军对亚当斯说，“如果尼克松必须退出，我们就不能获胜。”那天傍晚，惟一吸引艾克的兴趣就是在电视机前面占个坐位。他那天晚上要在克利夫兰大会堂讲话，在讲话前大会堂的经理把他带上三层楼到电视机前面的一个坐位坐下。玛咪和反尼克松经费的《先驱论坛报》发行人威廉·鲁滨逊，和他坐在一起，萨默菲尔德和吉姆·哈格蒂则靠在墙边站着。
当时，尼克松正准备离开大使旅馆前往全国广播公司设在好莱坞的卡皮顿剧院演播室。那些摄影师、电机师和控制室的工作人员都已在那里整天演习；每一个人都已作好准备，只有主角一人除外，因为他还没有决定怎样结束他那篇讲话。他正在与乔蒂纳和罗杰斯谈话，讨论着用什么最好的办法使他的听众可以发表对他的意见——写信给他呢，还是写给艾森豪威尔，还是写给全国委员会——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接线员说是长途电话，是一位查普曼先生打来的。“查普曼先生”是杜威的暗号。尼克松叫乔蒂纳对电话说，无法找到参议员来听电话，但那州长仍坚决要求要和他谈。尼克松只好勉强地把话筒拿起来。
杜威对他说：“艾森豪威尔的高级顾问刚才开了一个会议，他们叫我告诉你，他们的意见是要你在广播的演说结束时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辞呈。你是知道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的责任是把这个建议转告你。”
尼克松吃惊之下，说不出话来。杜威摇了摇听筒，他说：“喂，喂，你听到我的话吗·”
尼克松问道：“艾森豪威尔要我怎么办·”杜威也不知道，他没有直接和那位将军谈过话。尼克松说：“他们到现在才把这样的建议转告给我，真有点儿晚了。”
杜威坚持问道：“要我怎样告诉他们你怎么办呢·”
尼克松气得爆发出来，“就这样告诉他们吧，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要知道的话，那就最好去听广播!并且告诉他们，我也懂得一点儿政治的!”
洛杉矶下午6时，在东部是下午9时——距离广播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修脸、淋浴和穿衣以后，尼克松发现杜威的电话使他激动得连发言提纲也记不住，他得拿着提纲讲话。在剧场里，安排节目的负责人把他和帕特带到里面去，问他将要做些什么动作。尼克松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就把电视摄影机对准我吧。”还有三分钟就要上电视镜头的时候，他一度想不讲话了。他对帕特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能够过这一关。”她说他当然能够，这时要另想办法已为时太晚；那时他的名片已经出现在电视上，摄影机转过来对准他。他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晚上，我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也作为一个本人的诚实和正直受到怀疑的人来到你们的面前”。
他叙述了那笔经费的目的和使用情况。他说，那笔钱单纯用于竞选的开支。既然他连那笔钱也从未见过，因此，按照联邦法律，没有一点是应该纳税的，或者要申报的。他继续说：“有人会说：‘好吧，参议员，也许你可以捏造这种事实。怎样能使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你拿了一些现金呢·有没有可能你假公济私呢·’因此，现在我要做的——附带说一下，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我就要在此时给这次电视和电台的听众讲我的全部财务历史，我所挣的，我所用的，我所拥有的一点一滴。”
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说到现在，他说现在他拥有：
一辆1950年产的奥斯摩比耳牌汽车；
他父母所住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的3000元产权；他在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产权；人寿保险额4000元，加上一张当兵保险单；没有股票，没有公债，其他一切都没有。
他所欠的：
加利福尼亚州住房的1万元债务；
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债务；
华盛顿里格斯国家银行4500元欠款；
欠我父母3500元；
人寿保险欠款500元。
“好啦，差不多就是这么多了。”他说，“这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也是我们所欠的一切。这不算太多。但帕特和我很满意，因为我们所挣得来的每一角钱，都是我们自己正当挣来的”。
到那时，他无疑地已把听众争取过来了。在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同罗斯福所说的被遗忘的人对垒后，共和党终于提名了一个千千万万人能够把他看成自己人的人。尼克松谨慎地以一个普通人姿态出现。尽管在战争年代他曾到过“炸弹飞落”的地方，并且很可能有资格领到一两个星形勋章，可他并没有自称有什么英勇行为。然而，他演说的关键是详细谈了自己的经济收入情况。那毕竟是一次关于金钱的讲话，而把他所有的，曾经有过的每一分钱逐一公开出来，就像他正在讲给听众一件他们所熟悉的事的一样——用了两年的汽车、住房的抵押、为数不多的人寿保险。这里这个人显然知道他要操些什么心来矫正小孩的牙齿，改装锅炉，或者要支付电视机下期的款。他巧妙地说，一个像史蒂文森州长那样“继承了他的父亲一笔财产”的人能够参加总统竞选固然是好，但“一个收入不多的人”能够参加竞选也同样是好的，因为他们都会全部记得林肯所说过的关于普通人的话……
民主党人诽谤他固然操之过急，共和党人说要抛弃他也不免过于惊慌，现在，他却洗清了自己。但尼克松是个劲头很大的人，他不愿意到此地步就停止下来。这是他给全国留下一个不能磨灭的印象的机会——要像布赖恩布赖恩(1860～1925年)，美国政界领袖，主张铸制银币自由，曾作著名“金十字架”演说，有助于1896年民主党总统竞选。——译者所作的金十字架演说和柯立芝对付波士顿警察罢工那样去做——他打算用尽一切办法来利用这个机会。
他对听众说：“我还应该说一说——就是帕特没有貂皮大衣。但她却有一件体面的共和党人的料子大衣，而我常常对她说，她无论穿上什么，都是好看的。
“还有一件事情，或者也应该告诉你们，因为如果我不说出来，他们也要说我一些闲话。在提名之后，我们确实拿到一件礼物。得克萨斯州有一个人在无线电中听到帕特提到我们两个孩子很喜欢要一只小狗，不管你们信不信，就在我们这次出发作竞选旅行的前一天，从巴尔的摩市的联邦车站送来一个通知说，他们那儿有一件包裹给我们。我们就前去领取。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用柳条篓装着，是他们从得克萨斯州一直运来的——带有黑、白两色斑点。我们六岁的小女儿特丽西娅给它起名叫‘切克尔斯’。你们知道，这些小孩，像所有的小孩一样，喜爱那只小狗。现在我只要说这一点，不管他们说些什么，我们就是要把它留下来。”
他说，在全国的联播电视中出现，“赤裸裸地公布你的生活，像我所做的那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国家正处在危急中，而惟一的能够拯救他的国家的人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你会说，为什么我认为国家正处在危急中·我说，看看记录吧。杜鲁门-艾奇逊执政七年，发生了什么事·6亿人民丢给了共产党。”)他正在接近高峰。时钟告诉他，他在时间上落后了。
“我了解，你们极想知道我究竟是不是还参加共和党竞选，或者退出。让我这样说：我不相信我应该退出，因为我不是一个临阵逃脱的人。顺便说一句，帕特也不是一个临阵逃脱的人。到底她的名叫做帕特里夏·瑞安，她是圣帕特里克节那天出生的——你们知道爱尔兰人从来不是临阵逃脱的人。”事实上她于1912年3月16日出生，圣帕特里克节的前一天，洗礼时命名为西尔玛·凯瑟琳·瑞安。帕特是她父亲给她的爱称。她的母亲是德国人。
他继续说，但是决定不是由他来做的。他已决定——就在他讲话的那一时刻——“通过这次电视广播”把整个问题提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考虑。他要请他的听众协助委员会做出决定：“写信、打电报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告诉他们，你们认为我应该留下或者退出，不管他们怎样决定，我一定照办。”
一个负责安排节目的人悄悄地走入播音室，拼命做手势向他提示，给他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尼克松看来好像没有看见他。他的眼睛，继续向着电视摄影机讲下去：“……就让我说最后的一句话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要继续这场战斗。我要走遍美国进行竞选，一直到把那些骗子和那些保护他们的人赶出华盛顿为止。诸位，请记着，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伟大的人。诸位，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投艾森豪威尔一票，就是为美国的利益投一票——”
讲话结束了。在克利夫兰市，艾森豪威尔转过身来对萨墨菲尔德说：“好啦，阿瑟，你的7.5万元肯定没有白花。”
在卡皮顿剧院，尼克松对那个负责安排节目的人说：“我非常抱歉，我的讲话过了时间。我把节目弄糟了，对不起。”他一面向那些电机师致谢，一面把他的讲话笔记稿收拾起来，叠得整整齐齐——接着，一阵狂怒，把那叠东西用力地扔在地板上。乔蒂纳喜洋洋地走进来想向他致贺，但怎么也安慰不了尼克松。“不，这是一次大失败，”他说，“我不能及时结束讲话。”在更衣室里，他转身避开了他的朋友，哇地一声哭起来。
后来，他又有一次机会回忆那次事情。在他所写的书《六次危机》里，他将回忆起那些被他的雄辩口才所感动的摄影师眼里的眼泪。在他的回忆中，化妆师对他说，“这一回可把他们镇住了，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精彩的广播的。”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都抢着打电话来祝贺，使播音室的电话总机应接不暇，“电视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那次广播是出乎意外的成功。”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在紧接着演说之后，他老是想着一个念头，那就是在他刚要开始告诉他的听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地址那句最重要的话时，镜头红灯闪烁一下就熄灭了。他的时间卡得不紧使他们没有听到那个地址。而没有通讯地址——他这样推论——他们就无法答复，委员会就根本不会收到函电。当他走近停放在外面的汽车时，一只爱尔兰大猎狗摆动着尾巴跳奔出来。他闷闷不乐地对帕特说：“好吧，我们至少在狗世界里得到了成功。”
在大使旅馆，他发现他的广播演说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当他走进门厅时，欢呼声四起。在那里他接到达雷尔·扎纳克好莱坞著名制片人。——译者打来的电话，告诉他那次演说是“我见过的最精彩表演”。在一小时内消息传来说，在全国各地的西方联合电报局门口都挤满了不少的人。他的工作人员开始把全国各地反应的消息一点一滴地汇集起来。按照尼尔森调查数字，在全国的电视听众中，有一半人收听了那次广播。加上无线电听众，听众共有六千万人。其中，粗略计算，就有一百万人打过电话，打过电报或寄出信件。从邮局汇来的小额捐款有6万元，几乎足够付那次广播的费用了。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个人胜利。尽管在开始时他不知道他引起的影响有多大，但到夜里他就知道，几乎每一个著名的共和党党员都发给了他赞扬的函电，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里没有传来任何信息。
事实上艾克曾致电向他祝贺，但他的来电在雪片一般飞来大批的电报中遗失了，由此而造成的误会，在尼克松和将军的顾问之间的关系中永远留下了伤痕。从克利夫兰传到大使旅馆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半小时的广播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不够的，他要一次面谈。这一点，部分是确实的。艾森豪威尔确实感到半小时未免太短。为了面子起见，他觉得他们两人应该在次日傍晚，在惠林私下面谈一下，从此就不再提那笔经费的事了。他原来以为在向尼克松的电视演说表示敬慕的电报中，尼克松早已接到他的建议了。尼克松经过这许多难以忍受的紧张的日子之后，结果竟是这样，未免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失望，这使他大发脾气。“他还有什么可以要求我的·”他大声地说。于是，他把秘书罗斯·玛丽·伍兹叫来，口述了一封电稿，向萨默菲尔德表示辞去副总统候选人，叫他们另请高明。在那封电报没有发出之前，乔蒂纳就把稿子拿去撕毁了。尼克松自己也改变了主意，但他们两人都决定，最好是把前往惠林会面的邀请置之不理。尼克松到蒙大拿州米苏拉搭他的竞选专车继续从事竞选。一封不服从上级的电报送到艾克手上：“星期日到华盛顿，在你以后任何合适时候和你面谈。”
在这封电报仍在送发的途中就接到了萨默菲尔德打来的电话。他向乔蒂纳问道：“喂，默里，你们那边事情进行得怎么样·”
乔蒂纳答道：“不怎么好。”
“不怎么好，你这是什么意思·”
“迪克刚发了一封向将军辞职的电报。”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把电稿撕掉了吧·”
“是的，我把它撕掉了，但我不敢断定他会不会再写。”
“那么，迪克打算飞到惠林去见将军吧·”
“不，我们今晚要飞到米苏拉去。”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必须说服他到惠林来。”
“阿瑟，我们相信你。如果你能直接从将军那里给我们个人的保证，说迪克在将军的赞同之下留在候选人名单上，我想我就能够说服他。否则，我知道我办不到。”
在萨默菲尔德还没有来得及回电话之前，尼克松的一班人就已离开，前往蒙大拿州去。但是，伯特·安德鲁斯从克利夫兰打来的电话在机场找到了尼克松。安德鲁斯提醒他，不能要求艾森豪威尔——一位五星上将和党的领袖，会飞往他那儿和他会面。现在是他该把经费问题忘掉的时候了。新闻界挑剔的人已经把目标转到其他方面去了。《先驱论坛报》评论说：“真相澄清了。”当时也有些不同意的人。沃尔特·李普曼说那些反应“由于现代电子学的扩大作用，纯粹是暴民法则。”而《剧艺报》则认为，那次电视广播是“一场狡猾的演出……利用了‘不过是个老实人比尔’和‘星期天的女朋友’这一类容易掉眼泪的人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投了票，以107票比31票赞成候选人名单保持原样。为了强调这一点，尼克松在蒙大拿州终于接到艾克发来的电报：“演说极佳……我个人决定将以个人结论为根据。如能立刻飞来见我，将十分感激。明天我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我对你的个人情谊和敬慕都极其深厚，绝未减少。”
尼克松在米苏拉经过几次象征性的出现和两小时的小睡以后就飞往西弗吉尼亚州去了。在惠林的机场上，当他仍在机舱内替帕特穿上共和党的料子大衣时，一个单独的人影离开了下面的人群，飞步走上机梯。那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你来这里干什么，将军·你用不着到这里来迎接我们。”艾克把他的手臂伸出来搂着他的竞选伙伴的双肩，说道：“我为什么不来呢·你是我的人呀。”当他们在机场候机室摆好姿势摄影时，尼克松的眼睛开始孕满了眼泪。
他现在有大批同情者了。表示良好祝愿的人送给切克尔斯一大批各式各样的狗颈圈、手织狗毯子、一个狗窝以及大量的狗粮，足够一年之用。这只长毛垂耳的小狗已成为全国最闻名的家畜了。甚至那些对那篇演说认为遗憾的人都用它作为标准，判断尼克松后来的演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广告报》说：“这个令人作呕的逐步扩散的邪恶祸害竟变成了一个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接着，发现在他身上有些可以赞扬的地方，《广告报》的社论作者又在那句话中加上一句：“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消除我们以前的想法……这个新尼克松使我们高兴。”
艾森豪威尔最重要的两篇竞选演说的第一篇是10月16日的傍晚在底特律市举行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纪念基金会的晚飧会上发表的。他对外交政策的政治家风度的处理赢得了《纽约时报》对他竞选的支持，而该报以前是一直倾向于史蒂文森的。在他10月24日在底特律发表的第二篇演说中，将军许下诺言，说如果他当选，“我将前赴朝鲜。”杜鲁门把他那个诺言称为噱头，史蒂文森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前往白宫”，这使他的随从听了大乐，但艾森豪威尔却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那场战争仍然是美国最使人烦恼的问题。毫无疑问，人们感到，随着全国最伟大的军事英雄赴前线进行访问，以后情况必有变化。“实际上，”后来美联社的杰克·贝尔写道，“那场竞赛就在那天晚上结束了。”
但是，双方相互乱骂仍一直继续到竞赛的最后一分钟。到11月第一个周末竟有谣言胡说：史蒂文森是个搞同性关系的人；玛咪是个酒鬼；“艾德莱”是个犹太人的名字；艾克已经死了，但他的随从不肯承认。自从1936年罗斯福与兰登竞选时混战一场以来，这一次竞选运动是最丑恶的了。11月2日那个星期天，一辆贴上史蒂文森特大标签的汽车被挤得从宾夕法尼亚公路掉下沟去，汽车司机被打得昏过去。在密苏里州的乔普林，一个与尼克松参议员没有关系的名叫雷蒙德·尼克松的人接到了三次恐吓电话；新奥尔良市警察局报告发生了11宗殴打案，全部都是政治问题引起的。谢尔曼和雷切尔·亚当斯夫妇在纽约度过选举日。那天傍晚，辛克莱·威克斯询问他们曾到那里去。他们说，在布朗克斯动物园，观看野兽。
“这同竞选运动相比，倒可换换口味。”他说。
“不，”雷切尔说，“变化不大。”
在伊利诺伊州利伯蒂维利，史蒂文森在选举的那一天访问了一所学校，投票站就设在那里。“我想请求你们孩子们，用举手来表明，有多少人想做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像我这样，”他说。差不多全部学童都举起手来。“好啦，差不多全体一致，”他说，“现在我想请问所有的州长，是否他们愿意做你们中的一个小孩。”他举起了自己的手。他情绪高涨，充满信心。他的工作人员每人出五元钱作赌，每人用一张纸条写上对选举人票的猜测。他在自己的纸条上预测会赢得381张选举人票，压倒的优胜。其他的人倒没有那么乐观，尽管没有人会认为他会失败。
在前一天早上《纽约时报》头版的大字标题是：据调查结果，选举结果极难确定。那条消息开始说：“既不是共和党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是民主党的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目前可以认为肯定当选。”这句话是总结《纽约时报》记者进行的第七次全面透彻的调查。那些在四年前预测错了的人，现在十分谨慎小心。民意测验所小心翼翼地记下数量极大的举棋不定的投票者，认为这些流动票可以平均分给两个候选人。结果差不多所有的流动票都投给了艾森豪威尔。那些民意测验所没有注意到或者忽视的是，这些中间派的绝大多数都是新登记的选民。以前不想投票的选民如果前来登记投票，一般都是来投抗议票的，那一次也是这样。这是1932年以来第一次大转向，全国转向了共和党。
艾森豪威尔以33936234票对27314992票取得了胜利。共和党报纸社论作者把那次胜利解释为全国人民赞同自由企业，预言在总统就职日时钟报午的时候，一个讲究效率的企业家政府会把彭得格斯特式政客全部驱走。《芝加哥论坛报》在检查从新建郊区送回的竞选结果报告时，高兴地笑道，新鲜空气对那些从城市选区迁出的人的判断制造了奇迹。那就无疑会改变他们的政见。新郊区的那些年轻夫妇原来是从倾向于罗斯福和杜鲁门一边的街道出身的，现在却转而支持艾克了。得胜的候选人在长岛的莱维特镇得到66%，在伊利诺伊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得到69.4%的选票。
艾德莱·史蒂文森虽败犹荣。在美国历史上，他所得到的选票比任何一个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为多——甚至，除1936年的罗斯福和这次的艾克以外，他也比以往任何获胜的候选人都要多。虽然艾森豪威尔在531选举人票中获得442票来结束那次竞选，但是他的胜利和最后三届共和党总统比较起来，给人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他的多数低于11%。而那三位则是：28%(哈定)，30%(柯立芝)和18%(胡佛)。此外，尽管他多得选票600万，但是在国会中他仅勉强得到一个共和党的多数。在新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是十票；而在参议院则仅仅是一票。
然而，1952年的选举却像1932年的一样，是一次关键性的选举。民主党仍然是一个较大的党，在登记选民中，比例是5∶3，但登记的意义不大；那些坚定的民主党人的数目——共和党人称呼他们为“机械反应的自由主义派”——已经减少了。你是“为那个人，不是为那个党”投一票，已经成为一句时髦的话，好像那些投过罗斯福的票的人不是那样似的。无党派者的登记当时已增加到超过全体选民20%。在美国国会的历史上，控制权牢固地掌握在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联盟手上。那个联盟当初是15年前成立的，当时是为了与罗斯福的法院革新法案进行斗争。它对立法改革所采取的怀疑态度适合了国民新的情绪——保守、自满，尤其是对离经叛道很有警惕。
选举日那天晚上，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斯普林菲尔德他的地下室办公室办理州务，从一个手提小收音机收听选举结果的报告。他已写好了两个声明：一个是对获得胜利表示感谢，另一个是承认失败。那晚9时，当布莱尔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满不在乎地问道：“怎么样，比尔，是‘A’还是‘B’·”布莱尔回答：“恐怕是‘B’吧，州长。”“好吧，”史蒂文森说。
1时43分，他抵达利兰旅馆的门厅。他一边高兴地向着那些垂头丧气的义务工作人员微笑，一边走向一排话筒的面前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战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在竞选运动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英勇无畏的对手。现在他将把这些品质贡献出来，领导我们度过今后的四年。”在宣读了他那封承认失败的电报后，他的眼光穿过人群看向远处。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全部都感觉到这一点。摇滚舞音乐一代的民主党人，在他们自己党的几届政府下，都已成长起来。现在，随着改革时代的过去，他们看不见前途。同样，他也看不见前途，但是作为他们的领袖，他还想说一句话。停顿一下以后，他说：“当我走到街上时，有人问我有何感受，这使我想起一个同乡经常讲的故事——那位同乡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黑暗处绊了一跤的小孩。他说他年纪已经不小，不能哭了，但又觉得太痛，也笑不出来。”
他离开了。千千万万的人发现，至少是当晚，他们不是由于年纪太大而没有泪。在那个灰心丧气的时刻，他们第一次感觉到共和党人20年来所体验过的那种处于在野地位的寂寞荒凉的痛苦——习惯于掌握权力的人一旦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时所感到的沮丧。
11月5日星期三那天，在白宫和在利兰旅馆的民主党人起得很晚。但艾森豪威尔将军倒不是那样。他一早起床，飞往奥古斯塔去。那位当选总统把高尔夫球放在对准第一个洞的发球点上时，天色尚早，阳光灿烂。他击出的第一个球飞出差不多有250码，一直落到那条通道。两个身材结实的青年人对他强有力的击球向他致敬，他向在一起的其余的人介绍，这两个人是保卫总统的特工处人员。